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竹|表兄郑志良

表兄郑志良

表兄郑志良死了。死在一间出租屋里，是房东发现的。

表兄年近七十，这些年与我们家少有走动，原因大约是因为他母亲。他的母亲我叫姨妈。许多年来郑志良恨她。所谓爱屋及乌，想来恨屋也是及乌的，他因此也不愿跟母亲这边的亲戚往来。

表兄郑志良是个认死理的人。他的命很苦。

其实这一条苦命，是爷爷郑汉雄给的。郑汉雄此人，当年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军统戴笠手下一员干将。那时郑志良还是一屁大顽童，见过爷爷，却不及亲近，更无缘享沐惠泽。一九四九年，解放军直下江南打到福州，军统特务郑汉雄带着小老婆逃往台湾，却把大老婆这一房扔在了闽北浦城。

郑汉雄走了，犹如一棵大树被猛然拔出，树上的叶子被放逐，在一场又一场风暴中飘散，零落，掉入黑暗。那时郑志良还小，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生活突然之间失去阳光，为什么他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为什么和父母一起站在台上被批斗，为什么从自家的高宅大院搬出来，住进一间低矮的土屋。

我无从了解表兄郑志良如何度过他的少年。我记事的时候，他已长成青年，又黑又瘦，留着稀疏胡子，眼珠子乌亮，闪着倔犟的光。他在我的童年里，留下过一次深刻记忆：在一条窄巷，郑志良手持一把竹篾，跟村里几个年轻人打架。他被他们打倒，爬起身扑上去，又被打倒，再爬起扑上去。他满嘴是血，手中狂舞篾条。场面如此血腥与混乱，我听到一连串拳头打在肉体上的声音，吓得一溜烟跑出了巷子。

后来，就听说郑志良出事了。他写了反动标语，被抓去劳改了。

表兄被关进监狱，姨妈的生活被彻底改变。那时姨夫已经过世，她被公社扫地出门，连那间小土屋也被没收。走投无路的她只好远去他乡，嫁给一个比自己小十多岁的鳏夫。

对此，郑志良永远不能原谅。

我念初中的那年冬天，郑志良劳改回来了。记得那天中午我们家正在吃饭，突然从门外探进一个头来。我们停下手中的筷子，等终于看清被门外光线虚化的那张脸时，我母亲忍不住呼唤起来。表兄穿一身黑袄，肩上打着补丁，脸更黑瘦了，额头青筋暴起，一双黑瞳深陷。母亲急忙起身为他盛满一碗饭。吃饭桌上，他开始探问姨妈的情况，接着便开始咒骂，他说母亲不该改嫁，她应该在家等他从监狱出来。我父亲坐不住了，黑下脸叱责他不孝。郑志良气呼呼吃完饭，丢下碗筷，头也不回地走了。

几天之后，乡下传来消息：郑志良故意纵火，又被公安局抓走了。

原来，郑志良离开我家之后，找到姨妈家里大闹了一场，然后回乡。乡里说不收留现行反革命。他便去找派出所，要求重回监狱，至少那里可供吃住。派出所说你没犯罪，怎么回去？他便一把火烧了自家的那间小屋，如愿以偿又回到了原来那所监狱。

监狱知道郑志良是自愿回来的，安排他种菜买米，出入基本自由。郑志良竟然有了家的感觉，他跟管教说，他想老死在这里。

然而两年不到，郑志良又出来了。

那天，他先到我们家，拿出一张监狱通知书，写明郑自良刑满释放，让他去县委统战部报到。我母亲说那可能有好事了，你赶快去吧。他从统战部回来，果然带回好消息，他台湾的爷爷郑汉雄找到了。如今两岸关系已经改善，现在他是统战对象，让他回乡政府报到安置。

印象中，那天表兄黑瘦的脸上是有些喜色的。认识他以来，我好像从没见过他的笑脸。

不久，表兄捎来口信，说乡里让他在一座寺庙里干活，买菜劈柴之类。又过些日子，传来消息，郑志良跑到乡政府吵闹，他不愿意呆在寺庙。

几个月后，表兄再一次出现在我们家。依旧气鼓鼓的表情，黑乌乌的眼神。寺庙的活他不干了，他说不想靠香客的钱财供养，他要自己养活自己。母亲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捡破烂。

我的表兄郑志良果然在街头捡起了破烂。偶尔我会遇见他，蓬头垢面，披一只尿素袋，持一根竹杆，四下里东张西望，神情专注。有时他会发现我，即刻高声招呼，声音响亮足以让周边之人侧目。

姨妈一年一年老去，小十几岁的姨父对她很好。吃饭的时候我会听母亲说起，说郑志良很过分，姨妈和姨父几次叫他回去跟他们过，他就是不去。给他买了锅碗瓢盆，也全被摔了出来。母亲叹息，郑志良比牛还犟。我问表兄现住哪里？她说住桥洞。

郑志良说过，他绝不原谅自己的母亲，也不会求我们家什么。然而有一次，他却专程来找我。那时我在老家乡政府上班，有一天郑志良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一进门即严正声明，他不是找表弟帮忙，只是要求乡政府解决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当年自己的小屋被公社没收，现在落实政策了，应该给予补偿。我承诺帮他办理，然后劝他，你如今年纪大了，无儿无女，可以住乡敬老院去。话音未落，但见郑志良脖子一扭：不，我死也不回来。

表兄郑志良是个说话算话的人。那些年，他走村串户满地儿捡垃圾，却从未踏入老家地界一步。他也不进姨妈的家门，每月只来我们家一次，收走我们留给他的一编织袋旧报纸和废物品。有一天，母亲听有人敲门，是郑自良。他脸色蜡黄，斜倚门上，向母亲借五块钱。他说病了，走不动外出捡拾。母亲摸出一张十元纸币。他说只要五元。母亲说身上没有五元。郑志良接过钱慢吞吞走了。不久又听敲门声，是郑志良回来了。他递给母亲五元纸币，说把十元找零了，只借五块，过几天还。几天以后，郑志良果真将五元钱送还给我的母亲。

另有一回，郑志良来我家收废品，脸上露出难得喜色，说今天发财了，捡到一百元钱。母亲问详情，他说早晨在街上，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从身边经过，裤兜里掉出一张百元钞票，被他捡到。母亲责他：怎么可以把别人的钱捡去？郑志良脸露惊愕：为何不能？我是捡破烂的，捡到就是我的。

表兄郑志良就是如此道理分明，道理之间不越雷池。

如果如此不融通地生活下去，郑志良不会叽叽歪歪活到七十岁。应该说，他有过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郑志良抓住了它，且近乎贪婪，以至于我们全都看不懂。事后证明，表兄郑志良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表明自己的处世道理。

这个机会出现在表兄六十一岁那年春天。台湾那边，终于有同爷异奶的兄弟姐妹来大陆寻亲。那时郑汉雄已过世，老人临终前交待身边儿孙，一定要找到留在大陆的亲人。于是，他们遵嘱来寻我的表兄郑志良。

我记得是一辆旅行车，车内坐满老人。他们来我家，打听郑志良的下落。很快，在一个石拱桥洞，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血脉兄弟郑志良。

自然是亲人相认的悲喜交集，泪流不止话说不尽的忆苦思甜，最后是其乐融融的家宴。志良太可怜了。兄弟姐妹们问他，去不去台湾？不去。住不住省城？不住。想不想回老家？不想。那也不能住桥洞啊。大姐发话，兄弟姐妹出钱，为志良租了一间房，置办好家什用具，让他安度晚年。然后留下一些钱，流泪走了。

以后的日子，我的表兄郑志良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再没来过我家，他也不再捡破烂，每天只去店里喝，醉了就给台湾的兄弟姐妹打电话要钱。他们每月都给他寄钱，然而不够，他轮番打电话，不断求诉哭骂，直到他们答应寄钱。他甚至说钱没收到，或钱被偷了，直到兄弟姐妹们对他终于失去耐心。他们发现郑志良完全是个无赖，他们决定不再满足，对他的哭闹不再理睬。

我母亲获知实情，终于忍无可忍。她去到郑志良的出租屋，斥其贪得无厌。他理直气壮，说出自己的道理：我的苦命是爷爷给的，他们也是爷爷后辈，却获惠如此，爷爷不公，他们理应代为补偿。

这一辈子，表兄郑志良一无所有，或许他心里只有怨恨，却只能以倔来消浊。我能想象，那些出租屋的夜晚，郑志良独自躺在床上，一边酗酒，一边将恨一络络分束，拧成坚韧的绳索，各自捆绑自己的母亲、爷爷和家乡，然后以不同的方式予以鞭挞。母亲离弃，他便老死不相往来；苦命是爷爷给的，他就加倍索取；家乡悔辱他，便此生不踏入一步。

表兄郑志良是如此倔犟一个人，那个时代伤害了他，他便自我作贱以表达与世不融。那是整整一个时代，许多人被一场又一场政治风暴击倒，却能很快起身自我疗伤。然而郑志良不能。他以枯瘦而犟硬之手，紧紧攥着那个时代，让它难以脱身。

这个冬日的上午，表兄郑志良在一间出租屋里孤独地死去。一个人死了，被他死死攥着的那个时代，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配图：网络  / 编辑：闺门多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