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武汉 | 600年商贸与湖泗瓷 江夏南桥漫话

寻访南桥

从武昌余家头出发，走文化大道、武昌大道、纸贺公路，经过江夏纸坊、乌龙泉、土地堂、湖泗街，到山坡街，带着泥土味道的浓烈乡野气息扑面而来。虽是初冬季节，但一派深秋景象。原野空旷，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开始落叶，有红黄相间的枫叶，也有一丛丛的乌桕红得鲜艳。远处山峦丘陵起伏绵延，山上红、黄、绿、褐等各种植物色彩斑斓。

从山坡街开车到天子山大道，这是近些年新修的一条笔直宽阔的马路，视野开阔，几乎没有车。路两边起伏的小山丘上长满低树灌木，也是颜色斑斓。开了不大一会，约十来分钟，道路一旁有一个显目的高杆标识牌，就是元代南桥的标志牌。

停好车。顺着青石铺就的小路，径直前行约30米，一座石桥静静地躺在长满庄稼、灌木与茅草的乡野中，这就是南桥了。

南桥。刘中灿摄

南桥丽影

南桥，地处武汉江夏山坡乡，毗邻咸宁，是武汉地区乃至湖北省内现存年代最早且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桥梁建筑。建于元朝末年，距今大约600多年。

南桥为单孔半圆形，桥身全部是凿磨规整的红砂石块干垒砌筑，局部有少许的青条石修补。桥侧面用大小条石错缝平砌，内拱券全用花岗岩条石砌建。据资料记载，石桥全长30多米，桥面中间宽6米多，两端宽7米多，相当于现在的机动车双车道。要知道，这是在600多年以前修建的，当时可谓非常宏伟了，建造设计也非常超前。就是现在，我们乡村前几年修建的水泥乡道，拓宽后也才4.5米，与之配套的桥梁，也就四五米宽，比南桥的宽度还窄一点。桥拱看起来不高，但走到桥中间，发现桥的坡度比较陡。从桥上往下看，桥面距水面约10米。

桥面中间三十二块方形砖石整齐排列，连接东西两岸。从南桥所在的南桥港一侧远望，石桥拱洞呈半圆形，与水中倒影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圆洞，远远看去如一轮明月倒映水中。桥旁立着一座石碑，上书桥名和南桥简介。

据说，南桥券顶中部阴刻有楷书“至正九年己丑春江夏南桥——力鼎建”。要看到券顶的文字，必须要在桥身下面，要么有船，要么下水。我既没有船，天寒初冬，水情不熟，我也没有下水的勇气，所以我并没有看到这行字。桥西头南面镶嵌一块“康熙三十六年”青石碑，似乎碑文的框架还在，但岁月侵蚀，这些字已看不清楚。倒是在一个砖龛里，供着一尊小巧的笑眯眯的神仙瓷像，估计是土地神。

南桥两边的挡水护坡墙砌成“八”字形，每层条石均采用两横一直的“T”字形砌筑方式，非常牢固美观。仔细观察，两边共4面挡水墙，每面其实都不一样。桥东头南面，直接面对从南边咸宁山区流下来的河水的冲击，所以，挡水墙呈直立状，而且石墙上的两横一直的那根“直”的石头，是伸出挡水墙墙面的。这样的作用，我认为一是分散水流的冲击力，相当于对水流进行碎片化，二是延长石头风化的时间，设计非常精巧。

桥东头北面的挡水墙，属于洄水区，冲击力相对减弱，但对桥基的掏空影响大，挡水墙则修成阶梯状，增加桥基的宽度，非常科学。而桥西头南北两侧的挡水墙，也各有特色。可见古代中国工匠的高超智慧，也说明对修桥质量的完满追求。这也是一座建在土坡河岸上的古桥能够几百年屹立不倒，现在还能使用的奥秘所在。

据传说，南桥古时是当地十里八乡村民通往外界的必经通道，车水马龙，相当繁华。据传其前身是一座木桥，六七百年前，南桥地区是水陆交通交汇处，是江夏、鄂州、大冶、咸宁生意人来往的主要商道。木桥不大，而且经常容易被水冲毁，人们过往很不方便。

当地富商饶姓东山公经常在南桥桥头茶馆里喝茶，与客商闲聊修桥之事，和一名科姓客商很谈得来。日久熟识后，于是就委托科某购买修桥石料，并交付一万两银子定金，双方约定第二年春送石科到此修桥，可到了第二年春，根本没看到科某的影子。原来，科某拿着银子做生意去了。

3年后科某发财衣锦还乡，船至梁子湖中心，晴空突然狂风大作，湖面波浪滔天。科某知道这是老天爷惩罚他，大惊失色，跪在船头仰天祷告：“老天啊，救救我吧！我知道自己背信于朋友，发了不义之财，我一定会报答朋友的大恩大德”，随后，风浪停息。于是他返乡后立即履诺，自己又添加一些钱财，购买了上好石材，雇请能工巧匠，与乡民一起修好了南桥。

民间传说当然有很多演绎，而据当地大屋饶湾所藏的《饶氏宗谱》记载：“迄元至正年间，东山公阡陌云连，外则特建南桥，内则重修墙壁墙里，饶氏群称巨室……”这段记载证明，当地饶姓富户饶东山在修葺饶氏宗庙祠堂的同时，出资修建了南桥。

不过，元末至正年间，正是乱世，民众生活非常艰难。中原数省遭受了罕见的天灾大旱，大地一片赤土，饿殍千里。红巾军起义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朱元璋投奔郭子兴起义军，后来开基立业，当上大明朝的皇帝。

按说，在那个世道能吃饱饭、明哲保身就不错了，而东山公这个时候还出巨资修一座公益桥，是什么在驱动呢？从石桥留存到今天的伟岸雄姿来看，600多年前当时花费的银两，即使今天看来都肯定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我想，东山公当时阡陌云连，富甲一方，巨富名声肯定是传播很广。所谓树大招风，他很容易成为官军、土匪打劫的目标，甚至也会成为饥民、灾民哄抢的对象。乱世中的巨额财富，有时候反而成为累及身家性命的“火药桶”。东山公是个聪明人，他很有眼光，他出巨资整修宗庙，增强家族的凝聚力；同时出巨资铺路修桥，赢得五里八乡的民心，都是因为他看出当时世道乱象、朝代更迭的趋势，是散财保家，聚拢人心之举。而且能造福乡里，流芳百世，可谓一举多得。

南桥与江夏

要弄清楚南桥的地理区位，就要首先理清楚江夏的历史地位。

从历史看，“武汉”从商代就建筑有“盘龙城”，现在的盘龙城遗址公园修建得很有历史感、文化感，我去参观过，觉得很有西方现代博物馆的味道。但武汉有史可考的行政区划，则源自“江夏”。距今2200年的刘邦建立西汉后，从古荆州（范围相当于现在的中南五省）下属的南郡中划出一部分，独立设置江夏郡。

江夏郡区域图

那时的江夏郡比现在大很多。既然是郡，或者说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专署“，是介于”省“与”县“之间的那一层级。当时的江夏郡管理范围有：西陵（今武汉新洲区）、竟陵（今天门）、西阳（今河南省光山县西）、鄂（今鄂州）、安陆、蕲春、云杜（今京山）、下雉（今阳新）、沙羡（今武汉江夏区）等14个县。

现在江夏区还有“沙羡“街。“沙羡”这两个字很多人都认识，但外地人包括武汉人能读对音的不多，它不读“沙xian”，而读“沙Yi” 。据考证，“沙羡”的“羡”字，比现在的“羡慕“的”羡“字多一点，这个字在唐代以后就没有了，但这个地名，江夏的老百姓却一直叫“沙Yi”叫到现在。

也就是说，今日之武汉市，元朝时是江夏郡的一部分。元朝时，江夏郡处于中心地位。而南桥，处于江夏，建于元代，自然承担了沟通四方的一个枢纽交通的功能，见图二。

从图二可以看到，一条发源于南部咸宁山地的小河，由南向北流入梁子湖。河流西边是湖泗古窑址群，西北边是武汉。现在的天子山大道处于两片丘陵岗地中间的一条山谷，中间横向有一条小道，连接西边的大屋饶与东边的小屋李，这些水陆交通的交汇处，就是南桥。

所以，乡民传说南桥当时非常繁盛，是可信的。从南桥本身用红色砂岩建造与超过现在的两个机动车道宽度的道路规模，也可以看出，这里确实是一个交通要道。

南桥的地理位置

当地村民说，当年桥上过往客商络绎不绝，桥下码头每天停泊很多商船。由于客商多，南桥地区街就热闹起来，有客栈、饭馆、杂货铺、茶馆等，成为繁荣的码头街市。一直到上世纪中期，该桥附近仍然人烟密集，有学校、庙宇、店铺等建筑。后来因历史原因和村民外迁，才变得冷冷清清。人口老年化与乡村空心化是一个难以扭转的趋势，没有人来人往，如今南桥，成为一座孤桥，静静伫立在这条静静的小河上。

南桥与湖泗瓷

湖泗瓷，是中国古瓷的一段传奇，长时间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不为人知。

人们一般都或多或少知道古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为官窑，“定”为民窑。其实，江夏的瓷在古代也很有名，叫湖泗瓷。

湖泗窑是民窑，主要生产日用品。大约是2018年左右，我自己开车，去寻找湖泗古窑。在乡村公路上，车辆不紧不慢的向前开，到达湖泗乡浮山村，拐进一片小树林，道路不宽，树木夹道生长，路上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大约开了半个多小时，前面路边有一块石碑：湖泗上浮山村古窑址群。

这次又经过湖泗街，街道两旁竖起了很多古镇的标牌。南桥离湖泗古窑址群很近，现在从南桥开车过去，大概也就十来分钟。

上次探寻湖泗瓷也留有文字，记述如下：

在湖泗上浮山村古窑址群石碑的不远处，是一所乡村小学的旧址，显然已经荒废，但小学的模样还在。向周边看去，高高低低的小土丘，上面都有郁郁葱葱的树木生长，这些其实都是古窑址，或者是古窑的废器堆。因为文物保护，古窑址不让发掘，上面生长着杂树荒草，也看不出古窑的模样。但在晚唐、五代、元末明初时期，这里曾窑火兴旺。瓷系为青瓷和青白瓷，出土了大量的瓷枕、执壶、瓶、罐、盘、碟、碗等瓷器，并借助水运，远销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等地。特别在宋代，江夏湖泗瓷就已经名噪一时。

据说，早些年的清明节前后，每年都有从江西景德镇过来的“老表”上坟祭祖，从时间轴系来看，浮山村在景德镇之前，难道是浮山村的窑工们，后来都举家迁移到景德镇去了？其实，这个疑问也有道理，因为，湖泗瓷在辉煌一段时间后，就突然销声匿迹，仿佛不成出现过。据分析，窑工的流失与转移，也是湖泗窑衰败的原因之一。

历史我不想去考证。不过，这个地方，在2001年，被国务院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千年前，湖泗瓷烧制青白釉瓷，是我国南方生产影青瓷、青瓷的重要窑址群。浮山窑烧制的瓷器，工艺品，都是通过梁子湖等水路行销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而浮山窑址东侧的浮山村，是吴姓村名聚居的地方，据说这里的村民是在明初“江西填湖广”移民浪潮中迁徙而来。这又勾起我对移民历史的兴趣。

我去参观过麻城的孝感乡，那里就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一个中转站。当然，浮山乡的老乡，是不是江西来的，现在已经不重要。在这里生活了几个世纪，早已经是这里的乡土乡亲了。有点遗憾的是，我在古窑址，见到了碑，见到了乡村。在一片片初级生长的树林里，没有看到一块古瓷片。但也不重要，心之所至，无所不至，到了这个地方，与古瓷窑址有个相会，也就心满意足了。

距离上次已有几年，也就是疫情闹腾的这几年。这次我探访南桥，又勾起了对湖泗瓷的思考。南桥作为交通枢纽，那经过南桥水陆运输的主要货物是什么呢？

其中一种大宗货物，就是湖泗瓷。在古云梦泽，历经数千年生息繁衍，西汉设郡之时，江夏已经是湖沼遍布、河流纵横的云梦泽边缘上最为稳定和繁盛的区域之一。今日江夏区府所在地纸坊镇，据传说即为唐代造纸工业所留的痕迹。纸张保存不易，难见考古实迹，但宋代江夏瓷器发达，则有实实在在的证据。

湖泗瓷窑址群在梁子湖南岸湖汊间。据考古发掘，其地岗垅蜿蜒起伏，港汊曲折交错，蕴藏丰富的高岭土制瓷原料。窑址多位于水运便利的濒湖岗地之上。在南北长约40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的范围内规模大、分布范围广，包括梁子湖沿岸的湖泗、舒安、山坡等乡镇，延续时间长，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古代窑址中实不多见。该窑址群的发现，填补了长期以来宋瓷研究中"湖北无瓷窑"的空白。

20世纪70年代初，浮山村村民吴经炳在自家的菜地里刨出一件北宋青白瓷瓜棱执壶，釉青白色，釉上布满谷粒状细小开片，晶莹透明，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曾经多次被选送到北京故宫展出。这个壶，就是现在湖泗街道上宣传标牌上的那个瓷壶。

为什么在湖泗会出现一个制瓷的高峰呢？

除了高岭土资源以外，梁子湖、斧头湖宽阔的水域，以及附近小山丘上的茂盛松枝，都是烧窑必不可少的原材料。现在湖泗附近的公路两边，还是漫山遍野的低树丛林。为什么大片大片种植的都是这种低树灌木呢，为什么不种其他作物？

我估计与当地的土壤条件相关。因为当地都是江南红土丘陵，土壤贫瘠，不适合种其他东西。这种灌木不能成材，做不了大的用处，正好这些树木原料给湖泗窑烧瓷提供了方便，节省了大量的成本费用。另外，优越的交通给湖泗窑运销提供了便利。江夏地处长江中游腹地，梁子湖、斧头湖通过小河与长江相通，在以航运为主要交通的古代，为湖泗窑瓷器运输创造了条件。

南桥，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水陆运输节点上。

南桥古驿道

南桥，是江夏古驿道的重要节点。

南桥有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其河流发源于南部咸宁山区，出口在梁子湖，可通樊口、金口，进入长江。当时，南桥地区有这样一句谚语，“一里七星庙，百步十座桥”，形容的就是以南桥为中心，一度繁荣鼎盛的茶马古道贸易。当时咸宁的茶叶、湖泗的瓷器，大多经由这里的渡口吞吐。

南桥的驿道运输

湖泗窑的瓷器，向北，经过梁子湖，走金口进入长江，运往黄石、九江，深入安徽、江苏等地，远销到海外。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现有湖泗窑出产的青白瓷。向西，经过南桥进入斧头湖，经鲁湖，走金口进入长江，深入到宜昌、四川等地。瓷器是易碎品且较重，过去交通不发达，陆路运输风险大成本高，而水路运输平稳且装载量大，水系纵横交错，对瓷器销售十分有利。

这个水路运输体系中的鲁湖也是有故事的湖。鲁湖位于金口南部，南连斧头湖，东接梁子湖。其水道与金口的母亲河金水河相连通，并最终汇入长江。鲁湖是金口历史悠久的古水之一。据1794年《江夏县志》及《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记载：东汉末年，东吴汉昌太守鲁肃相中金口南边一片大湖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水文条件，将东吴水师行营驻扎在湖岸。他兢兢业业不辞辛劳操练水军。后人为了纪念他，将这个湖称为“鲁湖”。

金口是南桥连通长江水路运输的港口。金口在古代也叫涂口，春秋战国时集市已成雏形。早在唐代，这里成为川、鄂、湘等地的漕粮转运地。上起川湘，下至江浙的商船，多来此进行商品交易，金口成为商品集散地和中转港口。在宋朝时，金口已形成江南名镇，这里“商贾辐辏，人烟鳞集，桅樯如林，首尾相接，百货盛集”，成为商业繁盛的市镇，有“黄金口岸”之称。现在距金口不远的地方还有“黄金口”地名。

唐代诗人宋之问有《涂川宴别》诗：“水广不分天，舟移杳若仙。清江浮暖日，黄鹤弄青烟“，足见其繁华程度。

这个地区的陆路交通，则主要是通过南桥这座石桥沟通东西，与山坡街古驿道相连。1936年粤汉铁路建成通车后，必经武汉南大门山坡镇，故在此地设有山坡站。现在，位于武汉城市圈内一条连接武汉和咸宁的快速城际铁路，也在此设立火车站，就是山坡东站。所以，山坡街的古驿道，可以称之为古代的“京广线“，而南桥，在这条陆路交通大动脉中，承担了重要的枢纽功能。

一座南桥，映射的是江夏600年繁盛的商业文化，也是璀璨的古瓷文化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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