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良相濮院仁政与太平天国儒家化农村政治的实现

内容提要：太平天国将领锺良相在以濮院为中心的浙江桐乡实施的农村政治，是太平天国时代，由太平军实施的最高水平的农村政治，是太平天国后期政治“儒家化”倾向的最佳体现。因为施政者确实改变了根深蒂固的征贡习惯，按照良性政治的轨道艰难探索与努力。特别是他条陈施政大纲，颁布招贤细则，尤其体现了公开、公正的政治作风和呼吁社会合作的善良愿望。历史应该恢复这位“太平包拯、天国海瑞”的名誉。

原文出处：求索2007年10期

      太平天国前期从1853年到1858年，主要在安徽、江西实施的农村政治，是以“照旧交粮纳税”为原则的。但太平天国地方当局的实际施政与既定原则距离很大。太平天国政权贡役制的社会权力结构，使他们更习惯于用传统征贡办法与农村社会发生联系。前期天国农村政治，基本上没有贯彻“交粮纳税政策”，当然更无从涉及触及土地制度的根本问题。1860年后太平军开辟了苏福和浙江两块新疆土。历史的发展为太平天国领导人提出了新的政治要求，需要他们总结前一阶段农村政治与地方建设的经验，适应江苏、浙江农村社会的特点，推行新的农村政治。苏南、浙江地区的最高领导者李秀成经过长时期对农村政治经验的总结，经过主动积极的政治参与，逐渐形成他的地方建设新思维。其主旨是通过改变太平军习惯的征贡统治方式，改善与占领区民众特别是绅士阶层的关系，推行传统地方行政，谋求良性的农村建设环境。这一思想发轫于他1857年以“本章”形式向洪秀全提出的“依古制”思想。他自述：

      “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审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于安福王。”①

      锺良相并非参加金田起义的广西客家人“老兄弟”。他是湖北汉阳人，“名教束身，屈志降贼，非其本怀”③，应该是在1853年初太平军攻占武昌时被卷入运动洪流的，在杨秀清时期属于“新兄弟“。所谓“名教束身”，说明他有一定儒学教育经历，受到儒家伦理浸染“束身”颇深。既然是被卷入运动洪流，自然属于“屈志降贼，非其本怀”，其行为方式便有可能与广西客家人“老兄弟”不同。到1860年太平军经略浙江嘉兴时，因为在天京事变和多年惨烈战争中损失了大量广西客家人贵族，尤其是干练的军事和地方行政人才尤其稀缺，于是锺良相这样原来的“新兄弟”便有可能补充由原广西客家人垄断的高级贵族职位，并有可能主持新开辟疆土的地方行政事务。当锺良相在紧邻嘉兴的江苏震泽县严墓镇担任主将时，他已经拥有了符天燕的爵位，属于六等爵位中的第四级，成为一位决定地方万千百姓命运的地方军事小贵族。

      甫到江南富庶郡县的太平军贵族，一般都会被江南市镇的繁华所倾倒。他们无法克制刻骨铭心的征贡习惯，江南的富庶和繁华更刺激了他们的欲望。他们向居民征贡，甚至肆无忌惮地“打先锋”，满足物质欲望，肆逞漠视占领区民众生命的狭隘心理。但锺良相不同，其施政颇有“仁政”之风。“其所辖平望一路，抚下以宽，勤恤民隐，尤爱文学之士，不事杀戮，禁止贼众毋打先锋，凡有掳掠男女，必细心查其乡贯姓名，行文至原籍令家属取回。今严墓村上下数十里间，安堵如故，锺之力也”，尽可能地减轻民众的苦难。即使在“自知力不能制”时，也尽可能为民众挽回损失。1861年初，湖州战事紧张，时有来自苏州的太平军“扰及严墓四乡”。锺良相事后“谒苏城查察释回”被掳掠走的民众，一时“感德者甚众”。④他不仅专司严墓地方的社会治理，当邻近地方发生社会混乱问题时，他也尽可能干预，决不姑息。1861年农历5月新腾商民因为不堪忍受太平军贵族施天燕的勒索愤而罢市，恶劣影响波及濮院等地。锺良相于农历五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先后到濮院、新腾“讲道理安民，于是开店”，顺利平息了一场风波。他对扰乱正常社会秩序的太平军散兵游勇坚决打击，“拿获掳掠长毛十余人，廉得是伪，杀二人以号令”，公正执法。⑤

      锺良相在严墓的良好安民业绩深得上峰赏识。1861年农历六月下旬，他在被升为福爵的同时，因“人品温雅，有局量”，调任桐乡，“兼隶乌镇、及石门镇的东北乡”⑥，濮院与屠甸市亦归节制。⑦闻此信，严墓百姓恋恋不舍，“往禾（嘉兴）再四请留不得”⑧，俨然包拯、海瑞再世于太平天国矣。严墓百姓向锺良相送万民伞“宠其行色”。在濮院莅任之初，他“初定税敛，尚不为苛，条银每亩一钱分，价止二百余文，民颇德之。”⑨

      安民初妥，锺良相在濮院关帝庙等公共场所发布公告，“大略总在安集四民，以士农工商分别言之，招散流离，安居乐业，言颇文雅悱恻。”在此锺良相正式宣布了施政大纲，所谓“设列规条十三则”：

      “一、立军师帅，准周礼二十五之制；二，清朝绅宦依旧报名录用，其不愿仕者，给廪禄，听归林下；三，清朝政事利弊，可伸报因革损益，酌宜定制；四，留须蓄发，复中原本色，其外出经商者，准其剃头；五，编户口，给付门牌，以为安民识认，庶长毛客兵不敢来镇掳掠；六，避难迁徙，流离失所者，速即迁回，各安其所；七，商贾贩卖，平价交易，不准低昂其价；八，里中有强梁无赖子造言恐吓，使迁徙者不敢归宿，而彼从中抢劫者，经军帅禀明立究；九，被难之后倘有房屋货物田产，准归原主识认收管，（缺字）侵占者立究；十，住租房，种租田者，虽其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十一，弟兄放卡，应在三汊路口神庙及空屋借住，其无屋者，准搭芦扉栅，不得谋占民房，其有占夺民屋及强买货物者，经军帅禀明，立斩示众。（最后二条佚失）。”(11)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天朝田亩制度》外最详细最系统的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纲领。说其详细，是因为一般太平天国官方文件虽也涉及安民设政原则，尚无锺良相十三规条这样如此细则；说其系统，是因为其规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

      其一，设立乡官。规条明确规定乡官制度以周礼为准则定制，符合天朝一贯制度。锺良相特别要求乡官能够担负起维持社会秩序，保障安民的责任，赋予他们相当的治安处罚权。

      其二，安民。归条对此着墨颇多。锺良相推行门牌制度，承诺给民众安定的社会秩序，并强调原房主、田主的产权，抑制流离，打击无赖恶棍和不良太平军官兵的巧取豪夺行为。

      其三，社会经济政策。锺良相开宗明义，表示革除清朝弊政，鼓励绅民大胆言事，“伸报因革损益，酌宜定制”。具体政策上，锺良相在农村土地关系问题上，遵从忠王瑞谕，严格尊重原有土地所有产权，要求佃户不许抗租，这一政策的制定在天国并不违制，与忠王主持下的“着佃交粮”和“招业收租”并无本质区别。这实际上是有意识转变太平军习惯的向商民勒索式的征贡方式。

      其四，提倡社会合作。锺良相除强调蓄发易服等天朝定制外，执行李秀成优待礼遇清朝官绅的政策，鼓吹社会合作，一改对原清朝官绅一律打击的过激政策，呼吁他们出仕为天国效力，但又采取自愿而非强迫的原则，不想出仕者也容许“听归林下”，并不打击。

      以上施政大纲，确有“仁政”因素，尤其安民一节，不仅为天国建政之急务，而且对改革太平军贵族征贡习惯，恢复社会正常秩序意义重大。

      同时锺良相颁布的“招贤十条”，深切表达了太平军渴望社会认同的良好愿望。该招贤条款与施政大纲十三则同时颁布，呼吁：

      凡民间有才力可任使者，来辕禀明录用：一，通晓天文星象算学者；二，习知地理山川形势扼塞者；三，熟读孙武书，知兵法陈图者；四，熟悉风土民情利弊者；五，熟悉古今史事政事得失者；六，善书札笔记者；七，民间豪杰能习拳棒武艺骑射者；八，绿林好汉，能弃邪归正者；九，江湖游士以及方外戏班中能飞行走跳者；十，医士能内外科者。

      “总之，一材一技皆收罗录用”。(12)大体而言，锺良相“招贤十条”，仍然是他寻求社会合作思路的延续。争夺人才资源是政治斗争的重要角逐场。太平天国所发文告涉及招贤内容者比比皆是。但条陈如此明晰者尚为孤例。招贤十条所招收的主要是当前急需的军事人才，特别是一线指挥人才。太平军从起义起，其行军作战无不遵从《太平军目》等条令，战场效果总体良好。但太平军虽然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经验，可由于内讧和惨烈战争的消耗，军事人才始终稀缺。加之新进人员流品复杂，军事素养因凝聚力的减弱而进一步趋向低下。锺良相招贤十条中，重点征用的就是这类人员，如“习知地理山川形势扼塞者”和“熟读孙武书，知兵法陈图者”属于高级指挥和参谋人才，“民间豪杰能习拳棒武艺骑射者”、“绿林好汉，能弃邪归正者”和“江湖游士以及方外戏班中能飞行走跳者”属于初级指挥人员和侦察人员。锺良相并不看重门第出身，只要在基本立场上做到“弃邪归正”，就可为天国作为人才选用施展抱负。特别是他把三教九流这些被边缘化的人群，也提升到与“熟读孙武书”等高级军政人员一样的人才高度，充分体现了锺良相豁达大度的社会观和人才观。除军事人才外，锺良相“招贤十条”还征召高级地方行政人才。或许锺良相感性地认识到，太平军因为缺乏地方行政人才，正在受到地方乡官的愚弄，明知他们有腐败行为，却不得不听之任之，因为太平军自己没有充足的地方行政人才对之加以监督，而且他们也没有合适的标准衡量和约束乡官的行为。因此他希望通过招贤吸纳隐匿在民间的有真才实学的、但被清朝当局边缘化的读书人。招贤十条中“熟悉风土民情利弊者”、“熟悉古今史事政事得失者”正属于此类，另有“医士能内外科者”和“善书札笔记者”属于实用型技术人才，于行政于军事均有用途。唯“通晓天文星象算学者”，本被正统儒教社会边缘化。但锺良相对这类人员不加歧视，且列于招贤十条之第一位招收录用，表现了他务实与平等的社会观与人才观。总之，“招贤十条”，在太平天国史上意义非凡。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份关于太平天国人才录用的专门文告，也是关于人才选拔问题最详细的文告。锺良相当然不是第一位关心人才问题的太平天国人物。早在1854年东王杨秀清就曾经针对人才标准问题，对太平天国早期激进的文化政策试图做出修正，不仅肯定了“入则尽孝悌，出则精忠报国”的英雄标准，也通过保留“宣扬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的书籍，(13)纠正过激的文化政策。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深刻影响了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在锺良相的“招贤十条”中，人才的标准和内涵则表现得更充分更具体。在锺良相的招贤榜上，人才随时代的要求而变化，说明李秀成倡导的改变统治方式和思维定势的部分实现。当然，“招贤十条”也说明太平天国与清朝争夺人才资源的窘迫形势，因为天国因其宗教性质一时难以感召天下儒学正途文人绅士，而太平军官员长期习惯的征贡统治方式和狭隘的族群心理，也使民众特别是绅士阶层与太平军进一步疏远。因此为应付政治斗争和军事活动的紧迫需要，争取原社会结构中被边缘化的非正途文人，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才，便成为太平军的一个自然的顺理成章的选择。

      锺良相言行一致，他发布施政纲领后不久，便立刻行动起来。一时在以濮院为中心的桐乡，出现了太平天国占领区难得的“仁政”局面。锺良相是在以下几方面铺展他的农村政治的。

      首先，他尽地方主将责任，全力以赴维护社会治安，提倡民风教化，保持辖境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锺长毛出告示，同治狱讼，凡民间有冤抑不伸者，于三、八日期至辕门击鼓，审断曲直，平反冤狱。锺长毛又出告示劝人戒赌，戒鸦片，先以妻子衣食为喻，继以精神血气父母遗体为喻。长篇累牍，居然苦口婆心，又出告示禁人抢劫索诈，如有敢犯此者，许控诉即究”。(14)好一个“苦口婆心”！从以上评论中不难看出锺良相施政态度的认真与严肃。比较太平军官员们对地方行政和农村建设的冷漠，锺良相对地方建设投入了满腔热忱。他在施政中力求“公正”原则，不仅恢复了清朝地方官公开审理案件的旧例，而且对太平军人员决不姑息，鼓励百姓揭发太平军的扰民行为，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其实，当时桐乡的主要社会治安问题，并非来自自身，而是来自过路太平军的袭扰。濮院虽然地处桐乡腹地，但也是苏州、杭州太平军进攻湖州清军的必经之地。湖州赵景贤的长期顽抗，使太平军与湖州清军的战事屡休屡起，天京也在1862年再度被围，急需苏浙太平军解围。于是过路太平军对濮院地区的骚扰也就很频繁。他起初想凭自己的官员身份阻止过路太平军的袭扰。但1861年农历三月六日的事件让他吃了苦头。那天有“杭州长毛大队过皂陵，有至桐乡北门外打先锋，伪符天安出城禁止不得，伤长毛一人。锺之首亦受伤，既而大队涌至，锺惧，为出城谢罪，并赠路费”。(15)这次惨痛的教训或许会让他明白，他在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中，不过是一个没有很强大军事实力的小官僚。在他自身安全和地位都难以保全的情况下，破财免灾无疑是理性的选择。以后他就行事聪明了。当农历六月四日再有同样事件发生时，“三日前桐乡锺长毛有文书至濮院，令百姓迁避罢市，言天京被围，忠王听王现发大兵数十万赴援，即日有兵一万三千，由濮院取道陡门，深恐百姓惊惶，或弟兄罗扰等情，宜先戒备云云”。(16)事先预防，坚壁清野，尽力减少损失。锺良相就是这样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为桐乡百姓谋取着安宁生活的福祉。

      其次，锺良相严格约束乡官，革除地方行政弊政。师帅沈幼巢主持的乡官局，“累次索人钱财”，结果因“局中差役等滋事，不少民受害者，咸至钟处告状，案牍不一”，特别是秀才顾友斋，屡遭沈勒索，“以诛求无厌，力不给，株累不尽，不得已往锺长毛处控告”。锺良相高度重视，以“顾书生，故重之，留其往桐”，并决心整治乡官局的行政腐败。他以“大签调沈幼巢师帅至桐，先询以各地方所控之事，沈俱对以不知。锺怒云：'尔为师帅，于地方事一切不知，尔所司何事’”。然后专问顾友斋事，沈搪塞以“局中写捐故也”，被锺良相严厉斥责：“我未尝需索民财，局中及卡上支用，自有店捐粮米银子等进款，尔何得写捐，擅索民财，不法如是”。言辞铿锵，掷地有声！当即羁押沈幼巢。最后经屠甸军帅王花大调解，沈交纳保证金免罪，沈的差役五名被开除。(17)

      最后，锺良相秉承忠王“轻租赋”思路，尽力减轻人民负担。由于桐乡为苏浙交通要道，特别是湖丝东销的重要商路，因此太平军将领纷纷在此设卡征税。特别是米税，因关系民生大计，征收更重，导致米价腾贵。陡门关卡，因为“东南方为数十里间，居民千万口，皆仰给米于新腾，故贩米过此关者，每日必一千数百斛，计入米税，日必三日百千”。面对如此暴利，陡门卡太平军将领对民众的减税呼声和上司的减税命令充耳不闻。锺良相虽为桐乡地方主将，但是并不能节制该卡，只好先“以食者民之天，故累出告示免米税”。但陡门守将“犹坚执如故”，于是“锺乃讼诉诸镇守嘉兴伪朗天义陈姓处，陈乃为之调停，饬令免一半税，故自（1861年）七月望后，每担收税一百五十文”。(18)虎口夺食，实属不易。桐乡粮米征收在嘉兴郡各县中也是最少的。濮院的漕粮在1862年的征收是“打六折完纳”的。(19)锺良相恢复传统地方行政的努力虽然因为乡官因循陋规而受到损害，但这丝毫无损他民本主义政治理念的光辉。在他主持的科举考试中，曾亲自命题《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而喜与予游》和《天国三大政赋，以耕田、铸钱、取粮三大政为韵》，(20)表现了他鼓吹农村建设的理想和热忱。

      但是锺良相毕竟是一位太平天国地方军事官员，上有上司监视，下有同僚排挤，加之他的任何施政终究都是在太平天国政权下完成的，因而无法完全摆脱太平天国政治习惯的羁绊。他多次训斥甚至羁押不法师帅沈幼巢，但当嘉兴主将廖发寿准备捉拿“假借枪船之号掳及禾人逃难之船”的沈幼巢时，锺良相竟然包庇，“移文至廖处，言沈亏空钱粮甚多，收禁在桐已久”，为沈开据不在现场的伪证。(21)另外，由于锺毕竟是小官员，上司派下的苛捐杂税，他也很难全部推脱。所以他的征收有时也很粗暴。如1862年三月，他因为忠王庆贺生日，向濮院派费六百两。他见“局中诸人皆不理事，锺长毛大怒，索仲宅之伙某及沈小云至桐，局中人于是大窘，奔走办洋”，惟恐办礼有失影响政治前途。(22)另外，锺良相一方面向嘉兴当局申诉，建议减税卡，可另一方面又不断与乌镇的何培章争夺经济资源，以“新腾秀水地，而乌镇东栅有水路可通，恐丝贾之逃税也，乃设卡于下塔庙，每包丝收税三洋”，引来“乌镇何长毛复以锺之专其利也，出令每包收税一千文纳于何处”，(23)反而加重了民众负担，抑制了商路的畅通。特别是，锺良相也受到江南发达商品经济氛围的浸染。他在屠甸开设的钱庄被盗失洋七千余元，足见涉足之深。(24)但锺良相的上述瑕疵不足以掩盖和否定他在农村建设中的伟大功绩，更无损于他为民请命的民本主义精神。设身处地地考察，锺良相不过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个小军事贵族。他既不是抱有远大政治理想的革命家，也不是以救世济民为己任的政治改革家。在太平天国，他的政治地位不仅无法望忠王李秀成等封疆大吏之项背，而且要仰陈炳文、廖发寿这样的中等贵族的鼻息，甚至还要受到何培章这样的有政治靠山的小贵族的排挤和暗算。况且他活动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政治局势复杂多变的时代，流行着征贡的政治行为定势，奉行着恃强凌弱的政治法则。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他能够取得如此高水平的仁政，能为地方维护基本安定，能为百姓带来一些福祉，已经殊为难得。他终究还是一位太平军的爵爷符天安锺良相。

      锺良相取得地方建设的“仁政“效果，除了他自身怀有的“儒家化”倾向的施政理念外，桐乡相对安定的政治军事环境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客观因素。但是锺良相的政治前途始终荆棘丛生、迷雾重重。他的上级陈炳文虽然原则上任命他担任桐乡主将，但是似乎并未全心全意支持他的工作，相反只给他部分桐乡的管理权。石门镇之东北乡本划归锺良相管辖，但久为石门守将邓光明垂涎。桐乡最繁华的乌镇也被何培章抢夺，即便邻近的关卡陡门也不归他节制。何为忠王信任，乌镇是他主动投靠太平天国的回报，陈炳文处世圆滑，自然不会偏向锺，因此从长远看锺良相的政治前途黯淡起来。

      1862年农历八月二十日，锺良相因痧症去世。一代太平天国地方建设的政治明星陨落了。锺良相去世后，其弟筱天安（后升任义爵）继任，(25)继续他兄长的仁政。他微服私访，扮作商人，“伪为道渴憩饮者，询及乡人田地捐项等，觉其弊重，乃召雍收捐项者询之，尽得各乡官局谕单”。回城后，“召城中各局习事者，凡有侵吞脸剥等弊，讯实尽系诸弊”，此行还顺察关卡，见卡费高出正常四倍，便将守卡小吏“杖谪械号，而另换守卡之人”，被乡人誉为“颇有盛世廉吏风”。(26)锺良相属下顶天豫张镇邦，也“善识民情，市井中有以小事入告者，随即坐堂听审，颇明允，不索讼费，以故日问公事，观者整庭”，(27)继续着锺良相的仁政之风。

      但是险恶的政治环境最终终止了“濮院仁政”。嘉兴郡第二任主将荣王廖发寿和一直垂涎濮院政治经济资源的何培章，于1863年农历七月二十日突然进占桐乡和濮院，解除了筱天义的武装，“遂以通妖为罪案，逮钟拷掠，且责以腹剥民财之罪”，构陷冤狱加以迫害。锺氏献金免刑，后不知所终。张镇邦逃亡盛泽。“濮院仁政”正式终结。(28)

      锺良相“濮院仁政”是太平天国时代，由太平军贵族实施的最高水平的农村政治，它不仅是李秀成地方建设新思维的最好体现，也是后期太平天国“儒家化”政治倾向的真正实现。因为施政者确实改变了根深蒂固的征贡习惯，在良性政治的轨道上艰难探索与努力。特别是他条陈施政大纲，颁布招贤细则，尤其体现了公开、公正的政治作风和呼吁社会合作的善良愿望。因此锺良相“濮院仁政”是太平天国后期部分贵族转变施政观念的必然结果，是李秀成倡导社会合作的具体成效。而锺良相始终保持仁者爱人的清官作风，且在施政纲领和招贤细则中淡化宗教色彩，其结果必然是使自己的施政更多具有杨秀清和李秀成倡导的“儒家化”风格。其“招贤十条”，则更是对杨秀清“英雄”标准问题和李秀成“择才而用”人才观的具体发展。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深受民众爱戴、且在农村建设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其身世却长期湮没无闻，甚至得不到正名。不仅在最权威、最详细的《太平天国大辞典》中，没有一个关于他的人物条目，而且还长期被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29)历史应该恢复这位太平包拯、天国海瑞的名誉。他或许不如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那样有震撼力，或许不如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那样引人注目，更不可能博得吴江监军钟志诚那样“革命知识分子”的美誉；但是，只有他为太平天国实现了真正“仁政”意义的农村政治。

注释：

      ①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1页。

      ②(13)王庆成编：《天父天兄圣旨—海外新发现的太平天国史料》，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103页。

      ③④⑥⑨佚名：《寇难琐记》，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141、154、154页。

      ⑤⑦⑧⑩(11)(12)(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55、53-54、55-56、56、57、57、112、129、57-58、59、102、117、139、115、126、141、145、185、210、210页。

      (29)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