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中原文化等地域文化，江南文化为何能率先进入现代文明？

【编者按】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不少地域文化，比如江南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其中江南文化以其独特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地位，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徐锦江研究员看来，江南文化的兴起离不开背后的空间生产和再生产。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从“江南里的城市”到“城市里的江南”，从江河文化到海洋文化，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从中国视域到全球视域，江南文化首先在上海，然后辐射周边，发生了海派“新变”。以下是他在“新江南文化与城市软实力”论坛上的演讲。

江南文化是上海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江南文化的兴起离不开背后的空间生产和再生产。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作为一种产品，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产品”——一种事物或物体，而是指一种关系。今天的演讲，我就围绕“江南文化的空间生产和海派'新变’”谈谈个人的一些思考。

作为地域空间的江南

江南首先是一个地域空间。在不同历史时段，江南的涵盖范围有所不同，较确切的“江南”概念直到唐代才最终形成。

“江南”大致有以下三重含义：其一，广义范围，即是“江南”字面上的意义，泛指长江以南地区及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其二，基本范围，指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即今天太湖流域为中心向东、西两侧延伸，不仅包括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等地，浙江的绍兴、宁波地区及浙东诸州，还包括安徽的芜湖、徽州等皖南地区、江西的婺源地区。其三，核心范围，亦即狭义的“江南”，指太湖流域地区的“八府一州”，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州。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江南，主要是指长三角27个城市及辐射地区。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的构想，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2020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成立，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实质性启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制定为重新建构和全面提升江南文化谱系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缘。

作为历史空间的江南

江南的崛起除了沿海位置、土地质量、交通运输、生产方式等因素外，也与多次战乱所引发的人口迁徙相关。始自两晋南北朝的中原之乱造成北方皇权逐渐式微，空间权利逐渐南移。空间权利首先表现为政治权利，其次是经济权利，再次是文化权利，而其最直观的表现是人口迁徙，人口的迁徙带动了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

西晋“永嘉之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心南移的肇始。谭其骧先生曾对西晋永康元年至刘宋大明八年166年间的流动人口做过估算，侨居今江苏省最多，约26万，侨居安徽的不少，约17万，其他大江南省份也不少。南徐州（今江苏镇江一带），一共人口才42万，其中22万为南迁人口，超过了土著人口。刘宋时期的余姚全县编户齐民不过3—4万，但一次清查出的“黑户口”却达1万多人。由于南迁流民大增，东晋还专门侨置了许多州、郡、县。人口流动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南下，自然带来了文化兴盛，所以有“永嘉之后，衣冠违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之说。

唐代安史之乱，进一步推动了江南的发展，“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之八九”。至北宋后期，其中经济最发达和发展速度最快的路（相当于省），绝大多数在南方。有学者统计，神宗元丰年间，南方总户数约1097万，占全国总户数1660万的66%。同期的簿载耕地面积南方约315万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近70%。徽宗宣和元年，全国各路上供钱物共1503万，南方为1284万，占总数85%，其中，江南东路和两浙路占总数的56%。因此，也有“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之说。

宋代“靖康之变”发生后，北方民众又兴起了一波南迁高潮。据估计，当时约有5000万北方移民定居南方，南方的粮食生产已成为支柱，时称“苏湖熟、天下足”。南宋定都临安，成为江南文化真正成熟的时间开端。

三次战乱客观来说成就了江南之盛。当然，元代为打通南北开拓大运河，明清两代官府强制和民间自发的人口迁徙潮，也不断推动着江南的发展，以致“苏松税赋半天下”。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佛教“禅宗”与波浪式出现的流民问题息息相关。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呈现长期持续衰退状态，伴随这一现象，中原文化也开始大转移。唐武宗会昌灭佛，可以看作慧能南宗禅走向繁荣、取得成功的转折点。禅宗在南方的兴起和隆盛，实际上是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重要标志。儒教中心也逐渐南移，对元明清三朝产生重大影响的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就诞生在南方。

作为社会空间的江南

江南不仅是可感知的地理空间和物理空间，还是一个包括知识空间和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体验的社会空间。列斐伏尔说：空间是某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现实，即某种被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中的现实，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城市规划思想家芒福德也曾说，城市是“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的某种“象征形式”。为什么相比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地域文化，江南文化能够率先进入现代文明？毫无疑问，江南文化经过发展率先诞生了工商文明的基因，相比先有十三行的广州，上海开埠后的发展却远超之，上海在接受域外文明中似没有多少违和感，但是否可以就此断言：如果没有外力作用，仅靠自然发展，江南文明也能顺利过渡到现代文明？江南文化中的这种现代文明的孕育究竟是“未受精之卵”还是“已形成之胎”，仍需要从历史和空间的维度加以深入研究。

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不同的生产方式会生产出不同的空间。我们需要探讨江南文化背后的空间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以及如何从中诞生了敢为人先、开放包容、崇文重教、精益求精、尚德务实、义利并举的江南文化特质。上海地区开埠前原就是江南地区的一部分，今天的上海市境大部分地区也别无二致地有着水乡泽国的地貌，即便到了20世纪初，当年的静安寺路（南京西路）一带也还是沟渠纵横的郊野水乡，城墙内外的老城厢地区，也曾经水网密布。近代以降，太平天国运动和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了江南地区的凋敝，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大潮造成了江南传统文化的衰落，并由此改变了空间格局。

开埠之后，近代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其一，从地域上说，上海是江南的一部分，为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其二，从空间性质上说，上海是国际大都会，上海以外的广大江南地区是水乡和市镇，上海与江南的关系是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一般城镇的关系。其三，从相互关系上说，上海是江南经济、社会、文化中心，政治重镇与交通枢纽，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又是中心与腹地的关系。

江南文化的空间意象

说起江南文化，脑海中浮现的意象，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就是“水”，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灵动”，用三个字来表现，就是白居易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而奉贤区用“十字水街、田字绿廊，九宫格里看天下，一朝梦回五千年”“百里运河、千年古镇、一川烟雨、万家灯火”来形容本地区的新江南文化意象，也非常生动。

成功表现江南神韵的艺术样本，自古至今有无数，但在我眼中最为典型的，一是吴冠中的中国画江南系列，二是陈逸飞的西洋画水乡系列。人们常用“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来比喻江南。白墙、青瓦、木桥、流水，本来都是客观的物象，或是自然的现象，但当它们由诗人画家组合在一起后，就代表了人化的第二自然，映射出江南文化灵动雅致的意境。现在，上海“五个新城”的诸多村镇都在规划建设体育公园、宠物公园、美丽产业、国际学校、露营基地等生活和消费场景，但保留本地区越来越稀缺的自然水系是首要的，消灭了自然水系的空间营造和注重自然水系的空间营造是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新江南城乡美学空间应该既有《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市井，又有《富春山居图》的自然诗意。

江南文化的海派“新变”

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以吴越文化和一部分徽文化为基础，建立在传统中国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上的一种诗性文化，海派文化则是一种发端于上海的城市文化类型，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近现代社会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转型中的产物。海派文化以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的城市发展为时代背景，特别是在江南文化深厚积淀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和融合各种新的文化滋养而形成，具有海纳百川、开放创新、重商守约、崇法敬业、精致得体等特质。正是在和西洋、东洋、苏俄等域外文明交融激荡之中，江南文化发生了海派“新变”。其间，思想观念的传播固然十分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实践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更加日常世久，潜移默化。

江南文化的海派“新变”充分体现在城市空间意象和物质器物层面：河浜变成了马路，沙船变成了轮船，马褂变成了西装，马车变成了汽车，石库门变成了花园洋房，私塾变成了公校，木马桶变成了抽水马桶，蜡烛变成了电灯，柴灶变成了煤气，扇子变成了电风扇，书信变成了电话电报，茶馆变成了咖啡馆酒吧，私家园林变成了公园。以今天的上海展览中心，当年的爱俪园（哈同花园）为例，主持营建的是哈同夫人罗迦陵特意从镇江金山寺请来的乌目山僧，整个园林的建筑风格是西洋建筑和中式园林混搭，这种中西合璧风格为一时之选，张园、愚园等均染此风，申园甚至在组织方式上采取了股份制。器物层面变化的背后是社会关系的变化，传统中国农业空间生产变成了现代化空间生产。

费孝通先生曾对太湖流域的开弦弓村作了一个多月非常细致的社会调查，写成《江村经济》。其中就提到：安于俭朴的生活是当地村民早期教育的一部分。当地人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明显反映出尚俭、重礼、尽孝、比德等江南文化特质。尽管江南农村的文化形态还比较传统，但毕竟已跨入20世纪30年代。调查发现，蚕丝业的发展给开弦弓村带来了合作工厂、技术学校、机械生产、股份制等先进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费孝通先生因此指出：“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相应变革，技术变革是不可能的。”现代生产方式、流通方式、消费方式和现代文明以成为沿海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为中心，梯度扩散到苏杭城市、沿河市镇，并最终影响到江南农村地区。

“城市里的江南”是一个现代城市出现以后的概念，意味着江南文化不再作为整体呈现在各个市镇之乡村中，而是作为多元城市文化的一种，在走向国际大都市进程中继续焕发生机。如果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以视作传统江南市镇文化的典范，那么“城市里的江南”，更适合用于形容上海这样一座现代都市中所呈现出来的新江南文化。由此，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从“江南里的城市”到“城市里的江南”，从江河文化到海洋文化，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从中国视域到全球视域，江南文化首先在上海，然后辐射周边，发生了海派“新变”。一方面，海派文化从江南文化的土壤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完成了从承继江南文化到熔铸江南文化，再到引领江南文化的历程，最终确立了上海文化在整个江南文化格局中的引领地位。另一方面，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集聚、融合、创新，使得无论是海派文化，还是江南文化都变得更具现代性。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推进器，至今仍是中国最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

海派“新变”如何再蝶变

江南文化的海派“新变”要在新时代继续蝶变，就必须将江南文化放到与时俱进的全球城市发展视野中来发酵。城市的发展可以有多种范式，任何定于一尊的想法都会陷入机械主义的泥沼。芝加哥学派的同心环状城市和洛杉矶学派的公路蔓延城市曾经是两大模式，而在当下中国，重归市中心的努力和包括“乡村振兴”的发展，或者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美学城市，都是可能的选项。这其中，学者霍华德在120多年前提出的“田园城市”又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无论是公园城市，还是花园城市、田园城市，当然都离不开绿色和生态，但按照霍华德的理解，更重要的不仅仅在于它有花园和绿地，而在于能够通过一个组合体，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加以合理而有序的处理。由于有了快速交通线和瞬息即达的通信手段，过去只有靠建筑的密集才能办到的事情，现在靠组织的紧凑也能办到。霍华德将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称为“社会城市”。他眼中的“城镇群”是布置在永久性绿色矩阵中的城镇，是一种新的生态和组织单元，是胜过历史城市的新型城市胚胎，其优势在于能够克服大城市无限制的单一扩展。霍华德的设计规划之所以享有盛名，在于它不限于某一特殊的城市物质现象，或某一种特殊的规划方法，或某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在此之后，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雅各布斯的“芭蕾城市”、莎朗·佐金的“原真城市”也产生了各自的影响。

学者卡斯特尔认为，我们一方面进入了以城市为主的世界，一方面又面临文化形态城市的解体，城市变成了都市地区。全球城市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种新的空间形式，是一种流动空间。在互联网时代，没有中心性，只有节点性。全球地理成为研究对象，交通带来的物理全球化和网络带来的虚拟全球化，使地方空间与流动空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成为研究的重点。新的城市文化是一种由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之间的多模式界面展现出来的互动交流的文化。作为文化特色之源的城市，要在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变成结合符号、虚拟、物质等各种交流渠道的超级沟通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胸襟包容世界，江南文化才能蝶变为新江南文化。

新江南文化的海派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在上海中心城区，江南文化的表征性空间正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退。从自然禀赋来说，江南文化的振兴在青浦、松江、嘉定、奉贤、临港、金山、崇明等区域展开更有条件。尤其是在“五个新城”，它们有各自的地理优势和产业特点，可以总结出不同的新江南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以海派文化为引领，通过江南文化的海派“新变”，吸引三省一市汇聚在“新江南文化”的大旗下，共同参与江南文化的振兴计划。

当前，我们进入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如何进一步体现“人民至上”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发展理念和城市品格，是需要重新思考的新命题。中心城区要体现多样性，郊区新城则要体现差异化，要让中心城区和五个新城、五个新城和长三角地区有一个物理和组织上的快速连接和功能呼应，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爱好的人有更多进入不同城市空间的选择权利。

西方城市的发展日益固化，全球城市研究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身上。巨大而生动的中国城市实践，需要我们在原有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作出理论创新和阐释。作为排头兵和先行者，上海无疑应该在城市发展模式上成为“试验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讨江南文化空间再生产和海派“新变”，通过文化融合，为重构一个新时代的江南文化空间提供上海经验，借此全面提升上海的城市软实力并赋能硬实力。

【思想者小传】

徐锦江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化、大众传播。出版《愚园路》《流言研究》等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有《上海提升城市软实力的国际经验借鉴与实现路径研究》等各级各类课题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