摘要：作为物质遗存收藏之地的博物馆与流传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原本存在着一条鸿沟。逐渐更新的博物馆叙事方式不仅灵活地实践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与方法，也积极拓宽了博物馆的应用领域，使其变成一个更具包容性和贴近大众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
关键词：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叙事；公共文化
自18世纪博物馆作为公共机构在全球兴起，博物馆便被认为是以人类物质遗存为主要收集对象的场所，故其收藏品有“文物”之名，博物馆也因此一度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物证”。英国博物馆协会（The Museumrs Association of the UK）对博物馆的定义“收集、保护和获取有考古价值的制品与样本，为社会进行托管……”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其实，自博物馆出现便与文化史学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考古—历史—民族”成为博物馆存在的重要逻辑。考古学研究在此一过程中先后经历了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两个阶段。过程考古学把文化视为人适应环境的方式，从文化的系统、生态以及进化的角度强调对人类过去历史的研究与阐释。后过程考古学则强调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理论，以多维的视角发掘考古材料的意义，以期达到一种更加以人为本的考古学。尤其，在文化遗产理论话语的研究方面，后过程考古学呈现出更为鲜活的当代视野，它强调以一种古今交融与多元参与的方式将文化遗产融入大众的生活当中，成为现实存在的一部分。如果说过程考古是从功能意义上关注文化，后过程考古则是从人的主观能动性上观照文化。在这一思维转换的背后，后过程考古学对当代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积极的吸收与接纳，这些理论包括诸如后现代、后殖民以及女权主义等时代观念，将考古学与政治话语、身份权力以及文化遗产等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博物馆的功能在文化领域得到了重新认知，博物馆的研究也逐渐超越单一的物质文化的限制，景观、身体、记忆、情感政治等成为博物馆领域关注的内容。换言之，今天的博物馆的实践正呈现出从历史学的立场转向社会学立场的趋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博物馆不仅重新显示了它的社会定位，促成了对既往博物馆的展览与展示方式及功能的反思，也改变了其与公众进行沟通的叙事和话语模式。20世纪兴起的新博物馆学对传统博物馆以实物的收藏与展示为中心的静态方式产生质疑，开始对博物馆在“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功能与职责上提出要求。进入21世纪，关于博物馆叙事的理论探讨再度引发学术界热议。博物馆的叙事功能在当代的延伸成为焦点。如，英国卡迪夫大学文化学者珍妮·基德（Jenny Kidd）认为博物馆应成为集体记忆与情感的叙事空间，“无论是作为物理建筑还是机构场所，博物馆都是要讲故事的；其叙事的本质是展开集体记忆，即一个群体在情感和认同基础上的历史叙事”。《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的作者珍妮特·马斯汀（Janet Marstine）从“媒介”的视角将博物馆视为一种“特定的共同体通过规制其间的展陈与活动，进行自己历史与身份的叙事，从而建构起某种特定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美国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和教育研究中心著名学者斯蒂芬·威尔 （Stephen Ｅ．Weil）认为博物馆的核心功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原初的收藏与保护功能在当代正向传达与阐释演变，“因此，要通过叙事激发观众的思考，实现博物馆与观众之间沟通与交流”。受学界的研究影响，21世纪中国的博物馆学界开始将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应用至博物馆叙事研究当中。如张婉真在《当代博物馆展览的叙事转向》一书中指出：“探讨展览叙事转向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有意识去关照不同的学科领域与不同文化产品类型的过程。这反映着博物馆研究的必然，因为博物馆是如此一个交织融合各个学科领域又是如此跨领域的场域。”这些对于传统博物馆叙事功能的反思，以及对博物馆在当代关于文化观照的社会性思考，一方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博物馆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博物馆实践与其他文化领域的交互与融合。法国哲学家、语言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ethes）在20世纪60年代做出了一个前瞻性判断：“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 （narrative），除了文学作品以外，还包括绘画、电影、社会杂闻、会话，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固定或活动的画面、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
至20世纪晚期，叙事学开始呈现“认知论转向”与“跨学科趋势”，曾经作为语言学概念与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的“叙事”如今已经被广泛地运用至文化与社会学领域。“叙事无处不在”也已成为后经典叙事学（post classical narratology）的纲领性口号。尤其是在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社会空间”理论影响下，叙事理论更为注重与空间关系的探讨。随着西方“叙事理论”被引入社会空间领域，关于博物馆叙事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也成为博物馆界及学术界关注的课题。从博物馆传统意义上的叙事方式来看，由于博物馆侧重收藏与展示的是物质遗产，因此多以经典的历史物证所表征的社会事件以及在此基础上串联起的历史逻辑进行一种“宏大叙事”，因此，对“集体意志”与“逻辑正确”的强调成为此种叙事的显著特征。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曾将博物馆描述为一个高级文化的静态支持者，其行为大多为了民族国家、阶级和社会控制的目的而协调物质文化碎片。承载国家意识形态的博物馆通常扮演着纪念性的公共角色，期望其代表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共识，进而通过叙事，成为国家身份政治的组成部分。博物馆叙事的相关研究也以实际案例来论证该叙事理论的适用性与合理性以及博物馆叙事的技术性等问题为主。从博物馆收藏角度而言，在“非物质文化”概念提出之前，“非物质”被博物馆接纳处于一种附属状态，像工艺美术类博物馆与民俗类博物馆基本上是通过物质载体对民间记忆与独特的文化习俗等进行研究。具体言之，这些博物馆的收藏仍定位于地方文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物证，通过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传统记忆研究，集中反映当地的生活形态与社会历史。民间流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存在形态。因此，其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恰恰是通过有效的叙事来实现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家黛安娜·埃伦·戈德斯坦（Diane Ellen Goldstein）认为：“'叙事’是民俗学惯常采用的研究范式，学界与公众对于民间话语的认知转变，集中体现在'叙事’和'地方性知识’两个文化领域。民俗学领域的专门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叙事和表达的文化。”△ 美国应用民俗学的特质、方法与实践——戈德斯坦教授访谈录与传统的博物馆叙事方式所强调的“整一逻辑”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叙事由一个个民间文化传统的历史切面构成，注重“个体叙事”与“局部叙事”的鲜活性，强调对具体人、事、物“背后的故事”延续性的保护理念。在此种情形下，如果让传统的博物馆叙事去对接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可能会导致将其“凝固化”与“标本化”的困境。英国学者斯坦夫诺（Michelle Stefano）在经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后发现目前（欧洲）大多数博物馆依然将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历史作为其工作的重心。他坦言，一些欧洲国家的博物馆馆员在谈及对“过去历史的再现”时的基本共识是“我们关注那些传统是如何进行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它们已经不存在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性质上的狭隘认知甚至使得一些传统博物馆直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混同并从属于物质类遗产，而对于民间传统的活态延续性并不关注。基于此种陈旧观念之上的博物馆实践，导致其无法将文化判断拓展至以活态与变化为本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由此可见，建构起一套符合时代视野并适合自身发展的叙事理论来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确保博物馆在当代担当起保护和传承文化多样性与鲜活性的职能。对此，美国史密森文化遗产与民俗生活中心学者库伦（Richard Kurin）所论“博物馆可能并不擅长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问题是，也许没有比博物馆更好的机构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显得既现实又客观。一个生动的例证便是：按照既往的叙事套路，被弹了上千年的古琴从进入博物馆那一天起便再也没有被弹起过，成了名副其实的“死琴”，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几近丧失；在转换了单一的物质化收藏与展陈的思路后，活态的非物质文化基因被成功地激活，令一度以“文物”自居的古琴重新焕发生机，一时导致“古琴热”在社会上流行。“古琴艺术”这一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恰是在更新的叙事方式中得以有效地保护与传承。其实，关于“非物质”观念的相关实践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民艺运动”影响下的日本博物馆建设风潮。当时的日本将日常生活中以机器制造为主的生产现象作为批评对象，期望通过对传统手工艺的复兴来超越工具理性带来的生存状态。在这一背景下，日本的首家民艺馆于1936年成立，该馆收藏、展示了17000多件来自民间的手工艺展品，涵盖绘画、雕刻、陶瓷、金工、染织等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此举将民间文化与技艺传统的传承问题正式提了出来，涵盖手工艺与现代生活脱节、手工艺传承危机、民间技艺市场萎缩等现象，进而引发了社会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及民间技艺的传承等问题的讨论。其间，博物馆作为对传统工艺的展示与传播场所，成为让手工技艺回归日常生活的有效路径。日本1951年制定的《博物馆法》对“无形文化遗产”进行了相关阐述：“博物馆应从无形文化遗产抢救的角度出发，在展示博物馆应有形态的同时，也应承担起博物馆振兴无形文化财的职责。”这应该是在法律层面上最早涉及“非物质”文化的文本内容。1967年，美国国家博物馆史密森尼学会以促进多元文化形态共存为目标，策划了深受博物馆界好评的“史密森尼民俗生活节”（Smithsonian Folklife Festival）。该节日以活态文化遗产及其传承者作为关注对象，以展览的方式展示相关社区的文化遗产项目，内容涵盖美洲银器制作、铁艺、陶艺、雕刻、编织、纺纱、刺绣以及玩偶制作等民间传统行业及相关艺术家。此外，为了渲染节日气氛，现场还举办了不同地域如印第安、苏格兰、俄罗斯与中国的音乐歌舞表演等项目。将无形的文化遗产“节日化”的实践明确地表达了博物馆对于“活态文化”传承的重视。史密森尼学会认为博物馆应该“直接与文化个体一起工作、合作研究，参与到基层社区中去，理解他们的价值观以及他们正在从事的文化活动，提升这些群体的自我展示与文化民主，以避免文化强权和文化濒危”。如今，这一展示世界各地活态文化遗产的节日已经举办了50多届，不仅每年都吸引大量参观者，还引得不同国家与地区纷纷效仿。1988年，世界文化政策大会正式将“物质文化遗产”（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并列，使二者成为人类文化遗产存在的两个维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接纳成为博物馆必须面对的一个时代课题。相关实践始于20世纪90年代，首先在一些以民俗学、人类学为主题研究的博物馆中开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评估与整理工作。其中一些“非西方世界”博物馆的相关实践逐渐引起业界的关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公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鼓励社会机构尤其是博物馆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墨西哥土著艺术中心、巴西方丹戈生活博物馆、印度尼西亚加浪岸的蜡染布博物馆等诸多案例被纳入其中。这些在地化的博物馆致力于本土民俗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保护，建构与时代文化生活的紧密关联，呈现出一种从民间、传统向社区、日常回归的积极姿态。进入21世纪以来，博物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性保护持续引发了博物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研究的关注，“非遗学”渐成体系，博物馆也因其针对性实践逐步发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载体。如，2001年由挪威的奥斯陆博物馆组织的“国家民间传统节”（National Festival of Folk Traditions），“将不同国家的民间文学与艺术、传统手工技艺、民族音乐与舞蹈乃至地方特色食品均纳入节日中，如今该节与人类学纪录片节（Anthropology and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活动之一”。同年欧盟（EU）依托博物馆成立了“欧洲—地中海遗产”项目，将以往被忽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工作目标。国际博物馆协会将2004年举办的年会主题定为“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研究领域与博物馆紧密关联起来。这也直接影响到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在对博物馆重新定义中，首次提出了“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完整概念。随着博物馆的介入，传统手工艺复兴、民俗学术研究、民间信仰与乡土习俗保护乃至地域文化振兴拥有了更为有力的保护主体与技术路径，也更为有效地促进近现代文化生产与传承机制的完善。与此同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敞开与接纳也使得当代博物馆对于人类文化环境的关注更加完整和客观。从理论发生学角度而言，20世纪哲学、社会学界的梅洛庞蒂 （Merleau-Ponty）、福柯（Michel Foucault）、阿多诺（Theodore W．Adomo）、布尔迪厄等人的理论都涉及对博物馆体制的反思，这些学者们从更为广泛的政治学与社会学意义上对博物馆的传统角色定位与功能实践进行了批判，博物馆实践模式也被期待着能够在新的时代有所更新与改变，为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新博物馆学做了理论上的铺垫。其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叙事便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一个批评的焦点体现在，由于过度专注物质文化，导致博物馆的展品存在着明显的“去语境化”问题，并使得展览所呈现出的文化趣味也以西方少数知识精英为主要代表。“在太多的个案中，博物馆机构像围墙一样把藏品限制在一个消极的语境中，使其远离原生的功能，人们只是在用既定的、西方式的博物馆经验与世界观去解读这些东西。”博物馆作为某种社会特定阶层权力表征的现象更是引起批判，“美国的公民权利运动就公开表示对博物馆的不满，认为它们只服务于文化精英，在展现和解读非西方文化时，反映出的是白人的价值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甚至直接将博物馆看作一个具有政治权力的机构：“博物馆与博物馆化式的想象，具有极其深刻的政治色彩。”显然，一度存在于博物馆中的殖民主义色彩与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已经无法适应日益要求政治与文化权利平等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出现之所以赢得敬意，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它折射了'非欧洲世界’所关心的问题。而以前的那些公约，则充满了西方历史传统的色彩”。人们开始反思博物馆如何得以全面地叙述人类的文明记忆与样貌？文明的形态与结晶到底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博物馆的主体构成与行为意义是什么？这一系列追问在质疑当代博物馆职能的同时，也催生了博物馆馆藏品的更新以及各类新型博物馆的诞生。学者们不仅关注博物馆如何“让物品发声”，还提出让淹没于社会中的原住民、边缘族群与惯于沉默的普通人等占有一席之地，发出自身文化独有的声音。于是，如何保存、还原与传承文化活体成为博物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接纳不同地域与族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叙事成为博物馆的应有之义。从学理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突出了其与“物质遗产”的区别：即更加强调对活态的技艺、流程等因素的关注与研究，保护与传承特定人群的文化记忆与历史认同。其理论的形成与20世纪前期的博物馆实践有着密切的关联。日本学者棚桥源太郎的《乡土博物馆》（1932年）一书极具前瞻性，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建构。他一改将博物馆功能聚焦于藏品的做法，将特定区域与社群民众的历时性生活与生产实践，特别是那些具有传统意义与独特形式的民俗活动（如信仰祭祀行为、节庆仪式表演等）作为核心，进而将其中所蕴含的人类关于自然与宇宙的知识、历史的记忆与社会的信息等作为重要的保护与研究对象。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同样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非物质”形态的文化现象。如，他将节庆和表演视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此种仪式化的综合文化景观具有一定的象征性，“这些被发明的传统，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博物馆对于此类“非物质”的关注与接纳像打开了一扇门，使博物馆超越“物质”观念的束缚，而更具开放性与可能性。关于民俗的叙事理论认为，“民俗叙事绝非仅局限于口头和书面文字，还包括仪式行为的叙事，以及物象的叙事，民俗叙事的语言文本讲述、民俗叙事的景观生产，民俗叙事的表演再生产，均有着与众不同的话语权力”。博物馆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叙事时尤其应该注重与突显民俗与民间叙事中的“独特性”，以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宝贵的“鲜活性”与“生成性”。正如人类学家雷根瓦努（Ralpha Regenvanu）所说的那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类文化表达，一类传统知识，还是一个活态的、发展中的开放性过程。”从跨学科与博物馆实践相结合的视角来看，以民俗叙事的“语言、行为、景观”三重路径对应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叙事”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第一，叙事语言的转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建立在民间叙事文本之上的地方性话语，进而形成地域文化与地方文化心理。因此，此种文化形态是由特定的乃至微少人群建立与传承的，具有独特的区域性与认同感。在既往以代表官方的主流文化为主导的博物馆叙事当中，淹没于主流话语之中的微观文化群体与历史的细枝末节是难以进入其叙事体系之中的。显然，“非遗”叙事的建构仅凭大历史观下的“逻辑正确”与“宏观叙事”难以达成。因为“非遗”叙事通常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于民间，其本身所具有的日常流变性特征往往被排除在博物馆话语系统之外。美国叙事学专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便是一个积极推崇个体叙事的学者，他认为：“在后现代文化中，从支配性叙事向个体叙事的转向，提升了故事讲述者、见证人、证言、生活故事和私人经验叙事在公共文化的各个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在他看来，理解叙事就意味着理解普通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叙事具备天然的民众基础与亲和力，它来源于历史并且不断地活化历史，更因其民间生长的基因与活力有效地促生人物共情。越南民族志博物馆（the Vietnam Museum of Ethnology）的实践理念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案例。该博物馆主张把展览的权力交给作为展览主体的民间艺人，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博物馆展览的内容与表达方式，换句话说，一个关于“民族志”的展览交由“民族志”真正的书写者来完成。“这样，一个当地人介绍自己的文化与生活，表达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的展览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做到了尊重土著居民的文化权利。”可见，从日趋固化的博物馆叙事话语中走出来，接纳“微观”与“具体”、“日常”与“琐碎”的叙事材料，构建出一套建基于“活态”文化上的叙事话语，应成为博物馆实践的应有之义。第二，打开“行为”的话语。“民俗的仪式、行为叙事，是指以身体动作为主要媒介进行的叙事。”此种叙事方式恰恰体现了非物质文化独特的魅力。区别于静止的文字与图像叙事，行为以动态的方式达到叙事目的。早在1982年，日本就颁发了《节庆法》与《祭典法》，目的是促进地方传统民俗艺能的活用。新的祭典与节庆展演往往成为地方文化的标志性事件，并制造出经济潜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重要践行者与推动者，日本从立法到实施均为世界提供了范例。可见，今天博物馆的展览从叙事能力角度对展品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展览话语的“行为”会使博物馆叙事变得更加灵活与有效。中国的古训“行胜于言”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客观而言，行为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更适合传达民间文化中独特的意涵与情感。尤其，类似民间信仰体系中难以言说的部分更是依托象征性行为与人们的思想、情感以及价值系统发生联系。如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所言：“表演是交流方式，也是一种民俗叙事方式。表演者叙述或表演交流内容，并对观众承担展示自己达成交流方式的责任。”随着叙事理论与新博物馆理论对博物馆实践的影响与介入，博物馆开始将以“物”为核心的理念转向以“人”为本的角度。其中，对展览的动态化演示与对观者的体验性参与被越来越强调，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赋予行为仪式感的空间，如何在展览中开发与使用人的“行为”话语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在具体操作中可以利用母体文化中的“意义节点”（如二十四节气）等建构一套相对完整的仪式或行为叙事体系，通过提炼文化基因中的叙事要素，结合“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民俗叙事范式，在博物馆语境之中令观者身体力行地感知非物质文化的内涵与魅力。社区博物馆便是文化基因在社区土壤里生长的一个典型案例。保留了唐宋以来鱼骨架坊巷格局及大量古建筑的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社区博物馆，它将博物馆功能与社区发展内在需求相连接，把一个社区或街区变成博物馆，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发展社会文化。它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组织模式，以“地域＋传统＋记忆＋居民”的模式，恰到好处地通过日常行为话语的开发实现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机结合。第三，让空间与景观“说话”。从某种意义上讲，空间具有结构，叙事也具有结构，二者在此一角度具有异质同构的可能。具体而言，展览作为一种在空间中展开的叙事形式，其叙事的结构应与所在空间的结构表里相符。随着博物馆理论的发展，展览的空间结构也逐渐被关注，进而被纳入建构博物馆叙事当中来。如何让静态的空间与景观成为具备“讲故事”功能的叙事空间，堪称当代博物馆实践的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美国景观学者马修·波泰格（Matthew Potteiger）等在《景观叙事：讲故事的设计实践》一书中说：“依托口述史、历史事件或者神话传说等叙事文本，并通过命名（naming）、序列（sequencing）、提示（revealing）、集聚（gathering）等多种叙事策略，达成让景观讲述历史故事，唤醒集体记忆的方式。”依此而言，物象与景观完全具备为观众提供认知及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意涵的功能。比如，博物馆建筑内部空间及其附件与藏品可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组合，通过“物质文化”与 “非物质文化”在空间语境中的关联，让 “景观”与“物象”承担其叙事的功能。在博物馆之外，更有一些民间场所如信仰与祭祀等公共领域曾是民间叙事的发生地，时过境迁后，如何让这些景观说话，值得博物馆行为者深入思考。今天，我们往往把一些景观作为孤立的“文物古迹”来见证历史，却往往忽略了其背后的历史事件、文化传统、生活记忆等叙事资源。空间的景观叙事可以通过与在地文化风物相结合，将其转化为非物质文化再生资源，在空间域景观的视觉效应与愉悦的体验中营造出一种时空氛围，进而带动对无形文化遗产的认知与对集体记忆的认同。从展览与叙事关系的角度考量，展览空间构成了叙事的独特语境，有助于形成叙事话语的表现力。因此，为了使展览叙事有效传达，一些当代博物馆会对相关空间与景观进行开发与改造。这样，空间与景观所呈现的不再只是一种隐形的建筑结构，而成为展览的有机组成部分。新型的乡土类博物馆便是在此一语境中诞生的，此类型博物馆不仅充分地发挥了文物使用效能，更突显出社会族群与日常生活的主体性。它们对于乡土问题的关注已超越考古、历史及民俗物产层面，而是将当地人群生态作为重要的目标，依托遗址建筑、历史街区等文化遗产充分体现在地性的个体差异。“会说话”的空间、景观还可催生露天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及社区博物馆等新型博物馆的建立。如此，博物馆不仅创造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更形塑了一种新的文化传承机制。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带来的“同质化”后果为保护自身独特文化遗产敲响了警钟。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接纳与叙事恰在此一文化语境中呈现出自身的意义。“非物质”不应仅仅被看作一种形态描述，也应当被视为一种当代文化传承与发展进程中新的文化视野与实践模式。今天，在要求博物馆 “转型”的呼声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介入博物馆功能与叙事的重塑，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令人期待。英国学者阿里瓦兹特（Marilean Alivizatou）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文化保护的新视野》中指出：“博物馆不仅是文化的档案馆，还是一个自然生发的社会空间。”博物馆对此种期待的回应也呈现出积极的态度。从博物馆理念层面来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伴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接纳，博物馆的功能与行为在文化领域得到了重新认知和定位。不断涌现出的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的成功案例也证明了“非物质”理念和话语对博物馆功能及角色转变的催化。从某种角度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一种对“记忆”的保存方式促使博物馆从“纪念场所”向“记忆空间”转变。北京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具备建设成为“博物馆之城”的显著优势。需要对北京的历史建筑、会馆和名人故居进行系统梳理、清查，将其中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的改建为各类各具特色的博物馆，例如地方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如北京的旧城区散落着如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鲁迅故居、孙中山行馆等许多的名人故居，其中已有8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西城区的北京福州会馆新馆曾为林则徐故居，现被辟为北京林则徐禁毒教育基地，经常举办相关活动。这些“新博物馆”将其作为一种记忆空间来彰显其与日常生活、普通个体及社区记忆之间的紧密关联。“博物馆不应该是一个机构或者主要用来教育'没文化的’大众，而是成为生产知识的一种方式，成为表达观念、经验与价值观的诸多方式之一，以及一个社会中心与社区的纽带。”它们的目标是引发“对历史和地理的代表性和中介性质的反思，以及作为复杂的审美和修辞手法的记忆”。于是，“将记忆想象成仓库的长期习惯已被转化为反向建议，即存储系统（如博物馆）可能被理解为记忆形式”。同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载体始终落实于“人”的身上，所以无法回避其与具体的人与时代生活的关系。伦敦城市大学的学者博兰（Patrick Boylan）认为，“博物馆的新角色不仅是收集活态的文化、使藏品语境化，同时也需要以一种尊重的态度去对待真实的当代生活事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中，个人生活故事被赋予超越纯粹私人的意义：“自传故事讲述变成为博物馆新近感知到的为个人命运的发声，并将旁观者和后代转变为'次要证人’的功能的一部分。”以欧洲旧工业时代的采矿业为展览主题的威尔士的国家煤炭博物馆 （National Coal Museum）为了避免用统计数字来描述历史的生硬，专门采取扮演角色的方式邀请参观者体验地下矿井的生活，并且聘请老矿工当导游进行实地讲解，同时辅以大量纪实照片与口述历史的内容，以有效地突出“人”作为活态遗产情境的核心。客观而言，遗产既是物理意义上的，更是“情感经验”意义上的，而后者更符合文化传承的本质。从博物馆实践角度来看，与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博物馆的“静态”服务相比，以“非遗”观念介入的博物馆呈现出“动静相宜”的全新模式。就收藏与保存角度而言，在关注活态文化的同时，博物馆开始与时俱进地更新相关技术手段。如，加拿大早在1972年就开始使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文化遗产管理，率先成立国家的“遗产信息网络”，其主旨便是将本国的遗产信息尽可能地推广传播。为了对民间故事进行收集与整理，瑞士专门成立故事博物馆，并将挖掘到的故事返回民间进行传播，使得这种口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大英博物馆从“活态”的视角收藏了英国当代女诗人温蒂柯普（Wenty Cope）４万多封电子邮件，避免了传统传记与文物陈列的僵硬叙事套路，活灵活现地将诗人的存在状态予以保存。数字化转型是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形态关注的直接结果。与过去使用文字、音频等简单信息化手段保存藏品资料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提出具有里程碑性意义。该数据库的建构更加强调虚拟化技术与数字化技术在记录量与记录细节方面对知识和技艺的 “非物质”特性的保存。如运用云计算技术令博物馆数字化过程具备信息处理能力，形成非遗博物馆数字共享的云应用模式，使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档案馆成为相互关联的三大信息中心，博物馆藏品得以超越博物馆单一的保存模式，成为真正的可以共享的“信息”被多维度保存。在展览展示角度，随着三维建模、媒体交互、数字虚拟现实，以及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技术的涌现，博物馆完全具备了跨越以“实物”展示为主的技术支持，如今日益更新的3D与VR技术在虚拟现实方面与 “非物质”形态藏品展示的数字化对接已被广泛地运用于博物馆展览的技术体系中。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操作流程乃至自然场景和人文环境等方面进行情景再现，并且形成交互式体验的展示系统。除了新技术带来的博物馆与受众之间交流渠道的改变，一些新博物馆一改以物为中心的展览策划方式，更加强调对观众的情感与情绪的把握，如采用更为戏剧化与沉浸式的方式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加真实的体验，从而激发出同情心与移情效果。以生态博物馆为例，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母体环境的强调，使人在相对固定的生态语境中，通过情感认知获得博物馆知识。此外，被学者称为“活态馆”的新型展馆模式也代表了新近博物馆展陈的趋势。它们通过对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实践，以主题场馆实况展演的方式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鲜活性与传承性。目前，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达到42项，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引起了社会层面的广泛关注。如何从实物保护转移至其背后的文化传承引发博物馆的实践转向，也成为中国博物馆业界重要的探索方向。南京博物院在2015年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该馆设计之初就以“亲民与亲切”作为诉求，强调展览与日常生活及观众的记忆与情感的关联，通过对表演类项目的活态展示，以及传承人现场操作演示，构成“人—物—行为”三合一的活态展览模式。广西民族博物馆则别具匠心地设计出“人—展品—网络—环境”的四维交互展览模式，通过精心设计参观情境来有效地吸引观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注意力。杭州的手工艺活态展示馆通过与中国扇博物馆、伞博物馆、刀剑博物馆三家民间传统工艺博物馆联合形成“馆群效应”，使观众在彼此关联中对民间工艺文化产生认知，并达到从共情到传承的目的。随着国家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相继出台，全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建设蔚然兴起。据统计，近５年，我国共建设完成大约3000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博物馆，增长势头每年达到两位数之多。如今，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建构日益形成一种积极的态度与效应，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理念和实践，开始全面进入各级各类博物馆及其展示中。我们也不难从这些博物馆的叙事话语中发现博物馆似乎不再渴望成为那种传统文明的单一物质载体，而呈现出一种“非物质化”的新兴趋向，这一趋势也明显地意味着博物馆正在从作为为游客提供历史经验的纪念“遗址”转向一种与记忆相关的文化场域。正如著名博物馆学家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所说：“文化社会学的工作是看到文化和社会领域共同构成了对博物馆展出的生活世界分类的评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博物馆展品从静态的、有限的'文化’描述中拆解出去，在开放式和多元性的道路上呈现出彼此不同的多样性。拆解叙事中固定性的项目，在博物馆空间中体现社会意义的动态节奏与背景，而不是将文化降低到'人类学常数’。”逐渐更新的博物馆叙事方式在接纳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让它通过“无形的文化”积极地建立起历史与当下的关联，使博物馆更新为一个更加行之有效地促进文化再生与传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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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叙事语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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