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上位，与公主事件无关

江湖上一直在流传武则天杀了自己女儿然后嫁祸于王皇后的说法，就连司马光都相信了这个传言在史书中是大书特书。因为这个原因，唐高宗废了她，并立武则天为皇后。

实际上，这个说法很扯。王皇后被废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边有感情因素、有对政治的考量，当然还有王皇后自身的一些愚蠢做法。

先说感情因素——

李治和王皇后的婚姻完全是父辈强力作用的结果。王皇后出身太原王氏，天下名族，她的从祖母是同安长公主，而这位同安长公主正是唐高祖李渊的妹妹。长公主将自家的女子推荐给了唐太宗，于是就有了李治和王氏的婚姻。

随着李治身上标签的不断迭代，王氏也由晋王妃，再到太子妃，最终成为了一国之母，皇后。

但这俩人并没有在日常的生活中磨合出所谓的感情，双方的距离反而是越拉越远。从其他嫔妃不断为李治生下子女而王皇后始终没有怀孕这件事来看，李治对于王皇后真的是没有亲密的冲动。

就像汉景帝当年娶了薄太后家族的女子为妻，但薄皇后始终无法走近汉景帝，她最终也是因为没有生养子女被汉景帝在薄太后驾崩之后果断给废了。

所以呀，皇后和太子一样，属于高危职业。

还有汉武帝和陈阿娇的结合，因为是双方父母撮合的结果，且有所谓的“交易”，汉武帝始终对阿娇没有什么好感。

▲陈阿娇  图源/剧照

可见，感情是李治和王皇后之间的硬伤。因为，就算王皇后不能生育，只要他们之间感情足够好，王皇后绝对是可以以领养其他皇子为手段继续巩固自己的地位。

这个在历史上是有案例的——

当年的华阳太后就是因为认了嬴政他爸嬴异人为儿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在之后的秦庄襄王时代和秦王嬴政时代，都是地位最崇高者。而王皇后却在领养了李忠，且在李忠被立为太子的情况下依然没有缝合他与李治之间的裂缝，双方的鸿沟，反而越裂越大。

与皇帝岌岌可危的感情是无法支撑王皇后长期坐稳皇后的位置的，不然她也不会干出联合武则天共讨萧淑妃这事。

再说政治——

王皇后的家族声望是助力她成为皇后的首要因素，而他的舅舅刘奭也是朝中重臣，是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

更重要的是，这个刘奭是长孙无忌一派的，唯长孙无忌马首是瞻。永徽三年（652）秋天，陈王李忠被过继给王皇后并被立为太子就是长孙无忌、刘奭、褚遂良等共同操盘的结果。

也就是说，这些人已经把蛋糕做到了李治身后的时间。

对于舅舅的蛮横，李治肯定是内心不悦，且发誓要改变这种局面的。那么，与这一派深度链接的王皇后肯定也是李治亮剑的重点人物。

▲萧淑妃  图源/剧照

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王皇后的被废几乎就是一种必然，而废掉王皇后也是李治对长孙无忌一派亮剑的“预告片”。

现在，史家在这一事件上已经形成了共鸣：唐高宗就是利用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的举动，向长孙无忌一派全面宣战的。

再说王皇后自身的原因——

王皇后因为和李治的感情原因做出了联合武则天共同对付萧淑妃的举动，本质上就是特愚蠢的行为。因为，即使武则天成功收割了李治的爱，王皇后自身照样是一盘凉菜。

在武则天和李治黏贴在一起之后，王皇后又干出了联合萧淑妃一块对付武则天的蠢事。

可见，在斗争的领域，王皇后的段位实在太低，根本就不是那个身上每一个细胞都是心眼的武昭仪的对手。

最后，李治废掉王皇后的直接原因是：王皇后和她老妈柳氏使用巫术。和当年汉武帝废掉陈阿娇的动因是一样一样的。

而此前李治和大臣们商议废掉王皇后的计划时甩出来的理由也是：王皇后没有孩子，这是大罪。

可见，王皇后被废，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绝对不是因为“杀了”武则天刚出生的女儿导致的。

再说，皇后去看望后宫嫔妃肯定是带着一群人去的，是一个公开的、正式的行为。那么，当时的武则天本人肯定也是在场的，王皇后怎么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干这种事？

解释不通，根本不符合逻辑。

所以，武则天是没有理由干出杀了公主然后嫁祸给王皇后的事的。

反而，这事对武则天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如果这事暴露，她将满盘皆输。再说，公主是她和李治的第一个女儿，这更有利于进一步黏合她和皇帝的关系。

所以，武则天是不会干出这种没有头脑的事的。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公元648年九月，李勣的孙子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时，大才子骆宾王给写了一篇著名的《讨武曌檄》。

想一下，这篇文章肯定是以极力抹黑武则天，在舆论上将武则天置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为目的的。文中，骆宾王指责武则天“弑君鸩母”，说唐高宗以及武则天的老妈都是被武则天所害。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但文章却通篇没有提武则天杀害公主嫁祸给王皇后一事。

▲王皇后  图源/剧照

可见，这事在当时本就属于子虚乌有，而是后来的史书层累制造出来的故事情节，不能当真。

永徽六年（655）十月，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废为庶人，并予以囚禁。

从此，武则天走上了前台。

而这一切，其实都是朝中各种势力共同博弈的结果，与公主事件毫无关系。

你以为呢？

参考资料：

1、司马迁《史记》；

2、司马光《资治通鉴》；

3、孟宪实《唐高宗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