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百科大全 2023-02-01 17:24:04

从《南京书院题名记》探范仲淹对儒学的继承和发扬

从《南京书院题名记》探范仲淹

对儒学的继承和发扬

张学勇

北宋时代，书院勃兴，最著名的有白鹿洞（今江西庐山）、岳麓（今湖南长沙）、嵩阳（今河南登封）、应天（今河南商丘）四个，号称四大书院。这些书院里，官府都赐有儒家的“经传”，藏书丰富，堪称各地的文化中心。

河南商丘，是宋太祖赵匡胤曾任归德节度使的地方。这里前商为商都，春秋为宋国都，汉为梁国郡，隋、唐、五代称睢阳，宋初改为宋州，真宗景德三年（1006）改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为南京，与首都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合称四京。当时的应天府居于陪都地位。

北宋南京书院即是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早称睢阳学舍。书院的历史，可以直接追溯到五代时的后晋。当时邑人杨悫“乐为教育”，曾聚徒讲学，受到赵直将军的支持，从而使这所私塾学校日益发展起来。而后宋初名儒戚同文继承了扬悫的事业，逐渐发扬光大。学校由私学到官学，从书院而升为府学，再由府学升为国子监，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戚同文、范仲淹等人做出了贡献，遂使这所学校人材济济，影响及于全国，在宋代的教育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宋人将应天书院列为当时的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其实，它的影响之大、坚持时间之长，都是其它书院及学校所不及的。

《南京书院题名记》是北宋著名教育家范仲淹于仁宗天圣六年（1028）为母校——应天书院而题写的书院题名记。《南京书院题名记》里叙述了书院的创办历史，颂扬了书院的优良学风和为国家社会培养大批优秀人才的功绩。范仲淹在这里的“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浮云我决，良玉我切”以及“博涉九流百家之说，有忧天下之心”的豪言壮语和锐气，充分反映了作者的博大胸怀和教育治学思想。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把书院办成了全国教育的典范，振兴了北宋的教育事业。

范仲淹是北宋前期收拾儒门复兴教育的第一人。在20世纪的宋学研究中，无论肯否，范仲淹几乎是一个不太被重视的人物。或者是因为庆历新政和《岳阳楼记》太有名的关系，他只是被作为一位政治家、文学家出现在一般通史和文学史的著作中。至于在一些著名的思想史、哲学史的著作中，却见不到他的身影。这种研究状况也影响了世界各国对宋学的研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努力拓宽宋学研究范围的美国汉学界，虽然其视野已从程朱学扩大到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试等的思想；但范仲淹对宋学的贡献仍是一个盲点[]，特别是探讨范仲淹对儒学的继承和发扬时，却忽视了他在应天书院的学习和执教。加之有些学者先前对北宋儒学、道学、理学概念理解过于狭隘，范仲淹作为宋儒人物不被重视，也不足奇了。

一、睢阳学统是宋初儒学的滥觞

宋代儒学的复兴，实际上是指“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睢阳书院是宋初贡献最巨的一个重要的新儒学复兴发源地。睢阳学统也是庆历学统四起之前的第一学统。

睢阳书院为五代末北宋初名儒戚同文的讲学之庐。戚同文，字文约，宋州楚丘人，少拜杨悫为师，受五经。竟至“累年不解带”。戚绝意禄仕，但对国家的前途却非常关心，他就是在这时取“书同文”之意，改名同文的。他希望国家统一，平时的学业也以此为奋斗目标。扬悫死后，戚同文继承了老师的事业，同样得到赵直将军的支持。赵“为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由于戚同文及众人的努力，“远近学者皆归之”。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中心。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应天府民曹诚，家资雄厚，藏书丰富，慨然有复戚同文旧学之志。他出资三百万，招募匠人，在同文“旧学之地，造书舍”，为屋150间，聚书1500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诚愿以学舍入官，真宗皇帝大为嘉叹，“面可其奏”；并使端明殿学士盛度“文其记”，前参预政事陈尧佐“题其榜”，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其地旧称睢阳，故人称戚同文为睢阳先生，又称应天府书院为睢阳书院。在宋代的儒学中，同文之学即称为睢阳学统。

睢阳与白鹿洞，岳麓，嵩阳并称宋代四大书院，但在宋初，后三书院对儒学复兴的影响显然不及睢阳。这与戚同文讲学的号召力及其学统有关，戚同文讲学睢阳，《宋史》本传称“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藤涉，皆践台阁”。宗度，举进士，仕至京西转运使；许骧，与吕蒙正齐名，官至兵部侍郎；高象先，仕至光禄大夫；郭成范，以司封员外郎致仕；王砺，太平兴国进士，官至屯田郎中；藤涉，为给事中。睢阳弟子人才之盛，显见得突出于其他书院之上，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尝记书院之盛与“师门之礼教”说：“戚公同文，以贲于丘园，教育为乐，门弟子由文行而进者，自故兵部侍郎许公骧而下，凡若干人”。“观夫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至”。谓扩建以后，“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欤鲁堂，章甫如星，缝掖如云”。至于讲学则“讲议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文以通理”；“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玄有人焉”。所培育的人才，则经世与乡教者兼有，“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认为南京书院“使天下庠序，视此而兴；济济群髦，咸底于道”。肯定了睢阳学统复兴宋学的首创之功。

睢阳学统具有宋学兴起的最基本特点，为矫五代以来文教风俗之浇薄，坚苦励行，恢复先儒修己治人的道德仁义精神，重内圣而不弃经世，以人格立师道，而生根于社会。宋初儒者这个基本的存在形态和儒学最基本的特点，正为睢阳学统所展现而为其学脉所在。戚同文纯粹质直，拯济贫乏，以道义自富，在躬行道义上建立人格和师道。由是深为乡里推服，门人追号“正素先生”。范文正所谓门弟子“廊庙其器”，“相继登科，未见其止”。正可说明睢阳其人虽隐德高于当世，但其学实并重治平；而乡教更使其学深根于社会。

袁燮《四明教授厅壁续记》载：“国朝庠序之设，遍于寓内，自庆历始，其卓然为后学师表者，若南都之戚（同文）氏，泰山之孙（复）氏，海陵之胡（瑗）氏，徂徕之石（介）氏，集一时后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这段文字说的是庆历学统四起官学遍设时的情景，但据《宋元学案》及《宋史·儒林列传》，庆历之前虽有聂崇义，邢昺（bǐng）、孙奭诸儒，称“学统”者却只有睢阳，而泰山、海陵、徂徕讲学还要在范仲淹天圣掌教睢阳之后，而且孙复、胡瑗、石介都是范仲淹的再传弟子，范仲淹是睢阳学统最杰出之英翘，为戚氏门弟子中唯一入正史别立一传及《宋元学案》中独立立传者。

二、范仲淹就学与掌教睢阳书院，继承和发扬了睢阳学统

1、范仲淹继承了睢阳学统

范仲淹，字希文，时人称范履霜。卒，谥文正，后人咸尊之，称范文公正。生父范墉早逝，初从继父姓。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十三岁别母去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在睢阳学舍刻苦学习五年，大中祥符八年（1015），以朱说名登进士第，至天禧元年（1017），始归宗易名。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学习期间，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影响了范仲淹，就是北宋初著名教育家——戚同文。《商丘县志·隐逸·戚同文》里真实地记载了戚同文的历史和他传承中原文化中所做的贡献。尤其是戚同文的“七榜五十六”是对他生前教学成绩的赞誉。戚同文是应天书院的开山鼻祖。此时的应天书院已是戚同文逝后三十多年，由曹诚出资重办，由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持的应天书院。

范仲淹到了商丘，摆在他面前的现实却是断绝了家庭的供给，进入极度艰苦而漫长的求学生涯。他不得不“画粥断齑”，甚至连“糜粥”也不能相继。

范仲淹两岁而孤的身世与戚同文酷似，尽管戚同文已去世三十多年，他贫贱不屈，刻苦好学，教诲不卷的精神亦成为应天书院的学风和师风。范仲淹在这种环境中苦读，很受师生爱戴，人称“颜回转世”。

范仲淹一生“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一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尝自颂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为执经讲解，亡所倦”。

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中说：“（范仲淹）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悌忠信。”“大通六经之旨”，道出了他博学精达的程度，还反映出了应天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戚舜宾任应天书院主持，沿袭了“真儒”戚同文的教学宗旨、内容和方法，因而戚同文的教育思想对范仲淹的影响就显得很深。

识者认为,范仲淹一生行谊实根基于睢阳之学：“厥初宋时，天下有四书院，应天府书院为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讲授，士不远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学。同文为人，质直尚信义，宗族贫乏，则赒给之，丧则赈恤之。不积财，不营居室，或勉之，辄曰：'人生以行义为贵，安用是义一字’。实与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为守为帅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禄赐日厚，遂成义庄义学”。

范仲淹晚年守杭州时，弟子们知他萌有退志，请求为他治第洛阳以为养老之地。他不予认可，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其思想和语言与戚同文如出一辙。

2、范仲淹吸收了诸子圣贤的思想

范仲淹有《睢阳学舍述怀》诗，亦说明正是睢阳之学使他充满“但使斯文天未丧” 的儒者情怀，培养了他学以用世“泽民”和复兴儒家理乐文教的志向和使命感。《诵诗五首》是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苦读五年，大通六史之后，对于尧—陶唐、舜—有虞、禹—夏后、商汤、周武王等历代惠政了如指掌，自己树立了史学观后，所发出的内心感慨,他主张君臣共治天下，君有过则臣谏之，以尧舜为致君的楷模，“莫道茅茨无复见，古今时有致尧人”。“长戴尧舜主，尽作羲黄民。”韩琦称赞他：“上天生公，固为吾宋。以尧舜佐吾君兮，既忘身而忠国；以成康期吾俗兮，又竭思而仁众。”在政治生活中，他视弊政如己之疾，视贪吏如己之仇，敢于反抗执政的皇太后刘氏，勇于揭露宰相吕夷简以权谋私，对仁宗不正确的圣旨也敢抵制，对那些不利国利民的权贵，他毫不温良恭俭让，也不作不偏不依的恪守中庸之道的好好先生，他的是非界限，及其鲜明而坚定。另外，商丘古史上阏伯、微子、商汤、伊尹、惠施等人的贤德、政绩也影响着范仲淹的成长。

范仲淹在受戚同文儒学思想影响的同时，在学业上又受诸子圣贤的影响，尤其中原文化中的老子、庄子、孔子和墨子等圣贤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北宋建都中原，给这个王朝的开放政治奠定了丰厚的中华文化沃土，赵匡胤发迹商丘——这儒、道、墨三家的故里，给这个王朝的哲学思想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应天书院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使范仲淹如鱼得水，确实象一棵涧松移栽到了肥沃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营养，为他提供了机遇，让他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他广泛接触到中华数千年的历史和经典著作，其中儒、道、墨、法、名、兵家思想当在其中。“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他把《周易》中所阐述的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作为自己观察事物，认识客观世界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也是他一生的思想与实践的指导准则。“为民”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爱民、顺民、利民、养民、富民、与民同乐是为民总纲的分则，既有具体深刻性，又便于实践。范仲淹继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作为自己道德伦理思想修养的根基，也将孔子“王道”、“德政”思想，融入他的政治社会观的思想体系中，并吸收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成份。墨家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艰苦实践精神，被范仲淹在改革实践中奉为圭臬，同时，他又吸收了墨家的战略防御思想。在宋与西夏的交战过程中，他完全遵循和贯彻了《兵法》中科学的军事原则。他所以能够领导欧阳修、胡瑗、孙复、张载以至王安石、苏轼等北宋新学，奠基程朱理学，就是在应天书院的睢阳学统得到了真传。

由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所谓“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乃是睢阳血统的秉承和光大，可知《岳阳楼记》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3、范仲淹发扬了睢阳学统

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丁母忧居南京，出守南京的晏殊延请范仲淹掌教应天书院。范仲淹正式以一个先驱者的地位和角色，通过掌教睢阳，识拔后学与奏请天下州县皆立学校，领袖群伦，推动了北宋前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他首先提出太平年间教育的重要性。“古者庠序列于郡国王风。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何时教育哉？乃于选用之际患于才难，亦犹不务耕而求获矣”！“三代圣王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政道。使其服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他总是以中华优秀文化为内容教悔学生，并且服务于时政，适应社会发展。范仲淹把“天下同文”的师志，发展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于是：“以天下为己任”便成为应天书院的校训。

范仲淹立师道，定学规，制定了完成教育任务的措施。他“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甚至“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晏殊在荐举范仲淹迁秘阁校理时说：“退处睢阳，日于府学之中，观书肆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独守贫寒，儒者之行，实有可称”。范仲淹以身先儒行和谨守弟子礼，名立了师导之尊。

他以修己躬行和道德人格为基本，重视师资的选拔和任用。讲书王洙，素负文藻，深明经义，学识渊博，讲习效果突出。但是，应任职于贺州主薄，他极力挽留，上书建议继续留任于书院。王洙后来成为应天书院骨干力量，被提升入朝，在国子监担任重要职务。

范仲淹“以身先之”的儒学精神和教学风格吸引了天下学子。“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在他的精心培育下，第二年（1027）学生中就有王尧臣、赵概分别获得状元和探花。更重要的是还有后来成为宋代名臣的富弼、张方平，而泰山孙复亦在其弟子行中。孙复家贫，范仲淹先曾资助他学习，继又为他安排学职支薪，使他得以免除奔波家乡书院之间以养母的劳忧，安心于学。范仲淹甚喜孙复，授以《春秋》。孙复亦追随范仲淹，次年12月，范仲淹赴京馆职，他亦辞学职而归。后十年，孙复筑居泰山，聚徒著书，讲授《春秋》，称泰山先生。再后来，应天书院成为国子监，孙复成为国子监直讲。

范仲淹就学与掌教睢阳书院，继承、发展、豁显了睢阳学脉，而睢阳之学亦正赖此得以光大传世。所以后来《宋元学案》将范仲淹之学标识为“睢阳所传”。

范仲淹为北宋儒学的复兴确定了具体可循的轨道，树立了兴学立教的范式，培养了一批经世儒臣和儒家学者，而把应天书院办成了宋初儒学复兴的摇蓝。宋史有“以文学有声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的记载。由于历史资料的缘故，我们无法从统计学上确切知道这个摇篮所诞育的儒生具体数字，但却可以看到范仲淹一生对劝学育才所表现出来的不懈的努力成果。

他入仕三十七年，无论是供职京师还是出任地方政府，几乎都在识拔后学，由是带动和组织了一些在北宋享有盛名的儒学家，推动了这场儒学复兴运动。范仲淹生时确为朝野士林所重慕，而被奉为“一世之师”，是北宋前期儒学复兴运动“卓冠群贤”的领袖。

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是他最早的记文，可以从中看出范仲淹对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和对儒学的弘扬和发展。因此，史学家刘子健赞曰：“宋学为中国哲学最精彩的一页。明清两代之哲学，胥不能脱离其范围。而宋学之发扬光大，实自仲淹创之。朱陆出于张程，张程导源于仲淹。非张程无以树宋学之中坚，非仲淹无以开宋学之先路”。“朱陆上继张程，张程肇源仲淹。宋学之发扬光大，非仲淹不及此。明道象山一限之传，至明而有王守仁，至清而有黄宗羲；伊川晦翁以限之传，至明末清初而有顾炎武、吕留良。横渠之学在南宋，除晦翁而外，兼影响永嘉诸子，至明末清初而有王夫之崛起。吾国学术之辉煌璀璨，皆仲淹倡导之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