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认为曾国藩有近代圣人之称？以及为什么有人这么推崇他？1

因为曾剃头及其志同道合者的诸多主张跟现代中国的很多群体惊人的不谋而合啊，这一点从给曾剃头当过幕僚，并被曾剃头赞誉有加的晚清文人汪士铎的论著中便可见一斑，此公简直是提前一百好几十年道出了现代中国诸多主义的集大成先声叻：

汪士铎并不是一个陈腐的老儒，他激烈地批判“传统儒家”。他在日记中用“过仁酿乱，过文无用”、“迁腐”、“浮夸”、“空谈”这种词语来责难孔子，认为现实世界要讲霸道而不是王道。对于孟子，他评为“无理取闹”、“大言不惭”、“惑世诬民”的“害人精”。

他提倡的十四徳：“城府阻于洞壑”、“机械捷于般倕”、“明睿炳于水鉴”、“灵警敏于鬼神”、“断制决于齐斧”、“勇敢鸷于雕隼”、“谋谲诡于良平”、“武略百于起翦”、“矫捷奇于猿猱”、“言辩敏于苏张”、“巧诈给于汤宏”、“残忍过于闯献”、“深刻倍于商韩”、“威力迈于贲育”，也没有一样不是反对儒家的。

汪士铎认为儒家的王道、仁爱是没有用处的，应该要严、要杀，主张“爱克”与“威克”，认为民之“畏威”甚于“归仁”，人民既然只畏威而不慕仁，则“威克之功大哉”，则此时治理天下，不但不应行仁爱，反而“要至不仁”。他在日记中经常把满清的失败归咎于仁义，他认为满人错在过于仁义，杀得不狠，杀得不多——对于熟知历史的人来说，仅这一条就足够反常识了。他曾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向满清献策，召募江淮一带“诸剧盗”，以加强清军的战斗力；杀光狱中的囚犯以防暴动；将城外附近的房星、船只、木料、粮食，一律烧光抢光，以断绝太平军的凭借。他就是这样不断赞扬、呼唤凭借暴力、动辄屠杀的治理方式的。

你看，这不完全就和现在的某些迫真逆练姨学，成天念叨“儒家大师坏，法家酷吏好！”的北朝系工业宕人士一模一样吗？简直就是心有灵犀好不！

而且这还不算完咧：

汪士铎在日记中对于妇女和儒家大加批判，却真心实意地颂扬满情。他说“今日岂少廉吏？”、“今国家可谓至仁，行王政，行仁政矣”。在他眼中，满情不仅大仁大义，而且比得上三代之治：“今日之法度规画，虽使尧殚周孔为之未必有过于今日之治平，虽唐虞三代之盛，未必愈此”。

他极度反感汉族自古以来的华夷之辩，声称华夷之分是荒谬的、无聊的——“夷狄者，古人之私心而有激之言也”，绩溪人士说清朝的冠服不如明代，汪氏反驳说明代人的冠服也不是三代之法服；绩溪人士说满人名字译音甚怪，汪氏说经书中也有这一类怪名字。他说“夷”之一名不能成立，所谓“中国”，也是一个逐渐形成的概念——“所谓中国者，渐拓渐广，遂取古人所谓夷者中国之，然则后人安见不六合一家无所谓夷也”。究竟谁是“中国”，谁是“夷狄”，根本没有定界，他认为如照着现代人的议论推下去，“伏羲神农舜禹文王为夷”。

看看，这论调该熟悉吧？现代中国但凡是上过网的应该都不会对这种观点陌生吧？这跟现在那些义愤填膺的反皇汉逗士，积极拥护“谁日我妈谁种花”的石榴果农是何等程度的“英雄所见略同”！

当然，最刺激的还在这里：

汪士铎是中国近代倡导晚婚晚育的第一人，认为应该“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同时，他对农民的厌恶之情也令人咋舌：“天下最愚、最不听教诲、不讲理者乡人。自守其所谓理而不改，教以'正’则哗然动怒，导以为非为乱，则挺然称首”。不同于以往重农抑商观点的出发点，汪士铎认为农民的生育数量一直很高，而城市商人的生育率更低，因此才提倡农民经商。

除此之外，他还要求“非富人不可取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既生子，而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即皆佳矣，亦可留一子，多不可过二子，三子即溺之，吃冷药使勿孕”、“立清节贞女之堂，广施不生育之方药”。也就是说，他要求淹死刚出生的女婴，给妇女服用打胎药物，对生育多的妇女施行金钱处罚。他把这种控制人口的办法当作救世的良方，“行之三十年而民可渐减，行之六十年，而天下皆富矣”。

这跟哪些人所想不谋而合，不用我多说了吧？

一百多年前，就是汪士铎这样的人在身体力行地作为幕僚襄助曾剃头的大业；而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那些思想观念跟汪士铎有着如此多相合之处的人，同样推崇曾剃头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吗？而如果今天的“精神汪士铎”数量越多，地位越高，曾剃头的名声可不就自然也会跟着一起被吹捧得越来越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