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随园诗话》与清诗话写作之转型（下）

四、报恩与自我标榜

《随园诗话》随处可见世俗逢迎之迹，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其写作中夙遭后人诟病的非文学因素，除了打秋风之外，还包括谀誉达官和受人托情。就连屡袁枚称道不已、许为“老作家”的祝德麟，在《阅随园诗话题后六首》中也不免讥诮：“三代而还尽好名，达官偏爱博诗声。望山才调弇山笔，直得先生一品评？”[1]意谓像尹继善（望山）、毕沅（弇山）这等根本不入流的诗才，哪值得你老先生为之浪费笔墨！《随园诗话》中，类似李之芳、尹继善、于耐圃、张廷玉、托庸、孙士毅、高其倬、毕沅、鄂尔泰、高晋、张廷璐、豫亲王、宗室瑶华主人、红兰主人、檀樽主人、英和、铁保、庆桂、奇丽川一辈达官贵人及其子弟、眷室反复出现，络绎不绝，不能不给人拉大旗作虎皮的印象。此风晚年愈盛，缕述与宗室、权贵的酬唱往来，以炫耀自己与权贵的亲密关系、权贵对自己的仰慕，已成为袁枚后期诗话的重要内容。

袁枚应试受知于尹继善，直到中年深交的高官也只有这位四督江南的尹望山，于是尹氏就成了《随园诗话》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人物。随着袁枚年高望重，慕名纳交的贵胄权臣越来越多，诗话中出现的达官贵人也就日渐增多，尤其是最后写作的补遗十卷。所以伍拉纳之子批《诗话》至此，忍不住鄙斥：“一部诗话，将福康安、孙士毅、和琳、惠龄诸人说来说去，多至十次八次，真可谓俗，真可谓频！”[2]这是以前的诗话中从未有过的恶俗现象，不能不给读者留下好阿谀达官的印象。

明清两代士人出仕必由科举，故官僚无不能诗文。如果达官确有诗才，诗话论及也不失为当代诗歌批评；问题是诗才从来不与爵位成正比，许多大僚的诗作实在乏善可陈，以致袁枚对权贵诗歌的臻录和评价都像是出于阿谀奉承的过甚之辞。《随园诗话》卷一录满人宰相托庸《送人赴陕》诗：“潞河冰合悲风生，欲曙不曙鸟飞鸣。寒山历历路不尽，班马萧萧君独行。公孙阁下正延士，博望关西方用兵。此去知君未即返，月明空有相思情。”通篇陈词滥调，略无可圈可点之处，而袁枚评曰“音节可爱”[3]，不能不教人服其善谀。补遗卷七又说：“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4]这恐怕连满族文人听了也要忸怩不安。至于卷十四称“本朝高文良公，诗为勋业所掩，不知一代作手，直驾新城而上”，就连伍拉纳之子也看不下去，道：“子才此语太觉荒唐，高诗如何驾新城而上？”[5]卷十一起首数则，连篇累牍录毕沅一门诗句，伍氏批：“此等诗话，直是富贵人家作犬马耳。（中略）毕太夫人诗既不佳，事无可记，选之何为？所以郑板桥、赵云松斥袁子才为斯文走狗，作记骂之，不谬也。”[6]满人权贵之子犹且如此，一般汉人读者会怎么看不难想见。

《随园诗话》之阿谀权贵，已到如此露骨的地步，而卷三偏偏还有一则专论应酬：“予在转运卢雅雨席上，见有上诗者，卢不喜。余为解曰：'此应酬诗，故不能佳。’卢曰：'君误矣！古大家韩、杜、欧、苏集中，强半应酬诗也。谁谓应酬诗不能工耶？’予深然其说。后见粤西学使许竹人先生自序其《越吟》云：'诗家以不登应酬作为高。’余曰：'不然。《三百篇》行役之外，赠答半焉。逮自河梁，洎李、杜、王、孟，无集无之。己实不工，体于何有？万里之外，交生情，情生文；存其文，思其事，见其人，又可弃乎？今而可弃，昔可无赠。毋宁以不工规我。’”[7]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曾举其说，按曰：“考袁枚一生，最工献谀时贵，其集具可覆按，直藉诗以渔利耳，乃故作昧心之语，以饰己过，亦可丑也。后生勿受其愚。”[8]这么说不为无见，但事情又绝非如此简单，因为袁枚也有他的理由和用心。

从《随园诗话》的一些记载可以看出，袁枚热衷于记述达官贵人之作，是出于报恩的目的。如补遗卷一写道：

余十二岁，受王交河先生兰生知，入学；十五岁，受李安溪先生清植知，补增；十九岁，受帅兰皋先生念祖知，食饩。感知己之恩，求王、李二公诗不可得。近在汪松萝《清诗大雅》中，得帅公《春园》云：“群香多扑鼻，空翠总沾衣。良以得春趣，因之忘世机。径幽当晓寂，禽小见人飞。我意适如此，看云何处归。”又，《秋信》云：“柳残池受月，花落径添泥。”《弹琴》云：“耳边犹有韵，空外绝无声。”[9]

滴水之恩必以涌泉相报，原是古代士人奉行的处世之道。乾隆二十四年（1759）袁枚有《诸知己诗》，历数平生所遇恩公十三人，“仿少陵《八哀》聊志寸心”[10]，其情殷切可感。后人因而对《随园诗话》中类似文字也能谅解，以为“子才于生平受恩知己，念念不忘，故其惓惓于金震方中丞，溢于言表。即于其房师邓逊斋亦然，此是子才性情厚处”[11]。只不过袁氏做得太过分了些，不只对赏识、提携他的师长、贵人，凡生平曾受其恩惠者，如浙江学使帅念祖，资助其赴广州的柴氏兄弟，试鸿词报罢而蒙青盼的吴应莱、张鹭洲、唐绥祖，丁巳流落长安时馆其家的高怡园，在都中蒙其垂青的满洲学士春台，等等，都一概罗入，不惜齿牙；对晚年为刻诗话的当朝重臣毕沅、孙慰祖，为刻尺牍六卷的扬州后进洪锡豫，更是亟称其诗，以为报偿，终不免招致物议。后辈诗人李调元在其广东学政任所选刻袁枚诗五卷，得弟鼎元见告：“前见简斋，闻吾兄为彼搜诗上刻，甚感，伊已觅得《粤东皇华集》入彼诗话，为相报之意。”[12]看来，将诗话当作世俗筐篚酬应之具，在袁枚的确是很有意识的。

     应该提到的是，《随园诗话》所谀颂的权贵有些并不属于有恩者之列，这在晚年所撰补遗十卷中尤多。诗话中记述与此辈的交往，与其说是誉之，还不如说是自誉。梁章钜说，“袁简斋《随园诗话》所录，非达官即闺媛，大意在标榜风流”[13]，可谓一语中的。诗话标榜风流，最典型且有影响者，非《渔洋诗话》莫属。袁枚之于王渔洋，内心虽不无相轻之意，但言诗持论却多相近，更有着同样风流自赏的天性，只不过少一个高门贵仕的身份，作诗话终不能像王渔洋那般顾盼自如，而非要拉扯许多达官贵胄来支撑台面，借他们的倾倒来衬托、抬高自己。然则《随园诗话》中的这类文字，实在并非要博得权贵垂荫，倒适足是挟以自重，终极目的仍是自我标榜。像补遗卷六所载：“余与和希斋大司空，全无介绍，而蒙其矜宠特隆。在军中与福敬斋、孙补山两相国，惠瑶圃制府，各有寄怀之作，已刻《仓山集》中。（中略）《寄随园》诗自注云'当在弟子之列’，与小松札中又有'久思立雪’之语。虞仲翔得此知己，真可死而无憾。”[14]又卷九载：“余哭鄂制府虚亭死节诗云：'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乙酉天子南巡，傅文忠公向庄滋圃新参诵此二句，曰：'我不料袁某才人，竟有此心胸。闻系公同年，我欲见之，希转告之。’余虽不能往谒，而心中知己之感，恻恻不忘。第念平生诗颇多，公何以独爱此二句？后公往缅甸，受瘴得病归，薨。方知一时感触，未尝非谶云。”[15]伍拉纳氏批这一则，诘问道：“傅文忠本不识字，何由知诗？子才诗话中之与鄂文端、傅文忠论交，皆借以嚇骗江浙酸丁寒士，以自重声气耳。”[16]不能不说是诛心之论。他甚至揭露袁枚诗话中还有虚构欺世的情节。如补遗卷八提到：“余壬戌外用，走辞首相鄂文端公，蒙公留饭，论当代名臣，公少所许可。”伍氏批曰：“鄂公留子才饭，断无之事。乾隆二年以后，上令鄂公专在御园静养，日赐人参三钱，除计划大事外，从不与外人交结。虽内外大臣，且不能一面，子才一外用知县，何从留饭？更何从有此深谈，造言欺留人，一何可笑！”[17]我们虽不能断定伍氏此说确凿无疑，但作为同时人的看法，还是值得倾听的。

五、托请之弊

《随园诗话》所录达官贵人诗之多，也不全出于袁枚主动搜集，部分倒是别人转寄，属其采入诗话的。如卷十一载毕沅寄示惠龄诗云：“近日秋帆尚书总督两湖，适蒙古惠椿亭中丞来抚湖北，致相得也。尚书知余作《诗话》，因寄中丞诗见示，读之钦为名手。”[18]即便如此，也应该承认，这类由达官寄示的诗册，往往多出自寒素作者之手。如：

奇丽川方伯，笃友谊而爱风雅。辛亥清明后三日，寄札云：“有惠山侯生，名光第，字枕渔者，尝携之同至黔中。诗多清妙，而身亡后，散失无存，向其家搜得古今体一卷，特揣函寄上。倘得采录入《诗话》中，则鲰生附以不朽，而余亦有以报故人也。”余读之，颇近中唐风格。[19]

礼亲王世子汲修主人能诗念旧，近致书王梦楼太史，以故人贾虞龙孝廉诗，属其转寄随园，刻入《诗话》，因梦楼与贾君本系旧交故也。[20]

   吴太史竹桥寄鲍铭山诗来。其人幕游客死，属余采数语入《诗话》中。[21]

类似的出于念旧或珍惜诗人毕生心血、不愿让其湮灭不传的善意，无论在谁都是很难拒绝的。诗话补遗卷二载，武陵胡蔚老于幕府，死后云南友人知县彭竹林刊其《万吹楼遗稿》，付袁枚曰：“此少霞一生心血，先生为存其人，可乎？”这样的故事、这样的请求，与封建社会晚期士人普遍绝望于功名后的一种“以诗为性命”的价值寄托相关联。它在改变传统写作观念的同时，无形中也带来批评意识的变化。质言之，即诗歌写作和批评都指向作为生命活动的终极价值，留传成了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22]。袁枚不是这种观念的发明者，但肯定是最引人瞩目的践行者。《随园诗话》中所接受的托请多半属于此种功德。如补遗卷八所载“长洲秀才蒋砚畲耕堂，少有才名，惜不永年而卒。临终以诗稿三册，付其门人陈竹士，中多佳句”[23]。这里虽未言及托请，但可以相信袁枚采录蒋氏诗作，一定是出于金纤纤夫君陈基（字竹士）的请求，这是显而易见的。凭藉《随园诗话》的这类记载，众多位卑无名的作者得以传其诗句、姓氏于天壤间而不至于澌灭。为此，袁枚的诗话写作不仅让许多被记录的诗人感戴，也赢得了当时诗坛的广泛尊崇。诗人邵葆琪读到《随园诗话》，即赠诗赞叹：“赖有奚囊收拾尽，世间多少未招魂！”[24]

        袁枚是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也是能反省和正视自己思想和行为的人。他在检讨当时编选近人诗、撰时贤诗话中存在的七种弊端时，也没有讳言自己的问题，最后提到徇情受托情一点，承认“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余作《诗话》，亦不能免”[25]。其实接受托情不能简单地说好或不好，关键看对象、内容及对它们的评价是否持同样标准，是否因利贿而改变。我们知道，尽管袁枚在诗话中不曾提到接受托请的获利情况，但日记中是有清楚记载的。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十四日载：“佩香出女史孟文晖诗二卷、元二定，求入《诗话》。”[26]这是女弟子骆绮兰为闺友代求采诗入《诗话》，並以银元宝两錠为贽，结果孟诗被收入《补遗》卷二，采其《秋日》和《秋夜》二詩。这倒也罢了，袁枚的问题不在于接受托情，而在于拒绝无利可图的托情。尽管他曾为十五省中独缺甘肃诗人而遗憾，但后来甘肃诗人吴镇寄所刻国初乡先辈张晋、许珌二集来请入诗话时，他在答杨芳灿书中，却以“纯是唐人皮壳，毫无新意，其才远不及松厓与足下，且有诗无话，难以采取”为理由而加以拒绝，不肯给予前贤一点篇幅[27]。这虽与他多录未刊稿少采已刊稿的宗旨相符合，但未免轻看了许珌诗，同时也让人觉得有点世故。他可以滥收许多权贵的滥作，却不肯采入前辈名家一语，这无论怎么说也是难以服人的。

六、滥收与疏误

可以肯定地说，《随园诗话》不仅在批评方式上将传统的品第式批评转变为鉴赏式批评，同时在写作方式上也将前人的闲适书写转变为自觉经营的事业。其中有感恩的报偿，有射利的应酬，有标榜风流的自我吹嘘，也有谀权贵、通声气的廉价称颂，还有以诗存人的慈悲心怀。如此多样的动机汇集于袁枚的诗话写作，最终使《随园诗话》负荷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功能包括若干非文学意义的社会功能，同时成就其空前庞大的卷帙。事实上，在《随园诗话》之前，除了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陶元藻《全浙诗话》之类带有断代或地域诗歌志色彩的著述，还从未出现过卷帙如此富赡的诗话。尽管袁枚宣称：“选诗如用人才，门户须宽，采取须严。能知派别之所由，则自然宽矣；能知精采之所在，则自然严矣。余论诗似宽实严，尝口号云：'声凭宫徵都须脆，味尽酸咸只要鲜。’”[28]然而采录既宽，篇幅既富，就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为此他的诗话写作在当时也没少遭人诟病。

据他自己说：“余至吴门，四方之士送诗求批者，每逢佳句，必向人称说，非要誉于后进也。掌科许穆堂嫌太丘道广，见赠一律云：'先生天下望，眉宇照人清。老至通姻娅，儿时识姓名。风流苏玉局，书卷郑康成。可惜怜才过，揄扬误后生。’余道：史称庞士元称许人才，往往有过其分。老人竟犯士元之病，行将改之。”[29]此所谓“揄扬误后生”，还是很委婉的劝诫，意思是说过分的奖誉会宠坏年轻作者；而更直截的批评则说他收取太滥，袁枚曾在补遗卷四中辩解道：

人有訾余《诗话》收取太滥者。余告之曰：“余尝受教于方正学先生矣。尝见先生手书《赠俞子严溪喻》一篇云：'学者之病，最忌自高与自狭。自高者，如峭壁巍然，时雨过之，须臾溜散，不能分润。自狭者，如瓮盎受水，容担容斗，过其量则溢矣。善学者，其如海乎？旱九年而不枯，受八州水而不满：无他，善为之下而已矣。（中略）然则《诗话》之作，集思广益，显微阐幽，宁滥毋遗，不亦可乎？”[30]

与前引“采诗如散赈”之说一样，这里也坦陈自己撰写诗话的宗旨是“显微阐幽，宁滥毋遗”。这么说并非不对，只不过在很多时候适足成为自我开脱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不符合诗话的实情而已。  

除了滥收之外，《随园诗话》的另一个缺点是文笔草率，记载无章法。如卷八一则云：

许太监者，名坤，杭州人，在京师颇有气焰，而性爱文士。尝过杭太史堇浦家，采野苋一束去，报以人参一斤。欲交郑太史虎文，郑不与通。人疑郑故孤峭者，然其咏《红豆》诗，颇有宋广平赋梅花之意。词云：“记取灵芸别后身，玉壶清泪血痕新。伤心略似燃于釜，绕宅何缘幻作人？一点红宜留玉臂，十分圆欲上樱唇。只嫌不及榴房子，空结团圆未了因。”梁瑶峰少宰和云：“采绿何曾胜采蓝？猩红端合摘江南。且看沉水星星活，得似灵犀点点含。秋汉可烦桥更驾，朝云应有梦同甘。石榴消息分明是，朱鸟窗前仔细探。”按红豆生于广东，乾隆丙戌郑督学其地，梁为粮道，故彼此分咏此题。[31]

这段文字从太监许坤性爱文士写起，述其与杭世骏往来逸事，牵引出郑虎文，举其咏红豆诗，再扯到梁瑶峰的和作。一段文字，主题不知道是写太监还是写郑虎文，是写郑虎文的耿介节操还是写其与梁瑶峰的交谊。又如卷九一则云：

征士王载扬，吟诗以对仗为工，有句云：“百五正逢寒食节，十千谁醉美人家？”爱余《滕王阁》诗“阿房有焦土，玉楼无故钉”一联。湖州徐阶五先生《赠沈椒园》诗云：“诗派同初白，官情共软红。”以沈乃初白先生外孙故也。王亦爱而时时诵之。徐知予于未遇时。记其《关山月》一首云：“大牙旗卷夕阳残，旋见城边涌玉盘。鼓角无声霜气肃，山河流影镜光寒。白头汉将占星立，红泪胡姬倚马看。净扫烟尘天阙迥，清辉多处是长安。”先生名以升，雍正癸卯翰林，官臬使。[32]

称道王载扬诗以对仗为工，举其所爱己句却非以工对取胜，不知他要表达什么意思。之后突然转引徐以升《赠沈椒园》句，并说王载扬亦爱诵之。这是因为同属工于对仗而涉及么？没有说明，却解释“诗派同初白”意指沈乃查慎行外孙。再往下看，才知原来徐氏于袁枚有知遇之恩。既然如此，干脆写成两则便是，何必非牵扯到一起呢？这就是袁枚写作中行文草率、不讲章法之处。《随园诗话》中这类无足观的文字相当不少，从而使全书的质量和价值大打折扣，招致“所采诚多猥滥”的评价[33]。英国学者阿瑟·韦利《袁枚传》甚至说“欲观恶诗，须阅《随园诗话》”，钱钟书《谈艺录》许其颇具识力，并进一步指出：“自有谈艺以来，称引无如随园此书之滥者”，“子才非目无智珠，不识好丑者，特乞食作书，声气应求，利名扇荡，取舍标准，自不能高”[34]。因而他对袁枚诗话的评价，一言以蔽之曰“无补诗心，却添诗胆”[35]。话虽刻薄，却深中袁枚病根。

最后还要提到，《随园诗话》在文献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袁枚读书虽勤，然而不事考据，诗文引书记事时有疏误。补遗卷二将舒城闺秀钟睿姑籍贯误记为芜湖，门人宁楷《覆胡元峰》已提到[36]。卷六称：“刘梦得《金陵怀古》，只咏王濬楼船一事，而后四句，全是空描。当时白太傅谓其'已探骊珠，所余鳞甲无用’，真知言哉！”[37]这是误记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题，梁章钜《退庵随笔》曾指出[38]。昭梿《啸亭杂录》更批评“其诗话、随笔中，错误不一而足”。尤疵谬者，如诗话载舒文襄公奏庆云语，昭梿说：“文襄舅氏，以谏阻征缅，谪贬伊犁。庚寅岁朝，谪居绝域，焉能敷陈殿廷？记同时人之事，乃舛错至此，何也？”[39]孙志祖《读书脞录》也纠其记载之误数则，以后不断有论者指摘其诗话中的错误。前人没注意到的，还有卷三引唐诗僧皎然答李季兰诗“禅心终不动，还捧旧花归”，误作宋人诗；卷六记顾鉴沙宦粤购得叶小鸾小照，误叶小鸾为粤人；卷七记檀萃事，误其姓为谭；卷六引顾炎武“《三百篇》无不转韵者，唐诗亦然，惟韩昌黎七古，始一韵到底”之说，按曰：“《文心雕龙》云：'贾谊、枚乘，四韵辄易；刘歆、桓谭，百韵不迁，亦各从其志也。’则不转韵诗，汉、魏已然矣。”[40]今按：刘勰语见《章句》篇，原文作“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袁枚不仅引述全误，而且将论赋之语误解为论诗，足见其读书及议论之粗，像完全不用大脑思维——当时哪有百韵的诗呢？

综上所述，袁枚《随园诗话》的写作明显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严格地说并不属于诗学的范畴，但对诗学史来说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随园诗话》无论流传之广或影响之大，都堪称清诗话甚至清代出版和阅读史上的一个奇迹[41]，不仅于乾隆诗学，就是从整个清代诗学来看，它都代表着诗话写作的一个重大转型，带来一股新的风气。作为传统诗歌批评主要形式的诗话，从此渗入许多非文学的因素，不再是纯粹的诗歌批评。可以肯定地说，嘉、道以后诗话写作风气的所有变化，诸如由探究理论转向记录诗事，由研究技巧、规则转向欣赏式的品鉴，由艺术批评转向自我标榜等等，无不肇始于《随园诗话》。我们只要读一读李调元、法式善、郭麐、吴嵩梁、凌霄、王偁、潘焕龙等以降的清代中后期诗话，就会知道，此书对后来诗话的诱导和影响之力，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会过分。

注释

[1]祝德麟《阅随园诗话题后六首》其三，《悦亲楼诗集》卷二十四，嘉庆二年刊本。

[2]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3册第831页。

[3]袁枚《随园诗话》卷一，第5页。

[4]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第557页。

[5]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3册第823页。

[6]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3册第820页。

[7]袁枚《随园诗话》卷三，第58页。

[8]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册第2406页。

[9]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第431页。

[10]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袁枚全集》，第1册第281-285页。

[11]伍拉纳氏批，《袁枚全集》，第3册第833页。

[12]詹杭伦、沈时蓉《雨村诗话校证》卷十一，第257-258页。

[13]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二十，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956页。

[14]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六，第548页。

[15]袁枚《随园诗话》卷九，第226页。

[16]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3册第819页。

[17]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3册第833页。

[18]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一，第278页。

[19]袁枚《随园诗话》卷三，第79页。

[20]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十，第622页。

[21]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六，第540页。

[22]这个问题，我在《中国古代对诗歌之人生意义的理解》（《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一文曾有专门论述，收入《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中华书局，2009）中，可参看。

[23]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八，第585页。

[24]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第559页。

[25]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第348-349页。

[26]王英志《手抄本〈袁枚日記〉（一）》，《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1期。

[27]袁枚答杨芳灿佚札，见郑幸《袁枚佚札四通考述——兼及袁枚、杨芳灿交游考》，《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28]袁枚《随园诗话》卷七，第168页。

[29]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第550-551页。

[30]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四，第492页。

[31]袁枚《随园诗话》卷八，第210页。

[32]袁枚《随园诗话》卷九，第236-237页。

[33]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62页。

[34]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补订本，第195-196页。

[35]钱钟书《谈艺录》，第205页。

[36]宁楷《修洁堂集略》卷十三，嘉庆间家刊本。

[37]袁枚《随园诗话》卷六，第141页。

[38]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二十，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959页。

[39]昭梿《啸亭杂录》卷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94页。

[40]袁枚《随园诗话》卷六，第126页。

[41]王学泰《<随园诗话>趣谈：清代中叶四大畅销书》，《人民日报》2010年6月14日。

原载于《岭南学报》复刊号第1-2合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编辑/排版：冯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