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淮西人的抱团相助
每当李善长背负双手走出他那间宰相办公室时，内心总会悠然升起一种自豪感。感觉是如此强烈，从朱明王朝建立的那一刻起，这种发自心底的满足就一直伴随着他。李善长内心的满足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朱元璋对他的信任，二是作为淮西人的骄傲。跟随朱元璋以来，李善长的表现深得朱元璋欢心。此人是一个权谋高手，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洞察朱元璋的好恶。更重要的是，他为朱元璋的后勤保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个极为优秀的管理人才。朱元璋曾当着众人的面夸赞李善长，他说：“刘邦有萧何，而我朱元璋有李善长。”正因为如此，李善长被任命为朱明王朝的首席宰相时，没人站出来反对。在李善长看来，洪武年的首席宰相非他莫属，是朱元璋为他量身打造的。宰相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百官，李善长是个特别善于调护百官的人。所有官员都感觉到工作得很愉快，认为自己在宰相的领导下正实现人生最终极的价值。但所有人很快意识到，李善长有着浓重的地域情结。在李善长看来，朱元璋能够有今日，都是淮西帮的功劳。不过分地说，大明王朝就是他们淮西人的天下。新朝刚立，朱元璋就任命了两位丞相，他们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左右丞相无异于早期明教中的左右护法，一文一武。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他和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而徐达和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凤阳人。从年龄上看，李善长比朱元璋整整大了二十一岁，不应该算是同辈中人。李善长并非是没有文化的草根阶层，他是一个读书人，并且是一个修习过法家思想，深谋远略的知识分子。李善长与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有着很大的不同，修习法家的人往往是那些权力世界里的实用主义者。他们认为儒家信奉的“为政以德”那一套过于温良恭谨让，不足以为政治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善长与朱元璋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朱元璋后来推行的那一套摄魂夺魄的铁血政策与法家“以暴抗暴”的统治理念如出一辙。当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候，李善长便出任了右相国。在相国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干得颇有起色，也充分展现了他裁决如流的相才，可谓大明开国的首功之臣。在王朝更替、皇权易主的大时代背景下，很多像李善长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每天醒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在这乱世之中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第一桶金到手的时候，他们又会幻想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财富王国。虽然是文人士子，可他们并无普世的家国情怀。毕竟苟且于乱世，生存才是第一位。儒家推崇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少的。并且在他们看来，这些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帝国建制之初与元朝相比，政出中书的权力表象依然存在。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不愿意分权与人，他将处理朝政视为自己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大明天下以后的一种人生乐趣。这种乐趣是权力带来的，归根结底还是人性在这种权力游戏中得到的满足。如果能够将帝国朝政一把抓，那是让人多么过瘾的一件事。可“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朱元璋无法和各级官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就算宰相们唯马首是瞻，可是制度的鸿沟摆在那里，他们想要一步跨过去也不容易。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宰相们不愿意，也不敢轻易去劳驾朱元璋。在他们看来，自己举手之间就能摆平的事，再转手交给皇帝，实在是多此一举。其实这种体制运行是很有问题的，对于朱元璋这样一个还算勤政的皇帝，倒也无妨；可是如果摊上一个贪图享乐的慵懒之君，这么做就很容易惹祸上身。在朱元璋看来，宰相们这么做分明有钻制度空子的嫌疑，是在故意架空他这个皇帝，瓜分皇权。在洪武年的权力布局中，朱元璋可谓是煞费苦心。既要貌似公正地封赏那些功臣，颁赐他们那块看上去很美的“免死铁券”，又要貌似合理地消除皇权的潜在威胁，同时还要避免天下人言而无信之讥。建立明朝之后，朱元璋一直以元朝的弊政作为提醒自己的名言，他经常会拿这样一句话警醒自己——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在朱元璋所颁发的“免死铁券”中，都刻有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他在这里预先埋下了一个伏笔，那就是，如果有人谋反，一律不得免死。有了这样一个事先埋下的伏笔，后来的大开杀戒也就有了随其自然的理由。在这次受封人员中，李善长是唯一一个以文臣身份晋封公爵的。其他受封的公、侯则全部来自武将集团，由此可见李善长在朱元璋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为了将皇室与功臣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朱元璋又通过联姻的手段夯实帝国的权力底盘。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方式确保那些开国功臣进入和平年代后的忠贞度不减，以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使大明江山能够传祚无穷。然而没过几年，这段短暂而甜美的政治婚姻就宣告结束。“飞鸟尽，良弓藏”，皇帝与功臣始终难以摆脱这种权力困境，历史的活剧也如同盗梦空间的陀螺般一直旋转下去。当权力运转进入到这样一个怪圈，作为局中之人挣扎得越厉害，没顶的概率也就越大。每个朝代的开国者都无可幸免地迎头撞上，朱元璋所打造的大明王朝也同样不能例外。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颁布了《洪武青花执壶铁榜文》，对文武官员要严加戒饬，并且在其中严厉指责部分有功之臣在新的时代里放松了个人世界观的改造，干下违法乱纪之事。这可以看作他对那些骄傲放纵的功臣们发出的一道严厉警告，同时也传递了君臣关系趋于紧张的一个信号。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朱元璋又先后炮制了《资世通训》和《臣戒录》等训诫性的制度。在这些颁布的制度里，朱元璋逐步褪下温情的面纱。作为君王不能一直温情，狮子的手段有时候更有效果。朱元璋警告那些曾经的战友，如今的帝国官员们，让他们不要自恃功高就不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如果胆敢对其不忠、逾越礼制，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些功臣们虽然嗅到了帝国的上空弥漫着不祥的气息，可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时候在朱元璋的心中已经将那把无形的屠刀缓缓举起。从无形到有形，有时候缺的只是一个借口。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朱元璋与那些功臣的关系，极为形象。说他们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朱元璋作为帝国的法人代表，手里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又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于是就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自己管理国家。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在政治上得到荣光。朱元璋希望用这些现实的利益来换得功臣对皇权的一颗赤胆忠心。当然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皇权独大，这些开国功臣们不要动不动就生出异心，更不要想着去造反。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同时也是高收益的行业。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将功臣造反问题放在重中之重。在搞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怀疑的对象。其实这是一种很致命的逻辑，因为这种完全靠内心推理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大明立国之初，中央权力机构设有三大席位，它们分别是：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中书省总领帝国政务，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则负责监督检察，而这三大机构的领导者都要对朱元璋这个皇帝负责。从帝国政治制度的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各负其责，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运行当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都要受到中书省的掣肘和节制。作为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官居正一品，表面上和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则要稍逊一筹，只能算得上是从一品。所以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比宰相要矮上半个头。左、右丞相让中书省的权力体系实现了两条腿走路，可右丞相徐达作为一员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一来，中书省大权独揽的就只有李善长一个人了。如此一来，中书省就成了左丞相李善长的一言堂。李善长跟随朱元璋鞍前马后多年，有着极为高超的行政才能，在帝国的官家体系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团中的人分布于帝国权力机构大大小小各部门之中，他们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即使李善长是个有品有行的政治完人，可他在面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时，估计也会在某个时刻被眼前的幻境冲昏头脑。有官员曾经私下向朱元璋打小报告，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当时朱元璋并没有将这种说法放在心上。李善长是淮西出身，对于淮西集团内部人士有着强烈的护犊之情。在李善长居高位时期，他所重用的官员也基本上都是同乡之人。如此一来，在朱明王朝的权力体系中，自然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淮人朋党。战争年代，权力者需要乡人的抱团相助，可是等到江山坐稳，官僚集团的抱团只会削弱皇权。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清醒，所以才让他无法容忍。如果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突发事件，大明王朝的权力格局基本上也就尘埃落定了。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在悄然转换着自己的角色，由一名军事统帅向帝国领袖转型。他开始着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朝廷制度，在诸多的改革方案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宰相制度的存与废。中书省的存在对于朱元璋而言是皇权通行路上的第一大障碍，他要大权独揽，势必要触及宰相的权力。要触及宰相制度，就不得不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生生地撕开一道缺口，否则的话就会师出无名。制度的缺口往往存在于人，而人的缺口又往往发乎于人性。要废除一项制度，首先要废除制度内的人。朱元璋在这一点上也是有所顾虑的：一是将现任宰相拉下马，能否废除现行制度；二是废除此项制度，能否堵住天下流言汹汹。可现实逼人，如果把一个新皇帝视为进京赶考的举人，那么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这份答卷显然是胸有成竹。在权力运行的规则体系中，进京赶考的朱元璋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居于高位的权臣。在长期的战争岁月里，他和李善长之间建立起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于这个大自己二十岁的长者，朱元璋的心里更多的是一份敬重与感激。时过境迁，随着各自身份的变化，这份感激也滋生出了更为复杂的情绪。洪武初年，在即帝位、册封皇后、太子等一系列的帝国大事件中，李善长都充当着大礼使的重要角色。朱元璋甚至还让李善长担任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等于将帝国的未来也交于李善长之手。没有绝对的信任，朱元璋是不会这么做的。当然，君臣之间的这份信任并非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当年朱元璋羽翼未丰，寄身于郭子兴麾下。有一次，郭子兴听信身边人的挑拨，扬言要夺回朱元璋的兵权，更要将李善长调到自己身边。李善长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跑到朱元璋面前表忠心。表示除了朱元璋，自己哪儿也不愿意去。话语说到肺腑之处，更是涕泪满面。他所表现出来的忠诚态度让朱元璋大受感动，从此对他高看一眼。对朱元璋来说，李善长是一个亦臣亦师的人物。只要李善长没有犯下谋逆这种不可饶恕的罪行，朱元璋就找不出一个与他撕破脸皮的理由。立国之初，朱元璋并没有想过清理李善长、徐达这些开国功臣。不然他就不会给他们那么重的封赏，最初的他还是有过与这些革命战友共同分享胜利果实的朴素想法。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朱元璋还没有腾出手来与功臣们进行政治博弈，条件还不成熟。一是朱明王朝的统一大业尚未画上圆满的休止符，还需要功臣们尽心竭力；二是朱元璋和这些人一路走来，如果说连一点儿革命情分都没有，显然是不合常理的。洪武初年，明朝权力系统实权派人物中的大多数都是朱元璋的同乡，也就是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同饮淮水，操着同一地区的方言，有的甚至是他儿时一起讨饭放牛的穷哥们儿，比如写信拉朱元璋入伙的汤和。也正是由于地方势力的抱团，才帮助朱元璋从民间社会的最底层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地缘效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朱元璋的整个创业阶段黏合了人心。“淮西集团”个体之间结成了以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的庞而杂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在朱元璋执政前期表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中国的熟人社会讲究的是差序格局，就好像把一块石子抛向水面，水面会形成一圈圈向外放射的波纹，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向外辐射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累积和增加，而社会范围也正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发展起来的网络。“淮西集团”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渗透进古代中国的传统乡土观念，并使得这种“地缘性”的观念转化为帝国官场基因的一部分。李善长只是常例，并非特例。至正十四年七月，朱元璋南下攻打滁阳（今安徽滁州）。在行军途中，李善长特地赶到军门求见。李善长号称“里中长者”，朱元璋听说他是地方的知名人物，就礼节性地接待了他。一番交流过后，朱元璋与他顿生相见恨晚之意。于是，朱元璋就将其留在了自己身边，任命为记室（秘书官）。在任命之前，朱元璋问过他一个问题：“如今乱世当道，先生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我平定天下？”李善长的回答是：“你应该向那个在秦末大乱中起家的刘邦学习，刘邦和你一样是草根出生，他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做到了三点：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凭借这三点，他只用五年的时间，便成就了一番帝业。”李善长这套经世致用的理论并不亚于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朱元璋对他提供的这套取天下和治天下的理论非常满意。其实李善长灌输的这一套理论无非是儒法杂糅的权力博弈术，儒家是表皮，法家才是其内在的本质。他之所以能够博取朱元璋的信任，最关键的是他抓住了对方的心理。这时候的朱元璋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成就自己的帝王之业。可不管怎样，朱元璋还是接受了这套儒法杂糅的治国理念。朱元璋早年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历尽生活的艰辛，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挣扎求存的悲惨境遇感同身受。如果说朱元璋刚开始投军是为了能够混口饭吃，那么等到真正掌握了一定权力后，他的内心便萌发了济世安民的想法，也就是一个帝王梦。也正是从厚待李善长开始，聚集在朱元璋身边的文人渐渐开始多了起来。在朱元璋身边的这些儒生士子中，李善长算是其中最为特殊的一员。他的特殊是因为他不光是修习法家的儒生，更主要的是朱元璋和他之间的那层微妙的权力关系。朱元璋曾经与李善长有过一段推心置腹的交流，朱元璋说：“如今群雄纷争，要打好仗，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现在群雄中管文书与做谋士的幕僚，总喜欢说一些左右将士的坏话，从而导致文武不和，将士难以施展才能，这样的军队非败不可。将士垮了，好比鸟儿失去羽翼，主帅势孤力单，是必然要走向灭亡的，这是一个教训。你应该为我搭建一座梁，将文武官员的心联结在一起，千万不要学那幕僚的坏样。”在朱元璋的政治蓝图中，李善长扮演了一个能够在关键时刻左右时局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西汉开国丞相萧何就是靠着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头功，并进而荣升丞相，也就能够明白此时的李善长在朱元璋心目中居于何等重要的位置。朱元璋自称吴王后，就将李善长封为右相国。因为元朝是以右为大，所以说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是大明创业团队中的CEO了。李善长果然没有辜负朱元璋的信任，不光接手军机檄文之类的文案工作，更主要的是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供给，使得前线将士能够安心作战。同时他还为新立的明朝政权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经营盐，立茶法，立钱法，开矿冶炼，定鱼税等。在李善长的高效运作之下，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呈现出一派兵强马壮、经济繁荣的景象。吴国元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后来改革官制，不再像元朝那样以右为尊，改以左为大，李善长也理所当然地调整为左相国。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获取卓著的军功，但是并不妨碍朱元璋在大封功臣之时对他的重用。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炙手可热，这种权力上的垄断地位也为其他地区的政治势力所不满、所觊觎。但是在朱元璋的保驾护航之下，就算其他权力集团有什么非分之想，也只能将羡慕嫉妒恨暗藏于心。淮西集团的权力勋贵们把持了洪武初年的帝国权力要塞，由权力集团释放出来的熏天势焰让其他派系根本无法近身，更谈不上掣肘。当权力集团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欲望无法得到遏制的时候，那么帝国的权力纷争也就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此时的帝国政界上层圈子中存在着一个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官僚集团，而且这个政治集团是以朱元璋为背景的，早在朱元璋创业之始，就已形成并逐步发展壮大。由于朱元璋的培植与倚重，淮西集团的权势被迅速推至最高点。淮西集团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也由最初的暗流涌动，开始逐渐浮出水面，直到掀起滔天巨浪。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攫取更大的权力空间。淮西勋贵又岂能容得下其他势力与自己利益分肥？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一切正常或者非正常手段来打击压制其他势力。从前期的李善长到后来的胡惟庸，前后十七年的时间里，淮西权力集团都在竭力挤压那些非淮人的权力生存空间，根本不给非淮人揽大权的机会。李善长势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朱元璋对淮人集团的倚重，作为淮右党人的带头大哥，李善长手中握有的权力愈大，就意味着集团势力在帝国权力系统中能够分到的利益蛋糕越大。3.只见平衡，不见党争
洪武八年初春的南京，江南多雨潮湿的季节比往年来得要早，连绵不绝的雨水日夜冲刷着这座千年古都。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清晨，一辆破旧的牛车缓缓地驶出南京聚宝门。在这辆车上载着一位丰姿俊雅的老者，此人就是刘基。刘基回望了一眼冷冰冰的城郭，眼神里充满着不舍和忧虑。大开的城门仿佛命运敞开的巨大黑洞，将那些波澜往事都吸附得无影无踪。刘基小心翼翼地打开锦盒，取出朱元璋赐予他的那道圣旨《御赐归老青田诏书》，又仔细地看了一遍。朱元璋赐给刘基的还乡诰《御赐归老青田诏书》，可以视为对自己与刘基君臣一场的总结。在这篇只有四百字的诏书中，朱元璋先是引战国时乐毅报燕惠王书中的话，“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也就是说，为臣者宁可不洁己名也不议论君上的不是，朱元璋认为自己从未亏待过刘基。若按国法，刘基这次罪不可恕。鉴于刘基追随自己以来屡立功勋，故而夺刘基诚意伯之禄而保留诚意伯之名，以示宽严得当。同时朱元璋对刘基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也予以肯定，认为他不抱怨、不辩解，没有议论君王是非，所以决定放刘基南归，以尽天年。诏书的最后一句“禽鸟生于丛木，翎翅干而未去，时复顾恋旧巢，况人者乎”，以禽鸟喻大臣，未免轻忽，但通篇诏书语气虽冷，却也大体与事实相符。刘基面对这样一份诏书，老泪纵横。回想开国之初，君臣如鱼水欢投，到最后竟然猜忌如此，刘基不免心灰意懒。朱元璋这么做，也就是要让刘基这样的开国功臣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帝王朱元璋，而不是他们的战友朱元璋。这时候的朱元璋正在慢慢淡化自己与他们之间的战友关系，他要让森严的君臣等级越来越清晰。大明的第一声惊雷
洪武元年三月，又一个春天降临于南京城时，朱元璋下达了北伐的命令。这场争天下的弈局该到最后收官的时刻了，谁赢，这天下从此就改了他的姓，成为他的私天下。权力，尤其是至高的权力，本来就绝不是一场可以共赢的游戏。端坐于金銮殿上的朱元璋做梦也没有想到，北伐会以如此简单的方式走向完结，传说中战无不胜的蒙元骑兵突然就消失不见了。也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徐达的军队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拿下了河南开封。紧接着，由他率领的大明军队又在塔儿湾大败元军，随后攻占潼关，夺取华州。长风掠过旷野，捷报不断从前方传来，这让刚刚登上帝位的朱元璋满心欢喜。他命令徐达：乘势北上，直捣元朝首都。在天下一统的最后时刻，他觉得自己应该深入一线，靠前指挥。于是，他决定快马赶往开封，亲自指挥这场与蒙元军队的最后一战，同时他还准备去汴梁考察迁都事宜。朱元璋在离开南京城的时候，特地将李善长与刘基两位大佬唤到面前敲打敲打。他说，自己此行一时半会儿难以返还京都，让他们二人共同辅佐太子朱标监国，在此期间要同声共气，以和为贵。有一段时间，朱元璋经常会接到密报，说李善长在私下与淮西帮的人策划如何对付刘基。或许是文人相轻，又或许是独占君王宠的嫉妒心使然。从刘基至正二十年来到应天，他在朱元璋身边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就让李善长如芒刺在背。二人在朱元璋身边分工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能力特征也不同。李善长负责的是后勤，而刘伯温负责的是战前谋划，他们在工作上并没有冲突。由于性格使然，又加上淮西人得势，李善长并没将刘基视为最强大的对手。朱元璋曾经在私底下问过李善长，谁才是当今天下第一象纬高手。李善长的回答是宋濂。其实宋濂在他心目中远没有这样大的分量，他当时的回答只是出于意气，只要不是刘基，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理解。朱元璋矫正他说：“其实刘基才是真正的象纬高手。”刘基在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才气与神乎其神的卜算能力，让李善长极为妒恨。李善长之所以刚开始并没将刘基视为自己最强大的对手，是因为其自认是淮西帮的首领。朱元璋的天下就是淮西帮的天下，而刘基不过是为他们淮西帮看家护院的。和李善长不同，刘基打心里瞧不起李善长这种人。刘基略显内敛的性格和已经定型的孤傲个性，使他看不起那些在君王面前装傻卖乖的奴才。而李善长恰好就是这样的人，称朱元璋为吴王是其率先提出的，朱元璋称帝过程中他又忙得热火朝天。李善长尤其善于逢迎，这也是官场生存的必备素养。刘基轻慢于他，其实是对事不对人。除了这点，刘基对李善长的能力是相当认可的。有一次，朱元璋让刘基客观地评价李善长这个人。刘基毫不隐瞒地说，此人有调护百官的能力，这种能力非常人所能及。李善长虽然满口认可了朱元璋对刘基的评价，但还是向朱元璋道出了他心中的顾虑。他说刘基这个人过于呆板，不懂得与人配合，容不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喜欢动不动打着陛下的旗号，行自己的方便。对于李善长的提醒，朱元璋其实早就心中有数。他虽然觉得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更让他贴心，但淮西集团的存在也让他这个开国之君感觉到不安。各种迹象表明，李善长领导下的淮西官员有抱团揽权的嫌疑。作为新皇的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权力集团内部有结党的现象，在皇权独大的家天下时代，官员结党营私就会瓜分皇权。这时候，朱元璋不光需要淮西集团为自己守好这份基业，同时也需要刘基等非淮西集团的存在，以此来平衡各方势力，防止权力集团内部出现一党独大。在朱元璋看来，刘基不会营私舞弊，更不会公报私仇。如果说洪武年前的刘基是个重谋略、求变化的军事人才，朱元璋需要刘基为他布局谋阵；那么洪武年后，刘基就成了一个按规则出牌，按良知出牌的治国人才。朱元璋更需要刘基这样的人，使其发挥良知的力量，使那些没有良知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正因为如此，当朱元璋在洪武元年阴历三月从应天去汴梁时，他把帝国朝政委托给了李善长和刘伯温。朱元璋让他们精诚团结，分工负责。李善长负责管理百官，刘基负责监督百官。朱元璋临行前再三敲打两人，他不希望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百官懈怠，朝政松弛。李善长并没有将朱元璋的这番警告放在心上，放眼朝堂之上，淮西帮已经占据了体制内的重要位置，作为淮西帮的带头大哥，让他管理百官没有任何的难度可言。而刘伯温则表现得忧心忡忡。同样是放眼朝堂，他眼睛里看见的官员有半数以上都是淮西人，朱元璋让他纠察百官时，即使用击鼓传花的游戏手法，十人中也会有八人是淮西人。朱元璋前脚刚离开南京，政府官员们的头号人物和监督政府官员的头号人物意料之中地交火了。二人交火的原因很简单，刘伯温纠察百官，使身为宰相的李善长感觉不舒服。他几乎要像响雷一样炸起来。因为在他看来，刘伯温纠察的官员都是冲着他所领导的淮西帮，冲着他李善长来的。在朱元璋心里，刘基这样的人才是他极为赏识的。他不仅需要刘基为他刚建立的皇朝编订历法、建立军法、整顿朝廷体制、卜地筑新宫、裁定乐礼、科举等一系列事务，还要他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大明开国伊始，虽然朱元璋这时候已经贵为一朝之君，但是他还保留着打天下时的优良作风，比如说，能够虚心纳谏。当一个人身居高位，尚能认清自身存在的不足，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说明此人还有继续前进的动力。面对偌大个需要治理的帝国，朱元璋深深地感到自己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甚至是无知。在朱元璋看来，要对自己的不足和无知进行弥补必须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自身学习，二是完全依靠刘伯温这种人为自己出谋划策。按理说，乞讨出身的朱元璋，在感情上与这些士大夫出身的人距离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于像刘伯温这样，似乎有些傲骨的士大夫。不过，朱元璋生来就有一种帝王的胸襟，就是对再反感的人，只要能为自己所用，他就会以大局为重，加以包容，大胆使用。对于刘基，朱元璋便是这样一种心态。命在天，运在手，人们常爱用“命运”二字来说某人的某种必然之事。在朝中注定不好做官，这就是能谋善断的刘伯温的命运。朱元璋临行前，曾嘱咐他们：一定要搞好团结。朱元璋的忧虑也不无道理，因为刘伯温与李善长之间的确存在着“瑜亮”情结。从大处来说，朱元璋深知刘伯温这个半仙级的人物具有鬼神莫测的能力，在使用他的问题上，如果说朱元璋有什么顾虑之处，那就是刘基的才能。朱元璋相信李善长这个人，是因为他们是同乡。正因为如此，大明开国后，李善长理所当然成为第一功臣，被封为韩国公，也因此成为大明六大公爵中唯一的文臣。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的天下立下不世之功，却只被象征性地封为诚意伯。其实这个问题虽然难以解释，但还不足以说明一切。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而作为淮西老乡的李善长这么多年来，一直隐身于幕后，从不抢主子的风头。对于这样一个人，朱元璋是可以放一百二十颗心的。而与之相对的是刘伯温的身份，他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他让本就疑心颇重的朱元璋感觉到了不安——他对事情的判断总是先人一步。因为朱元璋是淮西人，所以那些早年追随于他的淮西人也就成了他最为信任的自己人。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包括刘伯温的顶头上司御史大夫汤和这些响当当的人物都是淮西人。重用乡人并不是朱元璋首开先例，汉高祖刘邦打江山的时候，也是仰仗他的乡人——丰沛集团；唐高宗李渊同样是靠着关陇集团巩固李唐王朝。可惜的是，刘基不属于淮西人。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在使用他的同时，也提防着他。朱元璋常想，如果刘基没有跟了自己，而是成为自己的对手；如果刘基有了谋逆之心，一切又将会怎样？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自己每一次的谋篇布局，他都想到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也都想到了。朱元璋在颁给刘基的诏书中如此褒奖道：“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州，尔多力焉。”对于这些功绩，朱元璋也是认定的。或许是因为朱元璋曾经将刘基比作汉高祖刘邦手下的谋臣张良，后人便有意无意地拿张良与刘基做比较。明朝史学家王世贞说，有人将刘基比作张良，刘基在谋略上确实无愧于张良，但是要说到做官或不做官的气节，却差得远了。理由有两点：一是他认为刘基早年仕元，后来又转而辅佐朱元璋灭元，大节有亏。二是汉代大封功臣，张良仅要求封为“留侯”就心满意足了。他与体制一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专心于道术，明哲保身，传说中还变成了神仙。而算天算地的刘基却没有选择急流勇退，他始终在体制内徘徊不前，其结局也只能像野鸡投于网罗，死得不明不白。难道刘基真是一门心思地效忠于大明，而忽略了保全自身吗？刘基不能安心做一个元朝遗臣，却心甘情愿地跳出来辅佐朱元璋，以儒家的“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来看，确实容易招致批评。更何况，他还曾经是元朝的进士。李善长与刘伯温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若论谋略之道，刘伯温显然更胜一筹；若论运筹之术，李善长则又高明三分。本是伯仲之间的两个人，这时候却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分了高低轻重。李善长身上有着明显的性格弱点，外表宽仁温和，内心却很狭窄，他缺乏刘伯温的智慧，却有更甚于刘伯温的奸猾。一般来说，智慧的人善于做事，而奸猾之人更善于做局。李善长虽然刚愎执拗、气量狭小，好忌恨人，却又因其聪明而将这些弱点因人而异地掩盖起来。正因为如此，那些不相干的旁人和下人能够看清他身上的这些弱点。在他的同级官僚或上司面前，他会收起大部分面具，表现出令人讨喜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他与朱元璋又是同乡，都是从淮西那种穷地方出来的。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受制于外力。在残酷的打拼年代里，他们要共同面对强大的敌人。往往外力越大，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黏合度就越高，也许可以不分彼此，团结对敌。可如今，胜利者已经功成名就,到了可以坐享其成的时候，事态的发展起了变化。为了在体制内多分得一些权力资源，他们往往不择手段，昔日的文臣武将，今日的开国功臣，在失去了共同敌人之后，自然而然地有了分裂，开始拉帮结派。这样一来，李善长占了地利、人和，得天独厚，在大明体制内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作为外人的刘基，就不好再与这些淮西人相处。身为御史中丞的刘基最难做的是负责监察、处理各种犯罪。当时的监察机构是仿照元朝建立的御史台，刘基是御史中丞，朱元璋还让他当了言官的首领，负有对皇帝进言的责任。如此一来，进言要得罪朱元璋，监察、处理各种犯罪又要得罪朱元璋的嫡系——淮西派。应天府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诗：“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也就是说，当今朝中六部百司，大半的权贵要员都是李善长的淮西同乡，而一品以上的官员当中，徐达、常遇春、冯胜、汤和等也都是淮西同乡。他们占据着要津高位，在朝廷上下盘根错节，潜在势力极大。这些掌权派是不可能不犯错的，刘伯温得罪了他们，实际上就是得罪了朝廷的掌权派。彻底引发双方矛盾的是李善长的一个叫李彬的亲信，他由于犯法被刘基抓了起来，在查清罪行之后，刘基决定要杀掉他。此时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长便登门拜访，尽管刘伯温早已知晓李善长为何事而来，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买账。李善长是个极其圆滑之人，出入体制靠的就是能“忍”会“装”的本事，绕了半天圈子才书归正传将自己的来意说明。刘基却软硬不吃，还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李彬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能够惊动李善长为他出面说情。李彬是淮西人，他是李善长的同乡和死党，官任中书省都事，因犯贪纵罪，落在刘伯温的手里，被投进大牢。李彬的亲信张武连夜赶到李善长家通报情况，请求李善长能够出面救他主子出来。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五品都事李彬竟然被御史中丞刘基抓起来关在“诏狱”里就等着议罪判刑了！这条消息在应天府大街小巷里不胫而走，在明朝政坛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此案在一些官修正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于是有人认为，李彬卷入的是一场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官场舞弊案。如果不是刘基与李善长之间的权力斗争，李彬不过是明初群星闪烁的官员群体中的普通一员，他的出现在大明开国的这潭碧水里根本泛不起一丝涟漪。从事后刘基对他的判决书中可以知晓，李彬是一个控制力极差、个人修养不高的人。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当他晋升高官显位，尤其是得到李善长的赏识，成为当朝权相的马仔后，气焰就更加嚣张。他欺压过应天城里的百姓，抢过郊区百姓的钱，最后，他没有通过任何司法程序杀了人。刘基迅速行使他监管百官的权力，将其捉拿，然后以太子宫官员的身份迅疾面见太子朱标，请求处斩李彬。太子朱标同意，刘基马上就下了斩杀令。也就在此事发生的三个月前，在朱元璋亲自主持召开的《大明律》颁布施行仪式上，李善长与刘基分立于朱元璋身边。他们向天下百姓公开表态全力拥护那部集历代律法之大成的《大明律》在全国顺利施行。在这次仪式上，两人还当着朱元璋和朝廷大臣的面分别表态，他们将约束好各自所辖的中书省、御史台的官吏们，敦促他们谨遵《大明律》，当好朝廷百司和天下臣工遵纪守法的表率。这才百日未到，中书省的李彬就冲出来碰触了《大明律》里关于贪秽之罪的那道“红线”。如此一来，每个人都竖起耳朵，睁大双眼，抱着看一场“好戏”的心态观望二人的表现。同时，他们也在做一个站队选择的游戏。是帮助勋名赫赫、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李善长，还是支持智谋非凡、德高才广、深孚众望的刘基呢？大明朝中所有的大臣都被这一事态推上了前台，此刻的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地应付这样一个令他们左右为难的选择。关于此事件的具体情况，由于史料说法不一，在这里选择其中之一。李彬是李善长的心腹，很多时候，李善长会将一些私密之事交由李彬打理。大明立国后，很多功臣认为到了该享受革命胜利果实的时候。尤其是像李善长这样的权力大咖，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搬进新宰相府以后，李善长准备将自己的老官邸改造为一处逍遥之所，在案牍劳形之余，可以来到这里放逐身心。他还打算将从张士诚及其文臣武将那里俘来的娇姬美眷，填塞其中。还有张士信那套纯银雕制的桌椅、床榻、屏风、橱柜、隔扇等，也要摆放于此。李善长将这些事都交给了自己的马仔李彬一手操办，不用点拨，李彬也明白主子到底是怎么想的。不管别人看待，他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他所要办的这件事要配得上李善长的显赫身份与地位。接手任务后，李彬偷偷从全国各地招揽最专业的厨师，打造顶级的美食；他还偷偷搜刮奇珍异宝，放在此处，这等于变相向李善长行贿。李彬打造的极乐之所不同于一般的娱乐场所，因为普通的土豪权贵是没有资格进来享受的。有资格进入的人，不光要有钱，更重要的是此人必须是大明王朝权力核心地带的人，最起码得是三品以上的权要。同时还要有推荐人，方能入内。开国以来，朱元璋对官员的私生活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甚至达到了“零容忍”的地步。比如说一个官员在处理完政务后，转到烟花柳巷深处去放松放松。如果有人举报他，那么等待着他的就将是丢官，甚至是掉脑袋的命运。如果这个官员被李善长视为自己人，他就不必去冒这个险，他就可以拿着属于自己的贵宾卡直接进入李善长的私人领地。在这里，口腹身心之欲，都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在此享乐之余，他们还能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打通自己的升职通道。通常情况下是洽谈价格，预交定金。而中书省都事李彬，能够帮助行贿人运作的官职是宰相助理和六部尚书这个级别。当时有一个传言，丞相府外有府，每晚那里都有真金白银的官场交易在进行着。从表面上来看，应天府在朱元璋离开后陷入死一般的沉寂，实际上却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朝野上下都在盯着李善长和刘基这一正一副两位监国辅政大臣如何协调处置李彬贪腐一事。他们作为《大明律》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没有理由不把这个案子办得妥妥帖帖。如果没有李彬的参与，这个案子会毫无悬念地成为两人合作的最佳样板。但问题是这个案子的主犯是李彬，而他又是李善长的心腹之人。既然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只有找专业人士来侦破此事。刘基衡量来衡量去，他决定将这件事交给杨宪，也就是被朱元璋称之为皇家恶狗之一的杨宪。李善长、胡惟庸等人是淮西人，而刘伯温、杨宪则属于浙东派。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才会变得异常复杂。要打开洪武年间那场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背后的玄机之门，这是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杨宪调查后发现，李彬涉案金额竟然达到几百万两，要知道，当时帝国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几百万两白银。于是，杨宪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刘基。刘基没做过多的犹豫，就拍板决定搜查小宰相府。为免夜长梦多，刘基这时候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并连同李彬的犯罪材料，派人火速送往开封，交到了朱元璋手上。朱元璋在知道这件事后，极为愤怒，他当即下令处死李彬。虽然朱元璋在事后表态，李彬横行不法的劣迹，自己也是早有耳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朱元璋并没有表现出一个帝王应有的决然。他的“处死令”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落到刘基的手上，而是交到了李善长的手上。在朱元璋心目中，维护朝廷的权力平衡格局也罢，维护《大明律》的权威也罢，其最终目的也只是为了维护大明的江山始终姓朱。他想将《大明律》执行到位，一刀斩了李彬，但又害怕激怒李善长和他的“淮西党”，引起他们对北伐大军的掣肘。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也只能采用半推半拖的态度应付了事。很多事情越想变得简单，会越发复杂。朱元璋的“处死令”是发自于心，也是遵循《大明律》做出的妥善安排。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可谓是滴水不漏，纵然是天皇老子来，只要他遵循国家法度，就翻不了案。问题在于，朱元璋将这份“处死令”交到了李善长的手上。他能够想象得到，自从李彬被刘伯温抓起来之后，朝中官员的眼睛都在死死地盯着李善长，特别是那些淮西老乡。一直以来，他们都将李善长视为最得力的靠山，唯其马首是瞻，更何况李彬是他的心腹之人。朱元璋将“处死令”交给李善长，就是为他争取一个从中周旋的机会。如果朱元璋将这份“处死令”写得果断决绝，不容丝毫置疑，李善长也就不会再抱有挽救李彬的幻想。而一路走来，刘基也并不是一个只知书生意气、不通时势的读书人，他应该看到了：在大明的官家体系中，一个以相国李善长为首，以乡土情谊为纽带的“淮西党”已然呼之欲出。洪武元年阴历四月，江南之地刚刚进入初夏，天上的日头就烘烤得整个大地热浪翻腾。一个多月，没有下过一场雨。天地万物都需要甘霖滋润，如同这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王朝也需要一股清新之风、一场及时之雨来涤荡这陈年旧俗所带来的迂腐之气。如此的旱情，按照惯例，不宜杀人。正因为如此，刘基虽然判了李彬的死刑，本来是决定过段时间再杀李彬。也就在这时候，李善长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吧。”李善长此举可谓奸猾无比，他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以此为借口，如果刘基一意孤行要杀李彬，那么他就可以将天不下雨的责任全部推到刘基的身上，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鬼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这一回答让李善长大为惊骇，随即就是震怒，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当李彬被推出午门，在炎炎烈日下被砍掉了头的时候。他那颗血淋淋的脑袋上，那双百思不得其解的眼睛始终难以合上。他到死也不明白，有当朝宰相撑腰，自己也被刘基给收拾了。面对“淮西集团”这样庞大的势力，刘基竟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谁也没料到他会直接跳出来与“淮西势力”展开一场正面交锋，以李彬之案来震慑群臣。难道他真的是聪明过头了吗？想用打击“淮西集团”来凸显自己的权威。对此，连李善长、胡惟庸这些淮西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在他们看来，刘基似乎不该犯如此幼稚可笑的谋略错误。他借着李彬一案出手，必然另有深意。杀了李彬之后，上天并没有如刘基所言，来一场润泽天地的及时雨。等到朱元璋一回来，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终于爆发了出来，他煽动了很多人向刘基发起攻击。密集的炮火大多集中于刘基在执法过程中不分青红皂白，动不动就拿淮西人开刀。李善长特别强调，刘基是在祭祀朱元璋祖先的场所杀死了李彬，当时李彬正在参加祈雨仪式。刘基这么做是在逆天而行，也是人伦社会的大逆不道。朱元璋没有表态，几天后他借天旱无雨之事征求刘基的意见。刘基给出的解释是，阵亡士兵的妻子全部集中居住在营房，达数万人之多，阴气郁结。另外隶属于官府的工匠死亡后，暴尸野外，这些都足以“上干和气”。朱元璋虽然采纳了他的意见，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过了十天仍不见雨水落下。刘基还想为自己辩解，但所有语言都是苍白的。得罪了皇帝和丞相是没有好果子吃的，等待着刘基的将会是更加艰难的生存环境，刘基在这时候萌生了去意。洪武元年八月，刘基借着自己的夫人过世，向朱元璋请求“告归”。仅仅当了几个月御史中丞的刘基以“致仕”的形式，暂时告别了大明政坛。在追随朱元璋的八年时间里，他用超自然的智慧为对方打造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刘基前脚刚迈出南京城，他那神乎其技的超自然能力就突然消失无影踪。一切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他以一个神的形象进入南京，而今天，他又以一个凡夫俗子的身份离开南京。在离开之前，刘基还没忘记向朱元璋提出建议：一是反对朱元璋将都城迁至自己的家乡凤阳，凤阳虽是朱元璋的家乡，又是大明王朝的起兴之地，可并不适合建都；二是集中力量消灭蒙元政权的残余势力，如果让蒙古军队遁回沙漠，将会成为大明北方边疆的大患。刘基毕竟是开国元勋，朱元璋并没有一下子做绝。仅仅三个月之后，刘基又被召回了京城。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也仅被封为诚意伯。帝王师的生存路径
洪武元年阴历八月初一，朱元璋下诏改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与此同时，他召集在南京的文武百官，商讨建都临濠的问题。所有人都同意，因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淮西人，建都临濠，正好可以满足他们衣锦还乡的心愿。在这些人中，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刘基。刘基将临濠的地理位置和风水情况做了一番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临濠虽然是当今圣上的故里，但并不适合在此建立都城。朱元璋盯着刘基半天没有说话，内心很是不快。李善长察言观色，当场反驳道：“刘基一派胡言，如果说临濠的风水不好，那为何还会出皇上这样开疆辟土、光耀千秋的大人物？！”李善长的话让刘基无言以对，他知道，自己这时候说什么都是错，一切取决于朱元璋的态度。这时候在帝国的权力场上，能够与淮西集团相抗衡的只有浙东集团，而浙东集团的领军人物正是刘基。五十岁，一个男人到了知天命的岁数，帝国普通官员也大致到了致仕的年龄。他们中真正有大智慧的人，会选择从庙堂之高走向江湖之远。而身处乱世的刘基却在这样的岁数迎来了自己仕途上的春天，也走上了人生的险途。刘基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与宋濂、章溢、叶琛等人并称“浙东四贤”。早在元末之际，“浙东四贤”在浙东地区已经是久负盛名的风流人物。至正年间，浙东贤士改换门庭，由事元而事明。“浙东四贤”虽然是一个组合式的名号，但是他们之间从无拉帮结派之举。就是在刘基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集团做斗争时，其余浙东人士也并没有像淮西党人那样抱团相抗。与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胡惟庸这些淮右人相比，刘基作为后来归顺的浙江青田的儒士，在朱元璋的皇权体系里究竟能够占据多大的权力比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件事。刘基是浙东的青田大族，他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此人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在读书方面有着异于常人的天分，他曾经在元朝大都（今北京）的一家书店中翻阅一本有关天文方面的书籍，翻过一遍后竟然做到默记于心。书店的主人见他手不释卷，便要将此书送于他，他却说：“书的内容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要书何用？”元朝至顺年间，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的刘基就考中了进士，成为起步较早的后备干部。待到三年之后，他才算正式进入元朝体制内。虽然只得到一个正八品的高安县丞，但是他的心中却藏着一幅锦绣蓝图。有人形容他“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人品不错，心系天下的好官，但同时也是一个不懂得掩饰自己情绪的感性文人。与科举的顺利晋级相比较，刘基的仕途走得一波三折。科举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对于官僚体制的适应能力。刘基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波谲云诡的官场，在他还只是一个八品小官的时候就注定了他日的结局。刘基刚刚步入官场时就遇到了棘手的案件，这个案子在前任官员手下已经结案，刘基拿过来一审发现是误判，他想推倒重新审理，结果却遭到了原审判官的攻击。虽然这次攻击毫无根据，但是案子却没有继续审下去，刘基也被调往他处当了一名掾史（副官）。年轻气盛的他一气之下索性辞职不干，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辞职。信心满满的刘基，在官场小试牛刀就遇到了挫折。他虽然辞职赋闲在家，但仍然没有脱离元廷官员的编制。因为他是进士出身，官员名册上始终都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所以等到朝廷的官员编制有了空缺，还会将他重新起用。对于刘基来说，这一次等待的时间似乎漫长了那么一点儿。等到他再度回到官场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三年。这一次，刘基被元廷任命为浙江儒学副提举，也就是分管教育的副主管。至正十六年春，浙东黄岩人方国珍举兵反元，行省推举刘基为元帅府都事。刘基奉行朝廷发布的平乱檄文，返回处州平定方国珍叛乱。就在刘基准备在地方上大干一番建功立业之时，方国珍却掉转方向归顺了蒙元朝廷，摇身一变成为海道漕运万户，其兄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第二年，方国珍又晋升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自己的平乱对象居然华丽转型为行省大员，而那些收了贿赂的官员却要反过来折腾自己人。无乱可平的刘基就这样被朝廷削夺了兵权，只好弃官返回生养他的青田故里，处于一种半隐退状态。对于如此结局，刘基百思不得其解。愤然离去的他，也不免仰天长叹：“臣不敢负国，今无所宣力矣！”在刘基这样的文人看来，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又能如何？在那样一种大环境下，也只能有心无力唱大风。无论是张士诚，还是朱元璋，都不过是乱世中浑水摸鱼的一方流寇，难以成就大业，更不值得以性命相托。如果要归纳中国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那样一种现实政治生活环境的催迫之下，不得不隐就成为刘基这样的末世文人所做出的一种无奈选择。处州东面是占据浙东的方国珍；北面是势力强大的张士诚；西面朱元璋的军队也步步紧逼。隐居的刘基已经无法再为朝廷效力，他必须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做出新的调整，可是他从内心深处瞧不起这些割据一方的草寇势力。这时候，刘基所能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组织乡人于乱世中自保，免遭方国珍的骚扰；二是写出那部传世的寓言巨作《郁离子》，借此抒发乱世文人的心头郁结。刘基的出山，可以说一半是朱元璋请出来的，另一半是被当时的形势逼出来的。明朝军队占领金华等地后，为了能够迅速在浙东地区打开局面。朱元璋想尽一切办法将刘基这些有影响的浙东大族收为己用，以安抚地方人心。朱元璋对刘基的了解，不像对淮右集团成员了解得那么多。朱元璋知道刘基这个人，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浙东以后的事。朱元璋是游民出身，知识水平也是有限的，对知识界精英人物的了解也是听别人描述的。他们说，刘基“少有英名，海内闻之”。朱元璋就算在这之前没有听说过刘基的大名，但是对于怀揣着平定天下之志的他，对于人才的渴望要超出同时期其他几路反王。朱元璋深知要实现平生之志，不能光靠出身像自己一样的泥腿子，必须广纳天下人才俊杰。李善长算一个，刘基也算一个。朱元璋这么做，也是吸取前朝那些创业之主的做法，这是他们在创业阶段惯用的一套伎俩。但凡势力遍及之处，他们都要征召当地的名士大儒，为己所用。就算不能为己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不管是真的尊儒，还是为了捞取一个政治家的印象分，朱元璋总是会摆出一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贤明姿态。在进入浙东前，朱元璋的人才库里这时候已经储备了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陶安、朱升等一大批家门口的（江淮一带）文人谋士。自古以来，浙东一带都是英才荟萃之地，刘基、宋濂等人自然不会逃过朱元璋的视线。朱元璋刚到滁阳的时候，李善长就向他举荐了浙东的名士宋濂，说宋濂知星象经纬。宋濂景仰北宋大儒濂溪先生周敦颐，所以才给自己取名为“濂”，字“景濂”。宋濂半生坎坷，屡考未中；但是他的学问却传扬四方，元廷有意召他去修国史，可他推辞不就。除了一些人际方面的原因外，主要也是他已经预感到元朝的统治即将崩溃，自己不宜远离相对安定的家乡，正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当朱元璋弯下身子向宋濂请教时，宋濂却谦虚地对他说，自己的才学远不如青田的刘基，你应该请刘基出山辅佐。至正十九年，朱元璋的军队攻下处州城，刘基被强行带到南京，带到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向刘基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他能留下来帮助自己开拓疆域，成就一番伟业。苦口婆心地做了半天思想工作，刘基依然不为所动，朱元璋只好又将其放回乡间。带到身边的人才就这样溜走，朱元璋并不甘心。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劝说刘基，可对方屡辞不就。这让朱元璋很是恼火，就找来刘基的好友宋濂，问他对方究竟是怎么想的。宋濂说：“刘君最有名，亦豪侠负气与君类，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也就是说刘基是一个重气节的君子，既然他已经做了元朝的官，就羞于再来做朱元璋的官。天地万物，都处于一个轮回的系统中。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就让时间来捍卫自己的信仰。对于文人而言，比骨头更硬的是时间，时间可以为一个人带来豪情壮志，也可以把一个人的情怀戳个透心凉。没过多长时间，朱元璋又指示处州总制官孙炎去劝刘基出山。孙炎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但是他特别喜欢与文人结交，也爱吟诗作赋。没多少文化的他，经常会口出奇句妙文。此人善于雄辩，一张嘴就是滔滔数千言，很多人都怕他那张嘴。他还喜欢喝酒，酒后作诗辩论，有如神助，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孙炎在接到朱元璋的指示后，并没有亲自登门去请刘基，而是派使者去请。请了几次，刘基只是回赠了一柄宝剑给孙炎，就是不肯出山。孙炎将宝剑封还，还特地写了一首《宝剑歌》，大意说这宝剑是你们刘家的传家宝，自己不能接受如此贵重之礼。我将其奉还于您，希望先生将来能将宝剑献给明主，这就好比大旱之后遇上甘霖。孙炎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就是让刘基出山辅佐朱元璋这个所谓的明主。孙炎还附上一封洋洋数千字的信，说的也无非是此类意思。刘基没办法，只好上门来见孙炎。孙炎高兴地摆酒与其对饮，纵论古今成败多少事。一番交流过后，刘基也为孙炎的才具气度所折服。有史料记载，早在刘基做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时就曾经游览西湖，见西北方的天空飘起奇异的云彩，光映湖水，同游的文人雅士都以为是祥瑞，准备当场赋诗。刘基却在旁边大声说道：“这是天子气啊，应在金陵（应天），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此时的杭州城还是元朝的繁华之地，同游的人都以为刘基喝醉了酒在说胡话。这帮胆小怕事的文人吓得躲到远远的，私下抱怨道：“刘基，你这不是要连累我们抄家灭族吗？”如今，刘基在孙炎的劝说之下投奔朱元璋。他临行之际于家中大摆筵席，再度向亲朋好友陈说那年那月那日的天象，不由感慨道：“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对于朱元璋的一再征召，刘基内心其实还是有一番纠结的。作为一名乱世书生，他心中有着自己的利益考量。儒家的伦理道德、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政治前途等，都成为刘基所思考或决定他抉择的因素。特别是从元朝的官吏转而投靠自己历来所不屑的乱贼草寇，经历如此巨大的角色转换对于他这样的读书人来说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处于各种势力纵横捭阖、互争胜负之际，早已声名远播的刘基想要安安稳稳地过一种半隐半仕的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形势逼迫着他必须做出抉择，才能于乱世求得生存。面对朱元璋的盛情相邀，刘基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做出了理性选择。这时候朱元璋已经控制了他的家乡处州，如果他有心再度复出，朱元璋无疑是他最为合适的投奔对象，尽管一时半会儿他还无法甩掉身上背负的道德枷锁。可是在纷扰的现实面前，很多时候所谓的“道德”的用法又何尝不是狗肉店里挂出来忽悠人的一只羊头。这时候的朱元璋，也正想尽一切办法要带上刘基与自己一起上路。至正二十年三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与刘基见面。二人刚一见面，朱元璋就问他：“能诗乎？”衡量一个民间大儒有没有水平，“能诗”的要求是不是太低了？刘基的回答是：“诗是儒者的末事，哪有不能的。”朱元璋指着手中的斑竹箸，让刘基当场赋诗一首。刘基淡淡一笑，随口吟道：“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这两句诗并不合朱元璋的口味，他直言道：“你这诗充满了酸儒之气。”刘基摇头反驳道：“此言差矣。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侯一借间。”如果说刘基的前两句诗让朱元璋领略了他的文采，那么后两句诗则让朱元璋领略了他的政治胸襟。经过一番交流过后，朱元璋对刘基的印象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一个术士变为酸儒，再变为张良般的谋略之士。初见宋濂、刘基、章溢、叶琛等人，朱元璋虽然难以抑制内心的雀跃，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谦卑地说：“吾以天下累四先生矣。”刘基就势向朱元璋呈上自己的那篇《时务十八策》，这是一篇极为高明的策论，可谓字字珠玑，让朱元璋读得汗毛孔都竖了起来。朱元璋一个人看完这篇策论后，就将它处理了。有人说是藏了起来，也有人说被他付之一炬，总之在这个世界消失了。刘基在《时务十八策》中为朱元璋描绘了一个务实而又深远的未来，他始终引导着对方朝着那个最高远的目标奋进。更为可怕的是，他让奔腾向前的车轮从未离开过那条正确的轨道。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刘基比朱元璋英明多少，而是他有一种异于常人的能力，可以将对方牢牢地控制在那辆飞驰的理想战车上。刘基等地方实力派的加入，不仅化解了元朝的抵抗力量，也使浙东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洪武三年，朱元璋授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时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朕初到浙东时，你就对我颇有好感。等朕回归京师，你就来投奔。这时，浙东的老百姓对我还不够信任，你老卿一至，山越清宁。”在此次会面中，刘基还为朱元璋带来了一幅堪比隆中对时诸葛亮献给刘备的那幅军事战略图。当地图徐徐展开，山峦、河流、湖泊、城镇、关隘一目了然，一幅全国战略格局清晰可见。从这张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朱家军被陈友谅、张士诚集团以及元朝压制在江南一隅，三面强敌，一面背海，形势岌岌可危。只有做到先强后弱，避免两线作战，然后各个击破，再集中兵力北定中原，才能一举定乾坤。刘基和朱元璋的关系，在帝国建制前后曾经有过一段水乳交融的蜜月期，就像朱元璋自己所说的那样：“三军所向，治国方略，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在军师的位置上，刘基显现出了非常的才智和能力，他对形势的分析往往一针见血，战局往往在他的掌控之间。朱元璋曾经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每次召见刘基，朱元璋都会屏退左右，二人处于密室之中谋划半天。在战争时期，每每遇到急难之处，朱元璋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刘基。刘基也为朱元璋的知遇之恩而感动，往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所言，正是朱元璋所想。等到帝国建制后，天下太平，君是君，臣是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世移时易，刘基在朱元璋面前所谈的也大多是帝王之道。朱元璋用刘基参议决策多年，对其城府之深也是有所忌惮的。龙湾大捷，奇袭江州，显示了刘基的过人智谋；拒绝救援安丰，将小明王别置滁州，都展现了他的政治远见；至于那些传说中的占星术，更是让刘基的头顶上方环绕着一圈又一圈神秘莫测的光芒。元末群雄逐鹿的走势完全按照刘基预想的方向发展。1360—1367年，朱元璋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彼岸，先后翦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割据势力。1367年，刘基参与制定灭元方略，彻底完成统一大业。朱明王朝建立后，刘基抛开开国勋臣的身份，进入治国良臣的角色，一步一步实现着自己治国安邦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其实对刘基这样的非淮人集团，朱元璋一直是怀有戒备之心的。他在南京时，朱元璋虽然优礼甚厚，却不是百分百的信任；虽然授予不同官职，但并没有赋予他实质性的任务，让他掌握实权。刘基缜密的思维，以及对形势的判断力，深远的战略眼光，都让朱元璋刮目相看。龙湾战役、安丰战役、江州之战、鄱阳湖大战、灭元之战，朱元璋想到的或者没有想到的，刘基都替他想到了。如此厉害的角色，很多时候想到这个人，想到他在一些事情上的看法，都让朱元璋倒吸一口凉气，后怕得脊梁骨直冒虚汗。幸亏他是自己的人，如果刘基跟随了其他人，对他朱元璋来说还会有今天的荣耀吗？这样的权谋之臣让你永远读不懂他的心事，让你胆战心惊。将刘基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无异于一场政治豪赌，朱元璋断然不敢冒这个险。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金銮殿上齐刷刷地跪满了功臣，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大殿上此起彼伏地响起。公封完了，侯封完了，伯封完了，然而在宣封的声音中迟迟没有响起刘基的名字。朱元璋看出了群臣意犹未尽、充满怀疑的眼神，知道他们都在等待着大明第一谋臣刘基的封号。可是这一次，他好像忘记了刘基。过了一段时间，朱元璋才为刘基补封了一个诚意伯，年俸禄二百四十石。朱元璋这么做让所有人大跌眼镜，要知道功劳在刘基之下的后勤总管李善长功列第一，封为韩国公，俸禄四千石，是刘基的十几倍。即使在那些伯爵中，刘基的俸禄也是最低的。就算刘基能够坦然接受这一切，他身后的浙东同乡却难以做到视若无睹。淮西与浙东两大权力集团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开始了明争暗斗，其实朱元璋还是很希望看到官僚集团内部上演这样的好戏。作为帝国的一把手，他之所以会抱着看戏的心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对这些同乡的官僚们除了有一份乡土之情外，还掺杂着驭臣之术，以及在使用人才方面，也有不囿于乡党的观念。随着地位的逐渐稳固，朱元璋受命于天的思想已经扎根人心，而刘基的作用和使命也到此结束。大明王朝不再需要熠熠生辉的群星闪耀，需要的是孤星闪耀。朱元璋通过打压刘基的威望，剥夺其权力，逐步淡化他在帝国政局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朱元璋大力培植淮西集团也有制衡刘基、宋濂等江左名士的意图。其实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刘基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没有一个类似于李党（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以朱元璋为靠山的政治集团在背后为其撑腰。一个人与一个拥有强大政治势力的集团相抗争，刘基从一开始就处于明显的劣势状态。在帝国权力集团的斗争中，如果没有一个强大势力的政治集团作为依托，单凭一己之力，去争取斗争的胜利，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洪武元年十月，霜降过后，四处落叶飘零，天地间一片飒飒的肃杀之声，季节步履蹒跚地走向冬天。自登基以来，南京城的各种庆典便不曾消停过。“国之大事，在戎在祈”，虽然朱元璋要求一切从简，不得铺张浪费，但皇家该有的礼仪是不能省的。这天散朝过后，朱元璋将刘基单独留了下来。君臣之间的这次对话充满了玄机，他们的话题围绕着丞相的人选问题而展开。出于对淮西集团势力过于膨胀的忌惮，朱元璋一度想撤换李善长予以遏制，但又决定不了换哪个人为好，于是就找御史中丞刘基商量此事。一个人政治上出了问题，就有如染上了瘟疫，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何况是皇帝本人指出的问题。可是刘基并没有附和朱元璋的想法，反而劝他不要撤换李善长这位勋旧。朱元璋说，他数次想害你，你为什么还要帮着他说话呢？我决定让你来当丞相。刘基说，打个比方，一间大屋子要换根柱子，那也必须是换更大的木头，如果把小木头捆扎捆扎换上去，这屋子立马就坍塌了。（“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刘基认为此人不合适，因为他“有相才，无相器”，做不到“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刘基说，这个人就好比一匹不听话的马，驾着他去拉车，说不定连车都会翻了哩！（“此小犊，将偾辕而破犁矣。”）既然这些人都入不了刘基的法眼，于是朱元璋就故意试探他：“我的丞相人选，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先生的？”刘基的脸上马上现出惶恐谦卑之色，说道：“臣疾恶太甚，口无遮拦，一向闲散惯了，无法应对繁杂的行政事务，在这个位子上，恐怕辜负皇上的重托。天下之大，怎么会没有人才可用呢？请明主悉心搜求。不过刚才提到的几个人，确实并不合适。”人嘴两张皮，说啥不稀奇，但人言可畏。人言，是这个世界最难捉摸的东西，似有若无，无从把握。这场君臣之间的对话，颇值得玩味。对于朱元璋来说，他已经感受到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对皇权的潜在威胁，他在试探刘基的同时，也希望刘基能够在中间起到平衡和制约的作用。这时候的刘基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是帝国监察机构的官员，他的职务是御史中丞（是当时御史台的三把手，一、二把手分别是汤和和邓愈）。刘基虽然位列三等伯爵，但是他的影响力还是远远超过了朱元璋身边的那些近臣，每遇重大国事朱元璋还是会第一时间与他商量。朱元璋喜欢听真话，同样也反感听别人说真话，这是朱元璋的尴尬，也是刘基的悲哀。刘基很快就明白了一件事，朱元璋问这些话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朱元璋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让他刘基来当这个宰相，不然，不会提出那么多人，到最后才提名自己。提名自己，也只是碍于当着他的面，又加上他总是不断地否定朱元璋提出的宰相人选。既然所有人都不合适，言下之意，也只有你刘基合适。朱元璋在算计上的能力要远超于刘基，尤其是在厚黑层面。自古以来，开国之臣都难做得顺风顺水。共同打天下不容易，共同坐天下更是难上加难。刘伯温现在处于一个并不危险但极为尴尬的境地，如果他说自己有宰相的素质，那他否定朱元璋心目中宰相人选就是出于私心。如果他说自己没有宰相的素质，可又心有不甘，因为宰相这个位置的确让人垂涎欲滴。刘伯温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希望通过自己努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凡人。如果他真的坐到宰相那个位置上，儒家“为生民请命”的高调理想就有了实现的基础。可问题是，命运女神在彼时彼刻告诉刘基的却是，他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朱元璋也不可能让一个曾经做过自己精神导师的人再来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在万般无奈之下，刘基只有选择离开。既然朱元璋自比刘邦，将他视为张良，那么自己何不学一学张良，功成名就，急流勇退。他不想卷进权力争夺，更不想招来杀身之祸。朱元璋和刘基在洪武元年之后的主要关系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关系：朱元璋不断地试探，刘基被动地接受。洪武三年阴历四月，朱元璋想让刘基兼弘文馆学士，并且还特意给刘基写了封《弘文馆学士诰》。朱元璋在这道诰命中直接说，刘基有天大的功劳，而且是个出色的儒家知识分子，所以，刘基是最有资格进入弘文馆当学士的。这时候，文武百官们眼中的刘基，已经是一个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行将就木的老人。时隔不久，朱元璋将胡惟庸放在了左丞相的位置上，朱元璋听说刘基私下里很是失落，在一些故交好友面前感叹：“希望自己评价胡惟庸的那些话不要得到应验，那样的话，天下百姓有福，大明王朝有福。”也就在这一年，刘基与淮西集团的带头人李善长之间有了第一次交锋。引发矛盾的导火线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李彬案，刘基的态度是如此决绝，没有一点儿商量的余地。李彬就这样被依法处死，李善长被彻底激怒，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李善长嫌自己的能量不够，指使众多对刘基怀有敌意的官员集体围攻。在围攻刘基的官员中，以淮人居多。对于淮西集团的官员而言，刘基成了他们捞取权力资本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刘基一人独挑李党（淮西集团）的结果，就是自己的黯然退场。刘基是个有节操的人，虽然他的声望已经很高，但是从来不会主动挑事。李善长等淮西人扳倒刘基的目的，是因为他们将刘基视为浙东集团的带头大哥。事实上所谓的浙东集团并没有形成气候，也无法与淮西集团抗衡，毕竟淮西集团真正的大当家是朱元璋。刘基的悲剧，在于他看到了政治的根本，他想去回避却做不到，他可以掌握王佐之术却无法掌控自身的命运。立德、立言、立功，三立于一身，三立皆达到顶峰，极目茫茫，这样的人历史上能有几人？过于优秀的人往往让人感到无懈可击。朱元璋将其列为打压对象，其实也是为了能够找到完全驾驭他的突破口。由于文化上的先天不足，创业阶段的朱元璋对文人始终怀有一种仰视的心态，也非常倚重以刘基为首的文人。这虽然是朱元璋的纳士策略，但是并不代表朱元璋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信任。时过境迁，等朱元璋做了皇帝，一切发生了变化。那些耿直的文臣成了维护和伤害皇权的一把双刃剑，他们敢于顶撞，敢于叫板。很多时候，朱元璋不得不采取一些打压手段，这样才能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朱元璋坐天下以后，有的士人不想居朝为官，一心想要隐居山林。当然这种现象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很多时候，作为当世君王还会表彰他们不慕名利的精神。可是对于刚刚打下江山的朱元璋来说，是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现象的。当时有一些很有才华的读书人（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拒绝朝廷征用而断指自残。朱元璋认为此风不可长，不然又会像元朝那样，读书人宁愿隐居也不愿出来为朝廷效力。朱元璋处死了一些拒绝合作的士人，以警戒后来者。行刑前，朱元璋曾对这些人说：“人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所以父母有夺去你生的权力；天下大乱，要不是我奉天承运，夺得天下，你早就没命了。我就是你的再生父母，现在你不为我用，我就有权夺去你的生命。”在朱元璋的眼里，没有个体，只有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不然每个人都强调自我，那他这个皇帝也就真成了没人买账的孤家寡人。当然这套理论不是朱元璋发明的，历代帝王和独裁专制的统治者有几个不是借国家或用集体说事的。没有国哪来家，没有家又哪来的个体。明明知道朱元璋喜欢少说话多干事的部属，可是刘基始终无法转换自己的人生角色，经常会不自主地在朱元璋面前摆出帝王师的架子，这让朱元璋感到很不舒服，这也是朱元璋为什么倚重他，而不重用他的主要原因。洪武四年（1371年），历经冰火两重天的刘基终于大彻大悟，第二次向朱元璋提出致仕。看着眼前的刘基，白发稀疏，步履维艰。朱元璋不免动了恻隐之心，答应放他回家了却余生。朱元璋在事后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刘基在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刘基离去时，朱元璋还专门写信向他索取临别赠言。对于刘基，朱元璋始终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此人能力太强，放在身边令他不安，放之江湖也同样令他不安。刘基在回信中特别强调：“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刘基在这里和朱元璋唱了一个反调，朱元璋治国走的是严刑峻法之路，而刘基在这里劝他少杀戮，多宽大。朱元璋看了刘基的信也只是淡然一笑，书生治国，太过理想主义。归隐是为了避祸，最终却不免于祸，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局中人的无奈与悲情。不过，朱元璋还是写了一首诗给他，题目是“赠刘伯温”：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谟。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玉炉。事业堪同商四老，功劳卑贱管夷吾。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刘基离开朝廷后，处于权力制高点的李善长虽然有些高处不胜寒，但他并没有完全被眼前的幻象冲昏头脑。或许他认为，跟随朱元璋这么多年，对对方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对自己的了解。李善长深知，朱元璋绝对不会仅仅只满足于做一个放手撒权的太平皇帝，而自己所辖的中书省威权最重，也是皇帝最为关注的焦点。对于李善长这个人，朱元璋更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他比刘基更让人难以对付，刘基只是一个耿介之臣，而李善长肚子里的花花肠子要更加曲折一些。这两个最有权势的人，一个盘踞于金銮殿里，一个偃仰在太师椅上，互相对视，目光透过洪武年间风雨飘摇的天空，既温情脉脉又心怀惴惴。在耐性和计谋的比拼中，最先败下阵来的只能是心有怯意的李善长。淮西集团在帝国权力场上再无对手，有些时候，越找不到对手就越危险。李善长位居左丞相，其地位仅次于朱元璋这个帝国的一把手。加上他打着同乡的旗号立于朝堂之上，权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光个人权势到达巅峰，就连他的那些亲友也遍布朝堂内外，人事关系盘根错节。对于这样的功臣，历代开国皇帝既用之又忌之。用是因为他们确实好用，忌是因为功高震主。朱元璋也将这种纠结的心态传递给了李善长，朱元璋曾经提醒过他：作为一个臣子，你要做到时时检点自己，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不合理，那么就可能会前功尽弃。聪明如李善长，又怎么会听不出来朱元璋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这是朱元璋在向他这个开国功臣敲响警钟，让他做人要学会低调，不要恃功自傲。否则的话，再大的功劳，再多的免死金牌也保不了平安。“雨雪年年有，不在三九就在四九。”洪武四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都要晚一些。临近新年，雪来了。缠缠绵绵，像是情人欲说还休的心思，落在南京城的宫墙、街巷和树梢上，浅浅的一层覆盖。每到过年，朱元璋都会借景抒怀，说一些“国事殷忧”“务从简素”之类冠冕堂皇的话，要各官府衙门节约开支，宫里的年货尽量少办一些。朱元璋这几天情绪不错，不光是因为过年，普天同庆；也不光是因为天降瑞雪，预示着来年的好光景。就在前些日子，李善长以“患病”为由，向他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如果换作其他人，朱元璋的愉悦程度会大打折扣。李善长的专擅已经让朱元璋走到骑虎难下的境地，在他这个皇帝眼里，悠悠万事，也没有这一桩大。而在李善长看来，自己是如此重要，他的去留应该是帝国的头等大事，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不应该草率对待。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洪武皇帝居然连最起码的虚伪客套都省去了。大年初二，新年伊始，朱元璋就势批准了李善长的请求。诏曰：“天下已经定，有功尽封，大将收戈解甲于武备之库，息马家庭，从善乐游，功名两全，古何过哉!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事朕十八年，寅至戌归，勤劳多矣，汉之（萧）何、（曹）参无以尚也。他年龄已大了，驱驰侍立，朕心不忍，业许致政。今以中书右丞忠勤伯汪广洋为中书右丞相，参知政事胡惟庸为中书左丞，总理军国重事焉。”这一年李善长也只有五十八岁，算不上高龄宰相。这个诏书任命汪广洋为右丞相，事实上也就等于免除了徐达的右丞相之职。汪广洋没有被任命为第一丞相左相而被任命为右相，权力比重也就低了许多，又加上他势力小，资历浅，朱元璋这才稍微舒了一口气。李善长这时候选择主动退出帝国权力核心地带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敏锐性极强的他这时候已经嗅到了朝堂上散发出的危险气息。他在自己最为风光的时候选择退出，不是他真的想要放权，而是为了明哲保身。让人遗憾的是，李善长精明过头，却也难以猜中故事的结局。对于帝国的权力集团而言，每个人都处于同样一张大网之中，不是谁想躲就能轻易躲得过去的。就连朱元璋也不知道，今天和昨天会有多少不同，明天又将会走向怎样的命途。李善长就这样致仕回老家安徽定远，虽然朱元璋赏赐了他土地若干顷，并赏了一百五十户人家为他守冢，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卫士二十户。可物质上的丰足远远比不了权力带给一个人的精神满足来得重要。年仅五十八岁的李善长就这样被提前退休，回家颐养天年。昨天还处于权力的巅峰，今天就远离了权力的核心地带。李善长致仕的旨意一下，平日里仰其鼻息的朝中百官无不震惊。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也就在两个月前，皇帝刚刚将其封为国公。可谁又料到，瞬息之间，又将其打发回家抱孙子。一时之间，帝国权力集团内部人心鼓噪，朝局大动。等到朱元璋宣布李善长的继任者时，朝臣们悬着的一颗心才算稍微安顿下来。4.谁的战局，谁是棋
李善长病休在家，而此时的中书省大权已经转移到了杨宪的手里。杨宪并非淮人，他是检校出身。检校是帝国的特殊权力机构培养出来的特殊人才，是朱元璋为自己的权力系统量身打造的特务人员。脱轨的派系之争
洪武三年，李善长淡出朝堂但还未辞官之时，中书省的权力结构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候中书省右丞是杨宪，左丞是汪广洋。汪广洋本来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曾经被朱元璋外放到陕西锻炼了一段时间，也算是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京官，李善长病后，中书省无官，汪广洋被召为左丞。中书省最高官职是左丞相，其次是右丞相，然后依次是左丞、右丞、参知政事。杨宪在朱元璋正式称帝前后，一度成为其跟前的大红人。由于杨氏博通经史，有才辩，“裁次明敏，人服其能”，而且长得也是仪表堂堂，所以朱元璋有意提拔他做丞相，以取代李善长。朱元璋曾就此事试探刘基，结果大公无私的刘基给出的建议是：“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刘基认为杨宪这个人心胸狭窄，朱元璋大概也觉得身为检校头目的杨宪已经蜕变为自己的“恶狗”（很难公正待人），只得改变了主意。随着李善长的淡去，担任右丞相的徐达又常年戍边在外，左右丞相皆成虚位。如此一来，身为左丞的汪广洋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书省真正的当家人。官场真是一本永远读不透的教科书，既可治大国又能烹小鲜，但归根结底无非三个字：往上爬。在那里，人心混浊不堪的底色暴露无遗。爬，不一定能爬上去；不爬，只能像狗一样地伺候别人。那种冷眼、鄙夷和看人下菜碟的炎凉世态，那种赢者通吃，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游戏规则，那种在食物链底层仰人鼻息的窒息感和耻辱感，会在无形之中颠覆一个人的价值观，遑论数十年在君子之道上的熏陶与历练。朱元璋在权力核心地带的中书省布下汪广洋和杨宪这两颗棋子，有他的利益考虑在里面。两人都是独立于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外的无党派人士，他们不属于帝国权力集团的正室，只能算是偏房。朱元璋让杨宪进入中书省本来是想利用他来制衡李善长，但是杨宪后来的表现超出了朱元璋的掌控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只好又将宝压在了汪广洋的身上。朱元璋将汪广洋调任中书省左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让汪广洋挑起中书省的大梁，二是利用汪广洋来掣肘杨宪。汪广洋并不愿意做别人手中的提线木偶，哪怕提线之人是朱元璋。其实这时候朱元璋所看中的那些人，身上要兼具走狗的恭顺与恶狗的疯狂，同时还要有摇尾巴策略与啃骨头精神，杨宪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二人长期共事，杨宪的品级本来一直居于汪广洋之上，但是最后却让汪广洋爬到了他的头上，这让杨宪心里非常不痛快。他平常遇事每每不相谦让，甚至有意与汪广洋摩擦顶撞。汪广洋这个人性情温和，常常示弱三分，不怎么与杨宪计较；这反倒激起了杨宪的进攻欲望，步步相逼。汪广洋进入中书省之后，并没有像朱元璋所期待的那样去全面压制杨宪。不但没有压制，汪广洋甚至还有闲情逸致在这里玩了一把“无为而治”的策略。平日里只管拢起袖子晒太阳，大事小事任由杨宪去处理。权力游戏就像是小孩子玩的跷跷板，汪广洋在这一端不作为，就会导致杨宪在另一端的大作为，起落全在投入游戏的人。如此一来，帝国的权力跷跷板岂有不失衡之理？杨宪在这里识破了朱元璋的权力博弈手法，开始堂而皇之地针对汪广洋。汪广洋平日里表现得谨小慎微，想要抓他的把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难度不小，可还是让杨宪发现了破绽。杨宪是吃那碗饭的，检校出身，揭发检举他人是他的专业。不久，他就在朱元璋面前狠狠地弹劾了汪广洋一把，说他不孝顺母亲。这一招看似简单，弄不好有可能会出人命。因为在朱元璋的王朝体系里，向来标榜以孝治天下，一个文官如果不遵守孝道，就是不听圣人言，不听皇帝的话，一旦上纲上线就会成为全民公敌。汪广洋就这样被削职为民，放逐还乡。杨宪觉得还不过瘾，便再次向朱元璋奏本。于是处分再度升级，汪广洋就这样被朱元璋打发到了海南去反思己过。海南在当时是流放官员的蛮荒之地，去往那里的人往往会凶多吉少。杨宪之所以会与李善长结下梁子，除了权力斗争中的利害关系，还有一个私人原因，那就是杨宪的胞弟中书省参议杨希圣曾经因事得罪了李善长，遭到罢黜。杨宪对此一直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他曾经不止一次在朱元璋面前进言：“李善长这个人无大才，不堪为相。”在安排中书省官员的时候，朱元璋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政治派系的利益布局。政治派系除了自然状态下的地缘效应，还有就是在权力斗争中结成的利益同盟。比如说李善长找了个借口罢黜参议杨希圣，然后杨希圣的兄弟，身为中书左丞的杨宪就在朱元璋面前一再诋毁李善长。如此一来，杨宪在无形之中就会被人划入淮西派的对立面。胡惟庸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在李善长和胡惟庸等淮西派的潜意识里，以刘基为首的浙东派是他们最大的威胁。杨宪虽然在地缘上不属于浙东，但是在李善长等淮西人士看来，与他们为敌的杨宪早已是浙东集团的一分子。杨宪如果有机会当上丞相，那么他们这些淮西人士就会永无出头之日。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人士当然不能坐等事态的发展，他们要趁着朱元璋还没有倾向于浙东派时将杨宪尽快赶出帝国的权力中枢。其实如果非要追溯杨宪的后台，既不是浙东派的刘基，也不是其他政治派系的人，而是朱元璋。杨宪进入中书省就是朱元璋一手安排的，他之所以最后沦为棋盘上的一颗弃子，是因为作为一颗过河卒子的杨宪已经走得太远，远到脱离了朱元璋为他设定好的既定轨道。杨宪是检校出身，就算朱元璋有心将整个帝国的权力系统变成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但那些功臣和官员们不会接受。在如何处理杨宪的问题上，各大政治派系的意见也是出奇一致，那就是他们要联手将杨宪踢出局。杨宪是山西阳曲人，可是他从小就跟着在江南做官的父亲，所以根脉基本在江浙一带，渐渐他也就成为朱元璋身边浙东文臣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初据应天时，杨宪便同儒士夏煜、孙炎等进见朱元璋，结果他深受器重，从此被留居幕府，掌管文书。他曾多次出使张士诚、方国珍等部，历尽危难，终因办事干练、一心奉主、人长得也出众，成为朱元璋的主要亲信之一，朱元璋布在各地的耳目多由他掌管。他是以检校身份直接选拔进入中书省，最终被委以中书左丞的要职。杨宪在中书省任职期间的表现是相当不安分，大肆任用亲信、聚集朋党、刺人隐事，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上层形成了一个以杨宪为首的山西帮。他们在朱元璋面前大肆诋毁李善长，企图挤掉这一准西集团的核心人物，以山西帮取而代之。此事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淮西集团势力的切身利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杨宪的存在是各方都不愿看到的，以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派人士向朱元璋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洋，刘基也向朱元璋告发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按照帝国的法律条文，杨宪罪不至死。真正置杨宪于死地的，不是刑律罪责，而是权力集团的利益需求。无论是淮西派的李善长、胡惟庸，还是浙东派的刘基，他们都不愿意看到杨宪居于显位。杨宪在这里显然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更高估了山西帮的抱团势力。作为一颗棋子，他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迎合弈者安排的战局，而是整天想着走出弈者所控制的领域，那么它在命运之路上除了自我毁灭，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作为操控全局的人，朱元璋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杨宪，使自己与功臣们的关系陷入僵局。更何况此时的朱元璋还没有下定彻底改组中书省体制的决心，在这样的利害计算之下，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取舍也是符合逻辑的。于是在这场权力博弈中，罪不至死的杨宪就这样做了帝国的第一个冤大头。在李善长回乡的第二年，无官可守的清冷岁月让曾经执迷于权力的他寂寞难耐。他也许偶尔会站在淮水岸边，遥望着南京的方向，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权力真是一个好东西，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与显赫，更多是来自精神层面的强大。不甘就此谢幕的李善长连着向洪武皇帝发了几道奏疏，汇报说自己病早就好了，希望朱元璋能够给自己一个继续为帝国效忠的机会，发挥余热。朱元璋看着奏疏苦笑连连，这个老伙计想要重新回归权力中枢的想法显然是过于天真。他担心如果让李善长再次进京，又会掀起一场权力纷争的狂飙巨澜。于是就在凤阳当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活儿，委托他在凤阳主修宫殿，接着又将江南十四万户富裕人家迁到凤阳，在家乡再造一座皇城。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李善长像钉子一样揳在中央权力核心之外，让他死了重返权力巅峰的那颗心。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琪，并封李琪为驸马都尉。在准备操办喜事时，朱元璋突然通知李善长可以进京为儿子操办婚事。当年的丞相，如今又成为皇帝的亲家翁，此等荣耀绝非一般臣子能够享有的。李善长进京以后，虽然被朱元璋委任了一些职务，但是想要东山再起亦是枉然。权力带来的荣耀已成过去，李善长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去再次染指帝国权杖上那颗最耀眼的宝石了。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虽然离开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但是他并不甘心就此完全放手。这个时候，说话、办事透着七分精明的老乡胡惟庸出现在了李善长的视线内。李善长找到了淮西集团新的代言人，也是自己的权力接班人。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开始着手为李善长的离去寻找新的继任者。胡惟庸是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早年追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知县、吉安通判等职务。当李善长了解到朱元璋非常看好胡惟庸，而胡惟庸刚好又是淮西人时，李善长知道，眼前这个人将是自己的最佳接班人。于是，李善长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是为迎合朱元璋的心意，二来也能将淮人心腹继续安插于中央权力集团的核心层，可谓是一举两得。胡惟庸之所以为朱元璋所赏识，并不全是李善长的功劳。朱元璋在用人上从来是不肯假手于人的，更何况像丞相这样重要的位置。李善长作为淮西集团文官的一把手，经年经营地盘，这个羽翼丰满的权力集团对于急于抓权的朱元璋来说如芒在背。胡惟庸原来只是朱元璋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正是因为看中了胡惟庸并无党羽而且又是李善长阵营的力量，才决定将其放在重要位置以制约李善长。但让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胡惟庸居然不能体会自己的良苦用心，反而加紧和李善长搞好个人关系，这让他不能不有所忌惮。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集团中的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丞相位置，但是他在朝堂上的影响力并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老部下。他们要想在权力场上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要和李善长搞好关系。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门心思结交李善长，自然成为淮西集团新的代言人。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登上帝国的权力巅峰，成为中书省的宰相第一人。杨宪被除掉以后，胡惟庸权力路上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而已，他又岂能轻易放过这唾手可得的机遇？杨宪死后，李善长老病在家，从流放路上召回的汪广洋就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洪武四年正月，李善长告老还乡，汪广洋升为右丞相，胡惟庸继续作为他的属官留任。然而汪广洋的运气实在太差，在此之前辅佐他的杨宪一门心思要将他赶出中书省，而这一次辅佐他的胡惟庸根本就没有拿他当回事。中书省的好多事情，胡惟庸自己就可以拍板做决定，根本就不用告知他这个名义上的中书左丞和后来的右丞相。经过了上次罢职流放的折腾，汪广洋就抱定一个原则：凡事没有原则就是最大的原则，对中书省的事务概不过问。汪广洋越是缩头不争，胡惟庸就越要步步紧逼。洪武四年，刘基和李善长一前一后告老还乡，一对冤家就这样双双离开了朝廷。在中书省昏暗的灯光下，就剩下了汪广洋和胡惟庸朝夕相对。此时的朱元璋实在忍受不了汪广洋的碌碌无为，让他压制杨宪，他反而被赶出京师；让他主持政务，他又拱手将权力让于胡惟庸。过了不到两年时间，朱元璋就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并将其打发去了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接了过去。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就可以落得逍遥自在。但是朱元璋并不这么想，没过多久又将他召回京城，做了左御史大夫。让汪广洋这样性情懦弱之人当监察部门的负责人，对于急于揽权的胡惟庸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事。果然，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的表现并无区别，可以说是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与李善长的关系又递进了一步。在两人的包办之下，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结为了夫妻。如此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为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善长的旧部也是得心应手。大概也因为这层姻亲关系，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这一年的七月，胡惟庸又被提拔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是他为人过于谨慎，又加上常年领兵在外，政务方面也是只占位置不问事。如此一来，右丞相胡惟庸就变成了真正的独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让人如此迷恋。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胡惟庸已经没有对手。又加上他和李善长结为亲家，在淮人中一呼百应，风头无人可及。随着权势的增大，胡惟庸渐渐忘乎所以，玩得越来越过分，放眼朝堂，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谋天下者，难谋己身
成王败寇的游戏，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胜利者有资格耍流氓。而人性一旦堕落，底线就会一再突破，只至底线无底。谁也没有料到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居然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这时候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刘基表现得足够低调了，或许是怕招致政治灾祸，他一直隐居山中。有意与大明朝堂保持一种距离的他，并没有让朱元璋真正安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朱元璋的心里，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朝堂半步。只要朱元璋心里还惦记着你，就算你低至尘埃也没有用。想要逃避现实，但是严酷的政治斗争风波仍是将其卷入其中。胡惟庸上位之后，当他获悉刘基曾经在皇帝面前说过他的坏话，说他不具备丞相的资格。胡惟庸又怎能做到船过水无痕，他一直在寻找报复刘基的机会。当日，朱元璋和刘基君臣私下论相本来是极为机密的，但还是被朱元璋安排的检校散布到举朝皆知的地步。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搅乱帝国权力层的斗争形势。对一个帝王来说，如果官员之间没有斗争，将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只有斗争才能保持各方势力的均衡，只有斗争才能让坐在金銮殿上的那个皇帝坐收渔翁之利。别说刘基是淮西集团的死对头，单就当年在朱元璋面前说胡惟庸不够资格当丞相这件事，就足以使胡惟庸与刘基之间心生仇隙。刘基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居于老家浙江青田，过着布衣粗食的农人生活。刘基的朋友宋濂，与同郡人吴德基一起致仕时，曾经问吴懂不懂什么是“保全之道”。吴德基表示愿听指教，宋濂说是“慎毋出户，绝世吏，勿与交”。宋濂教给吴德基的处世之道，也是刘基一直在实践的。回到青田老家后，他每日以饮酒下棋为乐，将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绝口不提朝政，也从不炫耀自己曾经的过往。虽然远离了帝国权力的核心地带，但是刘基表现得依然谨小慎微。他知道远在南京的朱元璋并没有因为距离而放松对他的警惕，在这个朱姓王国的每个角落都有睁着的眼睛和张开的耳朵，他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监控之中。为了与帝国权力阶层彻底撇清关系，也为了表明自己已经完全放弃对权力的贪恋，回乡后的刘基从来不与当地的官员见面。朱元璋从那些检校收集来的情报中得知，有一次，青田知县以布衣身份去拜见刘基，当时刘基正在溪边洗脚，就让儿子将客人引入茅舍。并且让夫人煮了一锅黍饭招待这个知县，称自己不过是乡间的一介草民，何劳贵客亲自造访。二人相谈甚欢。分别之时，这个知县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表达了对刘基的仰慕之情。刘基听后当即跪倒在地，口称小民，吓得从此闭门不见客。朱元璋在听说这件事后，大为震怒。这个刘基到底想要干什么？一个跪天跪地跪皇帝的人，见了区区七品小官居然也表现得如此卑微不堪。刘基也有难言的苦衷，有太平官可以做，谁愿意屈身下僚。本来以为隐于乡间就可以逃过朱元璋的眼睛，可他越表现得低调，越让生性多疑的君王放心不下。不光是朱元璋惦记着他，就连朝中如胡惟庸之流的大臣也没有忘记他，一支支向他射去的明枪暗箭，让他避无可避。经历了权力场上的波涛汹涌，要回归心如止水显然是不现实的，就算是刘基也不例外。在刘基的老家瓯江、括苍山间，南抵福建界，有一处叫谈洋的地方，由于此处的盐枭不服管制，埋下了诸多不安定因素。刘基建议在此设立巡检司，地方官吏没有采纳。这里离刘基的家乡也非常近，刘基便向朱元璋奏请在此处设立巡检司进行管制。刘基拟好奏章，派他的大儿子刘琏带到南京，直接越过中书省，送达皇帝的御案之上。之所以让这份奏章直接越过中书省，到朱元璋的手里，刘基有他自己的考虑。他知道，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往下走，胡惟庸肯定会剥夺他在皇帝面前的话语权。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朱元璋看不到刘基的这份奏章。因为中书省有权在皇帝之前拆看官员的奏章，刘基的奏章肯定不会逃开胡惟庸的审查，也肯定会被截留于中书省。尽管如此，胡惟庸还是知道了刘琏进京面圣这件事。对于刚刚主政中书省的他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他立刻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弹劾的内容是：刘基说过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他想等自己死后葬在这里。由于地方老百姓不肯让地，这才请求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好让自己拿到这块好地方。胡惟庸的这一招不是一般的毒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等待着刘基的将会是“谋反大罪，诛灭九族”的悲惨下场。所谓“王气”，只能是皇帝才能够具备的气场，做臣子的想要得到王气，那就必须造反。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里，后人对于自家祖坟位置的选择非常讲究，甚至将后世子孙的祸福吉凶都压在了这件事上。当然对于胡惟庸诬告刘基这件事，朱元璋还是能够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朱元璋虽然也敬天祭地，但并不会轻易就被人忽悠。看到奏章后，朱元璋并没有按谋反罪逮捕刘基。当然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也不可能坐视不管，于是就顺势剥夺了刘基的朝廷俸禄。一人独大与身不由己，其实有时候就隔着一张纸。朱元璋心里清楚，凭借着刘基在帝国权力场上的能量和个人气场还远远达不到称王称帝的地步。朱元璋最为忌惮之处，不过是刘基的才能。江山初定，如果像刘基这样有影响力的人才心生异志，那么对于朱明王朝来说，是一件极为要命的事。另外一点就是朱元璋剥夺刘基的俸禄是做给胡惟庸那帮人看的，刘基就这样成了一个空有名号却没有物质待遇的伯爵。刘基显然将此事视为一个凶讯，或许他认为朱元璋这么做，是已经做好了与他彻底决裂的打算。他终究还是不顾老病之躯一路颠簸着返回了京城，他要向朱元璋当面陈清事实真相。回乡多年的刘基已经衰老得让朱元璋感觉到陌生，曾经那个眼神里透着睿智，身体里藏着锐气的刘基已经不复存在。站在面前的刘基，已经与那些谨小慎微的乡下老者没有多大的区别。此时的刘基已进入生命中的老境，用他自己的话说：“须发已白过大半，齿落十三四，左手顽不掉，耳聩，足趻踔不能趋。”他害怕自己闷声不响地待在家里会有灾祸降临，急忙赶赴京师表明心迹。或许是他心里早已清楚，自己此生已经无法逃脱权力世界的掌控，是非不是躲一躲就能完事的。刘基进京之后很快就病倒了，而且是一病多年。朱元璋虽然没有继续追责他的意思，但也不会再给他继续为自己申辩的机会。就在刘基入京后的第二个月，朱元璋还是借故羞辱了他一番，停发了他一个月薪俸。理由很牵强，说刘基在一次祭孔典礼上没有陪祭而接受胙肉。受胙这件事本是小事一桩，朱元璋却在利用它做文章，这分明是故意让刘基难堪。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基陷入有家不能归、在朝无职事的尴尬境地。只是挂了一个“诚意伯”的虚衔随朝陪侍，这时候的生活状态与混吃等死并无二致。朱元璋心情好的时候，会让他写一些无关痛痒的官样文章。不过大部分时候，刘基会一个人在家养病，偶尔出门应酬一二，饮酒赋诗聊以解愁。这种进退两难的生活让刘基内心困闷不已，不久就卧床不起了。整个洪武七年，刘基都是在这种恍恍惚惚中挨过来的，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眼前的世界永远是混沌模糊的一片，他的病情随着身体内部的疼痛不断恶化。整夜整夜无法安睡的刘基，在半梦半醒中还在那里揣度着君王的心事。曾几何时，刘基认为自己是最懂朱元璋的那个人。可现在他觉得自己错了，越来越看不透朱皇帝。一些时候，他甚至认为对方是在故意拨弄他，目的是想就此打破从前二人的合作模式。殊不知，朱元璋是个非常理性、近乎冷酷的人。他不可能因为个人恩怨，而拿他千辛万苦创建的帝国开玩笑。直到今天，刘基才想明白了另外一个原因。朱元璋也是无可奈何，在群臣中，真正具备丞相素质的人寥寥无几，胡惟庸是矮子里面选出来的将军。尽管刘基这时候的姿态已经低至尘埃，可胡惟庸并没有忘记他，更不会因为他的低调如默就轻易地放过了他。胡惟庸派医生到刘基那里去看病，并开出一剂药留了下来。不知道刘基到底有没有服下这剂药，总之事过之后“有物积腹中如拳石”，病情变得愈发严重。眼看刘基不久于人世，洪武八年春天，朱元璋决定赐他“还山以便侍养”。离京南归的日子定在二月三日，此前一天，朱元璋特召宋濂询问刘基的病情，宋濂的回答是患“霜露之疾”。当步至丹墀时，朱元璋突然让内使将他新刊刻出版的一部文集赐予宋濂。宋濂后来才得知，这部文集受赐的唯他与李善长、胡惟庸三人，并没有赐予刘基。刘基刚返回故里，病情迅速恶化。一个月后，六十五岁的刘基就走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死在了浙江青田故里。有传言，说是御医奉了胡惟庸之命在药中下了毒。一个月后，慢性中毒的刘基撒手人寰，凄凉地死于自己的故乡浙江青田。从染病到去世，刘基有长长的三个月时间回忆他一个多甲子的一生。在早年写下的著名的《郁离子》中，他曾说“君子之生于世也，为其所可为，不为其所不可为而已”。大限将至回顾平生，在为与不为之间，刘基会后悔当初的选择，还是会沾沾自得于襄建大明的功绩？刘基进入大明体制只有短短的七年半时间，实际在职也不过两年多的时间。他是否会懊恼在顺帝朝二十年那段元朝小官的经历，让自己到头来仍免不了背上一个不忠的恶名？“身世且未保，况敢言功勋”，事实上，这个被同时代人称作“负气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倔强书生自命”的人，从来到朱元璋身边的那一刻，就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洪武八年春天，当死亡来临的那一刻，他对自己的一生已不想再说什么，只是遗命子孙，再也不要走仕途。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将刘基死亡的责任全部推到胡惟庸的身上，当然这是发生在刘基死了十几年以后的事。那时候的帝国权力层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是独相胡惟庸被杀，举国震动；二是朱元璋试图将胡惟庸的党羽扩大化，那样的话就可以将其党羽剔除干净，并且借着胡惟庸案清除异己。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对刘基的次子说过这样几句话：“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结党，结果遭到了胡惟庸的毒害，吃了他（们）的蛊。”朱元璋还说：“你休道你父亲吃了他们的蛊，其实你父亲心里是有分晓的，他们便忌恨于他。若是那无分晓的，他们也不会忌恨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的，终不会亏待了你父亲的好名声。”朱元璋对其他大臣们说：“刘伯温活着的时候，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后来胡家结党，加害于刘伯温。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在家里死了。后来宣他儿子来问，他儿子说（肚子）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人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的迹象。”朱元璋在这里虽然一口咬定刘基的死是胡惟庸干的，但是真相究竟如何，或许只有朱元璋和胡惟庸心里最清楚。其实朱元璋、胡惟庸（淮西派）在这里玩了一出无间道式的权力博弈游戏。朱元璋很好地利用了官僚集团的内部斗争，将刘基之死与胡惟庸谋反案捆绑在了一起。以胡惟庸的胆量，如果没有朱元璋的态度，他是绝对不敢自作主张毒死刘基的。其实朱元璋也不用给他什么明示，只需在说话的时候不断抛出一些问句，做出几个冷漠与怀疑的动作就可以了，以胡惟庸的精明又怎能不心领神会。更何况此时的胡、刘二人势力悬殊，一个是把持威权的独相，一个是被皇权抛弃的过气老臣。君臣之间相互利用，终究还是朱元璋更胜一筹，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当然朱元璋不会笨到因毒杀刘基而背负千古骂名，他所做的只是少些封赏，削职夺权，剥夺俸禄，日常监视，精神折磨，这就已经足够了。刘基垂垂老矣，风烛残年，即将不久于人世，他的死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朱元璋还没有愚蠢到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样一个人痛下杀手。刘基至死还在充当着洪武皇帝的政治工具，致使胡惟庸多了一项残害忠良的罪证。那个遭到灭口的御医，他端给刘基的那碗药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出在身为皇帝的朱元璋身上，是他有意无意提供的精神摧残的药方让刘基过早地崩溃。在外人看来，刘基也算寿终正寝，好歹算是保住了刘氏家族没有遭到清洗。比起前朝后世那些不得善终的文臣武将，刘基确实是万幸的。刘基在元朝的仕途一挫再挫，或是厮混于小官小吏，或是过着辞官隐居的单调日子，那时候的他不会想到日后会成为一个新王朝的开国重臣。他的幸运在于遇上了朱元璋，一个还算赏识他的主子。是朱元璋给了他施展抱负的平台，使他得以参与到这场改天换地的大时代运动中，以此实现青史留名的人生理想。而刘基也是不幸的，他的才情太过超群绝逸，连皇帝都为之妒忌，他的存在让朱元璋深感不安。在家天下的统治意识下，唯我独尊的皇权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动摇，朱元璋只有不断对他实施打压，将其从神坛上拉下来。朱元璋相信，凭借自己的一双巨手不仅遮住了天下，也同样能够遮住看透天下气数的刘基，可惜的是刘基到最后也没有看透自己的气数。刘基的下场是朱元璋政治清算的风向标，有些人得到了警示，如朱升、陶安、汤和等早就选择了功成身退。而那些看不透这场权力博弈的大臣们会继续在刀尖上行走，走得步步惊心。等到多年以后，朱元璋以雷霆手段扫荡了帝国官场之后，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满朝皆党，只有刘基不从。”这句话等于是在为后来胡惟庸案的扩大化定下基调，就算刘基真是一个能掐会算的半仙，恐怕也难以算出，自己在死了以后，还能够成为朱元璋手里一颗有用的棋子。也有人认为，这是刘基在临死之际故意布下的一场权力弈局，而布下这场局就是为了瓦解李善长、胡惟庸的淮西集团。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刘基之死，就有了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剧色彩。无论怎样，刘基与李党之争，是以个人之力同一个权势在握的庞大党群相对抗。刘基的做法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也注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命运走向。在刘基与淮西集团博弈的过程中，朱元璋将这一切尽收眼底。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他看来和一个官场上的跳梁小丑没什么两样，无所掣肘的相权是可怕的。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如此大动作非得拎出来几个以血祭旗不可。胡惟庸是一个贪婪之人，身上毛病太多。尤其是在做了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但是仅靠这些鸡零狗碎的罪名要将一个丞相定罪，还是远远不够的。洪武九年，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待了三年。在这三年时间里，朱元璋任其为所欲为，就像娇宠一个放肆的小孩。这一年，朝廷撤销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是级别最高的，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就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虽然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位置，但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洪武年的这场机构改革，最大的受益人莫过于胡惟庸。他在中书省，甚至在帝国的整个官僚集团，都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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