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陵之祸有关的三个人——读刘勃著《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中）

二、与李陵之祸有关的三个人

司马迁因李陵获罪，这就不得不提到与之有关的三个人：李广、汉武帝、李广利。

（一）李广

1. 李广难封

李广何以命运多舛，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数奇”，即命数不好。神勇无双的飞将军一直没有能够封侯，直接的限制因素大概有两个：一是依据“白马之盟”，汉朝封侯的标准是立下军功；二是生不逢时，由于文帝、景帝的时代，汉朝对匈奴以防御战争为主，他年轻时并没有遇到出兵匈奴立功的机会。即使李广在防御战中表现得再出色，除非战死追封，否则是不可能达到封侯的标准。

汉武帝即位，对匈奴的战略由防守转为反击。然而，李广这时的远征战绩却不尽理想，不是一无所获，就是被优势兵力的匈奴骑兵打败。他不但没有能够封侯，反而还得靠花钱赎为庶人，以免按军法被斩。在最后一次出征中，李广还与大将军卫青为行军路线发生了争执，踏上了一条缺乏水草的远道。最终，李广的军队迷了路，没有能够穿越大漠和卫青会合。在卫青追究李广的责任时，他已经六十多岁，终究不能再面对刀笔之吏，被迫横刀自杀。

2. 李广是路痴吗？

有人由迷路推论出李广是路痴，这并也不符合当时汉朝出击匈奴的历史实际，原因有二：

第一，在茫茫大漠、草原上，难以确定匈奴的位置。

第二，汉朝大军须依靠沿途的水草补给，但这些资源都非常有限，也不稳定。

所以，汉军即使确定了匈奴主力的方位，也只能多路出击，最终合围。在分配任务时，自然是把路况最好、水草最丰美的路线留给主力。李广之所以不同意走卫青安排的东道，理由就是这里的不足以保证军队的补给，即“其势不屯行”，容易迷路。显然，李广事先侦查了地理，才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回顾历次汉匈战争，汉军迷路次数很多，而李广只有在元狩四年那一次迷了路，其他都与他无关。所以，作者的判断是，李广确实多次落单，但还不至于是个路痴。

3. 李广的情商

别以为李广只是个能带兵打仗的将军，他的情商也没有有些人认为的那么低。

汉景帝中元六年，“匈奴大入上郡”，李广率领百骑，和匈奴数千骑对峙。他为追三个射雕者脱离大部队，汉军因失去主帅的指挥，导致重大损失。见《汉书·景帝纪》：“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

此事的根源出在“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李广就是想讨好这个学生，才小题大做的。这也说明李广知道应该去讨好什么人，他也确实做到了让皇帝喜欢他。后来，汉武帝让他做卫尉，做郎中令。这些官职都是关系到皇帝自己的安危，只有真信任的人才会得以任命。

（二）汉武帝

1. 欣赏司马迁

按照老太史令司马谈的构想，《史记》这部书应“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孔子亲手修订的《春秋》也结束于发现一只麒麟。而今是一个政通人和的盛世，麒麟出现正当其时，史书也应该到这里结束。但我们今天读到的《史记》，并没有到汉武帝获得麒麟而结束。显然，司马迁还在记录之后的事情。

虽然，司马迁对汉武帝是有怨气的，而汉武帝一直很欣赏司马迁。这表现在很多方面：

司马迁年少壮游回到长安，做了郎中令属下的一个低级官员“郎中”。郎中令位居九卿第二位，这个系统的官员有较多机会亲近皇帝，更为皇帝所信任。在长安城，郎中令指挥下的宫中部队，战斗力强，与中尉统领的北军和卫尉统领的南军鼎足而立。

汉武帝在身体状况极其不佳、举行最隐秘的巫术仪式的时候，还把司马迁带在身边。汉武帝巡行郡国，司马迁往往随行。司马迁处以宫刑之后，汉武帝仍然把他留在身边，任命为自己的秘书“中书令”。

皇帝不会让厌恶的人做秘书，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2. 为汉武帝辩护

在战争不断，财政紧张的岁月里，汉武帝很清楚，有三种人必须优先给予安抚。

第一种人是杀敌建功的将士。

秦朝灭亡就是近在眼前的教训。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后，秦军的回报剧减。二世即位后，天下大乱。在秦军主力当中，一支向项羽投降，另一支南征的部队干脆独立建国。

第二种人是入境投降的敌人。

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投降汉朝。为了吸引更多的匈奴人归附，这些匈奴人的衣食用度全靠朝廷的财政拨款。

第三种人是流离失所的灾民。

被逼入绝境的民众会铤而走险。所以，在救灾的时候，汉武帝从不吝惜。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读史至此，对《史记》中的幽怨情绪十分愤慨。他为汉武帝辩护而痛骂司马迁：汉武帝折腾老百姓是很过分，但他救助饥民也算很到位了。“费以亿计，不可胜数”是事实，但比起那些“视民之死亡而坐拥府库者”不是好得多吗？司马迁的《史记》真是谤书，简直就没有地方不在诽谤。

显然，在亲历过乱世的王夫之看来，汉武帝比明末的皇帝好太多了。

3. 长安不如罗马？

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根据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息技术四项指标，计算社会发展水平，得到的结论：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和中国的宋朝，是东西方古代社会的两个最高峰。

按照他的结论，和罗马差不多同时的汉朝，发展水平是不如罗马的。但是，作者认为这种宏观比较哪怕看起来再科学，也不过是玄学罢了。姑且不论他的结论，他的论据也值得推敲。比如说，莫里斯认为，罗马城的人口百万，是汉长安城的两倍，即罗马的组织能力超过汉朝。事实上，如果单比这种管理大量人口的能力，当然是汉朝胜出。

汉朝的都城是经过朝廷规划而建设出来的，它只是皇帝和权贵的生活区以及政治中心，不需要承担太多额外的功能。留给长安百姓居住生活的面积，不到三分之一。所以，首都的人口看起来不太多，是因为朝廷不许增长。

此外，首都周围的大量卫星城不能忽视，这更能体现了汉朝管理人口的能力。历代皇帝的陵墓都在首都附近，如汉高祖的长陵、汉惠帝的安陵、汉文帝的霸陵、汉景帝的阳陵，以及汉武帝的茂陵。每个皇陵由数万以上的移民守护，并逐渐形成了这些卫星城。政府在早期提供安家补贴，而汉武帝在后期则将移民政策作为清除地方上的豪强势力，加强朝廷权威的一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