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北京，沿长安街西行约15公里，有一处瞻仰、凭吊革命先烈的神圣之地，它就是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作为国家级革命公墓，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着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革命烈士、科学家、文学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国际友人等。

包括任弼时、朱德、贺龙、彭德怀、瞿秋白、李克农、李先念、黄克诚、徐海东、萧华、杨得志、宋任穷等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重要领导人。

及著名翻译家郑振铎、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美国进步女作家斯特朗、第一个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国家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德国医生米勒、国际主义战士爱泼斯坦等对新中国做出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国际友人等。

周总理：为在战争年代牺牲的革命先烈们选一处安眠之地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彻底摆脱反动派和列强的剥削和压迫，迎来了黑暗过后的璀璨光明。

天亮了，接下来自然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幸福美满的将来。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让全国人民过上不愁吃穿的好日子，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每天工作到很晚，甚至通宵达旦工作，让人肃然起敬。

他们日理万机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成千上万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新中国能建立，中国人民能站起来，革命先烈们居功至伟。

然而，这些令人无比敬佩和爱戴的先烈们，他们没能亲眼看到革命胜利的那天，看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这无疑令人很是遗憾、悲痛。

革命先烈们虽然不能亲眼看到这些激动的时刻，但新中国和中国人民却不会忘记这些先烈们的丰功伟绩。

为了让后人能永远铭记先烈们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的伟大贡献，周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考虑一件事：

为在战争年代牺牲的革命先烈们选一处安眠之地，也为还在世的革命功勋选一个合适的百年安息之地。

为此，周总理百忙之中特意找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将在北京郊区挑选革命公墓地址这一崇高的任务交给了他。

那天，吴晗一大早就乘车赶到中南海，与周总理商谈革命公墓地址一事。

最开始，吴晗以为总理找他是商谈北京的建设问题，当得知是在北京建一座革命公墓，他略微松了一口气。周总理见吴晗突然松一口气，颇有些严厉地说道：

“你不要觉得这是小事情，这是件大事情。我们不能坐了江山就忘了打天下牺牲了的同志。不能让人家戳脊梁骨时候我们共产党无情无义，打了天下就忘了本……”

还没等吴晗说话，周总理又说道：

“你们在北京找个好地方，建一座公墓，把烈士们的遗骨迁进去。让我们这些幸运活下来的人，让后代时时不忘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公墓不但作为烈士的安息之所，还要成为教育后代的场所。现任的高级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一旦病故也好有一个合适的安葬之地。”

周总理发自内心的话语，使吴晗听后大受感动，也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自己刚才的那点不重视羞愧不已。

周总理说完后，吴晗醒悟过后，当即对此事提起了十分重视，遂问总理：

“对革命公墓的地址，您有什么具体要求？”

“北京附近我不太熟悉，说不出哪里好。我想一是不要太远，交通要方便，今后群众还要去搞纪念活动；二是环境要美，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行。当然，公墓建起来后可以搞绿化，改善环境。再有就是尽量不占用农田……”

周总理边说，吴晗边把总理说得重点认真地记在本子上。

看着吴晗的举动，周总理很欣慰，他握住吴晗的手：

“吴晗同志，我代表烈士家属先谢谢你了，另外我派典礼局的余心清同志协助你们，有事你们多商量。”

之后，总理又语重心长地说：

“这事就托付给你了，也算替我办的吧，一定要办好。”

周总理的话，使吴晗万分感动，激动地表示一定会把事情落实好，绝不辜负总理和全国人民的期许，也决不辜负革命先烈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的伟大牺牲。

在吴晗即将走出总理办公室时，周总理又急忙叫住了他。

思虑片刻后，周总理对吴晗说：

“我记得大概是在1927年11月，我们有一批革命同志在北京让张作霖给杀害了，其中就有我们北方局负责人王荷波同志。

他们的忠骨不知埋在何处，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还有李大钊同志的遗骨也要设法找到。等公墓建好后，把他们的遗骨都迁进去，到时候举行个仪式，我亲自参加。”

周总理对战友，对同志的深情厚谊，使吴晗感动之余更感责任重大，他握住总理的手，很是郑重地保证道：

“这些事我一定会一一落实，回去就开始工作。请总理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之后，吴晗便开始按照周总理的要求，前往北京郊外找寻合适之地。

吴晗、余心清等和刘东胶、曹恩棠等公墓筹备组成员来到北京西郊一个叫三王坟的地方。

三王坟是革命公墓筹备组当天来的第三个地方，之前他们去的两个地方都不太符合总理对革命公墓地址的要求。

现在来得这个地方也不太符合总理的要求，因为如果要把革命公墓建在这里，就会占到一些农田，这显然不符合周总理的要求。

失落之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准备下一个行程。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余心清向北望去的时候，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山下有一片树林，隐隐约约之间还可以看到茫茫林海中露出一些高大的屋顶房檐。

在树林及直射而来的阳光下，那块地方显得很肃穆，很神圣，此时余心清便觉得如果把革命公墓建在那里，无疑是最合适的。

思虑片刻后，余心清指着那片树林问身旁的曹恩棠：“那是什么地方？”

曹恩棠朝着余心清手指的方向看去，想了想，说道：

“噢，那里叫八宝山，有房子的地方是褒忠护国祠。现在那里还住着不少前清的太监，当地人都叫它太监庙。

我们之前也去那里看过，地点不错，环境也挺好，就是靠在半山坡上，而且护国祠里还住着不少的太监，我们考虑到如果把革命公墓建在那里，搬迁工作量大，就没有选那里。”

八宝山初不过是北京近郊的一座孤立残丘，原叫黑山，相传是因为在黑山山脚下藏有八件宝贝——金牛、金马、金鸡、金碾子、金磨、金豆子、金簸箕和金笸箩，故而得名“八宝山”。

除此，还有另外两种流传不是很广的说法，一说黑山附近产出红木、耐火土、青灰、黄浆、白土、马牙石、沙石和板石等八种建筑方面的材料；

另一说是山上曾有延寿寺、朝阳庵、灵福石、娘娘庙、护国寺、地藏庵、山神庙和观音阁八座寺庙。

因当时这八座寺庙最为灵验，香火最为旺盛，所以信徒为了区别于山上其他寺庙，称其为“八宝禅寺”，后因太拗口，索性称八宝山。

封建时代，八宝山被视为绝佳的风水宝地，尽占龙、穴、砂、水等“吉气”。

作为风水宝地，又是位于京城附近，自元代开始，时人便开始在八宝山建寺庙，元代僧人海云来此建灵寿寺，明初高僧又在此建延寿寺。

明朝中期，灵寿寺、延寿寺在战乱中被烧毁，后经富商和京郊百姓捐款，延寿寺被重建，并被更名为褒忠护国祠。

为什么会改称褒忠护国祠呢？皆源于明成祖将其赐封的靖难之役功臣钢铁降旨埋葬于此。

抗战时胜利后，褒忠护国祠被国民政府改建为忠烈祠，纪念在抗战中殉国的国军将士，包括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38位壮烈殉国的将领。

八宝山的历史，使得革命公墓建在这里更具合理性。

除此，八宝山环境优雅，交通方便，不占农田，故而这里无疑是建造革命公墓的最佳选择。

地址初定后，公墓筹备组遂向周总理汇报了选址情况，周总理在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慎重商议后，决定采纳筹备组的建议，选择八宝山作为革命公墓的地址。

从此，褒忠护国祠结束了过去的历史，作为革命公墓的神圣、肃穆之地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首批安放在八宝山的革命先烈

1951年4月，政务院批准在八宝山修建北京市革命公墓。

1970年周总理提出，北京市革命公墓是安葬全中国烈士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地方，不仅属于北京市，更属于整个新中国，遂更名为“八宝山革命公墓”。

八宝山革命公墓建成后，首批被安放在革命公墓的革命先烈都是谁呢？

前文我们曾说过，周总理在交代吴晗革命公墓选址事宜时，他曾对吴晗说：

希望能在革命公墓建好前，找到王荷波、李大钊等被张作霖残忍杀害的革命同志的遗骨，找到后将其迁入革命公墓内。

周总理还表示迁入仪式自己一定会参加。

对于这件事，吴晗抓得很紧，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除了在北京郊外四处寻找革命公墓的地址，剩下的时间就是寻找烈士忠骨。

由于王荷波等烈士已经牺牲20多年了，时间久远，知情人也是不知所踪，要想找到他们的埋葬之处，只能是从浩瀚如烟的历史档案中去寻找有关他们埋葬之处的蛛丝马迹。

幸运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吴晗等人的努力下，最终认定：

王荷波等18位烈士在安定门外的箭楼东侧就义。

最后，经过艰苦的寻找，终于找到15具牺牲烈士遗骸。

另外3具经调查确认，已被亲属在烈士殉难后秘密掩埋。

烈士的遗骸找到后，北京市民政局准备了18个黑坛子并用红布扎好，用来装殓烈士的遗骨，经确认后每块红布上都写有烈士的姓名。

安葬仪式上，周总理、彭真、李立三、刘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李立三在安葬仪式上向列席人员详细介绍了各位烈士的生平和牺牲经过。在李立三的述说下，人们知道了王荷波等18位烈士的英勇事迹，也更加敬佩这些牺牲的革命先烈。

“八宝山第一墓”

1950年10月27日，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任弼时因病在北京病逝，一时间举国悲痛、山河失色。

任弼时是我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与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并称为五大书记。

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年仅23岁的任弼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任弼时始终恪守“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

正如叶剑英元帅评价任弼时所说：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任弼时的这一生，始终贯穿着“三怕”：

“怕工作少“、“怕用钱多”、“怕麻烦人”。

他的心里装着的是中国共产党、国家、民族，还有人民，为了党、国家、民族和人民，他可以舍弃所有，哪怕是自己宝贵的生命。

不幸的是，就在革命迎来胜利，人民终于当家做主时，任弼时却没能好好享受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积劳成疾，不幸逝世，终年46岁。只留下光辉革命事迹，供后人瞻仰。

任弼时是新中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当时，八宝山革命公墓建设一期工程尚未结束，对墓区的整体规划安排也没有最后确定。

党中央已经决定把任弼时安葬在革命公墓，所以在墓穴未建好前，遗体就浮厝在太庙前。

30日上午9时，任弼时追悼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前广场举行。

追悼会由时任北京市总工会主席彭真主持，刘少奇作简短讲话。

12时，载着任弼时遗体的灵车到达还未修建好的八宝山革命公墓。

此时，八宝山革命公墓早已做好了迎接任弼时遗体的准备，浮厝（用砖石将棺木四角垫高，离地三寸，暂不入土归葬）地已打好平整的坟台，两侧布满毛主席、党中央、社会各界人士和人民团体送来的花圈。

就这样，任弼时的遗体被暂时安放在这里，等待墓穴修建完成。

不久，随着八宝山革命公墓一期工程的结束，二期工程的展开，党中央决定将任弼时的墓地建在革命公墓东北角的半坡上。

为了以示对任弼时的尊敬和怀念，也为彰显任弼时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对新中国的成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墓地修建得很大，有墓碑、墓盖、用水泥方砖铺地，墓前立有汉白玉卧碑和立碑。

立碑上镌刻着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任弼时同志之墓”，背面则镌刻着任弼时生平和丰功伟绩。任弼时的地位、功绩，足以使其安葬之地被称为“八宝山第一墓”。

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无名之墓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有一座瞩目的无名之墓，墓碑上没有名字。墓中安葬着谁，墓碑上没什么会没有名字？

这个无名之墓，安葬着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阎又文。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地下党员和其提供的情报发挥重要作用，其中阎又文居功至伟。

阎又文是山西荣河县（今万荣县）荣河镇人的一个贫苦人家，自幼勤奋好学，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名类前茅。

但受制于家境，他好几次都差点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好在学校老师的资助，再加上他自己勤工俭学，才最终完成小初高中学业，并以极其优异的成绩顺利被山西大学法学院录取。

阎又文上大学期间，正是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他得以接触到马列著作。

此时，阎又文明白了一个道理：

中国劳苦大众要想摆脱被列强、旧军阀和地主豪强剥削、压迫的命运，靠读书是不行的，只有来一场彻底的革命，跟随中国共产党革命，中国劳苦大众才能翻身做主人。

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阎又文开始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进步文化运动。

他参加了由我党地下党员徐冰、杜任之、张友渔等支持的进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

与此同时，因为阎又文成绩优异，外语水平也很好，所以他进入中外语文学会后，就担任该学会刊物《中外论坛》的编辑，参与翻译、出版及销售中外进步书籍，宣传进步思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眼见山河破碎，为了将日寇赶出中国的土地，阎又文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参军入伍报效祖国。同当时绝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他选择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奔赴延安的路上可谓是异常困难，也是危险重重，当时日寇在占领区层层设卡，肆意残忍杀害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

一路上，阎又文既要躲避日寇的追杀，又要克服身无盘缠的窘迫，被迫卖掉衣服被褥，勉强果腹，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什么样的困难，都阻止不了他的杀敌报国之心，他坚定且渴望地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来到延安后，因为他和傅作义是同乡，又是高材生，我党又恰好需要到傅作义部队从事抗日工作，如此党组织便想派他去傅作义部做地下工作。

阎又文接到党组织的任务后，没有丝毫犹豫，当即表示定不负党组织期许，保证完成任务。

之后，阎又文来到了傅作义部，担任团政治部主任，协助傅作义部队建立一个完全且全面的政治工作系统。

也就是这时，由中共地下党员潘纪文介绍，经党组织严格且慎重考察，阎又文最终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但是由于当时工作任务所限，阎又文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秘密加入的，后来他就以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奋斗在我党隐蔽战线的最前线。

由于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加之是同乡的身份，阎又文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和器重。

1939年春，傅作义亲令调任阎又文当其秘书，并兼贯彻社（政宣部）主任，负责抗战的思想宣传与政治动员。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阎又文辅佐傅作义组织并实施了一系列抗击日寇的战斗，他的政治宣传，极大地提高了傅作义部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而这也为后来傅作义部在抗战中取得的袭击包头、绥西会战及收复五原等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阎又文借着在傅作义部的职务之便，根据党中央的要求，他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意图以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向党中央做出了详细汇报。

这些情报，使我军在后来的绥东战役中免受更大损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阎又文在争取傅作义部起义，和平解放北平一事上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9年1月22日下午6时30分，阎又文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正式宣布北平和平协议和傅作义的文告。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本应恢复真实身份，以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新中国的建设当中。

但是因为当时台湾尚未统一，再加上考虑到国民党投诚将领的感受，所以阎又文需要继续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继续“潜伏”进行统战工作。

也正因为如此，1962年9月25日，阎又文病逝后，他虽然被被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可墓碑上却是一块无名碑。

碑文上，绝口不提阎又文是哪一年参加的革命和入的党，建国前的部分，也只是说“过去曾为革命做过很多工作”，语焉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