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明：苦命天子流浪记（三国志演义的文学再造之十四）

李傕、郭汜交兵的直接原因是樊稠之死，《后汉书·董卓列传》说的再明白不过：“明年（公元195年，兴平二年）春，傕因会刺杀樊稠于坐，由是诸将各相疑异，傕﹑汜遂复理兵相攻。”樊稠死于二月，李、郭二人的交兵则在同年的三月。

自然，樊稠之死也不是因为他和马腾交通，而是他与郭汜的开府，也就是有了自己的幕僚团队。东汉的时候，相当于今天正国级领导人地位的是“三公”，包括宰相（司徒）、最高监察长（司空）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也只有三公才有开府的资格。

经过董卓之乱，三公的权力逐渐被架空，仅公元192年（初平三年）下半年，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就换了赵谦、皇甫嵩、周忠等三人，既不能常任，更不可能有所权力。

此时李傕选择开府，是试图控制朝政，同时担任京畿戍卫总司令（司隶校尉），目的在于控制首都的全部军队，又要“持节”，也就是代表皇帝，享受先斩后奏之权。于是，李傕成为了继董卓、王允之后，第三个试图在刘协时代控制朝政的权臣。

在此情形下，樊稠与郭汜也进行开府，并且将三人的团队与三公的团队合称“六府”，都有选拔、任命政府官员的权力，至于军权，“傕﹑汜﹑稠乃参分城内，各备其界”。“参”就是“叁”字，三人的权力达到了微妙的平衡。

但李傕却是后董卓时代的核心人物，虽然《三国志演义》中每以李傕、郭汜并称，但那最多是事后诸葛。

就《后汉书》的记载看，董卓死后，贾诩在李傕的队伍中，进攻王允的也以李傕为首，故书中多以“傕等”称之，虽然书中明确提及“傕、汜、稠共秉朝政”，但刘协准备赦免的囚犯都是被李傕诬陷入狱，而作为地方势力的马腾更是直接向李傕救助，并没有联络郭汜和樊稠。

所以王允死后的最初情形是李傕一家独大，而后权力日渐被郭汜与樊稠分割，乃至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起了染指权力的心思，比如拜为安西将军的杨定也“开府如三公”，李傕自然不会接受这个结果。

加上这个时候，樊稠以讨伐关东诸侯为名义，向李傕索要军队，于是李傕在宴会上刺杀樊稠，毕竟只有将中央权力全部收为己有才能对地方势力有足够的威胁。但这样一来，便是“诸将各相疑异”，郭汜更是首当其冲。

鱼豢的《典略》中记载了一个不是很靠谱的故事，说是李傕多次设酒款待郭汜，有时将郭汜留宿在家，郭汜的老婆怀疑他和李傕的侍妾有染而吃醋，所以试图离间二人。于是在李傕给郭汜送饭的时候，把用豆豉做成的药丸放在菜里面，然后当着郭汜的面挑出来，说：“一山不容二虎，我总觉得你对李傕还是太轻信了。”

等到之后李傕再度设宴的时候，郭汜喝得酩酊大醉，所以喝下粪汁催吐才解决，自此之后二人心生嫌隙，以至于刀兵相见。

这个故事的逻辑设计是非常脆弱乃至拙劣的。前文已然说明，汉魏六朝的时候，以请人住在家中同床而卧为风雅，同时也是拉拢人心的手段。非独文人之间如此，刘备拉拢关、张及赵云时，也莫不如是，故此没有证据表明李傕家中有侍妾与之同卧，这个飞醋实在吃的蹊跷。

以李傕的手腕，不可能用毒药这种易于发现又没有时效性的办法毒杀郭汜，如果想要动手，直接效法收拾樊稠的法子就可以了，郭汜经年跟李傕打交道，不会想不通这个道理。郭汜既已怀疑李傕，又何必亲往他的宴席，又何必喝到大醉而后可。

既然有决心反抗李傕，在发现“毒药”的时候不动手，反而要喝下粪汁才与对方刀兵相见，更是完全没有道理。更何况郭汜的老婆既然能说出“一栖不二雄”这样有政治道理的话，绝非能为个人情感破坏政治的人物，即便她真的不信任李傕，也完全可以和自己的丈夫理智讨论，绝不必闹到喝粪之后再来交兵的地步。

其实，兔死狐悲、物伤其类，郭汜的反抗是必然之举，这个并不高明的故事应该是当时的人故意糟践李傕、郭汜而为之的结果，《资治通鉴》在介绍李傕、郭汜交兵时采信了这个故事，实在算不上什么明智之举。

《三国志演义》则不同，因为樊稠之死在第十九节，李、郭交兵则在第二十五节。书中没有明确写樊稠之死的时间，但《李傕郭汜杀樊稠》却在《曹操兴兵报父仇》一节之前，后者在曹操收青州兵时讲明“此是初平三年冬十二月”，《李傕郭汜乱长安》则被记在“兴平二年夏四月”的曹操破吕布之后，前后竟然相距三年有余，自然构不成什么因果。

所以要想继续李傕、郭汜的故事必须宕开一笔，《典略》中的这个故事既有趣味，又能说明原因，当然是作小说的绝好材料。但《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故事中的许多矛盾，于是便来重塑了——

首先，郭汜的老婆吃飞醋乃是由于杨彪老婆的闲话：“郭将军与李司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这当然没什么逻辑，因为作为李傕的政治搭档，郭汜绝不至于无头脑到出轨对方的妻子的程度，郭汜的老婆是有政治头脑的女人，自然也不会不想办法求证来源。

民间妇女之间的传闲话是可以委之于风言的，但以李傕、郭汜二人的地位，即使确有其事，也不会在坊间广为传播，而一定会找到谣言散播的源头。杨彪的夫人散布这种无根之木，一旦求证未果，全家立时会陷入危险之中。

这根本是一条毫无胜算的拙计，但是李卓吾竟然把它和王允的连环计联系在了一起，夸赞道：“此计比王司徒连环计更妙，何也？连环计尚陪了一个貂蝉，此计只用他妻子便足了事故也。”

毛宗岗父子也认可这个观点，在写到杨彪和刘协定下计策时，批评说：“又是女将军出头。”其实，王允与貂蝉定计时在夜半的花园之内，绝无第三人知晓，而杨彪定计时除了刘协和朱隽，身边定有皇帝侍从之类，难免不泄露其计。

貂蝉只需要离间董卓与吕布的关系，而且以妻子和侍妾的身份悠游于二者之间，用感情离间感情，当然有一定胜算，而杨彪的夫人只不过根据一句闲言，就要同时离间郭汜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及李傕和郭汜之间的关系，这是不合逻辑的。作为多年夫妻，郭汜的妻子自然需要郭汜给自己的解释，而不可能仅凭来自一面的风闻就怀疑自己的丈夫。

何况一个女人听说自己的丈夫与对方的妻子有染，又要破坏双方的关系，自然是想办法与李傕通气才是上策——让郭汜的老婆知道郭汜与李傕老婆的闲言与李傕、郭汜之间的反目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何况，貂蝉最多只是王允的养女，一旦事泄，王允还有置身事外的机会，而杨彪妻子的失败不但会让杨彪全家同时受难，甚至会牵连到弘农杨氏，无论如何是得不偿失的。但不得不承认，杨彪让妻子涉险的确较王允牺牲貂蝉更甚，也正是由于这一计才导致李、郭交兵，曹操入朝，所以毛宗岗父子才说此计是“召曹操之诏也”。

无论于公于私，曹操都需要对杨彪家族的付出感恩，但是最终曹操不但没有对这个家族做出奖赏，反而在后面的情节中因为嫉妒杨彪儿子杨修的才华而对其痛下杀手，更衬托得他寡义无恩。

其次，作者将原有故事中的豆豉换成了真的毒药，“与犬试之，犬死”，这是化用了《左传》中骊姬陷害申生的法子，也算不上高明，但却真的能取信郭汜。否则郭汜也只需要牵过一条狗来尝试一下，便知其伪，就可以以离间大臣的名义休掉自己的妻子，郭汜的老婆就只好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再次，作者没有让郭汜在酒宴之后直接喝粪汁催吐，而是让他在“半夜肚腹搅疼”的前提下才由其老婆提示：“必中其毒矣！”想起了喝粪催吐的办法。

这很好地解释了郭汜为什么在宴后喝粪，却仍然没有到解释为何郭汜在明知李傕在给自己的菜中置毒的前提下依然敢在他的酒宴上喝到酩酊大醉，这说明再优秀的作者也无法弥补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

然而无论如何，李傕与郭汜的交兵总是不争的事实，郭汜的第一反应是控制皇帝，只是没有想到被李傕侦知目的，率先发难，郭汜只好控制刘协派来调解二人矛盾的百官。刘协本年只有十四岁，但因为自身早慧，加之身边有一群忠贞于汉朝的士人出身的官员，所以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李傕反复置换三公的本身其实也正能说明这个团队无法完全为其所用，这个团队中除了较为有名望的皇甫嵩、朱隽、杨彪之外，当时的皇家师傅（太傅）马日磾、交通部长（太仆）赵岐无一不是一时之选。

马日磾是经学大家马融的族孙，著名的熹平石经就是他和蔡邕合作的结果，并具有外交才干，时常代表刘协安抚关东诸侯。赵岐则是马融的侄女婿，也是《十三经注疏》中《孟子注疏》的作者，曾以车骑将军府秘书长（车骑长史）的身份驻扎在安定郡，后来又代表中央政府劝说刘表派人修葺宫殿，算是当时为数不多能文能武的官员。

而且他们世代为官，以姻亲相互联结，政治资本之强大不言而喻，所以杨彪敢于当面对郭汜说：“你们两个做臣子的乱斗，结果搞到一个劫持天子，一个劫持公卿，这算是什么行径？”气得郭汜要直接杀掉杨彪，但也不得不听从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杨密的劝阻——毕竟弘农杨氏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同样，作为皇甫嵩晚辈的皇甫郦也有其在政治上的价值，从度辽将军皇甫棱开始，皇甫家族五代在边疆镇守，影响深广，所以郭汜与皇甫郦交谈之后，当即决定罢兵休战，只是李傕自恃其能，拒绝接受调停，才使皇甫郦功败垂成。

小说中的皇甫郦对李傕说：“今天子以某是西凉人，与公同乡，乃令某来和劝二公。”在事实上也是有可能的，毕竟皇甫家族世居安定郡与李傕所居的泥阳县同属西凉，在彼时重视乡情的情形下，很容易成为在拉拢对方情感的辞令。

但毛宗岗父子在此情节之前写道：“帝知郦能言，又与李傕同乡，诏使往两边解和。”则可以说是自作聪明了。

至于刘协本人亦不是蠢笨之徒，只是力量有限而已。前文提到过他与李傕在释放政治犯上的斗争，说明刘协不甘心成为傀儡，始终想要发挥自己在政治上的影响，但同时这样一件小事也记录在史书中，也说明他与李傕斗争的过程中成功的案例并不是很多。

李傕、郭汜交兵之后，刘协一直致力于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促使政治上的平衡，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所以一方面他试图控制军权，将自己的小老婆伏寿由贵人提升为皇后，同时将她的父亲伏完由皇家幕僚之一宫廷随从（侍中）改为更能控制首都安全的首都长安警备区司令（执金吾），提升伏寿为大老婆目的在于笼络伏完，使他掌管京城警备则随时应对李傕的发难；另一方面，他有意分化李傕集团，让宫廷随从刘艾向贾诩提出了安抚李傕部下少数民族将领的要求，这对贾诩来说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同时借由这件事情能够瓦解李傕的势力，迫使他与郭汜和解，贾诩在李傕部下早已深感不安，所以借此机会能够获得喘息乃至改换门庭的机会，加之这命令来源于皇帝，对自己有利无弊，自然是乐何如之。

到了《三国志演义》中，刘协及其手下的群臣简直成了故事的背景板，除了担任李傕和郭汜的人质之外，似乎没有任何价值。刘协本人则成了李傕和郭汜争夺的战利品——

面对权臣的刘协只有无奈，乃至到了“每日啼哭”的地步。尤其是其召见贾诩一节，简直卑微到尘埃——

毛宗岗父子删掉了刘协跪拜贾诩的内容，变明嘲为暗讽，刘协的反应是“泣谕”——一面哭，一面以“谕”的方式劝告贾诩：“卿能怜汉朝，救朕命乎？”

毛宗岗父子对这一笔甚为得意，说：“'朕’字两头，忽着'救命’二字，自有'朕’字以来，未有如上之狼狈者。”

接下来的故事在史书上记述的十分复杂：先是张济以协调李、郭二人的矛盾为借口进京，被刘协任命为骠骑将军，同时准许他开府，分割李、郭二人的权力。李傕的部将杨奉叛逃，致使李傕实力大损。

刘协将郭汜、杨奉及之前已经有开府资格的杨定全部封侯，同时让之前董卓女婿牛辅部将的董承担任安集将军，而后将之分化称两个团队：一方是郭汜，另一方是杨奉、杨定和董承。

后者当然希望在这一乱局中获得政治资源，因此依靠刘协。为了不至于被杨奉三人控制，刘协承认曹操为兖州全权州长（兖州牧），同时协调三人与宁辑将军段煨之间的关系，以增强自己的势力。等到李傕、郭汜、张济三人试图合兵抢夺皇帝的时候，董承等人则直接求救白波变民集团首领李乐、韩暹和胡才乃至匈奴汗国右贤王挛鞮去卑对抗李傕、郭汜，终于在董承和李乐的护卫下逃出生天。

《三国志演义》为了简化这段历史，有意将不同集团简化为忠奸对立。如杨奉本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来，但作者却将他设计为忠臣，在刘协落难，百般无奈之际，杨奉以英雄的形象出场了——

这里的“侍臣”并非指皇帝的近侍之臣，而是与皇帝随行的大臣之意，被淡化成背景板的群臣再次用集体的痛哭承担了烘托气氛的功能。

“一派鼓声”正是人未至而声势先到，俨然《红楼梦》中王熙凤出场时的样子，“大汉杨奉”四字既是向刘协和听众或读者介绍他的姓名，也将国号置于其姓名之前，甫出场便使人知道杨奉的忠贞。

同时淡化了史书中其与李傕的矛盾，只说他离开李傕，特来保驾，无异暗示听众或读者杨奉是为了保驾而同李傕翻脸的，以至于李卓吾看了这段，居然说道：“杨奉用得”。

对于董承，则直接无视了其作为牛辅部将的身份，只说他是“刘朝国戚、汉室忠臣，身着锦衣临玉殿，腰横玉带上金阶，乃是国舅董承”，至于他的出场则是在刘协与杨奉被郭汜围困之际，在东南方向率兵奇袭。

在董承到来之前，作者也借刘协之口感叹：“朕今番休也！”于是杨奉、董承二人都变成了刘协的救命英雄，故此节称为“杨奉董承双救驾”。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李乐则被丑化为军纪不佳的强盗，而原本董承命人杀掉皇后伏寿身边的侍者及董承、李乐等共同用长戈阻拦试图攀上船只的士兵等事全都变成了李乐一人所为，最后还被徐晃的一只大斧结果了性命，一段波折的大戏就此收场了。

历史上的李傕、郭汜之乱持续整整四年，但不管是学界还是文艺塑造对二人的重视都远远不够，我们在市面上甚至找不到一本研究二人统治时期的专著或是以二人为主角的小说。

《三国志平话》在写完董卓之死后直接引入吕布夺徐州，即使不然也要以曹操作为故事的主线，惟独《三国志演义》对李傕、郭汜不肯放松，所以尽管这两节的描绘有失粗糙，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作者的首善其功。

毛宗岗父子说“若使今人入稗官，董卓之后，便必紧接曹操。而兹偏有傕、汜为董卓之余波，又有李乐为傕、汜之余波，夫然后以杨奉、董承之救驾作一过文，徐徐转出曹操：何其曲折乃尔！天真善作稗官者哉！”算是很中肯的一种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