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李建华：“后疫情时代”的伦理秩序蠡测

新冠肺炎暴发之后，为什么可以称之为“后疫情时代”?这不但意味着全球新冠病毒传播持续时间长，而且意味着全世界的发展出现了根本性转折，也就是说，过去的常态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许多学者将这场疫情称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分叉，也有学者认为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惊天的”深层危机，前一种观点是一种时间“把脉”，后一种观点是空间“把脉”，“但两种说法的本质如出一辙：2020年年初的世界已成为历史，已在这场疫情中消失无影。”1 如果想要精准描述后疫情时代世界的生活图景，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但对其变化的大致趋势预测还是可能的，《后疫情时代——大重构》就作出了这样系统化的预测：“全球化局部倒退，中美持续脱钩，自动化加速发展，监控势力增加引发各方担忧，福利政策呼声高企，民族主义抬头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外移民的恐惧，科技的影响与日俱增，企业亟须加强线上业务，等等。除了加速上述变化，此次疫情还可能改变曾看似亘古不变之事，产生在大流行病发生前几乎不可想象的变化，如制定'直升机撒钱’式新型货币政策（已成现实）、重新考虑或调整社会优先目标、政策目标向公共利益倾斜、公平观念获得政策支持、采取激进的福利和税收措施，以及地缘政治剧烈调理等。”2 当然，将要发生的变化很难预想，将要产生的秩序也有无限可能，但如果我们对疫情前的世界生活特征作一简单概括，再比照疫情后的生活变化，或许可以预测一些未来世界伦理秩序的变化，这些特征主要是社会生活的依存性、瞬变性、世俗性、独异性。这些特征也许并不可能得到全面印证，甚至只是初露端倪，但它们是我们分析后疫情时代变化的基本概念性框架，或许也是某种秩序的“先兆”，需要超前性的思虑与顾及。更有可能，后疫情时代的这些社会特征并不在中国表现充分，但提前预测，做到有备无患，方为上策。

“如果只用一个词概括21世纪的本质，无疑就是'相互依存’。”3 社会生活的相互依存，不但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属性，更是全球化趋势和科学技术进步使然。人类从诞生之起，就以其社会关系总和作为类本质而优越于其它物种，并在其不断的进化过程中不断地强化了这种社会关联性。这种关联不但体现在个体对于共同体的依赖，而且也体现为族群之间的依赖，自产生现代国家之后，国与国之间也是相互依存。虽然在人类长期共存过程，由于资源的馈乏，不得不遵循“丛林法则”，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但进入市场化社会以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外部依赖性越来越强，甚至出现离开他者，自身无法生存的局面，全球化进程更加提速和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信息与技术的共享决定了任何一个个体与组织想“与世隔绝”几乎成为不可能，离开了与他者的连接就寸步难行。所以，“相互依存具有重要的概念意义，它证实了'孤岛思维’的无效”，4 这是因为相互依存在的人类具有深层的系统互联性。当然，这种相互依存也存在风险牵连的一面，并且风险之间会相互强化，产生连锁反应，任何试图控制“门前雪”似的单一风险和局部风险都只能是一厢情愿。人类在繁荣发展时期能深刻感受到由相互依存产生的“有富同享”的益处，但在面临共同的灾难风险的时候能否“有难同当”就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形，新冠肺炎暴发之后，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逆全球化、闭关锁国之风等盛行，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人类生活的相互依存性给伦理秩序带来了双重影响，如果没有“共患难”的伦理担当，各自为阵，追求自保，甚至过河拆桥，人类社会将面临难以想象的瓦解与崩裂。

社会变动不但是全方位的，而且也是瞬息万变的，这种瞬变性甚至会导致连适应都难以完成，即当我想适应的时候，对象可能又变了，也就是“即时文化”的形成。“瞬息万变表现在很多方面，无论是危机、社会不满、科技发展与应用、地缘政治动荡、金融市场，还是传染病的传播，一切都在快速向前……从'准时制’供应链到'高频交易’，从闪电约会到快餐，新的即时文化痴迷于追求速度，全面渗透我们的生活，影响无处不在，以致一些专家将这种现象为'紧急命令’。”5 在这样一种即时社会中，我们会普遍感到焦虑和不安，对任何事物失去耐心和信心，时间反而成了这个社会的稀缺资源，速度成了决胜生死的核心要素。这就给决策带来了压力，一方面决策需要巨大的自信量，而了解、消化这些信息需要时间；另一方面瞬时即发的事件又需要立刻作出决策。所以，后疫情时代很难有一劳永逸的政策，只有适时调整的决策。这种由空间性向时间性转向的社会决策，甚至是以时间换空间的决策并非是不科学、不严肃，相反是对即时社会的合理应对。与此同时，后疫情时代的伦理秩序也可能是以时间性为主导的，其形式与内容都处适时变化之中，如封闭式、隔离式条件下人伦交际与情感表达的方式如何?如何处理自由与生命的关系?需要何种新型的社区伦理和邻居伦理?各种“码检”之后如何保护人的隐私?如何重建政府信用?如何强化社会公共伦理?等等，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这就意味着以时间性为主导的情境伦理成为主流，而规范性伦理变得更加灵活，甚至重建伦理信任成为头等大事，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虽然飓风、地震等灾害会让我们紧密团结，但大流行病恰恰相反会让我们离心离德。”6 因为大流行病持续时间长，加上对死亡的原始恐惧，加上防疫政策的不暖心、不得力，容易对他人与政府产生不信任感甚至敌意。

如果灾后的伦理秩序可以通过宗教来重建，那当然求之不得，问题在于，我们已经身不由己地进入到了世俗化时代。尽管查尔斯·泰勒在《世俗时代》一书，他对世俗性理解不具有普适性，仅仅是指西方世界，或者说以北大西洋世界为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世俗性已经延伸到全球，谁都难以拒绝有关世俗性的论断。7 查尔斯·泰勒认为世俗性有三种：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退出；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的衰落；信仰条件的改变。8 特别是作为信仰条件的改变的世俗性是作为替代物的一种人文主义的出现，它不是简单地不信仰某种宗教的问题，而是没有了信仰。也许世俗化时代的来临与现代化进程有密切关联，如功利、权利等容易冲破信仰的框架而获得更多的实现机会，但这还仅仅是信仰动力上的原因。如果放到后疫情时代背景下来思考世俗化问题，恐怕更多的是与隔离、分化、冷漠有关。隔离不能但意味着一种空间上的孤立，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残，久而久之，人的心灵世界就处封闭状态，除了自以为是，再也不相信其他。隔离之后必然会分化，这种分化不是宗教信仰的分化，而是精神统一性的瓦解，是共识价值的丧失。既然没有了共同价值，丧失基本的道德标准，丧失起码的同情心，冷漠必然产生。隔离、分化、冷漠会形成一条价值丧失链，那么伦理信仰如何重建，就成了大问题，进而言之，一种无信仰的伦理秩序是否可能，是否意味着伦理学的“顶天立地”只剩下“立地”了，伦理规则会成为与法律没有区别的纯刚性要求。查尔斯·泰勒认为，通过恢复人“本真性”来重建信仰体系，这不失为一种思路，但人的本真性如何回归，实为一件难事。我们是否可以倡导一种“新公共生活”运动，扩大公共生活机会与空间，让人们重新回到人际温暖的人伦世界中来，在朋友情、邻里情、社区情、单位情中重新慎思，消除疫情所带来的孤独感和不信任感，以达到重建伦理信仰的目的。

问题在于，普遍化的伦理秩序在后疫情时代同样还有来自独异性的挑战。德国思想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在《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认为，现代社会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逻辑：普适性社会逻辑和独异性社会逻辑，前者与社会的形式理性联系在一起，后者与文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特别到了晚现代之后，独异性规律占主导地位并塑造着整个社会。9 独异性就是普适性意义上无法理解的“与众不同”“独一无二”，既不是普遍中的“特殊”，也不是非社会性的“独特”，是非普适的、不可置换的、不可类比的。10 从普遍主义的视角看，独异性似乎是一种负面文化现象，其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形成自身的运行逻辑：独异性社会逻辑。这种逻辑“既不是普遍-特殊意义上的体系，也不是独特。从某种义上来说，独异性位于二者之间。在普遍-特殊的体系中，相对特殊的一方被普遍的秩序重新塑造；独特则位于社会讨论范围之外；而独异性处于社会规则秩序之内，同时又不限于被普适性逻辑再塑造的那些。”11 独异性可以表现为客体和主体，也可以表现为地点、事件和集体，它们通过观察、评价、产出和施行等环节，可以创造出不同的独异品，可以是有形的文化产品，也可能是无形的规则体系（如行业潜则）。我们无法拒绝这样的独异性规则为普适性伦理规则，但你又不得重视它们在人伦世界中的协调功能，最少能确保局部性的利益均衡。当然，我们也无法用局部加局部等于全部的机械算法，天真地预想独异性会上升为一种普适性，但对独异性伦理规则（秩序）的忽视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原谅的。特别是进入后疫情时代，各种复杂性因素会因“同病相怜”而形成“自复杂体”，与此同时，也会因素时间的沉淀而产生“内在厚度”，具有内在厚度的自复杂体的形成就是独异性社会的运行逻辑，也是产生独异性伦理的根源。这就意味着，后疫情时代对独异性伦理的正视与重视，将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

上述四种因素虽然成为后疫情时代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并且包含了价值选项的开放，同时也预示着多种结果的可能，但我们仍然强调以共生作为解决人类灾难及其后果的伦理方案。只有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的，才能充分考虑和预测后疫情时代伦理生活与伦理秩序的新变化。 

  2022.12.28

 1 [德]克劳斯·施瓦布、[法]蒂埃里·马勒雷：《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引言，第X页。

 2 [德]克劳斯·施瓦布、[法]蒂埃里·马勒雷：《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引言第XV-XVI页。

 3 [德]克劳斯·施瓦布、[法]蒂埃里·马勒雷：《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3页。

 4 [德]克劳斯·施瓦布、[法]蒂埃里·马勒雷：《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5页。

 5 [德]克劳斯·施瓦布、[法]蒂埃里·马勒雷：《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8页。

 6 [德]克劳斯·施瓦布、[法]蒂埃里·马勒雷：《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186页。

 7 [加]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张容南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页。

 8 [加]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张容南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481页。

 9 [德]参见， 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巩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页。

 10 [德]参见， 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巩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

 11 [德]参见， 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巩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