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夫是朝鲜共产党早期党员、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国际主义战士。他来中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等职。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因多次写文章批判王明“左”倾错误，被错误地诬为“铁夫路线”“取消主义”，并在党内发动了反“铁夫路线”的斗争，使李铁夫受到残酷打击，被割断了与党组织的关系。1935年底，上级党组织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不久，又任命他为天津市委书记。1937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延安，时年36岁。1932年起，李铁夫担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当时正值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时期，在其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华北党组织遭到一次又一次的严重破坏，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李铁夫深感痛心。他出于对党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在1933年12月到1934年2月初，先后写了《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关于目前整顿组织的几个意见》《关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蓝衣党的本质及其前途》《“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群众代表和民主主义问题》《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转变基础和反关门主义的问题》《关于〈省委前线党工作报告的总结〉的检讨》《反帝运动不开展的原因是什么》等10篇文章和意见书，并把这些文章和意见书先后交给了河北省委，对有的文章还要求在省委的刊物《火线》上发表。在这些文章和意见书中，李铁夫充分阐明了自己对王明“左”倾错误及其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意见，着重指出了党的白区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由于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性，尽管文章中也存在一些缺点，但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是揭露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他提出的意见同王明的错误是针锋相对的。
第一，关于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问题。“左”倾教条主义者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要求白区党组织实行“进攻路线”，要求无条件地，经常地组织总同盟罢工、飞行集会，乃至武装暴动。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李铁夫，从实际出发，主张党的组织应该深入群众，隐蔽起来，作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在革命的主观力量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如果急于求成，盲动冒险，结果会事与愿违，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实际上等于向敌人告密，这种“暴露政策”对党的危害性是非常严重的。他说：“每次斗争失败后就检讨，总是说，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政治取得了很大胜利，政治影响扩大了。是真胜利了呢，还是假胜利了呢？好多同志被捕，闹得群众都害怕，算算账到底上算不上算？”李铁夫说，我们应该注重日常斗争，日常斗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当前的迫切要求”。他指出：“每个共产党员群众工作的出发点，必须具体地抓住群众当前的迫切要求 (这才是群众斗争的爆发点，同时也是党和群众的接触点)是什么，和他们打成一片 (绝不可用家庭教师的态度)，拥护他们日常斗争的利益，和他们商量(始终在德谟克拉西基础上)，把他们的要求归纳起来，统一起来，发动斗争，推动斗争走向更高阶段。”他说：“如果只高喊'拥护苏联’'拥护红军’等口号。而不了解群众当前最需要的是反对克扣工资，反对开除，要求罢工自由，抗捐税，抵制日货，反日反国民党等斗争，结果脱离群众走向盲动，常常是除帮助敌人之外，没有什么得到的。” 第二，关于所谓“北方落后论”问题。“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他们认为，既然南方能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进行革命战争，北方也同样能够做到。李铁夫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北方的群众在长久的封建专制之下的关系，他们还不十分相信群众自己的威力，离开党的指导的关系，还不能抓住自己的出路，一般还没有达到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的行动阶段，至少在华北其革命化的程度还是很迟缓的。李铁夫的正确意见，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诬为“北方落后论”，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无情的打击。“左”倾教条主义者主观地认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现在是明显地提到全国党的前面”。“苏维埃运动的烈火，在黄河流域的平原上燃烧起来”。创造河北新苏区的“实际任务”，已经摆在议事日程中。李铁夫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创造新苏区这一事并不是今天决议了明天就能实现的那样容易的事，也不是只由于客观条件的存在而马上可能实现的事。他指出，他们只看见帝国主义瓜分政策的加紧，国民党军阀的继续出卖及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急遽崩溃，反帝反国民党浪潮的高涨等客观的条件，而就认为群众已经是革命化，群众已经是有了夺取政权的决心等等。他认为这种对形势的主观主义的估计，是导致机会主义错误的先导。第三，关于斗争策略问题。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复杂的斗争形势，李铁夫主张党必须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要临机应变，有进有退，不能千篇一律地按主观公式去领导群众斗争，他说：“我们在每个斗争中，不但要会进攻，而且要会退却。必须根据各个斗争的具体形势，正确估计和采取哪一方面才能有利于组织及扩大群众，有利提高他们的斗争意识。”他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政策的运用上，不能很灵活地灵机应变，而是老是为符合主观公式的，千篇一律都是原理的东西，并且对于某一行动，往往是估计到胜利的上面，而几乎忘记失败时的打算；他们不顾具体形势的如何，拒绝一切的妥协，主张连最后一个人的牺牲，那完全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牺牲主义行动，是共产主义者不可采用的禁物。第四，对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政策分歧。河北省委为了加强党在同盟军的工作，组织了前线工作委员会，同时从各地动员了一批干部和工人、学生党员参加同盟军。李铁夫主张党在同盟军中，在搞好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还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到基层，把干部和党员分配到各部队中去做士兵工作，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发展革命力量。如果我们做好了下层工作。就可以防止上层分子的动摇和叛变，即使他们动摇和叛变了也可以减少损失。在对待同盟军上层人物的政策上，李铁夫主张采取团结、争取共同抗日的政策，在处理同盟军内部矛盾的同时，要服从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任务。可是前委的某些领导人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提出一些“左”倾错误口号，致使党在同盟军和基层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总结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前委的主要领导人单纯强调敌强我弱的一个方面，对于前委领导在政策和策略方面的经验教训总结得不够。李铁夫对此提出过意见。他说：“革命时，敌人的力量总会是大的，要抗日，日本侵略者就要打你，失败了之后，把失败的原因仅仅推咎于敌人力量强大，强调客观，不检查主观上的错误，不注意总结。”第五，对白区群众团体的政策问题。“左”倾教条主义者企图把群众团体变成“党直接统治之下”的“第二党”，强调各地群众组织应该成为阶级的革命的赤色战斗组织。李铁夫指出：“这种现象，在组织上是立三路线时代所谓行动委员会变相续存。”他主张要把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严格区分开来。这些群众组织的形态，决不和党的组织形态一样，而当然是各种各样的性质和形式的东西。他说：党必须经过团组织的核心经过作用推动群众启动的执行党的路线。问题是不在领导机关的把持，而是如何使群众自动的拥护我们的问题。李铁夫认为“左”倾关门主义严重地妨碍了党与群众团体的密切关系，他说：“目前党和群众之间重要的障碍物之一，是党内的'左’倾空谈和盲动主义。对每个空谈、盲动、关门主义，必须要彻底的开展党内斗争是我们当前的任务。”综合上述分歧，李铁夫认为：“为现在的中国革命的危险不在客观条件如何，而在党主观条件。因此，需要整顿主观力量，争取真正布尔什维克。”李铁夫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尖锐批评，反映了河北省委一部分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对王明错误的抵制。他的文章和意见书曾在河北省委一些负责同志中传阅过，不少同志认为他的意见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表示拥护和支持。李铁夫向党组织阐明自己对党的路线、政策的意见，既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又表明了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然而他的意见却招来了一场反“铁夫路线”、反“取消主义”的错误斗争，并把这一斗争作为全党性的“反右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李铁夫受到了残酷打击。1934年2月，临时中央驻北方代表看到了李铁夫的文章，十分恼火。他根据临时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精神，认为李铁夫的意见是露骨的仇视党的言论，是反党反中央的号召，是新形势下右倾取消主义的标本。于是，他当即采取了错误做法：一、指示河北省委，不准在 《火线》上发表李铁夫的文章，已经编印出来的文章，也必须立即抽出；二、立即向临时中央汇报这一情况，并将李铁夫的文章抄送中央审查；三、与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指示省委立即召开省委会议，讨论李铁夫的问题。初时，河北省委一部分负责同志，仍然认为李铁夫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不同意中央代表对李铁夫的错误指责，认为中央代表在许多地方误解和歪曲了李铁夫的意见，并批评中央代表禁止发表李铁夫文章的做法是压制党内民主的错误行为。省委组织部负责同志在2月23日给中央写了报告，要求中央允许发表关于反对所谓“铁夫路线”的正反两方面的文章。天津市委在讨论李铁夫问题时，也有人要求省委公布李铁夫的文章。但是这些正确意见，被中央代表斥责为“自由主义”“调和主义”而遭拒绝。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下的党中央，党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对党内一些不同意见、不积极拥护和执行“左”倾方针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央代表在给河北省委的信中，一方面严厉批评了省委个别领导同志在铁夫问题上的“两面派态度”，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腐朽的自由主义等等；同时，系统地批判了李铁夫文章中的所谓右倾取消主义观点，认为李铁夫的文章实质上是“有系统的取消主义的政纲”，是目前新形势下河北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动摇的“最主要最明显的代表”。信中号召各级党组织要集中火力反对新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与反党的行动，反对新取消主义的拥护者及辩护者，克服对于取消主义的腐朽的自己主义。这封信，同时抄送临时中央，以取得中央的支持。中共河北省委在中央代表的错误指示下，于1934年3月和5月，先后作出了《关于反对铁夫同志新的取消主义的决议》和《关于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决议》。《决议》中说，李铁夫“偷运托陈取消派和罗章龙、张慕陶右倾的私货”，“运用过去一切反党派别的武器、反党的战术、策略到党内来”，“继承着退却的罗明路线，形成了新形势下面的新取消主义”，“现在已发展公开取消中国革命，取消党的到时候革命任务”的反党地步。说李铁夫的《意见书》是“向党进行最恶毒攻击”，它“暴露了铁夫路线的阶级本质”。“党不能容恕不能容留这种与党不能并存的思想和行为”。《决议》号召党要坚决集中火力打击取消主义者反党的一切企图，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从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彻底去揭发一切机会主义。还说，无情地不调和地开展反“铁夫路线”斗争，这是巩固党，争取党在一切工作战线上布尔什维克化转变的非常重要而紧急的战斗任务。这样，在中央代表的压力下，河北省委错误地发动了反“铁夫路线”的斗争。在河北省委开展反所谓“铁夫路线”的斗争中，1934年3月30日，临时中央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又发来了指示信，信中说：“中央以十二万分的坚决态度，同意中央代表对李铁夫的批判和对他错误严重的正确估计。”中央认为：“李铁夫在挽救党的危机的旗帜下所提出的政纲便是在目前革命斗争阶段上右倾取消主义的标本，铁夫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党的各个基本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贯的右倾取消主义的系统，反国际和反党的路线。”指示信还提出：“必须给铁夫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停止其一切领导工作。”并株连了一批曾赞同李铁夫意见的同志和对批判李铁夫不满意、不积极的同志，要对他们进行坚决斗争乃至组织处理，要求在河北全党内开展积极残酷的斗争，必须把这一斗争在党团、工会开展起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在3月底刊登了《中央致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的信》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河北省委的信》，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在五至六月份也连载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给河北省委的信》。这样，就把所谓反“铁夫路线”的斗争，从河北地区扩展成为全党性的“反右倾”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使反“铁夫路线”的错误斗争达到了高潮。5月和6月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先后被迫作出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临时中央和中央代表的意见，决定给李铁夫以最严厉的警告，停止他的领导工作；并警告他，如果坚持错误，将要考虑他的党籍问题。决议认为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存在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前省委几个负责同志在铁夫问题上采取了调和主义和两面派的态度，决定对“铁夫路线”忠实的拥护者与执行者，对整个同意与拥护铁夫意见的同志给予处分。决议要求立刻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间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斗争的外面。由“左”倾临时中央发动的领导的这场反对所谓“铁夫路线”的错误斗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使李铁夫和河北党内一大批有实际经验的干部受到严重打击，李铁夫被割断了与党组织的联系。1936年春，刘少奇到了天津，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按照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着手纠正“左”倾错误，确定了党的正确路线。上级党组织已于1935年底恢复了李铁夫党的组织关系，1936年春，任命李铁夫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所谓“铁夫路线”问题，实际上也初步得到解决。这对于长期受王明错误迫害的李铁夫来说，如同拨开云雾见青天。他情绪异常兴奋，壮志更加旺盛地挑起党赋予的重任。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李铁夫作为白区代表，同彭真等先后到延安参加会议。在会上，李铁夫作了两次发言，批判了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并请求中央对他的历史问题和所谓“铁夫路线”作出结论。彭真曾为李铁夫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李铁夫没有问题。张闻天代表中央在这次会上说：“铁夫同志是忠于党的。”会议期间，他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党中央考虑到李铁夫长期在白区工作，积劳成疾，身体不佳，会议结束后，决定留他在延安工作。但不久李铁夫患了伤寒病。养病期间，他还勉励戴元毅说：“我们在白区学习条件很困难，现在来到延安，等于回到了家，要好好学习，把头脑武装起来，好给劳动人民做点事情。”1937年7月10日，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了十个春秋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李铁夫，不幸去世。李铁夫去世后，毛泽东对李铁夫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华北党对于临时中央冒险路线曾有尖锐的反对意见，其领袖是李铁夫同志。”毛泽东还说：“有两种人，一种是夸夸其谈，随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另一种人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李铁夫同志以及还有许多的同志是后者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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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铁夫路线”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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