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扬：浅论中国学西文书籍的公私收藏

近代中国题材的西文书收藏，主要包括：西学东渐引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宗教、文化典籍，西方人探索、研究中国的书籍，以及明末清初西方典籍的汉译刊本等。

明末大量西方典籍入华，当时金尼阁神父携带的7000余部书籍，如今仅存不到10%（据方豪和惠泽霖统计），明末清初翻译成中文的刊印原本，时下也不多见。

清末与民国初期，中国题材的西文书籍的公私收藏曾发展至一个高峰，有数万种之多，累计翻译的西文书籍也多达上万种。而时至今日，除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几家顶级专业图书馆和个别教会图书馆外，其他大型图书馆和院校图书馆内中国题材的西文书籍馆藏数量偏少，不能满足社会需要。20世纪80年代末期，国内的一些图书馆开始重新整理馆藏西文汉学古籍。2010年，上海图书馆引进了瑞典罗氏藏西文古籍千余部，极具战略眼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其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愈加显现。关于中国学的西文藏书，现形成以公共藏书为主体、私人藏书为补充的格局，典籍收藏和研究利用并举，机构和民间研究互补发展。

馆藏高峰

清末与民国时期的西文藏书，以教会图书馆、国内外机构（包括院校）为主体，其中种类丰富而专题性强的私人藏书，是公共藏书很好的补充来源。

1.北堂藏书。北堂藏书有300多年历史，是集北京各教堂和华北、华东部分教堂藏书和部分私人藏书的总汇，也是明末西学东渐西方文献流入中国颇具代表性的图书典藏。1863年和1939年两次编目，至1949年《北堂书目》合订本出版，共收书4101种15133册。1958年，北堂藏书并入国家图书馆。

2.徐家汇藏书。1847年徐家汇藏书楼建成，藏书楼首任负责人南格禄（1803—1856）非常注重藏书。1949年，徐家汇藏书楼藏中文书12万册、西文书8万多册。1956年由上海文化部门移交上海图书馆整理。作为上海图书馆分馆后，徐家汇藏书楼还收入了亚洲文会图书馆、尚贤堂（中国国际学会）、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以及原上海租界工部局图书馆藏书，馆藏旧版外文文献总数现已达到75万册。

如今徐家汇有西文珍本2500种近3000册。1957—1958年《徐家汇藏书楼西文藏书目录初稿》油印本36册；1996年《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收录37种；2013年《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收录84种。

3.直隶府河间、沧州献县藏书。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神父到北京定居，开始在北京周围地区传教，之后住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轮流前往河间、献县一带传教。1631年，龙华民神父和汤若望神父奉旨南下修治历法，经过河间、献县等处传教。当时的献县印书房在中外宗教界、学术界、印刷界享有很高声誉，耶稣会在此出版大量中外文书籍。20世纪初献县张庄天主教总堂中西文藏书曾达20万册。

4.莫理循藏书：莫理循（George E. Morrison，1862—1920）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他的私人图书馆自称为当时亚洲最大的东方学图书馆。莫氏藏17—19世纪中国题材西文书及图册6000多种2.4万余册，其中有1485年意大利文的《马可波罗游记》。藏书中还有宋元刻本数种、永乐大典数册。他为自己藏书编写的书目和索引，有2600多页。他50岁时身体欠佳，拟出售其藏书。1913年同工商总长张謇联系售书给南通新建的图书馆，张謇曾亲自去北京王府井的莫理循书库视察其藏书。张謇写信给老友、交通总长汤寿潜，请考虑定夺。汤寿潜复信：“价不大昂，拟罗致之。”张謇又写信给同样爱书的如皋沙元炳，拟付给莫理循定金后分期付款并支付利息，莫理循回国心急，此事未谈成。其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及一些西方国家的驻华使馆纷至洽谈。1917年由日本的岩崎久弥以3.5万英镑购买，初名“莫理循文库”，成为日本最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也是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

除此之外，西文藏书家还包括梁启超、穆麟德、宋春舫、王云五、张星烺、周越然、郁达夫、郑相衡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公共藏书中，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几家大图书馆收藏西文中国学藏书比较丰富。2001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文善本书目》显示，国图收入西文善本1234种，其中有不少是早期来华传教士的著作、16世纪出版的图书及外交官的回忆录。但在其他图书馆，这类藏书还比较少。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公藏图书馆中一些私人捐献藏书被割裂了，这既不符合原捐书者的意愿，也影响了私人专题藏书的整体性。比如，穆麟德西文藏书于1914年被朱启钤收购，1930年由朱启钤寄存于北平图书馆，成为如今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一部分。但是穆麟德藏书的中文刻本和抄本，则被转存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和柏林国家图书馆。要想了解这些中文藏书和西学之间的关系，就要到德国去考证了。

翻译利用有待加强

梁启超曾说：“今日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要义，昭昭然也！”中文古籍收藏注重版本、校对（校勘、校雠）、批注、流通（刊印、景印）；西文古籍的收藏在此之外还需要注重翻译，只藏不译，如藏天书。

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西文中国学藏书的研究和利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在汉学名著的翻译方面，存在着回避难点、忽略版本的现象。比如，早期西方汉学三大名著包括《耶稣会士通信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丛刊》，由于篇幅宏大，涉及面广博，翻译难度巨大。《中华帝国全志》《中国丛刊》至今没有中译本。这一领域的翻译还有很大的空间。

一些知名学者曾尝试对《利玛窦中国札记》《大中国志》等重要著作进行过翻译，可惜因版本选择不善，多用后期英文翻译本再转译，这些译著仅仅是历史过渡性、临时性的译本，最终将被原文直译本取代。

其次是西文编目和出版的问题。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西文善本书目中，中国学题材古籍没有单独提出来编目，对于研究中国学这一新的学科有诸多不便。古籍研究应从书目入手，张之洞在《书目答问》讲国学书目如此，海外汉学、中国学也应如此。此外，学子治学，在使用西文书引经据典查阅资料方面较为困难。鲁迅致台静农信上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现在不用说能像胡适、郑振铎一样为治学搜集孤本秘籍，就连鲁迅用的西文通行之本，学子也轻易浏览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