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二战进入尾声，轴心国的失败已成定局。因同是欧洲文化背景，美国对德国战后问题的决策较为清晰。但是如何处置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美国颇为犯难。为此，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专家研究日本，鲁思·本尼迪克特（女）是接受这一课题的众多专家学者之一。“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这两个词表示了日本人的两种矛盾的性格：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作者认为，日本民族对等级制度的信赖是核心，“各守本位”是关键。在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有其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每个人都应安守其本位，享受其地位应得的权利，履行该地位所要求的义务。美国学者指出，在7个世纪的日本封建时期，天皇是一个影子领袖，有名无实。每一个人尽忠的对象是他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大元帅——幕府将军。明治维新后，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在西方，军人如若发现胜利无望，他们会选择投降，他们依旧视自己为荣耀的战士。在家人眼里，他们不管作为军人还是公民，名誉都不会受损。
但是，日本人的荣耀就是战斗到最后一刻。即使他在受伤或者无意识状态下被俘虏，他'在日本再也无法抬起头来'，他是满身耻辱的人。日本的封建社会被精细地分为不同层次，德川幕府强化了这一体系，并且为每一个种姓规定了详细的日常行为。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按照等级顺序，日本存在四个种姓：士（武士）、农、工、商。在他们之下，是贱民阶级。农民在面对武士时是没有任何防守力量的，而且他们还要缴纳沉重的税米，但农民还是被赋予了一定的安全感。他们被获准占有自己的农田。但农民仍旧是供养了200万寄生阶级，包括政府、大名和武士。贱民人数最多而且最著名的是'秽多'，他们是清道夫、埋葬死囚的人、剥下死兽皮进行鞣制的皮匠。穿过他们居住的山村是不被计入道路里程的。商人阶级仅仅高于贱民阶级。商人阶级对封建制度来说总是具有破坏性。一旦商人越来越受人尊敬并且富裕起来，封建制度也就崩溃了。在很多个世纪中，不平等就是他们组织生活的准则，只有在不平等时，所有事物才都是最可预知和可接受的。对他们来说，接受等级制这一行为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但是，它并不简单等同于西方式独裁主义。日本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协调一致地在维护着与我们迥异的传统。甚至贱民也有保障。种姓之间的限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而这是印度等国所没有的。在不触犯大家普遍接受的方式的情况下，日本人的习惯提供了一些直接有效的手段来巧妙应对等级体系。一个人可以通过几种渠道来改变自己的种姓地位。当高利贷者和商人越来越有钱，就像他们在日本金钱经济中必然要做的那样，富人就会通过各种手段来渗透到上等阶级。当德川政权在19世纪上半期崩溃时，整个国内并没有集团赞同破坏原有等级制。但那是个充满绝望的年代：从平民到将军，每一个阶级都欠了高利贷者和商人的债。那些人数众多的不事生产的阶级以及正常的财政支出，都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曾经能掌控贫困阶级的大名们加强了控制，但他们再也无力支付津贴给武士侍从，整个封建纽带的网络系统变成了一个笑话。他们试图通过提高农民身上已经很高的赋税来保持稳定。这些措施只不过是把农民变成赤贫的时间提早了几年而已。幕府将军本人也已经破产，因此也没什么办法来维持其身份。1853年，日本国内面临着可怕的极端状态，而这时海军准将佩里带着他的士兵出现了。他武装入境，随即在1858年达成了一份日美通商条约，这次日本毫无拒绝之力。自从7世纪以来，中国的伦理体系不断被引入日本，比如忠、孝、仁、诚。有区别的是，中国是以仁为条件，而日本是绝对的。当日本在1945年宣布投降时，世界领略了'忠'对日本人所具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很多西方人说：让日本投降是不可能的。然而，天皇发话了，战争也就结束了。直到1945年8月，'忠'还要求日本人应该对抗敌人，直到最后一个。当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书时，'忠'的要求发生了变化，日本人很快表现出他们对外来者的合作欢迎态度。在中国，如果一个统治者不仁，他的人民就有理由反对他。也就是说，仁是忠的先决条件。在所有人际关系中，中国人的伦理都建立在'仁'的基础上。中国伦理中的这一先决条件从未被日本人采纳。事实上在日本，'仁'变成了非法的德行。它可能是一种值得赞许的行为，比如提倡为慈善活动捐款，或者对一个罪犯表现出仁慈。但是它强调的是分外的事，它意味着你没有必要如此。日本人认为，如果每个人都顺着自己的本性和本能发展，每个人都将是善的。他们甚至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存在'仁'的道德观念，是因为中国人缺乏'仁'，并由此来证明中国人的劣根性。日本人彻底篡改并贬低了汉语'仁'这一核心道德，但又没有用别的表示'义务'概念的词来代替'仁'，于是在日本孝道就成为一种必须完成的责任，哪怕它意味着要宽恕父母的罪恶和不公。孝道只有在与忠于天皇的义务相冲突时才可以被免除，但是，在某人的父母不值得孝敬以及父母破坏这个人的幸福的时候，他也不能不尽孝。为了让自己受苦，一个人可能将自己袒露于任何寒冷环境之中。据说为了让孩子学习书法，尤其要求孩子接受这种锻炼，孩子的手指都麻木了，甚至长了冻疮。现代的日本小学都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就是因为学校认为寒冷环境具有重要价值，它是为了让孩子以后能够忍受人生之难而吃苦。
在日本的小说和戏剧中'幸福的结局'非常稀少。日本的普通观众则喜欢一边看着因命运之轮的转折导致男主角走向悲剧的终点、可爱的女主角也因此自杀，一边哭得稀里哗啦。这种剧情才是晚上娱乐节目的高潮。甚至他们的现代电影也是建立在男主角和女主角遭受苦难的主题之上。当他们试图将他们的美德观输出到其他地区，但在那些地区，日本人的所谓良好行为的规范性路标并不受欢迎，这让日本人大受打击。他们自认为对东亚大陆承担了'良好意愿'的使命，但他们失败了。许多日本人在看到中国人和菲律宾人对日本人采取抵制态度时，感到十分愤慨。在日本，一个人要成为出色的运动员就会进行自我训练，而且这个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做出牺牲。当然训练很严格，但是这是自然和内在的要求。小娃娃出生下来都是快乐的，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享受生命'。只有经过精神上的训练，一个人才能获得完全掌握生命的能力，来'品尝'生活。'自我训练'能固守元气（自制力的力量之源），它让人生更加开阔。虽然刚开始会感到不耐烦，但是这种不耐烦终究会过去，最终他将喜欢它——或者选择放弃它。当一个美国人说某个人没有良心时，我们是说他不再为所做的错误行为产生罪恶感，但是当一个日本人用同样词时，他说的是那人再不会紧张，再不会受阻碍。美国人说没有良心的人是个坏人；日本人却说那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受过训练的人，是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能力的人，是一个能够解决所有困难的人，是一个能无私奉献的人。日本传统美德之一就是勇于承担责任，人人都有责任'清除身体上的锈迹'——这个比喻是将个人身体比作一把刀。就像一个带刀的人有责任将刀保持得时时光亮，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表现出来的行为负责任。在日本人的感觉中，刀并不是一个攻击性象征，而是对一个理想化的勇于担责的人的比喻。在他们的道德术语中，刀是一个在更加自由、和平的世界也能维持其价值的象征。很多美国人担心日本人将会心怀叵测、充满敌意，这些担忧在后来被证明根本没有什么依据。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的古怪文化，只要给出一个值得信任的好政策，可能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比日本所提供的回报更好。在日本人眼里，这种政策让他们在面对战败这一震惊事实时，并没有将其视为耻辱符号，反而激发他们投入一个新的国家政策中，并积极促进新政策发挥效力。日本人具有一种变通的伦理。他们在战争中试图获取他们所谓的'正确位置'，但是失败了。现在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一事业，因为他们所受过的整个训练过程，都让他们调试自己来适应变化。对工人们来说，最喜欢的形式是占据工厂、继续工作，通过增加产量，让那些经营者感到丢脸。三井集团所属的一家煤矿的罢工者们把持了所有矿井的管理，每天的产量反而从250吨飙升到620吨。在足尾铜矿的工人也出现了这种'罢工'，产量增加，而且他们也获得了双倍的工资。如果日本不把军事化列入预算，只要它愿意，它就能早好多年获得繁荣，而且能让自己成为东方贸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它能够将自己的经济建立在和平所获得的利益之上，并且提升国民生活水平。这样，一个和平的日本在所有国家中就能够获得一个荣耀的地位。日本人的动机是按场合而定的。如果环境允许的话，他将在一个和平世界中寻求自己的位置；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就在一个由武装阵营所组织的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现在日本人知道，将军国主义视为发展路途上的明灯已经失败了。他们将注意查看世界上其他推崇武力的国家是否也失败了。如果他们发现并不都是失败，日本会再次点燃他们的战争热情，并且向世人展示他们多么具有奉献精神；如果他发现其他国家也失败了，日本能证明，他已经学到了教训：帝国的侵略事业并不是通向荣耀之路。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女，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她是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英国文学，后从事人类学研究，师从于二战前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弗兰茨·博厄斯，并取得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主要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
DABAN RP主题是一个优秀的主题，极致后台体验，无插件，集成会员系统
白度搜_经验知识百科全书 »
《菊与刀》读书笔记
admin 
0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