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帝国：从农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八）

前面我们讨论了此前流行的大数据杀熟技术，技术一旦可以用于做恶并且不会受到处罚的话，那么就一定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比如说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前期，程序员们还都是很善良的。天真的认为我们会生活在一个大家都遵守规则的世界里，所以会设计出像SNMP这样漏洞百出的协议。而随着各种攻击的泛滥，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设计，以至于零信任网络的概念开始大行其道（零信任网络——大数据时代的人际交往准则：从医院为什么要做繁琐的检查说起）。

而在生产力已经突破的情况下，最终会达到一个关于权力和规则的新平衡，也就是我们中学课本里学习到的生产关系应该匹配生产力的发展。比如说前几天塔利班刚刚宣布了禁止女性接受大学教育的法令，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普遍不满。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通常越是落后的文明便越会在文明内部加强对于女性的禁锢。尤其是在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已经变得非常通畅的情况下，女性倾向于向更富足的国家流行，会导致本民族的女性大规模流失。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就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甚至现在也还在经历。一些贫穷的农村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年轻女性的身影，而这种女性资源的流失也造成了很多地方的彩礼畸形的高昂，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

因此，禁锢阿富汗女性本身的并不是塔利班这个政权，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女性的父兄共同的选择。就好像在中国的农村，一些地方依然存在着交换娶妻的风俗。家中的女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的兄弟交换媳妇而存在的。如果这个女儿因为出去上学而超出父母的掌控范围而远嫁，这往往意味着家里要准备一大笔彩礼才能保证家中儿子有可能娶到妻子。这对于很多贫穷的家庭而言，是财富的巨额流失。

因此，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最终制度的平衡并不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而更多的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达成一个平衡。就如同宋朝时候神宗皇帝讨论变法事宜的时候说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而当时的宰相文彦博则直接回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直接点破了宋朝的统治基础，那就是皇帝是与士大夫阶级共治天下，而百姓则只是压榨的对象。所以侵犯百姓利益与否并不重要，只要不使得民不聊生，四处起义就好。

对于很多人而言，文彦博更为出名的故事是他小时候很聪明地想到了用树洞灌水的方法把球取出来。然而，如果他不是后来做了宰相的话，也就没有人说他“从小就聪明”，这个聪明小孩的故事也就不会为人所知。

在著名的《Yes, Minister》里面，汉弗莱表示，政府不关乎善与恶，而只关乎治与乱。因此，只要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转，那么对于某些群体的压榨和剥削，是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的。

在信息时代以前，统治阶层无法精确的了解社会真实的运转状态，事实上，阶层隔离之后，对于上层的统治者而言，对于下层的了解基本是一片空白。就如同晋惠帝著名的“何不食肉糜”。

事实上即使在信息咨询极其发达的今天，依然会有很多人的认知局限在自己的空间里，例如前一阵子被人诟病的某位专家表示低收入群体可以把自己空置的房子出租出去，或者是把私家车开出去拉活以增长收入。或者这位专家确实是好心，但是他对于社会的认知却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

另外一个例子是很多反映社会底层年轻人生活的影视作品，剧中“清贫”的主人公租住在上海市中心百多平米的房子里吃着泡面。这恐怕是导演能够想像出来最贴近刚毕业的贫穷大学生真实生活了。

这些认知上的差距，无疑增加了社会的割裂，导致不可逆转的成果。而在信息时代，基于数据与规则的算法最终会正确地给出一个社会所能承受的压力，并予以警示，从而使得统治机器能够快速运转进行应对。

当然，社会阶层所能承受的压力并不意味着个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例如富士康著名的连跳事件并不会给这个庞大的代工机器带来太多的压力。而因疫情导致的工人集体出走才可能使得郭台铭动用自己的所有能力来推动疫情放开的政策。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Songs of Syx》，》这是一款以城市营造为主题的策略型模拟殖民游戏。这个游戏中对于不同种族人群的定义非常的有意思，例如有些种族是刁民，对工作环境要求很高，稍有不满意就会罢工。而某些种族则生育率奇高，生活品质要求低还吃得少，一个大狩猎屋子就能让人口犹如爆豆子一般，但是寿命低脑子差等等。

人类历史在不断的驯化与反驯化的过程中重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断的更迭，这里面最为成功的似乎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尽管印度政府尝试废除这种古老的习俗，然而这种经过数千年的基因筛选形成的刻在民族基因里的文化却有着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在印度，人们很容易判断一个是一名高贵的婆罗门、刹帝利，还是自由人吠舍、首陀罗，或者是更为低等的达利特、耽涂罗。

在信息时代这种人类的阶级分化会容易得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驯化之后。必然会筛选出像《飘》里面极度忠诚的黑嬷嬷那样忠诚于自己阶级道德的奴隶阶层。一个上流社会的小姐的职责就是貌美如花，而一个忠心梗梗的奴仆的职责就是工作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