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乃明：拂菻在古代中国的三个面相——因袭·混同·夷狄化

拂菻是继大秦之后，古代中国关注较多的又一极西大国，学者多将其指向拜占庭帝国。大约从唐朝开始，中国文献对拂菻的记载明显增多，人们心目中的拂菻形象也在知识与观念的双重作用下渐趋成型。但是，在北宋元丰年间，另一名称相同而国情有异的拂菻国家突然呈现在中国人面前，使得宋代中国对拂菻的形象建构变得棘手起来。元、明时期，中国的拂菻观感大多参酌宋代，却也令人疑惑丛生：北宋以后的拂菻是否就是隋唐时期的那个拂菻？由于文献的时代差异，给后人对古代中国的拂菻认知造成诸多困扰，人们越来越想弄清楚：见于汉籍文献的中国拂菻形象到底面相如何？它与此前成型的大秦形象有无逻辑关联？但是，从学术界的关注看，仍将重点放在“拂菻”与拜占庭帝国的关联上，而对古代中国的拂菻形象如何呈现，却鲜有追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承认文献记载与现实国度难免错位、古人书写或有主观想象和人为虚构的前提下，尽量跳出史传资料的真伪纠葛，从异国形象的角度去探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拂菻形象，并借此窥探晋代以后拜占庭等西方帝国在中国天下秩序中的虚拟地位和文化意义。

一 昔日大秦形象之延续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拜占庭帝国以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自居，致力于恢复罗马帝国的往日荣光，其在东方世界的身份呈现自然具有相当浓重的罗马色彩。信息传至中国，人们亦如是观之；所以，从中唐时代的杜环开始，中国人在述及拜占庭帝国时，大多会追溯它与罗马帝国的内在关联，将拂菻与大秦联系起来。杜环在《经行记》说：“拂菻国在苫国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所谓“亦曰大秦”，指拂菻也叫大秦。这一论断既有历史、地理的客观依据，也有对拜占庭帝国政治的现实考量。因为，杜环曾客居大食，此地又紧邻拂菻，所以他对拜占庭帝国的文字介绍就为后人广泛采信。例如，成书于五代时期的《旧唐书》说：“拂菻国，一名大秦。”北宋王溥《唐会要》与南宋刘克庄《后村集》皆称：“拂菻，一名大秦。”明人慎懋赏也说，拂菻国古名密昔儿，“即大秦国也”。由于大秦早在汉代就被中国文献所记录，其历史远较拂菻悠久，所以人们又把大秦当作拂菻的前身看待。例如，《新唐书·拂菻传》称：“拂菻，古大秦也。”明人章潢、杨一葵、程百二都说，拂菻国，“即汉大秦国也”。甚至在清修《明史》中，其《拂菻传》依旧在说：“拂菻，即汉大秦。”因为大秦与拂菻有历史渊源，而大秦在古代中国又极具影响力，则此前成型的大秦形象对隋唐以后拂菻形象的生成演变就有示范引领意义。对比中国文献中的拂菻与大秦，二者形象上的同质赓续和后先因革清晰可见。

在西方大国形象上，《隋书·波斯传》记载的拂菻在瓜州以西一万六千二百里，裴矩《西域图记》把拂菻当作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方终点。此后之汉籍文献，大都把拂菻定位在中国西方，将其视为西方大国。据《新唐书·天竺传》记载，锐意经营西域的隋炀帝曾下大气力招徕西方各国，唯独天竺、拂菻不为所动，炀帝深以为恨。杜佑《通典·西戎五·何国》又载，在中亚的何国都城，其城楼北壁画华夏天子，西壁画波斯、拂菻国王，东壁画突厥、婆罗门国王。可见，在时人心目中，拂菻是与天竺、波斯一样具有标志意义的西方大国。新、旧《唐书》还对拂菻国的辽阔疆域和军事实力给予具体描述。如《旧唐书·拂菻传》说，拂菻“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新唐书·拂菻传》称，拂菻“地方万里，城四百，胜兵百万”。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把拂菻叫作“大拂临”，称此国“兵马强多，不属余国。大寔数回讨击不得，突厥侵亦不得”；《经行记》记载的拂菻“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足见拂菻是与大食实力相当的西方大国。元人朱德润则通过拂菻来使之口，称拂菻“当日没之处，土地甚广，有七十二酋长”。明人在描述拂菻时，往往沿用唐人旧说，称其国地方万里，列城四百，胜兵百万，属国数十。例如，罗曰褧《咸宾录·佛菻》说，拂菻国“地方万里，城四百，胜兵百万，小国役属者数十”；杨一葵《裔乘·西南夷·佛菻》言其国“地方万里，城四百，胜兵百万，属国数十”；慎懋赏《四夷广记》称拂菻“地方万里，所属凡数十国”，又称其国有城四百，“胜兵百万”；陈仁锡《皇明世法录·西戎·拂菻》则径言拂菻为葱岭以西之最大国家。

在富丽多宝形象上，《旧唐书·拂菻传》记载的拂菻都城气派豪华，“其宫宇柱栊，多以水精琉璃为之”；殿堂“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又说其城之东门，高二十余丈，“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宫室之门，亦“列异宝雕饰”。其奢华程度，令人咋舌。在私家著述中，玄奘把拂懔描绘成“多珍宝，亦富饶”的地方；张说《梁四公记》描述的拂菻是一个“岛有大林，林皆宝树”的宝岛，并称此国西北有一巨坑，深千余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郑常《洽闻记》记载的拂菻国有生长珊瑚的珊瑚海，“海中珊瑚生于水底，大船载铁网下海中。初生之时，渐渐似菌。经一年，挺出网目间，变作黄色，支格交错。高者三尺，大者丈余。三年色青似铁，钞发其根，于舶上为绞车，举铁网而出之”。《洽闻记》所记虽多“神异诡谲事”，但其有关珊瑚海的记载却成为后人描绘拂菻形象的重要参考，如宋修《新唐书》、明人慎懋赏《四夷广记》、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等在描述拂菻物产时，大都把珊瑚作为重点介绍对象。其实，早在三国时期成书的《南州异物志》中，珊瑚海所产珊瑚是被当作大秦特产加以记录的。而见于新、旧《唐书》的拂菻宝物还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木难、孔翠、琥珀等，一句“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显然是对《后汉纪》《后汉书》中大秦宝国形象的前后呼应。

在清明政治形象上，唐代以后的中国文献记载了拂菻国十二贵臣共治国政的政治体制。关于十二贵臣共治国政的描述，首见于《旧唐书·拂菻传》：“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有贵臣十二人共治国政，常使一人将囊随王车，百姓有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还宫省发，理其枉直。”此一说法，又为后来之《新唐书》《唐会要》《太平寰宇记》《咸宾录》《四夷广记》《大清一统志》所继承，流传颇广。这显然是与《后汉纪》《后汉书》所谓大秦国三十六相或三十六将“会议国事”之共和政治高度类同的文字表达，表明拂菻与此前之大秦一样，贵臣治国乃是其长期坚守的政治传统，只不过共治国政的贵臣人数已由三十六人减少到十二人。除此之外，拂菻国“其王无常人，简贤者而立之。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的贤人政治形象仍很突出。例如，《新唐书·拂菻传》说：“国有大灾异，辄废王更立贤者”；《唐会要·拂菻国》称，拂菻国“王无常人，简贤者立之，国有灾异及风雨不时，即废之”；《咸宾录·佛菻》说：“国有大灾异辄废王，更立贤者，亦无怨言”；《四夷广记》亦云：“国有大灾异，辄废王，更立贤者，废者亦无怨。”此类记载，亦可视作对《后汉书·西域传》所描述的大秦国“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的传贤制度的一再重复。通过这样的反复叙说，大秦政治形象在拂菻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拂菻的人物形象上，杜环通过描述拂菻“鬼市”来彰显拂菻人诚信质朴、市易无欺的正直品格：“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直置于物傍，待领直然后收物。”慎懋赏在描述拂菻风俗时也说：“西海中有鬼市，主客和同，我往彼去，彼来我归，以直置诸物旁，待领直然后收物。”对于拂菻人的聪明才智，张说称“其人皆巧，能造宝器”；杜环称其“多工巧，善织络”，“琉璃妙者，天下莫比”，又言其善医眼病与痢疾的高超医术：“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旧唐书·拂菻传》则以拂菻国的报时装置和降温技巧来表现拂菻人的聪慧形象：拂菻王都之东门共有三道城门，第二道门楼之中悬一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焉”，又铸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衡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至于盛夏时节，暑热难耐，拂菻人“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水淙淙，“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以成凉风。诸如此类，诚为中国所少见，于是人们皆由衷赞叹“其巧妙如此”。宋人孔平仲《续世说》在转录此事时，将其列入“巧艺”类中，亦见其与唐人大致相同的拂菻观感。

在拂菻的神异形象上，源于大秦时期的地生羊、火浣布传说还在继续，一些新的神异故事又相继嵌入其中。《旧唐书·拂菻传》首次提到拂菻绿毛鸟：“常在王边倚枕上坐，每进食有毒，其鸟辄鸣。”这样一种其形似鹅、其毛绿色、且具特异功能的神异之鸟，真是人间少有。道宣《释迦方志》提及拂菻伯狗子：“本赤头鸭，生于穴中。”道世《法苑珠林》作“白狗子”。这种由赤头鸭衍生的伯狗子，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是拜占庭出产的一种哈巴狗，果否如此，尚难定论。但在《魏书》《北史》之“西域传”中，已经记载了被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伏卢尼国所产异形水鸟：“伏卢尼国，都伏卢尼城……东有大河南流，中有鸟，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驼、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可见，有关拜占庭帝国的神异禽鸟非止一种。唐人刘恂《岭表录异》又言拂菻国多白象，它在自然界中极其罕见，常被古人视为圣物，是纯洁与吉祥的象征。从元朝开始，一个有关拂菻国水银海的传说广为流传。元人朱德润说，仁宗延佑年间，拂菻国遣使来朝，称其国有水银海，周围四五十里，国人欲取水银，乃先于近海挖掘坑井数十处，然后使健夫骏马身贴金箔，驰向海边，“日照金光晃曜，则水银滚沸，如潮而来，势若粘裹。其人即回马疾驰，水银随后赶至，行稍迟缓，则人马俱为水银扑没。人马既回速，于是水银之势渐远，力渐微，却复奔回，遇坑井则水银溜积其中。然后其国人旋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银也”。据考证，这一传说的原型见于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但在传入中国后，中国文人对其进行了改造，使故事发生地由西方某地变成了拂菻，水银泉变成了水银海，截取水银的方法则由裸体少女变成了健夫骏马。自此以后，中文传说中的水银海就常常与拂菻联系在一起。如明人陈霆《两山墨谈》、田艺蘅《留青日札》、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清人陆次云《八纮译史》、卢秉钧《闻见随笔》，在言及水银海之西方传说时，都把故事发生地置于日没之处拂菻国，水银海成为古代中国描述拜占庭神异形象的重要素材。

二 另一拂菻形象之混同

中国史籍中的“拂菻”，并不是都指向拜占庭帝国。在唐代，文献中的拂菻尽管多指拜占庭，但有些却指向了中亚细亚。例如，《阿罗憾墓志》中所谓“又差充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林西界立碑”中的“拂林”，就是指吐火罗；《新唐书·高仙芝传》中“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中的“拂菻”，也位于中亚。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罗马帝国在中亚地区有着深远影响，中亚各国君王惯以“罗马恺撒”自称，这个称号在唐代文献中被写作“拂菻罽娑”，于是这些中亚国家也被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当作拂菻。除此之外，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及其对拜占庭领土的征服，原称拂菻的一些地方已不再为拜占庭所有，如慧超关于“大拂临”“小拂临”的区分表明，某些拂菻称谓已经涉及阿拉伯帝国了。这是西方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带给唐代中国人的认知困扰。但更大的困扰出现在了宋代。

据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神宗元丰四年(1081)，拂菻王灭力伊灵改撒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朝，贡献方物。你厮都令厮孟判向宋神宗介绍了拂菻国境四至及其来华路线，通过这位拂菻大使，中国人了解到拂菻气候、风俗、制度、物产、乐舞、货币、语言等方面的更多信息。以此为基础，元末史官撰成《宋史·拂菻传》。这是中国古代正史中的第二部拂菻传记。但对比《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元丰四年》《宋史·拂菻传》和新、旧《唐书·拂菻传》中的相关文字，可以发现，宋代拂菻与唐代拂菻在诸多方面存在显著不同。

其一，地理位置不同。《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拂菻“西至大海约三十程”，《新唐书》说拂菻“西濒海”，两处之“海”如果皆指地中海，则宋代拂菻西距地中海还有相当距离，与唐代拂菻明显不同。其二，通贡时代不同。《宋史》说拂菻“历代未尝朝贡”，只是到了北宋元丰四年，才首次遣使来华；而《旧唐书》则记载了唐代拂菻的五次遣使，一次在贞观十七年(643)，一次在干封二年(667)，一次在大足元年(701)，两次在开元七年(719)。其三，气候特点不同。《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拂菻“国地甚寒”，这被认为不符合拜占庭帝国地中海气候的基本特征。徐家玲还将《宋史·拂菻传》中“每岁惟夏秋两得奉，给金、钱、锦、谷、帛，以治事大小为差”的“两”字订正为“雨”字，并重新标点为：“每岁惟夏秋雨。得奉给金钱锦谷帛以治事，大小为差。”借此说明，“每岁惟夏秋雨”的宋代拂菻具有典型内陆性气候特征。其四，衣冠服饰不同。《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拂菻国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首领皆如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褐紫，亦各缠头跨马”，突出其缠头特征；《旧唐书》说拂菻国王头戴王冠，冠形“如鸟举翼”，“着锦绣衣”；《新唐书》说拂菻“男子剪发、衣绣，右袒而帔”，突出的是衣锦衣绣。其五，风俗习惯不同。《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拂菻“土屋无瓦”；《旧唐书》说拂菻“其俗无瓦，捣白石为末，罗之涂屋上，其坚密光润，还如玉石”，又说“其都城迭石为之，尤绝高峻”，屋宇风格大不不同；《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拂菻“音乐弹胡琴、箜篌，吹小筚篥，击偏鼓，唱歌拍手戏舞”；《新唐书》说拂菻“俗喜酒，嗜干饼。多幻人”，休闲饮食亦有不同。其六，政治制度不同。《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拂菻“城市田野各有首领主之。每岁惟夏秋两得俸，给金、银、绵、锦、谷、帛，以治事大小为差”；《旧唐书》说拂菻“有贵臣十二人共治国政”，“家资满亿，封以上位”。其七，物产不同。《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拂菻“产金、银、珠、绵、锦、牛、羊、马、独峰驼、杏、梨、糖、千年枣、巴榄子、大小麦、粟、麻，以蒲桃酿酒”；《旧唐书》说拂菻“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新唐书》还提到拂菻特产海西布、賨及地生羊等。其八，输华贡物不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拂菻贡品是“鞍、马、刀、剑、珠”；《旧唐书》记载的拂菻贡物为赤玻璃、绿金精、底也伽和狮子、羚羊等。其他如司法制度、外交风格、货币、语言等等，《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披露了许多前所未知的新信息。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拂菻“刑罪轻者杖五七十，重者一二百，大罪盛以毛囊投之海”；“不务战斗，事小止以文字往来诘问，事大亦出兵。以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名，背凿国王名，禁私造。言语与灭力沙同”。这在新、旧《唐书》中都无相关记录。

宋代拂菻与唐代拂菻的显著不同，已为元、明两代所关注。最早关注此事并提出疑问的是元人马端临，他在《文献通考·拂菻》中说，《唐书》记载的拂菻，即古之大秦国，此大秦自东汉时代已遣使中国，历东晋、唐朝而贡献不绝，但《宋四朝国史·拂菻传》却认为，其历代未尝朝贡，至神宗元丰年间始遣使来朝，“今以二史两拂菻传参之，唐传言其国西濒大海，宋传则言西至海尚三十程，而余界亦龃龉不合，土产风俗亦不同，恐是其名偶同，而非大秦也”。马端临主要从拂菻与中国关系史以及两个拂菻地理位置、物产风俗之不同，质疑唐、宋拂菻名虽相同而所指有别。稍后是明人罗曰褧，其《咸宾录·佛菻》云：“大秦，西域之沃土也。《唐书》以为佛菻，似矣。顾其国自汉历唐，贡献不绝。而《宋史》以为自古不通中国。考之国朝，佛菻风俗土产皆类《宋史》，而与汉、唐二书所载者大相悬绝，何谬盭之甚耶？或者唐之佛菻即古之大秦，而宋与国朝之佛菻与之名同而实异尔。”因此怀疑，宋、明文献记载的那个拂菻不是唐代所指的拜占庭帝国。晚明大儒焦竑也说：“佛菻，《唐书》以为汉大秦国也，去京师四万里。《朝輶轩》所记则云，出嘉峪关万余里。其国自汉以来贡献不绝，而《宋史》谓自古未通，风俗物产亦大相抵牾，不知今之佛菻果大秦否耶？”一些人则坚定地认为唐、宋拂菻就是同一个国家，进而怀疑《宋史》记载的可靠性。例如，明人杨一葵说：“且一佛菻耳，而《唐书》以为贡献不绝，《宋史》以为不通中国，夫史固亦有不可信者哉！”朱明镐甚至把《宋史·拂菻传》中所谓“历代未尝朝贡”当作一个错误提出，他说：“按《北魏书》《隋书》，拂菻已通中国，载在外域志；唐之贞观、开元，悉贡方物来朝，王会图中久已有拂菻之号矣，乃云历代未尝朝贡耶！”

此外，明代文献还记载了明朝初年拂菻与中国的最后一次通使行为。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四年(1371)八月，朱元璋曾派拂菻国故民捏古伦回国招谕拂菻国王，通报元明易代之事；八年(1375)九月，又派普剌从海路招谕拂菻国王。另据《明史·拂菻传》的记载，捏古伦在元朝末年来到中国，“元亡不能归”，明太祖闻之，“命赍诏书还谕其王”；在普剌再度出使拂菻后，“其国乃遣使入贡”。但其中详情，难以悉知。而据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拂菻》记载，拂菻国在永乐时期“复遣使至贡。自后不常至，或间一来朝云”。这个拂菻，《明史·拂菻传》将其认定为拜占庭帝国，并夸耀其“物产、珍宝之盛”。当代学者如齐思和、阎宗临、刘增泉、张绪山等，也都将其当作拜占庭帝国。

唐、宋文献的诸多差异，还引发了现代学者的学术论争，焦点在于宋代拂菻是否指向了拜占庭帝国。一些学者认为，宋代文献中的拂菻并未指向拜占庭帝国，如德裔美籍汉学家夏德(F. Hirth，1845—1927)认为，“《宋史》中的'拂菻’被描述为塞尔柱帝国的一个省区”。中国学者齐思和指出：“《宋史》虽也有《拂林传》，但其中所载如谓'西至海，三十程’，'历代未尝朝贡’，'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都与拜占廷情形不合。”徐家玲、张绪山也认为，《宋史》中的拂菻不是拜占庭帝国，并将其考订为兴起于小亚细亚半岛的罗姆苏丹国。另一些学者主张，宋代文献记载的那个拂菻当为拜占庭帝国。阎宗临认为，《宋史》所言拂菻仍是拜占庭，并非其他国家：灭力伊灵改撒，为塞尔柱克突厥副王之号；你厮都令厮孟判不是一个人的专名，可能是“尼塞亚城司会厮孟判”；所言“国地甚寒，土屋无瓦”，当指塞尔柱克人原居地，在咸海东北境。陈志强认为，《宋史》中的“改撒”是“恺撒”的音译，而“灭力伊灵改撒”所指当是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七世杜卡斯(Mikhaēl VII Doukas，1071—1078年在位)。除此之外，前述夏德在其晚年著作中也部分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宋史》中的拂菻使者应该来自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叛乱贵族麦利萨努斯(N. Melissenus，1045—1104)。就目前来看，尽管前一种观点占据上风，但要依据现有中文史料来彻底解决宋代拂菻到底是拜占庭帝国还是罗姆苏丹国的问题，一时难以做到。

面对文献记载的时代差异和聚讼纷纭的学术论争，这里不妨避实就虚，转换思路。应该承认，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历史制约，古代中国尚难形成对拂菻国家准确、清晰而又前后一致的严谨认知，其中不免真伪混杂，想象虚构，这是古人域外认知的时代局限，却也为域外想象开启方便之门，进而造成拂菻形象的多姿多彩。唐、宋拂菻的不同呈现，为其后元、明、清人的拂菻认知留下历史资源和想象空间。一个突出体现是，他们在言及西方那个拂菻国家时，或依宋代信息叙说之，或综合唐、宋、明代信息叙说之。例如，以《明一统志》《皇明四夷考》《殊域周咨录》《续文献通考》《广皇舆考》为代表的明代文献，皆据宋代信息叙说拂菻，所介绍的拂菻是对宋代拂菻的简单复写；而以《文献通考》《图书编》《咸宾录》《四夷广记》《方舆胜略》《裔乘》《皇明世法录》《皇明象胥录》《名山藏》《罪惟录》《石匮书》《八纮译史》《明史》《大清一统志》为代表的更多文献，则综合唐、宋、明朝信息叙说之。如此一来，它们所描述的拂菻国家就是一个杂糅唐宋认知、兼具时代特色的想象共同体，拂菻迭加综合的混同印象逐渐凸显出来。

三 日渐下行的夷狄形象

拂菻在中国史籍中第一次出现，是与西胡联系在一起的。《太平御览》引《前凉录》称：“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拂菻金胡瓶经由西胡之人送达河西，不仅暗示了拂菻与西胡的某种关联，而且隐喻着拂菻形象的夷狄化色彩。因为，在秦汉以后的中文语境中，胡汉分野是与夷夏之辨一样的族类辨别概念，“胡”字包含了相当浓厚的蛮荒意味，泛指西北异族的所谓胡人已成为广义夷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北诸胡建立关联并已滑向胡国的拂菻国，因此浸染较多夷狄特征。例如，《大唐西域记》称，拂菻东南与波斯接壤，“境壤风俗，同波剌斯”，而波剌斯却是一个“人性躁暴，俗无礼义”“婚姻杂乱，死多弃尸”“齐发露头，衣皮褐，服锦㲲”的胡人国度。《旧唐书·李嗣业传》《新唐书·高仙芝传》则把拂菻、大食并称为“诸胡七十二国”之一。而在有关西方宝主的诸多描述中，唐代拂菻虽然还在延续汉魏大秦的多宝印象，但已融入文野尊卑的政治内涵，西方宝主“务殖货之利”的逐利形象开始突显。如《大唐西域记》称“宝主之乡，无礼义，重财贿，短制左衽，断发长髭”，与东方人主之地的“风俗机慧，仁义昭明，冠带右衽，车服有序，安土重迁，务资有类”相比，已大为逊色。道宣《释迦方志》则径自把“雪山之西，至于西海”的宝主之地归类于“轻礼重货”的西方“胡国”。《旧唐书·拂菻传》称拂菻“家资满亿，封以上位”，这是西域胡人“重财贿”的典型体现。到了宋代，因为与北方民族政权对峙冲突而造成的外部形势，以及为标识、维护政权正统而形成的舆论需要，两宋之人更加强调华夷之辨，甚至将其推进到绝对与偏执的保守境地。在此观念作用下，原本夷化的拂菻国因为另一个拂菻的来朝贡献而蒙上更加浓厚的夷狄色彩，进而造成古代中国之拂菻形象呈现为日渐下行的夷狄形象，这在拂菻乐舞、钱币以及对华关系上都有反映。

一定的乐舞代表着一定的文化，唐、宋拂菻所承载的乐舞信息就浸透着浓浓的西胡气息。在唐人崔令钦的《教坊记》里，“拂菻”是一个以国为名的舞蹈名称，它与阿辽、柘枝、黄獐、大渭州、达摩支一样，被当作盛唐健舞之一。而在前述诸健舞中，除“黄獐”以外的其他四种都与西胡有很深渊源。宋代陈旸《乐书》更直接把“拂菻”乐舞划入《胡部·西戎》之中，与大宛、焉耆、大食、可兰、吐蕃、乞寒、于阗、西凉、安国、疏勒、康国、乌孙、天竺、龟兹、高昌、波斯、吐谷浑等地舞蹈并列。拂菻舞蹈逐渐归类于胡人乐舞之中。而从文献记载的拂菻乐器来看，拂菻的夷狄化色彩也日渐凸显。《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拂菻乐器有胡琴、箜篌、小筚篥、偏鼓，除偏鼓外，其他三种乐器都有较为鲜明的西胡特征。唐、宋的胡琴，多指经由胡人传入内陆的以琵琶为主的弹拨类乐器。如唐人白居易《池边即事》诗将“毡帐”与“胡琴”并列，宋人潘自牧把“吹鹧鸪”“拨胡琴”视为“好胡乐”。因此之故，宋人周密在描述阎立本之《职贡狮子图》时，特别突出图中“胡王倨坐甚武，傍有女妓数人，各执胡琴之类”的乐舞场景。《续资治通鉴长编》提到的箜篌，是指与中国传统乐器卧箜篌有别的竖箜篌。竖箜篌又称胡箜篌，起源于西亚，传入中国后逐渐取代卧箜篌，并且专用了箜篌之名。《隋书·音乐志》说：“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明言竖箜篌为西来乐器。杜佑《通典·乐四·丝五·箜篌》亦云：“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可见其在汉代已经传入中原。还有人认为，汉文“箜篌”二字可能来自波斯语“cank”的音译。据陈旸《乐书》记载，唐代胡部乐中有琵琶、五弦、筝、箜篌、笙、觱篥、笛、拍板等乐器，此箜篌即指竖箜篌。但在陈旸眼里，以堂堂汉唐之君而好夷狄之乐，殊不足取也。他说：“竖箜篌，胡乐也……亦谓之胡箜篌……汉灵帝素好此乐。以人主而夷乐，则臣下化之，中国几何不夷之乎？唐明皇之善羯鼓，而有胡鶵乱华之祸。然则后世之君，可不以汉唐为戒哉！”筚篥之名，初见于南朝。刘宋何承天《纂天》云：“必栗者，羌胡乐器名也。经文作筚篥。”世俗所用不多，隋唐时已多见于世。这是一种起源于西亚的双簧乐器，后经波斯、印度传入中国。唐玄宗时，诗人李颀在《听安万善吹筚篥歌》中写到：“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诗中“觱篥”就是筚篥。《通典·乐四·竹八·筚篥》说：“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旧唐书·音乐志二》亦云：“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亦云：胡人吹之以惊中国马云。”因其出自胡中，陈旸对其亦多微词：“觱篥，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胡龟兹之乐也……后世乐家者流，以其族［旋］宫转器，以应律管，因谱其音，为众器之首。至今鼓吹教坊用之，以为头管。是进夷狄之音加之中国雅乐之上，不几于以夷乱华乎？”明人屠隆亦云：“俗人衣轻吹窄褏，则不知有帷裳大带之制；听胡笳觱篥，则不知有宫悬淸角之雅；狙俗书而忘古文，局凡体而昧灵篆。井蛙夏虫，难与语廫廓也久矣。”在这样一种观念作用下，拂菻乐舞的夷狄化色彩被人为放大了。

在中外文化比较中，由于钱币的形制、纹饰也有形而上的文化意义，从而在拂菻身上得到一定体现。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始，在描述拂菻钱币时称“以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名，背凿国王名，禁私造”，被《宋史·拂菻传》所采纳：“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禁民私造。”此后，《文献通考》《明一统志》《咸宾录》《殊域周咨录》《四夷广记》《方舆胜略》《裔乘》《皇明世法录》《皇明象胥录》《罪惟录》等书，皆作如是记载。这样一种描述，也在彰显拂菻的胡国特征。首先，将人之头像印在钱币之上是西域胡国的通行做法。例如，司马迁在介绍安息银币时说，安息国“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汉书·西域传》也说，罽宾国“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乌弋山离“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安息国“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大月氏国“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旧唐书》记载的泥婆罗国也是“以铜为钱，面文为人，背文为马牛，不穿孔”。洪遵《泉志·外国品上》还记载了中亚昭武九姓之何国钱、康国钱以及西亚条支国钱：何国钱“以银为之。径寸五厘，不开孔，面为人面，背为草木状”；康国钱“以银为之。径九分，不开孔，背面皆作人面，面文侧而背文正，面文绕以连珠之状”；条支国钱“独文为人，幕为骑马”。而从拜占庭帝国的造币历史看，其早期货币因袭罗马币制之旧，钱币正面为戴盔穿甲的帝像，背面常为胜利女神。经过阿那斯塔修斯(Anastasius，491—518)改革，拜占廷帝国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货币体系。其金币正面一般为一穿文服的帝像，背面常是天使或立有十字架的神坛，后来则有耶稣或圣母像，铭文则从希腊文到希腊文和拉丁文混用。这种形制的金币与波斯银币颇为相像。考古发现的波斯银币正面为头戴王冠之半身王者像，背面为柱状祭坛，祭坛两侧各站一祭司，王像与祭司外侧都有钵罗婆文字铭文。拂菻钱币的这一风格，表明它跟以安息、波斯为代表的西域胡国并无二致。其次，“无穿孔，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的拂菻钱币，也缺少了中国钱币所具有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意义。中国以铜为钱，圆形方孔，象征着中国宇宙的天圆地方，昭示着中国人行为做事的外圆内方，体现着中国货币设计的思想深度。此外，中国铜钱的形制美和文字美，也被认为是拂菻钱币所难以比拟的。东西方钱币背后的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固化认知，使得人们对拂菻货币的使用者形成自以为是的夷化推定，拂菻因此被想象成夷狄之国。

在古代中国与大秦、拂菻的双边关系上，人们也逐渐把它纳入到中国主导的天下秩序之中。关于大秦时代的对华关系，《后汉书·大秦传》仅仅记载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僥外献象牙、犀角、瑇瑁”；《晋书·武帝纪》记载了太康五年(284)，“林邑、大秦国各遣使来献”。这是见于中国文献的大秦国仅有的两次通使行为。而有关拂菻对华通使的记载则大大增加了。《旧唐书·拂菻传》记载的对华朝贡至少有五次：“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干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大足元年，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册府元龟》记载的拂菻朝贡有三次，其中有两次不见于新、旧《唐书》：睿宗景云二年(711)十二月，“拂菻国献方物”；玄宗天宝元年(742)五月，拂林国王遣大德僧来朝。《宋史·拂菻传》记载的拂菻朝贡有三次，除前述元丰四年十月灭力伊灵改撒遣使贡献外，“元佑六年，其使两至。”如果把东晋穆帝时期蒲林奉表来朝，北魏文成帝太安二年(303)普岚国“遣使朝献”、和平六年(465)普岚国“献宝剑”，献文帝皇兴元年(467)普岚与粟特、于阗等国“遣使朝献”，被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通使活动，以及明朝初年以拂菻名义的至少两次来朝计算在内，则拂菻之来华朝贡至少在十六次以上。通过对所谓来朝事件的不断记录，拂菻被渲染成朝贡四夷的普通一员。

除此之外，还有两点大可注意。其一，唐代以后的中国文献，绝少再提及拂菻之人有类中国。在唐宋书画界，有众多以拂菻人物为描摹对象的拂菻图。以宋人刘唐允的《拂菻图》为例，图中的拂菻人，“衣服制如突厥……妇人皆衣胡服……乐有琵琶、笙箫鼓吹，舞垂长袖曳地”，已与中华之人大不相同。其二，宋代以后的一些文献在叙说拂菻时，往往强调其远在西方，而不突出其为西方大国，拂菻的大国形象开始受到影响。例如，在北宋画家李伯时所画《十国图》中，“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剪发露骭，或髻丫跣行，或与群下接膝而饮，或瞑目酣醉，曲尽鄙野乞索之态”，突出表现了华夷之间的文野差别。在这十个“非有衣冠礼乐之教”的“荒远小夷”中，就有拂菻国。

拂菻形象的不断下行，使其最终演变成一个表征外番的文化符号。在唐宋服饰中，有一种被称为“紫拂菻带”的金带，其上装饰着“醉拂菻”的形象，“拂林人皆笑起，长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动，虽吴道子画所弗及”。唐玄宗曾以“紫拂菻带”赏赐大臣。沈从文根据《宋史·舆服志》和宋代笔记的记载认定，在北宋皇帝赐予文官的最为贵重的“紫云楼带”上，也刻有“醉拂菻”的形象，并把胡人与狮子共舞一类题材的装饰图案统称为“醉拂菻弄狮子”。林英认为，“醉拂菻”是指宴饮场面中的胡人形象。可见当时的拂菻形象已越来越具一般性了。在宋代的木雕圆雕和彩画中，也有拂菻人的形象。例如，李诫《营造法式》记载的八类木雕圆雕图案中，第四品被称为“拂菻”，自注云：“蕃王、夷人之类同，手内牵拽走兽或执旌旗矛戟之属。”同书《彩画作制度图样上·骑跨仙真》中的“拂菻”图样即是一个胡人牵拽狮子的形象。据此看来，圆雕彩画中的拂菻人像不仅可以表现胡人，而且还是西域胡人的典型代表或一般象征。至此，拂菻形象的夷狄化演变已大体完成。所以，宋人在言及拂菻国时，直言其为一西域胡名。如《集韵》说：“菻。拂菻，西域胡名。”司马光《类篇》亦云：“菻……拂菻，西域胡名。”拂菻已被塑造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夷狄之邦。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拂菻形象的发展演变，是公元5—14世纪地中海东部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整合变迁与中国形塑异域之对外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拜占庭取代罗马，以及二者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关联，是古代中国大秦、拂菻关系认知的基本依据。因为，拜占庭帝国与古代中国的相互交往，尤其是它与罗马帝国的深厚渊源，使得拂菻引起中国人的持续关注和浓厚兴趣，不断在既有大秦形象引导下塑造拂菻形象，导致中国的拂菻形象具有浓重的大秦色彩。但是，另一拂菻国家的突然走进，以及拜占庭信息在东传过程中的变异失真，特别是古代中国华夷观念对外部世界的强大形塑能力，又给中国拂菻形象的不断建构造成诸多困扰。于是，真实的西方帝国拜占庭等，逐渐演变成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真实与想象的形象共同体。真实与想象的结合或断裂，造成中国拂菻形象与真实西方帝国的神似与违和，使得宋代以后的拂菻形象愈加扑朔迷离。随着拜占庭帝国的日渐衰亡，以及拂菻由特殊到一般的身份变迁，拂菻慢慢沦落为最最普通的西方夷狄，逐渐失去其对中国民众的特殊吸引力，并最终淡出中国人的视野。古代中国从关注拂菻到淡忘拂菻，不仅反映了拜占庭等西方帝国在东方世界的现实影响，而且折射出西方世界在中国天下秩序中的虚拟地位和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