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茧作缚的定位：汉文字是“小学”（一）

【让汉文字说话】之“老汉孤独了几千年”

作茧作缚的定位：汉文字是“小学”（一）

如果有人问：最近干嘛？答：治小学。估计很多人“晕”。

治小学，不是当小学老师，更不是当小学校长，是研究汉文字。

为什么把研究汉文字学叫“小学”？有各种说法，大体与儿童读书必先认字脱不了干系。

有“小学”，必有“大学”。“大学”指的是“经学”，即研究儒家经典。中国古代先贤认为语言文字只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工具，它依附于思想表达，即附庸于经学，是小学问，所以叫“小学”；大学是经天纬地的理义阐发，是大学问，所以叫“大学”。

正是这种本末倒置的理念，将汉文字学作茧作缚的定位，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字学研究一直在字根字义的考索上打转转，始终上不了“大学”“显学”的坦途。所以章太炎为汉文字鸣不平道：“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

西方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恰恰相反，它是作为一门大学问去研究的，而且是一切学问之根。对比中西方语言文字学研究，西方的好比一株任其野蛮生长的树，它衍生了枝枝蔓蔓，它结实了累累硕果，它构织了西方参天蔽日的人文科学体系。例如：

西方人追问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衍生出思维学，在思维学的基础上派生和关联诸多学科，如哲学、心理学等等，创生思维科学；

西方人的语言辩论，派生出逻辑学、法学等等。希腊语的逻各斯（希腊语为λόγος），有人研究有十几种意思，我估计在希腊语词匮乏的时候，这个逻各斯相当于汉语的“搞”，其中最主要的意思是聊天、呱蛋、狡辩、诡辩等等，反正就是没事蹲在墙角边上几个人一块侃，最后侃出了逻辑学，侃出了法学。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啥都懂的思想家亚里斯多德，他的《工具论》就是教你如何侃大山，而且要把别人侃趴下。

《中国社会科学网》关于逻各斯的解释其实就是我上面说的意思，只不过我说得更通俗。

西方的文字没啥内涵，纯粹是小狗撒尿做记号，也就是索绪尔说的：西方的语言文字是约定俗成的符号。不得不佩服，他们竟然能把小狗撒尿做记号做成了一门学科，叫符号学。

由于西洋的语言文字没啥内涵，所以他们就没完没了地追问没啥内涵的东西怎么就变成了有内涵？于是又派生出语言哲学。比如，海德格尔就是老想追问逻各斯怎么生出了逻辑？通俗地说，呱蛋怎么就呱出了逻辑学？也难怪老海纳闷：

一是古希腊那些蹲在墙角的老头怎么呱蛋的、怎么狡辩的没有记载，自然就无法看到呱蛋（λόγος）之中的逻辑的端倪。不过现在没有看到记载，不等于明天还没有，西方的文物在文艺复兴以后“生长”得很快；

二是亚里斯多德《工具论》的横空出世，世人皆惊！就像没有圆房就生出孩子。有人统计：死于公元前323年的亚里士多德，他的著作比中国前207年以前的著作总量还要多。

对比西方语言文字学这株参天大树，汉语言文字学却被中国的先贤修葺成仅供观赏的盆景，不停地修剪它的枝枝蔓蔓，不让它野蛮生长，即不让它长出新枝新叶，更不能长出新的树苗树干。

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就像小脚女人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围着形音义打转，转了几千年。一个字训过来诂过去，能让几代几十代人有饭吃。几本经书，几代几十代人小心翼翼地注，战战兢兢地疏。

注疏是汉文字最典型的画地为牢的研究方式。注，就相当于把领导的话用自己的语言复述一遍；疏，就相当于在领导讲话的基础上，稍微发挥一下、扩展一下。即便稍微扩展了一下，说是微言大义，洋洋自得。

以经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传承方式，它阻断了中华文化以汉语言文字作为文化之根的生根发芽、一树百获、万木争荣的发展趋势；它滋生了诸多以四书五经为圭臬、以科举为敲门砖的懒惰懈怠、人云亦云的应声虫，这些应声虫在科举的牢笼里，只知道把四书五经连同注解背诵下来，根本无能无智去创新知识、发展新的学科。

这种唯经书独尊的遗毒，即便到今天，不仅未清扫干净，还偶有发作。某些网红“学者”，例如：于教授、余大师，还想靠说《论语》讲《论语》来提高自己的所谓品位和学识，真不知道他们能讲出什么新“活”来？

相传民国狂人刘文典说中国懂得庄子的一共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刘某人，其余的加起来算半个。

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基于蔑视汉文字基础上的中华文化研究的怪圈，再狂，只敢说我懂庄子，不敢说我刘某人要做个“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