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非遗:靖江讲经

国家级非遗:靖江讲经,第1张

靖江宝卷是由唐代变文和宋代说经演化而成的一种俗讲文本,明清以来包容进了大量的民间传说、民歌民谣和社会风俗内容,成为亦圣亦俗、亦庄亦谐、叙事为主、韵散结合的民间文学文体。2008年6月7日,宝卷(靖江宝卷)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中国说唱艺术史上,宝卷是一种特殊的民间说唱艺术品种,演唱宝卷称作“宣卷”,或作“念卷”、“讲经”。讲经始于宋代,最早由江南传入泰州地区的靖江,与浙江、苏南吴语地区的“宣卷”是同一类型,到清末,靖江讲经已形成本地独有的风格,且自成体系,成为靖江民间的传统文化活动。

国家级非遗:靖江讲经,Image,第2张

靖江讲经有“圣卷”与“草卷”。圣卷讲的是神佛的凡间身世及其得道登仙的故事,有《三茅卷》、《大圣卷》、《观音卷》等十几部。草卷讲的是以小说、唱本或民间传说改编的世俗故事,有《三国》、《水浒》、《月唐》、《粉状楼》、《万花楼》等十几部。圣卷和草卷文体均为韵白相间、讲唱结合。圣卷讲唱有“对圣宣讲”等不同形式。

讲经基本包括“佛头”登坛、报祖、请佛、开卷等程序。往往由一名佛头、两名客师主讲,通过说唱形式宣讲《三茅》、《大圣》等宝卷,动情处,听众与主讲者一起和唱,往往一连几天通宵达旦,成为靖江数百年绵延不绝的特有文化景观。宣讲结束后还有上茶、念表、送佛等仪式;形式为说唱结合,一唱众和;唱腔有平调、单调、含十字、滚龙调、挂金锁、打莲花等;讲经的经卷称为“宝卷”,内容分“圣卷”(正卷)与“草卷”(小卷)。“圣卷”讲的是神佛的凡间身世及其得道登仙的故事;“草卷”讲的是由小说、唱本或民间传说改编的世俗故事。在靖江流传的“圣卷”约有二十余部,“草卷”约有七十八部。近年来,靖江市文化局组织编印了《靖江宝卷》一书,汇集了“圣卷”中流传广泛的最具代表性的《三茅宝卷》、《大圣宝卷》、《观音宝卷》、《梓潼宝卷》上册《花灯缘》。这些宝卷经过讲经艺人长期的磨练、发展、创新,把靖江人民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和人文景观巧妙地融入其中,生动地表现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爱憎追求,是靖江宝卷中的优秀之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靖江农村中做会讲经一直十分活跃。但外人对这种艺术表演样式并无了解。1984年,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到江苏调查实习,发现靖江农民演唱宝卷。此后1985、1986、1987年,他每年都专程到靖江来,会同靖江的吴根元、缪炳林等人对靖江宝卷展开调查,联手写出了调查报告,专门介绍靖江宝卷怎么演出、佛头怎么讲经、大家怎么和佛头一起演唱,有唱有和,最后怎么送神。关于靖江讲经的起源,地方文献中并无记载。段宝林教授研究后指出了靖江讲经(靖江宝卷)与敦煌变文的渊源:“敦煌变文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曲艺文学、说唱文学是从变文开始的,后来的小说、评弹、说书,都是从变文发展来的。到宋真宗年间,变文传到民间,开始主要在勾栏瓦舍演出,后来在寺院里又出现了宝卷,说宝卷就是讲经,又叫宣卷,就是照着本子念。据考证,靖江宝卷是明末清初时期从浙江、苏南等地的宣卷变过来的,因为它长期流行于民间,经讲唱艺人不断加工创作,大量吸收民间传说、故事融于一体,它又逐渐摆脱了照本宣卷的原始形式而独具一格。”段教授肯定讲经是一种民间艺术,是活的化石、活的资料。靖江讲经在全国是少有的,比如北方宝卷很多,过去在苏州农村还有敦煌附近的河西宝卷,但现在民间都不演唱了,都没有了。讲宝卷的活动在靖江还保存着,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或者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靖江人称讲经的艺人为“佛头”。民族民间文化工作者赞誉那些传承民间文化的艺人工匠为“活的图书馆”。在讲经发展的全盛时期(约在民国初年)靖江有佛头一百多人,目前约有佛头六七十人,其中年纪老的已八九十岁,如马桥的乔进元佛头已八十多岁,也有年轻的,如马国林佛头,今年二十多岁。女佛头的出现,则是近几年的事,目前靖江有近十名女佛头,年龄多在四五十岁。佛头授徒以口授为主,随师父做会讲经学习,也传授手抄经卷。由于做会的仪礼繁复,讲唱经卷全靠记忆,并要培养即兴表演的能力,所以有人学五六年也不能独立主持做会讲经。
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靖江的地方领导和文艺工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讲经视作糟粕,而是对这种与封建迷信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民间讲唱艺术进行了慎重的挖掘、整理、改革。
1958年以后,靖江县委领导本着抢救民间文学遗产、改革宝卷的良好愿望,曾指定县文化工作者吴根元、夏雨农、王国梁等人,将《大圣宝卷》中“张员外逼租”一节整理成文。真正挖掘、整理宝卷是80年代的事,即从段宝林教授到靖江调查开始。专家、学者对靖江讲经的关注,引起了当时靖江县委的重视,也激发了靖江民间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在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吴根元等人克服资金等困难,召集八位佛头在孤山镇大会堂唱了三天三夜,录了16盘磁带,经过吴根元、缪炳林等人的整理,1988年,第一部靖江宝卷《三茅宝卷》正式出版,全国有八十多所大学和省级图书馆将其收藏。同年,上海《民间文艺季刊》发表了《江苏靖江“讲经”调查报告》。敦煌研究院闻讯来信索要《宝卷》,并热情邀请靖江文艺工作者赴敦煌考察。1991年,吴根元、姚富培又搜集整理出版了《大圣宝卷》。
靖江宝卷具有丰富的民间文化内涵。它广泛吸收靖江民间文化的养料。除了利用民间神话传说改造菩萨们的身世外,每一部口头演唱的宝卷中都包含有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笑话。大量的人物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增加了讲经的趣味性,如靖江孤山为什么只有十八丈高,土地庙为什么矮小,财神菩萨的脸为什么是黑的,韦驮菩萨为什么坐南朝北而立,茅山三茅宫的印为什么缺一只角,无锡惠山的东岳大帝为什么站在天井里等等,都能从宝卷中找到答案。宝卷中还有大量靖江民俗的描写,诸如民间信仰、生产贸易、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游艺娱乐、民间知识等。例如《三茅卷》就写了婚丧嫁娶、四时八节、观花游春、斋僧办道、作忏念经、“三十六行” 等民俗事项,其中婚俗写了排八字、送帖、请媒、议婚、下定、哭嫁、送嫁妆、送亲、迎亲等过程。“观花游春”一节中,王氏劝阻丈夫金三公子(即三茅)出家学道,即景借用花草旁敲侧击,唱花名30多种,其中牡丹花又分24样。《梓童卷》写元宵节陈梓春四门观灯,写到平台灯、放焰火及各式花灯几百种,每一种的形态都有生动描绘。这些丰富的民俗描写,使宝卷具有民俗志的功能,为研究民间文化史、民俗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国家级非遗:靖江讲经,Image,第3张
靖江宝卷具有较高的艺术性。首先,它情节曲折,故事性强,宝卷中的故事,情节都很完整,有主线、副线,随着情节的展开,各种人物性格逐步明朗,形象逐渐丰满,最终人物各有所归。这种铺排情节和塑造人物的手法,具有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色。创作宝卷的口头艺人还善以一件事件为由头,衍生出许许多多故事,常常一个大故事中包孕着几个小故事,或由几个小故事联成一个大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常给听众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感觉。其次,宝卷语言是纯粹的靖江方言,念白、唱词都以方言押韵,讲唱起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宝卷对人情风物的描绘显示出独到的语言功力,往往三言两语就能把某一形象刻划得无比生动。例如,有个农村接生婆到人家接生时在路上行走的姿态:“两手像牵钻,两脚像捣蒜,腰裙扭勒滴溜溜转,一步要跨一半。“仅仅四句,把小脚妇人急于赶路的心情刻划得淋漓尽致。此外,宝卷还大量运用比喻、借代、夸张、对偶、排比、反衬、顶针等修辞手法,大量化入靖江民间俗语、谚语、谜语、民歌等,甚至还巧妙地插进唐诗、《诗经》中的诗句,《论语》中的典故,和古代的诗词、对联,文野结合,雅俗共赏。
靖江讲经不仅深受靖江人民喜爱,而且一直倍受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他们多次到靖江进行实地考察,称靖江讲经是“活着的宝卷”,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生动活泼的宝卷。靖江讲经是靖江人民的创造,是他们艺术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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