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一生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作为诗家宗师对诗坛的影响更是无人可比。袁枚的诗论和诗评固然值得研究，而《随园诗话》的写作本身也很值得注意。但迄今为止，我只见到王英志先生《袁枚评传》曾对《随园诗话》的选诗倾向与记事特点加以论述[1]，加拿大学者施吉瑞（J.D.Schmidt）《随园：袁枚的人生、文学批评与诗学》曾提到赵翼和章学诚对袁枚撰诗话牟利的讥评，但对其事之有无持存疑态度[2]。此外，台湾学者王镱容的论文从传播和性别角度对袁枚诗话作了文化分析[3]。他们的研究对认识袁枚的诗歌批评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留下了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其写作方式的余地，而这在我看来是谈论《随园诗话》不可回避的问题。质言之，如果我们不了解袁枚诗话的写作方式，不了解其取材和编撰的过程，而径将它当作纯粹的文学批评活动来推原其批评标准与得失，就会忽略其诗话中非文学因素的影响，而不能对清代中叶以降的诗话写作获得较为现实的认知。袁枚自33岁辞官居江宁，到82岁谢世，优游林下近五十年。以一个仅从政七年的辞官知县，能坐拥占地广袤的仓山随园，安享五十年盛名和富裕生活，不能不说是治生有术。60岁以前，他周旋于尹继善、鄂尔泰等大僚和王孟亭、庄容可、托庸等地方官之间，自能得其荫庇；迨及垂暮之年，他仍能维持自己在诗坛举足轻重的地位，持续地发挥影响力，则端赖招收女弟子和撰写《随园诗话》两件事。有点巧合的是，两者都开始于乾隆五十年（1785）以后，是年袁枚71岁。广招女弟子让他隐然的诗坛盟主身份更增添一抹风流韵度，而编撰《随园诗话》则足以使他挟四海宗盟三十年的余势紧握诗坛的话语权。在清代以前，诗话写作原是很随意的，或主于评赏，或主于考据，或主于纪事，或主于纠驳，尽管篇幅不断扩展，但“辨句法，备古今，纪圣德，录异事，正讹误”（许顗《彦周诗话》）的传统功能依然如故。可是，从王士禛《渔洋诗话》肇端，“集以资闲谈”（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动机中，更平添了一层自我标榜的意味。读他的诗话，等于就是在浏览他毕生值得夸耀于人的韵事。这种写作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诗话写作风气。袁枚于诗学虽不甚尊崇王渔洋，但撰著诗话却吸收了渔洋的一些思想[4]，同时更直接地继承了《渔洋诗话》风流自赏的品格，更加露骨地自我吹嘘和自我神化。我们从《随园诗话》里读到的袁枚，是一个少年以才华出众见重于前辈，中年以诗品超群为侪辈所拥戴，晚年更以德高望重为后生膜拜的殿堂级偶像。更有性情倜傥、见识过人、风流好事种种可爱的秉性流露其中，让人不能不倾倒折服。然而，所有这些迷人的叙述，都不能掩蔽其性情文字背后的世俗诉求和牟利的机心。诗话写作到清代，如同各种总集、选集的编纂一样，作为前报刊时代的大众传播媒体，已因写作人口与发表机会的不成比例而形成令人瞩目的权力，从而与各种物质利益挂上钩。在这方面，袁枚《随园诗话》正是一个很极端很典型的例子。袁枚《随园诗话》的写作始于何时，没有明确记载[5]。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有《题宋人诗话》诗云：“我读宋诗话，呕吐盈中肠。附会韩与杜，琐屑为夸张。如有倚权门，凌轹众老苍；又如据泰华，不复游潇湘。丈夫贵独立，各以精神强。千古无臧否，于心有主张。肯如辕下驹，低头傍门墙。”[6]这很像是自己写作诗话的宣言。在前一年他刚编成六十岁自定的诗文全集，大概就在这前后，他开始了《随园诗话》的写作。所谓写作，除了回忆或记录一些往事之外，其实就是有意识地将以往写作的各类文字如笔记、书札、序跋中的论诗资料辑录、整理出来，王士禛作《渔洋诗话》也是如此。但袁枚有点不同，他除了整理以往积累的资料之外，还有意识地采集素材。诗话在他手中已明显是有意经营的写作，而且带有获取各种利益的动机。这是他的诗话写作与前人最大的不同，意味着清代诗话写作的一个重要转型。现在就让我们从素材的搜集开始，对他的诗话写作做一番细致的考察。袁枚尝自陈其写作诗话的动机是出于爱诗的天性，说：“枚平生爱诗如爱色，每读人一佳句，有如绝代佳人过目，明知是他人妻女，于我无分，而不觉中心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随园诗话》之所由作也。”[7]在他自己的笔下，这种对诗歌的热爱似乎导致两个有点矛盾的结果，一方面是对诗歌作品的宽容的珍惜，就像他曾经说的：“李穆堂（绂）侍郎云，凡拾人遗编断句，而代为存之者，比葬暴露之白骨，哺路弃之婴儿，功德更大。何言之沉痛也！余不能仿韦庄上表，追赠诗人十九人。乃录近人中其有才未遇者诗，号《幽光集》，以待付梓。”[8]为此他四处游览，每到一地，见诗辄录。洵如许善长所说，“大凡文字之知遇，必推乡会座师，最为感恩知己”，“别有一种爱才若命者，到处物色。绝无一面之缘，若有三生之契。得一字一句而叹为奇才，永矢勿谖者，其感涕固不待言，而荣幸不啻赋鹿鸣宴琼林也。袁子才诗名倾海内，每于店壁僧寮，在在留意”[9]。另一方面则是严厉的淘汰，乾隆五十五年（1790）夏作《选诗》云：“消夏闲无事，将人诗卷看。选诗如选色，总觉动心难。”[10]袁枚似乎希望示人一个严格而又富有人情味的批评家形象。严格是保证诗话质量的广告，富于人情味是鼓励投稿的必要宣传。这无疑都出于一种自我推广的需要，在诗话写作还葆有文学批评的纯粹品格时，没有必要做类似的告白，这很容易理解。但问题是，《随园诗话》果真是严格筛选＋广搜博采的结果吗？诗话写作不同于一般的诗歌批评，有诗无话或有话无诗都不足以为诗话，因此素材的蒐集是首要问题。据我看，《随园诗话》的资料，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袁枚自己搜采，多数源于他人投赠。自己搜集之例，如《诗话》卷八所载：戊申春，余阻风燕子矶，见壁上题云：“一夜山风歇，僧扫门前花。”又云：“夜闻栎代声，知有孤舟泊。”喜其高淡，访之，乃知是邵明府作。未几，以诗见投，长篇不能尽录。记《竹枝》云：“送郎下扬州，留侬江上住。郎梦渡江来，侬梦渡江去。”“若耶湖水似西泠，莲叶波光一片青。郎唱吴歌侬唱越，大家花下并船听。”又梦中得句云：“涧泉分石过，村树接烟生。”皆妙。邵名帆，字无恙，山阴人。[11]余游览久，得人佳句，必手录之。过安庆，见司狱许健庵扇上自题云：“权支薄俸初成阁，自爱闲曹好种花。”到黄公垆杏花村，见陈省斋太守有对云：“至今村酿黄公酒，依旧花开杜牧诗。”庐山开先寺见程巨山有对云：“树里月光才露影，山中云气不分层。”小姑山有俞楚江对句云：“入寺恍疑雨，终宵只觉寒。”[12]这都是见诗辄录的例子。有些诗作可能得于人所传诵，如卷八有云：“闽人崔众十三岁，有《遇雨》一绝云：'叶香乱打冷霏霏，舆梦寻秋雁影稀。烟雨满溪行不了，渡头扶伞一僧归。’雅有画意。”[13]至于友朋亲故为述他人佳作，如补遗卷四载姚鼐说国初怀宁逸老汪梅湖诗格甚高，而本朝诸选均未及，因录其《田家杂咏》等篇，也是诗话中常见的情形。他人投稿则分本人投赠与他人介绍两种情况，诗话中通常都有说明。前者之例如：“秦中诗人杨子安鸾见访，适余外出；归后见贻一册。《雪霁》云：'寒瘦自性情，苦吟工未能。晚晴窗上日，先晒砚池冰。’《闻砧》云：'满院苔痕合，重门树影深。’”[14]后者之例如：“溧阳彭贲园先生，因余有《诗话》之选，寄其友京江许乃扬介山诗来。”[15]他人介绍看来比本人投稿更多。毕竟就传统观念而言，说项胜于自媒。求序基本上等于投稿，卷十四曾记载：“如皋张乾夫有《南坪集》八卷。其子竹轩太守，托其宗人荷塘明府索序于余。余适撰《诗话》，为摘一二，以志吉光片羽之珍。”[16]在当时，有人编撰诗话就像今天创办一份期刊，立即会引来众多的投稿者。像袁枚这样有影响的批评家，其诗话就更为诗坛所瞩望。以乾隆朝社会之升平富足，海内文咏之盛，这也是很自然的事。袁枚晚年曾感叹，“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扬州有马氏秋玉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查氏心谷之水西庄，杭州有赵氏公千之小山堂，吴氏尺凫之瓶花斋，名流宴咏，殆无虚日。许巩璜刺史赠查云：'庇人孙北海，置驿郑南阳。’其豪可想。此外，公卿当事，则有唐公英之在九江，鄂公敏之在西湖，皆以宏奖为己任……”[17]如此繁荣的诗歌生活，必然带来巨量的发表和传播需求，《随园诗话》不过是这一创作背景下的自然产物，其卷帙之丰富首先与当时盛行的诗会、社集有关[18]。卷六提到“余在杭州，杭人知作《诗话》，争以诗来求摘句者，无虑百首”[19]；补遗卷九又记载：“昆圃外孙访戚于吴江之梨里镇，有闻其自随园来者，一时欣欣相告，争投以诗，属其带归，采入《诗话》。”[20]可见当时作者投稿是何等踊跃！纷至沓来的投稿也让袁枚疲于应付，倒不是艰于别择，而是诗话不同于诗选，自有其体裁。《随园诗话》补遗卷五曾谈道：“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诗话，非选诗也。选则诗之佳者，选之而已；诗话必先有话，而后有诗。以诗来者千人万人，而加话者，惟我一人。搜索枯肠，不太苦耶？松江太守李宁圃先生寄三友人诗来，余以此言复之。”话虽这么说，但文人结习，不能自已。过后取看，见实有佳句，遂取张翔《夜泊》《过商州》、李东皋《早发》《舟中》四首入诗话，而上面一段议论也就自然地成了“话”[21]。由于所谓“话”多半基于来稿者与自己的关系，这就决定了袁枚撰写诗话主要取材于同时作者，也使《随园诗话》成为我所知道的第一部评论本朝作家的份量超过前代作者的诗话。当吴镇寄所刻国初张晋、许珌两家诗集请入诗话时，袁枚未予应允，且针对吴镇讽其文人相轻，重申了自己的诗话主张：“两贤诗业已刻集，自然流传，无藉鄙人表章。其诗格律清老，实有工夫，然皆唐人皮壳，无甚出色处，以故不甚动心。所谓'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且诗话与选诗不同，选则诗之平头正脸者，受人之托，选之而已。诗话则必有几句话头，以配其诗。现在四方之以诗来者，千人万人，而专仗老翁一人为之搜索枯肠，添造话头，加此差徭，作何办治？”[22]后来在诗话补遗卷八里，他又将自己诗话取材的原则表述为：“采诗如散赈也，宁滥毋遗。然其诗未刻稿者，宁失之滥。已刻稿者，不妨于遗。”[23]通览《随园诗话》，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他将更多的篇幅留给了亡故的作者。尤其是投赠诗稿，有时尚未翻阅而其人遽殁，他更会怀着遗憾与歉疚交织的心情，载其始末，以存其人。如卷九载：余过京口，丹徒宰徐天球，字天石，贵州人，见示诗集。一别之后，遂永诀矣。余爱其《风筝》一绝云：“谁向天边认塞鸿？但凭一纸可腾空。任他风信东西转，百丈游丝在掌中。”[24]类似的例子是卷十六的同年杨大琛。凡此之类，与后文将论及的受人托请，诚然有着李绂所谓拾人遗编断句，功德大于掩埋暴露之白骨、哺育路弃之婴儿的仁厚用心。若《随园诗话》都是这样的记录，那就会充满感人至深的文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随园诗话》的内容绝不像袁枚夫子自道的那样，出于诚恳的采录和严肃的筛选，倒不如说充斥着滥收的平庸之作。与袁枚并列为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即已讥讽他：“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25]。这是熟人间的看法，应不会空穴来风，难道袁枚撰诗话真到如此庸俗不堪的地步么？道光间诗论家谢堃说，诗话到渔洋一变，到随园又是一变。渔洋《五代诗话》之变是半属类书[26]，而《随园诗话》之变如何他未加说明，我推想大概是指诗话变成打秋风的道具罢？这确实是王渔洋之后诗话写作的一大变异。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八载：“绵州何人鹤，字九皋，在吴江唐陶山署。袁子才来游，方颐大耳，目如曙星，口若悬河，年八十二如少壮。从弟子十余人，席间陶山与诸客多以诗请教，九皋独不肯。及行，主人送来酒食物，又去而之他。未久以函报云：'诸君诗皆入诗话矣。’翻阅，悉已改窜，其实皆弟子评骘，子才未尝入目也。陶山喟然叹曰：'何三不落随园。’”[27]不知还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可以坐实袁枚如此写诗话，但后人对《随园诗话》的印象多半来自这类传闻。诗话虽向来不被视为有分量的著述，但却是一种握有话语权的写作，诗话作者也成为附庸风雅的权贵或追求闻达的士人所巴结的对象[28]。而袁枚既“负推倒一世之才，海内言诗家群奉为指南之针、栖皮之鵠，经品题者，如龙门游”[29]，当然就更有号召力。后辈诗人吴文溥赠诗云：“一时豪俊随车后，到处诸侯扫榻迎。”[30]活画出袁枚当时为时俗所追捧、炙手可热的气焰。袁枚对自己一言九鼎的能量自然是很清楚的，晚年也明显地利用诗话来招邀世俗的逢迎。祝德麟《阅随园诗话题后六首》其四说：“老去翻为汗漫游，名山到处足句留。逢迎东道非无谓，只要仓山只字收。”[31]正道出袁枚晚年诗话写作中的世俗色彩。其实袁枚本人也毫不讳言这一点，《随园诗话》卷二即载：余过袁江，蒙河督李香林尚书将所坐船亲送渡河。席间读尚书诗，《野行》云：“香闻春酒熟茅店，红惜秋花开野塘。”《宿永平》云：“树树鸟相语，山山水上看。”皆佳句也。又见赠二律，已梓入集中矣。其尊人湛亭尚书，先督南河，《遥湾夜泊》云；“风雪荆山道，春帆滞水涯。几声深夜犬，知近野人家。”《赴南河》云：“过颡应知因搏致，彻桑须及未阴时。”用《孟子》语，而治河之道，思过半矣。[32]这是蒙达官照拂所给予的回报。如下一则记载也无疑是打秋风的报偿：海阳令邱公学敏，闻余到端州，即驰书与香亭，必欲一见。果不远千里，假公事到省，畅谈竟日，馈遗殊厚。记其佳句云：“山连齐、鲁青难了，树入淮、徐绿渐多。”[33]卷十记广东之游的条目，类似情形尤夥。如陪同游山又送过梅岭的大庾知县袁镜伊，在端州以诗来谒的丰川知县彭翥，在端江频馈束脩的高要知县杨国霖，在广州病中常来探视的乐昌知县吴世贤，都是曾受惠而以文字回报的对象。最有意思的是卷三这一段文字：吾乡吴修撰鸿，督学湖南。壬午科，湖南主试者为嘉定钱公辛楣、陕西王公伟人。诸生出闱后，各以闱卷呈吴。吴所最赏者，为丁甡、丁正心、张德安、石鸿翥、陈圣清五人，曰：“此五卷不售，吾此后不复论文矣。”榜发日，吴招客共饮，使人走探。俄而抄榜来，自第六名至末，只陈圣清一人。吴旁皇莫释。未几，五魁报至，则四生已各冠其经，如联珠然。吴大喜过望。一时省下传为佳话。先是，陈太常兆仑在都中，以书贺吴云：“今科楚南得人必盛。”盖预知吴、钱、王三公之能知文，能拔士也。吴首唱一诗，云：“天鼓喧传昨夜声，大宫小徵尽含鸣。当头玉笋排班出，入眼珠光照乘明。喜极转添知己泪，望深还慰树人情。文昌此日欣连曜，谁向西风诉不平？”一时和者三十余人。后甲辰三月，余游匡庐，遇丁君宰星子，为雇夫役，作主人，相与序述前事，彼此慨然。且曰：“正心管领庐山七年，来游者先生一人耳。”[34]这位丁正心虽高中湖南乡试举人，却显然天性无诗才，既无酬赠之作也无诗册呈请采录。但袁枚既得丁为东道，安排庐山之游，无诗也不能不凑合一段“话”，以答谢其殷勤，于是便借其座师吴鸿诗作药引子，敷衍出一则诗话。至于清楚写明接受馈赠的，已见上引海阳知县邱学敏一则。非唯于己有恩必报，有时连家人眷属受惠于人，也有报施。如甥汪兰圃赴肇庆缺路资，附金陵商人严翰鸿以行，诗话补遗卷四载其事，录严氏一绝：“酒旗挑出屋檐斜，古木萧疏挂落霞。吹笛牧童归竞渡，满头多插野山花。”[35]词意陈熟如此，竟也登载！诗话写到这步田地，实在已近乎交易。换成旁人，多半会隐没其受馈报施之迹吧？但袁枚毫不在乎，一再记载这类“适俗韵”（借用陶渊明语），道理说穿了很简单，不过是替诗话做广告，示人交易诚信度及报酬比量，一如王渔洋笔记中再三记人以名椠珍玩之馈求为先人撰写墓志或诗序之事，都是别样的润例，貌似风雅的叙事掩盖不了世俗交易的实质。袁枚无疑是个很世故、很用心治生、很善于敛财的人。他既然能在盐商的筵席上为主人赋诗失误圆场以获利，那么借撰写诗话牟利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否则，以他一个中年辞官的知县，拿什么养活一个妻妾成群的大家庭，维护一个诺大的精致园林呢？伍拉纳之子批《随园诗话》道：“一部诗话，助刻资者，岂但毕秋帆、孙稆田二人？有替人求入选者，或十金或三五金不等；虽门生寒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皇皇巨帙，可择而存者，十不及一。然子才已致富矣。”[36]黄一农注意到，袁枚编撰《随园诗话》，“其运作方式颇近似现今的《世界名人录(Who's Who in the World)》，后者期望被收录之人能提供內容及赞助（透过购买的方式，但其价不菲），而《诗话》所提及的数百位人物，其亲朋故旧还会是潛在的购书者”[37]。这看来并非厚诬，袁枚的诗话有着远为丰富的世俗色彩，远为浓厚的市侩习气，其写作兴趣或许很大程度上就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的。 (未完待续）[1]王英志《袁枚评传》第十一章第四节“《随园诗话》的选诗与记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9-478页。[2]J.D.Schmidt，Harmony Garden:The Life,Literary Criticism,and Poetry of Yuan Mei(London:RoutledgeCurzon,2003)153-161.[3]王镱容《传播·声誉·性别——以袁枚《随园诗话》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台湾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4]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十六《题意可诗后》：“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王士禛在《师友诗传录》袭其意曰：“宁律不谐，而不得使句弱。宁用字不工，而不可使语俗。”即为袁枚所发挥。[5]日本学者松村昂认为袁枚至迟在43岁时已开始撰写诗话，但未说明证据和理由。见氏撰《〈随园诗话〉的世界》，《中国文学报》第22册，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1968年4月。[6]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五，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册第511页。[7]袁枚《答彭贲园先生》，《小仓山房尺牍》卷八，《袁枚全集》，第5册第168页。[8]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10]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二，《袁枚全集》，第1册第796页。[18]关于这一点，松村昂《〈随园诗话〉的世界》（《中国文学报》第22册，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1968年4月）一文已有论述，可参看。[21]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五，第518-519页。[22]袁枚《答吴松厓太守》，《小仓山房尺牍》卷七，《袁枚全集》，第5册第154页。[25]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27]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八，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529页。[28]这个问题笔者曾在《清诗话的写作方式及社会功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一文中有过论述，可参看。[29]张云璈《西轩诗草序》，《简松草堂文集》卷四，燕京大学图书馆1941年影印本。[30]詹杭伦、沈时蓉《雨村诗话校证》卷十六，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64页。[31]祝德麟《悦亲楼诗集》卷二十四，嘉庆二年刊本。[36]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3册第828页。[37]黄一农《袁枚<随园诗话>编刻与版本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9期，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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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随园诗话》与清诗话写作之转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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