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中石：以“分类视角”开发，对美意识形态斗争三大新方案

一、“分类视角”下的政治文明发展和工作方案开发

关于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力量，研究界说法很多，例如正义、责任、权力、资源、人的本性等。若要开发可用的政治工作工具，还是得落具体的事情上。

“分类”这件事，人类从古至今都在一刻不停地做，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会一直做下去。国际政治上，国境线在把人按照国籍分类；国家治理中，岗位和级别在把人按照职责使命分类。即便一些看起来政治色彩不强的事，也是如此，例如大学在把人按照录取分数线和专业进行分类、厨房里的调料罐在把调料按照不同种类分类，甚至大自然也在把人按照性别、肤色分类。

意识到“分类”在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就可构建和分析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分类视角”。从这个视角看去，人类政治史中的所有大事，概括起来都是两类：建立某种分类、抗拒某种分类。那些激烈的大事例如战争，重要的大事例如改革，莫不如此。从“分类视角”出发，就可以开发出具体的政治工作方案，总体分为建设性、破坏性两类。建设性的方案用在自己身上，破坏性的方案用在敌人身上。这些方案发挥作用的方式不一样，概括起来如下：

建设性的方案发挥作用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维护“应该建立的分类”，例如保障我们政府健康、稳定运转的行政级别体系，保障事业后继有人的人才选拔体系；二是杜绝“应该抗拒的分类”，例如买官、卖官实际就是在以财富为标准对人的适用性进行分类，必然造成腐败、愚政与混乱；以“级别”而非贡献论短长的思想，也会造成社会整体价值观的扭曲，对国家发展是不利的，这些都是应该抗拒的分类。

破坏性的方案发挥作用的方式有四种：一是阻止目标群体建立“应该建立的分类”；二是引导目标群体建立“不该建立的分类”；三是阻止目标群体抗拒“应该抗拒的分类”；四是引导目标群体抗拒“不该抗拒的分类”。破坏性的方案用在别人身上时就是武器。

这类武器我们并不陌生，例如美国对华开展的意识形态进攻，就是在通过各种手段引导中国民众的认知，妄图在中国掀起“颜色革命”，通过煽动群众抗拒不该抗拒的分类、建立不该建立的分类，对中国实施遏制、消耗乃至打击。

二、“分类视角”下的政治语言体系

学者做学问，会把“分类”这件事说透，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特点进行了划时代的论述。但在政治工作中，广大群众对各种类型的分类，都会带有一丝源自心底的抵触，不管这种分类到底是不是在保护他们，或者说对他们是否有好处。笔者尝试举两个例子把这种微妙的心理说清楚。

例一，尽管每个人的财富积累不同是客观事实，但说别人是“穷人”或“富人”，别人可能从心底会感觉不舒服。因为“被分类”实际是一种“被影响”和“被掌控”，承认其他人对自己的分类，是在承受其他人对自己定义的权力。所以富人不喜欢被人指着说富人，实际并非“低调”。事实上对富人来说，从心底接受其他人对自己使用权力，相较普通人来说要更难。

例二，如果一家研究机构把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平均身高排出名次，人们不会觉得怎样。但如果围绕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平均智商进行排名，一定会引发争议。比如芬兰智力测试机构“Wiqtcom”公布的2022年全球智商测试的结果显示，“台湾地区测试者平均智商达116.07、全球第一”，一度引发岛内媒体狂欢。然而核查显示，这个所谓的“芬兰智力测试机构”是一个产品营销网站，主要推销该公司推出的“智力测试”产品，每测试一次需要付费11.99美元。

而台湾媒体所谓“世界第一”的测试结果，就是这款付费产品中台湾地区付费者的平均成绩。显然，对“智商”的测评并不似测量身高一般标准明确、“无可辩驳”，但这类研究现在并不是卡在“努力变得更科学”的道路上，而是压根不被提倡，原因在于：人不是因为长多高才被定义为人的，而是因为脑袋聪明、会制作和使用工具。不管科学家以多么中立的眼光去看待和研究非病理因素导致的智力差距，对大群体来说，以智力、智商对人进行分类带有天然侮辱色彩。不管嘴上是否承认，在人类潜意识中，平均身高对大集体来说其实没那么重要，但大脑智慧一直极其重要。

政治工作讲求实际，通过以上两个例子，可以把握一个事实：尽管“分类视角”及其有关工具在政治工作中很重要，但在以国家、民族等大集体为工作目标的政治语言中，宜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要尽量“友好化”有关分类的概念，例如体制内领导不宜以级别和身份压人，而宜抓住分工不同建设形象、开展工作；二是在涉及人心和“真正重要”的原则性事情上，要坚持去批判而非构建分类的概念，例如在国际政治中，坚持批判“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同时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在国内治理中，坚持批判并减小贫富差距。由此拓展，在以国家、民族为对象的大集体政治工作中，政治语言和施政理念宜坚持站稳“大同”的方向、“融合”的理念，坚持这些不单纯是为了“好听”，而有深刻的现实、利益与逻辑在其中。

三、“分类视角”下开发中美博弈三大新方案

基于以上三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在对美意识形态斗争中升级老方案、开发新方案。

第一，进取且稳重地对美开展意识形态斗争。进取在于用好中国自身的制度优势，稳重在于吸取美国开展类似工作的教训。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斗争概括起来是两部分：一是社会主义不好——“引导中国民众抗拒不该抗拒的分类”，二是资本主义好——“引导中国民众建立不该建立的分类”。中国对美开展意识形态进攻，应集中力量于前半句，即集中力量引导美国民众反感美国的现行机制，不宜也不用向美国民众强调社会主义的好。两个实力堪比的国家之间，有关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推销，实质是迫使目标国家民众接受外部力量对其行使分类的权力，这在目标国家所激起的“逆反心理”要比“钦羡心理”多的多。

第二，以长线思维设计对美意识形态斗争的短线工作。“分类视角”下的武器，还有“阻止敌人抗拒应该抗拒的分类”，“阻止敌人建立应该建立的分类”，即引导美国人继续“沉睡”。长线来说，我们希望美国不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构成实质威胁和阻碍。让一个失控的美国，或者“新苏联”出现在北美大陆，对中国来说都不一定是好事。因此，我们在对美国的反对力量进行投资时，所培植和引导的群体不宜是美国的“革命主义者”，而应是美国的“修正主义者”。特别是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形势向好时我们会面临一些机会，形成“更进一步、更彻底的打击美国”的诱惑，此时我们宜坚持长线思维，始终把握对美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是让美国可控的乱起来，而非失控的乱起来或真的好起来。

第三，对美国民众在意的“分类”做文章。“高手过招”稳字当先，中美意识形态斗争，两方都在摁着自己心里有底的领域使劲。例如，现在的美国，在对华意识形态进攻中，集中力量拿“自由民主”说事，并非它只会用这一招，而是它只敢用这一招。美国并非不想引导中国百姓去关注“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但在这些方面它自己表现太差，没有立场说中国，很容易被反击。

历史地看，美国的建国根基是盎格鲁萨克逊种族所带来的思想传统。即便在同一种族内部也分成收入教育等情况不同的若干社会阶层，且他们相互看不顺眼。例如老牌“正星条旗人”会看不起富裕起来的社会新阶层，并对他们产生排斥和戒备，后者则会千方百计跻身社会顶层、参加行政选举并试图得到广泛认可。

与美国自认在“自由民主”方面战斗力强相应的，中国分管对美意识形态斗争的部门似乎在“自由民主”方面对美开战有所保留，但其实我们的反击具有很大空间。我们以最不好打的例子说明设计方案的方式，先打“美国总统大选”这一美国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标志。打掉“美式自由”很容易：在给定选项中做选择不是自由。这种表述是设计的第一步，意在引出围绕于此的下一步：即便给定选项不自由，但至少可以选择，这是否民主——不是。美西方政治理论的根基在于“政府本恶”，因此要对权力加以约束，这是大家都“眼熟”的说法。

关键在于，以“政府本恶”为认知基础的美国总统大选，本质是在让老百姓选择伤害自己的人，这也是为何这个人必须通过投票产生的大众潜意识基础，而集体意识的觉醒，就在于“我们为何要选择让谁伤害自己”。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开发的案例、理论、工具异常丰富，美国若否认“本恶论”则意味着自己故事体系的崩溃，不否认则只能去解释和找补。而经千年沉淀以“政府应善、权力中性”为认知基础的中国，被此逻辑反噬的风险极低。以此方式开辟新战场，至少也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新时代新战场的新应用。

上面仅是一例，方案和角度还有很多。中国人对待自由是热忱的，热忱到“万类霜天竞自由”，不仅人要自由，花鸟鱼虫、风雨云天都要自由；对待民主是严肃的，严肃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对被资产阶级绑架，很在意“与钱绑在一起的自由民主”的美国民众来说，最能引发他们情绪与思考波动的事，是让其发现自己存了好几代人的“假钱”。引导美国民众关注“美国究竟是否自由民主”这一分类，是最易调动群体情绪的抓手，且寇可往、我亦可往。我宜小心设计、厚积薄发、周全求证。

“分类视角”除了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有很多其他可应用的领域。走到今天这一步，美国再想“打赢”中国已经很难了，美国精英阶层应该能看清，但制度局限一直在给他们“打鸡血”。大可不必去怜悯！毕竟中国处在清末、民国时，也没有哪个外国政府去怜悯我们。请藏于角落的敌对势力看清历史：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共产党是因坚守正义、以民族大义为己任，才由血海中打赢的，中国人民是自己救的自己——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我们就在这里。

注：本文作者为“秦安战略智库”核心成员白中石，为本平台原创作品，新的一年，祝愿大家携起手来、战胜疫情、遏制霸权，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