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史话 | 民国时期中国流通图书馆的历史启示

中国流通图书馆是民国时期出现的以启发民众智识、增进阅读兴趣、辅助社会教育为目的的公益性图书馆，它与当时普通图书馆最大的区别在于“活用图书”，即用阅览、到馆借、通信借、陈列、巡回、代理、专人配送等流通手段，为不便阅读的社会公众提供丰富的阅读资源^[1]。中国流通图书馆是民国时期影响力较大的流通图书馆，致力于积极扩充馆藏资源，拓宽读者服务渠道，优化读者服务方式，使民众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图书馆资源，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对民国时期中国流通图书馆相关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其兴起与发展的概况及其服务特色，以期为当前图书馆服务体系构建及推进全民阅读提供有益启示。

一、中国流通图书馆概况

中国流通图书馆成立于1938年，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内时局动荡于1941年被迫停办。其在运营期间，因馆藏资源丰富、读者服务水平较高、文献流通渠道多样，成为民国时期极具影响力的流通图书馆代表，拥有“知识源泉”“精神粮库”“自修福音”“学术宝库”之美称。

1.筹备与成立

1937年日本侵略者向上海发起大规模进攻，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租界外围地区沦陷，租界内部形同“孤岛”。炮火侵袭下，上海教育事业和图书馆事业损失惨重：校舍被焚，学生无奈中断学业，闸北、虹口地区的图书馆毁于炮火。一时之间，饿殍麇集，哀鸿遍野；儿童行乞街头，青年失学甚至沾染恶习。为重振上海文化事业，方便想要继续学习及钻研学术的青年，中国图书杂志公司的负责人屠诗聘发起成立中国流通图书馆筹备委员会，捐赠各类图书五千种，中西文杂志数百种，聘请文化界名人为董事，并向社会各界募资^[2]。1938年8月16日，中国流通图书馆正式成立，丁福保任图书馆董事长，屠诗聘、丁君匋、何清儒、高杰、陆步州等14人任董事，陈鸿飞任馆长兼编审部主任，馆址设于上海四马路复兴里四号，即前生活书店原址二楼。^[3]后来在馆长陈鸿飞与丁福保的努力下，位于梅格白路二零四号的丁氏图书馆被改建为中国流通图书馆的一个分馆，有效缓解了总馆空间狭小，容易拥堵的问题。^[4]54

2.机构设置

中国流通图书馆设馆长一名，主任馆员五名。馆长由董事会聘任，综理全馆事宜。主任馆员由馆长提请董事会核准任用，主要协助馆长分管各部。该馆下设总务部、编审部、流通部、读者辅导部和读者服务部。（见图1）总务部下设保管、文书、会计与庶务，主要负责中国流通图书馆的文书撰拟、收发保管、财会以及杂务。编审部下设登记、编目、分类，主要负责图书、杂志及报纸的选购，书目登记、分类与编目等。流通部下设出纳、陈列和装订，负责馆藏资源的收借、陈列、装订、修补等。读者辅导部和读者服务部对接读者，前者主要负责辅导读者读书入门、疑难解答以及其他有关读书的事项，后者主要负责读者图书杂志代办。

图 1  中国流通图书馆组织结构

3.馆藏资源

建馆之初，中国流通图书馆藏书有限。为扩充图书资源，中国流通图书馆在自购图书的基础上鼓励个人及社会群体踊跃捐书、寄存图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据中国流通图书馆1938年编制的图书目录记载，“本馆筹办至今，为时无多，以现存图书论，除原有者，另有捐赠者五千余种，寄存者数万种，分类编目”^[5]。对于捐书的个人及组织，该馆在《中国流通图书馆开幕特刊》中特登声明致谢。此举在表达感谢的同时，也鼓励了社会各界继续扶持图书馆的事业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丁福保先生以一己之力捐赠私人藏书十万余册，以供馆内流通。中国流通图书馆开幕不久，已有长期读者1000余人。^[6]随着读者人数的增加，为满足读者多元化需求，中国流通图书馆在1939年曾两次向社会公开征集图书，主要途径有三种：一是向出版界请求捐助，二是将所盈借阅费悉数充当购书经费，三是向社会各界折价收购不愿收藏的旧书。^[7]截至1940年，该馆自有图书已达3万余种，加上寄存图书共计13万册。[4]55中国流通图书馆的馆藏采用“皮高品中国十进分类法”进行分类，图书种类丰富。除每周添置新书以供流通，中国流通图书馆还应读者需求，向社会广泛征集比较“新潮”的图书，如无线电、化学、工艺、数学、机械、会计、文艺、新旧小说等实用书籍。^[8]在书目拣选上，中国流通图书馆特别重视图书的质量。正如吕绍虞先生所言，要“慎选流通书籍”“各科图书，务必注重质的优良”^[9]。由此可见，中国流通图书馆在扩充馆藏资源时没有一味以量取胜、以种类取胜，而是基于民众能否从图书流通中获益加以考量。

二、中国流通图书馆特色

中国流通图书馆具有“读者至上”的公益性质，为读者提供灵活机动的文献借阅服务，致力于读者阅读辅导，同时利用丰富多元的媒介宣传鼓励广大读者走进图书馆，倡导社会各界关注并扶助图书馆文化事业发展。

1.读者至上的公益性质

民国时期，教育变革社会的理念开始盛行，民众教育家高阳在《教育与民众》发刊词中指出：“民众教育为民治基础，推行民众教育可使民治基础巩固。”^[10]中国流通图书馆担负起当时阅读推广与启迪民智之责，其公益性质主要体现在借阅优待、扩大阅读受惠群体、扶助社会教育三个方面。

（1）借阅优待

中国流通图书馆以“牖启民智、惠及教育”为己任。即使办馆经费紧缺，仍将借书产生的费用压缩到最低。到馆读者只需支付一元保证金，一元全年借书费即可在总馆和分馆借阅。^[11]32对于缺乏阅读条件的读者，制定借阅优待政策：教育界借书，享半价优惠待遇；贫苦青年经证明属实，保证金可酌情减少；商店学徒、避难到沪的难民根据短期借阅办法，每月只需一角即可办理图书借阅。^[12]为优化读者服务，扩充书目资源，中国流通图书馆将读者缴纳的借书费悉数扩充为购书经费，体现出“读者至上”的公益办馆宗旨。

（2）扩大阅读受惠群体

民国时期许多民众囿于经济困窘，无法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当时主要社会教育机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文盲共计3.3亿人，占当时总人口的75.33%，且有5000万失学儿童正逐步成为文盲^[13]。有鉴于此，中国流通图书馆为帮助民众提升文化素养，面向失学学子、妇女、农民、儿童、工商从业者等社会各阶层提供图书借阅与指导服务，并在借阅费及保证金折扣与阅读指导服务的基础上，对妇女、儿童、难民等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关照。

（3）扶助社会教育

1939年，中国流通图书馆与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创办义务小学，招收6岁至16岁贫苦儿童，免收学费，教授国语、常识及算数等主要学科，并为学生提供文具及书本。^[14]除此之外，图书馆阅览室内还藏有近300种上海各所中学的招生考试章程，供青年学子阅览，以作备考指南。

2.灵活机动的文献流通

流通图书馆与普通图书馆最大的区别在于流通。流通图书馆的书不是等着人来读的，而是流通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送给人读，请人读书，劝人读书。^[15]中国流通图书馆变传统图书馆“人找书”模式为“书找人”模式，提供到馆借阅、通信借书以及馆际互借等灵活机动的文献流通选择。

（1）到馆借阅

中国流通图书馆制定了详细的读者到馆借阅规则。（见表1）

表 1  中国流通图书馆读者到馆借阅规则

中国流通图书馆在其借阅规则中将读者分为个人读者、团体读者和儿童读者三类。个人读者只需以到馆或致信的方式取得申请书、缴纳保证金及借阅费，待审查通过后即可享有借书服务。为鼓励贫寒好学的个人读者，中国流通图书馆特设1000名免费读者，提交个人材料证明并审查通过后即可免去一年借阅费。^[16]41团体读者主要包括学校、职业团体、工厂、商店的读者，其中学校和商店等团体读者在借阅费上能享有一定折扣。儿童读者在中国流通图书馆借阅图书可以享有保证金、借阅费半价优惠。

在借阅数量和借阅周期上，个人读者和儿童读者每次借书仅限一册，期限为一周，团体读者在借书期限上有所放宽。这主要是考虑流通图书馆的流通特性，限时限量借阅可以避免有限图书资源的浪费，在一定程度上能鼓励读者借后即读不拖延。团体读者人数上限为30人，对应的借阅周期也延长至三周，这样有利于团体内部的图书交换。

在借阅费用上，读者借书需要缴纳保证金和借阅费。个人读者的借阅费用为保证金一元，借阅费每年一元；团体借书的借阅费用为保证金十元，借阅费每年五元；儿童读者的借阅费用为保证金五角，借阅费五角。事实上，各类读者只要遵守图书馆规则，保证金均可悉数退回，故读者只需要付出极少的成本就可以享受图书馆的各项服务。

中国流通图书馆还对读者义务做了要求：包括按时还书和爱护图书。为了敦促读者随借随还，该馆制定了逾期处理办法，即超出一定期限未还者要缴纳违约金并取消借书资格。违约金的设立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考量，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信用凭证。各类读者如有特殊情况，可随时以致电或致函的方式申请借阅延期。同时，读者借书需爱护图书、不得涂改破坏，否则要予以赔偿。这在无形中促进读者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升图书利用率。

（2）通信借书

通信借书是指读者通过电话、信件等途径与图书馆取得联系并借阅书籍的方式。普通图书馆对于读者的服务仅限于同一城市和规定的办公时间内，中国流通图书馆的通信借书服务打破了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节省读者往返图书馆的时间，给读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中国流通图书馆规定，“凡因交通不便，或工作时间所羁，无暇来馆借书者”^[16]44，可以享受专差送书服务。专差送书的手续十分简便，读者只需向图书馆提交申请，支付全年送书费二元、半年送书费一元即可借阅。读者可以根据图书馆发行的图书目录，通过电话或致信两种方式借书。外埠的读者支付少量邮资亦可享受图书馆借阅服务。专差送书十分人性化，专差送到时，如果借书人不方便领取，可让家属或其他人凭证明代取。

（3）馆际互借

馆际互借是指图书馆之间根据协定，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利用对方馆藏资源，以满足读者多样化的文献资料借阅需求。中国流通图书馆的馆际互借规则如下：读者欲到其他与中国流通图书馆约定的图书馆阅览或借阅时，须先填写申请书，填明借书条，经审查认可后，由中国流通图书馆代为转借。“该书借到后，当即通知读者于三日之内来馆领取，否则仍还该馆以便流通。”^[16]51由此可见，中国流通图书馆的互借服务是免费的，但是考虑书籍安全，仅支持到馆借阅。

3.量体裁衣的阅读指导

图书馆学家徐旭认为，图书馆通过对民众施行阅读指导，可以成为“寂居者的良友、矢志者的慰师、无助者的佳伴”，进而裨益图书馆事业与教育事业。^[17]中国流通图书馆设立读者辅导部，聘任读书顾问团，并声明：“凡本馆读者，如于自学各科，发生疑难，欲获得解答者，均得参加本馆作共同之研究。”^[16]48其指导的内容包括讨论读者自修计划、辅导各科入门、介绍读物以及解答读书疑难等。指导的途径包括通信指导、会晤指导、发行书册指导等。

通信指导是指图书馆和读者之间以通信的方式讨论读书方法，解答疑难问题。读者致信时须注明姓名、登记编号、通讯处、读书问题。对于来信，中国流通图书馆会给予针对性解答，或将问题转寄给读书顾问团，请其帮忙解答。个性化的精准指导扩大了中国流通图书馆的社会效用，是其扶助教育、造福社会的精魂所在。

会晤指导是中国流通图书馆提供的另一种读书辅导服务。该馆延请丁福保、丁惠康、王任叔、吴清友、何清儒、周豪、周予同、姚明辉、孙瑞璜、马叙伦、黄健中等文化名流组成读书顾问团。他们或为大学教授，或为杂志主笔，或为出版界人士，在治学与读书方面有着丰富经验。读书顾问团会定期组织读者见面，集中解答疑难。

除了通信、会晤，中国流通图书馆还定期发行读书册子，随图书馆目录发行，介绍读书方法、读书心得、阅读榜样，对读者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比如，《中国流通图书馆开幕特刊》中刊录了吴尔中的《失学失业后的一个好机会》，详细解答了应该如何利用图书馆资源，读书的方法有什么，如何提高读书的效率。^[18]

4.渠道多元的媒介宣传

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走进并利用图书馆资源，让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图书馆事业，中国流通图书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推广图书馆。

第一，发行手册、图书目录，引导读者进入图书馆。余训培曾对民国时期民众使用图书馆的情况进行分析：民众图书馆过于抬高身价，不愿接近民众；民众亦把图书馆看作藏书楼，敬而远之。^[19]由此可见，当时的读者对图书馆这一文化事业还很陌生，不会主动利用其资源。为此，中国流通图书馆编制手册，收录介绍图书馆性质、分类、业务、作用等文章，以消解图书馆在公众心中的神秘性。除此之外，还不断更新馆藏目录，向读者即时介绍，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第二，利用登报宣传征集读者，鼓励社会踊跃捐书。例如，1939年4月1日，中国流通图书馆登报征集读者：凡4月1日至4月30日加入中国流通图书馆的读者一律赠送图书目录、补充书目以及纪念册各一册^[20]，以吸引读者入馆。再如，1939年3月3日，中国流通图书馆向社会公众汇报馆务，以较理想的价格征集旧书并给予卖书者以阅览费优惠。^[21]此举不仅扩充了馆藏资源，促进了书籍的社会流通，还对读者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第三，通过各类展览向公众普及知识、传播文化。中国流通图书馆利用有限的空间开办古今名画展、古今货币展、邮票展、图书展等。1939年1月10日，策划古今名画展，搜集的珍品分四个展室展览，包括当代名家作品、中国美术作家协会同仁作品与海上珍藏家之名品等。在展览活动期间，参展人群不绝如缕。媒体称赞此次展览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应有尽有。^[22]中国流通图书馆发起人丁福保先生除行医济世，亦醉心金石研究，著有《古钱大辞典》一书，并多次开展古代货币专题讲座。中国流通图书馆举办的古今货币展除展出历代货币，还聘专人讲解，普及源流。

三、中国流通图书馆对当前图书馆的启示

1.精神延续：开放、平等、共享的原则

清末民初，中国置身风起云涌的社会转型关口，随着西方先进理念的传入，开明知识分子主张各行各业应“师夷长技”，西方图书馆免费、开放、平等的理念深刻影响着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开展。从古代藏书楼“保存国粹，秘而不宣”到近代公共图书馆“开放书架，随意取阅”，再到当代图书馆“开放存取，开放科学”，图书馆“开放、平等、共享”的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流通图书馆开放书架、编制图书目录向公众免费发放，在充分开架的基础上，集藏书、借阅、检索于一身；在文献流通上更显灵活、自由、便捷；在资源利用上更加充分、彻底、共享，践行着新式图书馆“开放”之精神。在借阅对象上，中国流通图书馆摘去读者阶级与身份的标签，无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幼，只要有志于读书均可入馆，这是图书馆“平等”精神的体现。中国流通图书馆整合各界图书资源，实现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促进出版物在社会上的流通与传播，使人人都可读书，贯彻着“共享”的理念。

当下，随着我国图书馆界国际交流的日益密切，《公共图书馆宣言》倡导的“开放、平等、共享”之精神重新回归，对我国图书馆工作的开展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23]2001年“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先导计划”首次提出开放获取（open access）的概念，指出在尊重作者权益的前提下免费且充分地向用户传递信息资源。2016年欧盟委员会将开放科学（open science）描述为“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和新型协作工具上的协作研究与新的知识传播方式”^[24]。开放科学是开放获取的升级，包括开放数据、开放方法论、开放教育、开放基础设施、开放研究成果、开源软件等。从开放获取向开放科学过渡，凸显了对人无差别地享有信息权利的保障，这与现代图书馆提供信息服务的初衷不谋而合。所以在全球开放科学背景下，如何落实升级的“开放、平等、共享”是当前中国图书馆界的工作重点。

2.知识服务：从技术驱动到需求驱动

中国流通图书馆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凭借多样化的文献流通以及普及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阅读辅导消解了“孤岛”上海的文化饥荒。比如，为鼓励阅读，其提供到馆借阅、通信借书和馆际互借等服务，极大地便利了读者；设立读者辅导部，聘请阅读辅导顾问团，分设目录学、新闻学、国学、哲学、宗教、教育、经济、政治、法律、医学卫生、农业、商业、美术、文学、史地及考古学等16科，敦请各界学者、文化名人以跨界合作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在信息爆炸时代，海量的信息和交互式传播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随着知识付费、知识社区与知识分享等知识服务的兴起，用户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图书馆已然不是海量信息资源的唯一提供者。因此，图书馆的各项服务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为今后图书馆知识服务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相较民国时期中国流通图书馆推送图书的舟车劳顿与阅读辅导的延时性满足，信息领域的技术革新已然成为当下图书馆更新管理理念、优化服务方式、扩展服务途径的一大利器。在新时代图书馆“服务为王、资源为基、需求为本、技术为翼”的发展理念下，用户需求的满足与图书馆存在的价值挂钩，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是推动图书馆知识服务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因此，当今图书馆在提供知识服务时要依托自身权威性的文化资源，实现从技术驱动到需求驱动的转变，唯有如此，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信息服务角逐中脱颖而出。

3.宣传推广：打造品牌与多途径推介并举

为鼓励更多读者了解、接触、进入图书馆，中国流通图书馆制订了详尽的宣传推广计划，综合利用当时的各种媒介渠道开展全方位宣传，让社会公众了解办馆宗旨，打造图书馆品牌。

图书馆品牌是读者与图书馆相关的一切感情、想象、经历与行为的集合。中国流通图书馆馆藏资源丰富，当时有人称其藏书“可以说是罗置靡遗”^[11]32。图书馆开设读者阅览室、研究室、读者辅导部、图书流通部，给不同阶层的读者提供受教育的机会。“精神粮库”“自修福音”等美称是对其最好的宣传，中国流通图书馆也借此在读者心中树立了自己的文化品牌。图书馆的品牌形象代表了图书馆的凝聚力、扩散力和发展动力。目前大部分公众对图书馆服务的认知还比较片面，仅停留在阅览、借书、还书层面。这从侧面反映出多数图书馆在品牌建设以及宣传推广等方面工作的不到位。^[25]为此，图书馆应提升读者服务，重视打造品牌形象，通过品牌形象向读者推介图书馆的价值，与读者建立亲密关系，引导读者亲近阅读、爱上阅读。

此外，图书馆还应打造宣传矩阵，全媒体、全渠道地进行自我推介。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流通图书馆就已经采用发行手册、登报宣传、开办文化展览等方式开展自我推介，综合利用报纸、电话等在当时比较新潮的媒介来强化自身的宣传效果。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时代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但当前大部分图书馆还仅靠公众号推文宣传，且较多推文阅读量不高。为此，在宣传内容上，图书馆应创新宣传内容，真正想读者所想，讲公众能接受并感兴趣的事情^[26]。在宣传途径上，图书馆可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线下举办读书沙龙、讲座、展览演出等，线上利用微信、微博、在线会议、短视频、直播等方式打造宣传平台，构建媒介宣传矩阵。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流通图书馆服务社会公众，积极扩充馆藏资源，使“每一读者皆有要阅之书籍”；综合开展到馆借阅、通信借书、馆际互借等文献流通服务，打破时空限制，有效提高了馆内文献的流通率和利用率；通过多元的读者服务，激发读者阅读兴趣，提高读者阅读能力；辅助社会教育，践行教育使命。虽然受资金匮乏、时局不利、战争破坏等因素影响，中国流通图书馆的存续时间不长，但其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办馆理念、普及性与专业性结合的阅读指导以及打造品牌、多元化宣传推广的意识对当下公共图书馆扩宽读者服务领域、构建文化服务体系有一定借鉴意义。在全民阅读的时代语境下，图书馆作为阅读服务与推广的重要主体，理应在推广内容、推广方式以及推广途径上进行革新，以优化读者服务内容，丰富读者服务途径，助力我国全民阅读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