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的解体：大汶口文化兴起(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2)

　　
　　二
　　
　　马克思指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资本论》第一卷）
　　
　　考古材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原始氏族部落，普遍学会了经营农业，驯养家畜，“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的生产”。我们的祖先，在同自然作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主动权，人们改造自然的自觉能动作用越来越大地被发挥出来。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依靠战天斗地的辛勤劳动，大汶口文化的原始农业不断取得新进展，较之仰韶文化，这个文化的生产工具有了明显的进步。穿孔石斧，扁而薄的石铲，细琢精磨，有良好的合乎使用的刃口，这是砍伐树木、清除树根杂草、开垦耕作的主要工具。还有用鹿角制成的短柄鹤嘴锄，一端可以刨地松土，一端可以打碎土块。收割禾穗的工具有石刀、骨镰和蚌镰。大汶口87号墓出土的一件骨镰，形制已经十分成熟。收获的粮食，在石磨盘上用石磨棒压碎。胶县北三里河的一个大汶口文化窖穴，曾发现多达1.2立方米的腐朽粮食堆积（《考古》1977年4期），可以看出当时粮食的贮藏情况。
　　
　　农业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创造了定居生活、社会分工和生产进一步发展的物质条件，正象马克思所说，农业劳动，“是使其他一切劳动部门所以能够独立化的自然基础。”（《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发展起来。各地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人类的最早驯养的动物骨胳，有猪、狗、羊、牛、鸡等，而以猪骨为多。大汶口的125座有随葬品的墓，三分之一以上有猪骨随葬，有的用半只猪架，有的用下颔骨，最多的是完整的猪头，有43座墓出土了96个猪头，最多的一座有14个猪头。可以看出养猪的普遍和对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鉴定材料证明，大汶口墓群的猪骨，母畜占有很大比例，重视畜养母畜，正是家畜大量繁殖的重要标志。在家畜中，猪的特点是繁殖快、耐粗饲，一头母畜一年可以繁殖七八头甚至十几头，只要稍加看管，就可以发展起来。猪的饲养，提供了丰富的可靠肉食来源，对改善人们生活、促进农业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
　　
　　刘林遗址曾出土一件猪牙刻的猪头象，曲阜尼山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过一件陶猪，维妙维肖，这是家畜饲养在当时造型艺术中的生动反映。
　　
　　在农业、家畜饲养业发展的基础上，制陶、制骨、制石、纺织等传统的原始手工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出现了酿酒、玉器、象牙雕刻工艺，标志着大汶口文化手工业发展达到新的高度，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生产技术不断地得到改进和提高。
　　
　　陶器是当时发展很快的手工业部门。大汶口117座墓出土陶器1015件，西夏侯的11座墓出土了601件，用陶量之多，突出地反映了大汶口文化制陶业的发达兴旺。
　　
　　三足、把手、圈足、流口的广泛应用，增强了陶器的适用性，但也使陶器制作进一步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