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表演艺术发展的繁盛期(1949年—1965年)三个标志(下)

戏曲表演艺术发展的繁盛期(1949年—1965年)三个标志(下),第1张

朱文相

二、表演艺术发展的繁盛期(1949年

   武戏的技艺也有显著的发展,跟斗的种类增多,翻扑的难度增大。京剧武旦的“打出手”,更是花样翻新,如著名武旦关肃霜在《战洪州》中创造了以靠旗打出手的技巧。过去,京剧武戏有所谓“南技北戏”,即南派(海派)武技花样繁多,有“化学把子”之称;而北派(京派)重工架、讲究在武打中刻画人物。建国以来,则有南北合流的趋势。如《八大锤》之陆文龙,南派表演侧重耍翎子以及扔枪、接枪等技艺;北派表演侧重腰腿功,并表现陆文龙在勇武中见孩子气。著名武生厉慧良的表演,将二者结合起来。在开打时,不仅展现各种功夫技艺,而且总是身手从容,步法有致且面带稚气的笑容,以显童心未退的陆文龙之艺高胆大。他演《艳阳楼》之高登,在醉步踉跄中开打,把高登如何从酩酊大醉到半醉半醒以至酒意全消,都一层层地“剥”给观众看,前者在“打”中可见其“稚态”的美;后者在“打”中又可见其“醉态”的美。

戏曲表演艺术发展的繁盛期(1949年—1965年)三个标志(下),第2张

关肃霜《战洪州》剧照

   从新兴剧种以及地方小戏的行当和演技的发展看,许多剧种的剧目,从“三小戏”(小旦、小生、小丑)、表现日常生活题材的戏,逐步发展到演袍带戏、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有文有武的大戏。因而行当也有所丰富,形成了老生行(如评剧的马泰、黄梅戏的王少舫)、花脸行(如评剧的魏荣元)以及各种武戏行当。同时,许多剧种从只重唱功,逐步走向唱、念、做、打的综合发展,并使得各种基本功也随之发展起来。如吉剧的水袖功、手绢功、扇子功,楚剧吸收武术的“九节鞭绞柱”、“三节棍对枪”等。此外,各剧种之间通过剧目交流,也丰富了自身的表演艺术。如川剧《秋江》,湘剧《拦马》,桂剧《拾玉镯》,梆子戏《柜中缘》、《香罗帕》,莆仙戏《团圆之后》,均为许多剧种所移植。有的,在移植中又有所创造。

张佳春 徐孟柯演出《春草闯堂》选段

如莆仙戏《春草闯堂》,其中抬轿子的舞蹈,是两个轿夫抬小轿的虚拟表演;京剧移植时,则借鉴豫剧《抬花轿》,改为四个轿夫抬大轿的舞蹈。“坐轿”,在京剧的传统程式中是比较简单的,通过移植《春草闯堂》,则丰富了京剧抬轿的表演艺术。不同剧种演出同一剧目也异彩纷呈,展现出不同的表演风格和艺术特色。同是《白蛇传》,昆曲典雅,京剧细腻,婺剧粗犷,川剧火辣,风格迥异;山西梆子《祭桩》和同一题材的川剧《乔子口》,前者作悲剧处理;后者却平添一名江洋大盗,在临刑前与主角插科打诨,造成喜剧气氛。《打神告庙》,山西梆子演出,既无海神,也无判官、小鬼,全凭演员的虚拟表演来表现;粤剧用的是三块砌末景片,与演员的表演虚实相生;而川剧则以三个演员扮演之,并让小鬼在被桂英打倒后,又站起来,在诙谐打趣的“帮腔”中下场。三个剧种演来各具特色。各剧种的表演艺术,在互相交流中丰富自身,在竞相发展中保持个性,是这一时期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戏曲表演艺术发展的繁盛期(1949年—1965年)三个标志(下),第3张

京剧《艳阳楼》,右:厉慧良饰演高登

   其繁盛的标志之三,是表演艺术流派的继续发展,争芳斗艳。一方面,某些流派在建国前即已形成,为世所公认。其中一些流派创始人,在建国后仍活跃于舞台,他们的表演艺术炉火纯青,臻于化境。如:京剧的旦角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苟慧生、于连泉(筱翠花),老生周信芳(麒麟童)、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小生姜妙香,武生尚和玉、盖叫天,花脸郝寿臣、侯喜瑞,丑角萧长华,老旦李多奎;昆剧的旦角韩世昌,小生俞振飞、周传瑛,花脸侯玉山,川剧的旦角周慕莲、阳友鹤,生角贾培之、张德成,丑角刘成基;汉剧的旦角董瑶阶,老生吴天保,丑角李春森;楚剧的旦角沈云陔;湘剧的老生徐绍清;粤剧的生角马师曾、薛觉先,小生白驹荣;晋剧的老生丁果仙;蒲剧的旦角王存才,老生阎逢春;秦腔的旦角王天民、李正敏,生角刘毓中、苏育民;豫剧的旦角常香玉、陈素贞越剧的旦角袁雪芬,小生尹桂芳;闽剧的旦角郑奕奏等。

   另一方面,某些流派的形成期,跨越了建国前后新旧两个时代。这些流派的创始人,建国前即声名鹊起,显现出鲜明而独特的表演风格;建国后,时值英年,更逢盛世,在排演大量的新戏中,其表演艺术自树一帜,卓然成家。如:京剧的旦角张君秋、赵燕侠,小生叶盛兰,花脸裘盛戎、袁世海,武丑叶盛章;评剧的旦角小白玉霜、新凤霞;川剧的旦角陈书舫,小生曾荣华、袁玉堃,丑角周企何、周裕祥,陈全波;汉剧的旦角陈伯华;湘剧的旦角彭俐侬;粤剧的旦角红线女;蒲剧的旦角王秀兰,老生张庆奎;山西北路梆子旦角贾桂林;豫剧的旦角崔兰田、马金凤、阎立品;越剧的旦角傅全香、戚雅仙、王文娟,小生范瑞娟、徐玉兰;黄梅戏的旦角严凤英,生角王少舫;沪剧的旦角丁是娥、杨飞飞;淮剧的旦角筱文艳;桂剧的旦角尹羲;潮剧的旦角姚璇秋;赣剧的旦角潘凤霞等。

杨宝森演唱《二进宫》音配像选段

   表演艺术流派的发展,在戏曲表演史上的贡献,在戏曲美学上的价值,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1)从表演流派与剧目建设的关系上看,戏曲剧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流派剧目。以京剧四大名旦为例,梅(兰芳)派艺术的创造,积淀、凝聚在《宇宙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等剧目之中;《荒山泪》、《锁麟囊》、《文姬归汉》、《英台抗婚》等剧目,由于是程(砚秋)派艺术的结晶,从而得到保留与流传;尚(小云)派艺术特色的个性渗透于《昭君出塞》《失子惊疯》、《梁红玉》、《秦良玉》等剧目;而《红娘》、《红楼二尤》、《勘玉钏》、《荀灌娘》等剧目,则体现着荀(慧生)派艺术风格的共性。可以说,表演艺术家在流派艺术的创造中,建设了流派剧目,而流派剧目又维系着流派艺术,并使之传诸后世。

   (2)从表演流派与角色创造的关系上看,表演艺术家们,由于禀赋、幼工、师承、经历以及气质、造诣、见识、趣味的不同,这诸多因素的总和所形成的艺术个性也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善于巧妙地将自己的艺术个性熔入角色的性格之中,铸成第一自我(演员)与第二自我(角色)的统一体,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同是《将相和》的廉颇,裘盛戎演得肃穆而矜持;袁世海却演得豪放而偏狭。因为这两个性格侧面,都是在廉颇的基本性格中所固有的,所以,裘、袁可以在不离角色性格基调的前提下,根据各自不同的艺术个性加以选择和突出,以发挥自身的优长。又如,宋士杰(《四进士》)、张元秀(《清风亭》)和萧恩(《打渔杀家》),三个角色的性格迥异,周信芳(麒麟童)演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麒派风格的共性;而马连良演来,则马派风格的共性又寓于其中。戏曲舞台实践证明,表演流派对于角色的创造有益而无损,关键在于通过精研与优选,处理好剧中人物性格与演员艺术个性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戏曲表演艺术发展的繁盛期(1949年—1965年)三个标志(下),第4张

   (3)从表演流派与观众审美的关系上看,观众作为社会群体,在审美层次上和审美趣味上,文野、雅俗,各有所好;刚柔、浓淡,各有所钟。而就每一个欣赏者自身的审美心理来说,也是喜多姿多采,不喜单调雷同的。所以,多样化的流派风格,适宜于多样化的欣赏需求。

   (4)从表演流派与艺术传承的关系上看,这批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表演艺术家,的确是继往开来者。他们既对前辈的艺术博采精研、集其大成,又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表演流派,开拓了各行当的戏路和演技,开辟了新的表演领域(如现代戏),而且开启、熏陶了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演员,为他们灌输了丰富的营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这样,才使那一代青年演员,虽在文革十年“”的磨难中断送了青春,但在劫后却能很快地恢复艺术的活力,成为戏曲振兴的中坚力量。

京剧《望江亭》选段  张君秋饰谭记儿  刘雪涛饰白世中

   诚然,这一时期的表演艺术,也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一种是自然主义,即追求所谓的“生活真实”,以生活体验,生活节奏和生活动作,来代替戏曲体验、戏曲节奏和戏曲程式。另一种是形式主义,即脱离剧情和人物,单纯卖弄技巧。再一种是继承流派中的盲从倾向。有的演员并不着力于悉心揣摩角色在规定情境中的举止神貌,而只是一味地模仿某流派创始人的音容风范。由于盲目地唯“派”是从,即使被流派创始人演活了的角色,某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仿效者演来,也是貌合神离、似是而非。更有甚者,是把流派创始人在表演上的一些缺点、毛病,也奉为继承的圭臬,并故意加以夸大突出。这就只有哗众取宠之意,而无创造角色之心了。以上倾向,虽渐有好转,但至今仍时有所见。未完待续)【来源《戏曲艺术》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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