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政策能否有效促进技术变革？——诱发性技术风险的作用

 

学界对于技术变革不确定情境下可再生能源政策能否有效促进技术变革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实施一方面能够快速推动技术变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诱发了企业技术风险，从而会降低企业开展技术研发应用的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时往往会忽视诱发性技术风险的存在，这无疑会导致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低于预期。本期来自JEEM的推文基于垂直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Aghion和Howitt，1992），对可再生能源政策、诱发性技术风险及企业技术研发应用动机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发现可再生能源政策会产生诱发性技术风险，进而对企业技术研发应用动机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该文也为数量导向型与价格导向型的可再生能源政策选择提供了决策依据。

该文的研究过程可分为以下两步：第一步，通过建立动态可再生能源投资模型，分析诱发性技术风险对企业技术研发应用动机和可再生能源政策选择的影响。

图1 政策制定者、上游技术研发部门和下游技术应用部门决策流程

此外，该文认为上游技术研发部门m在单位时间获得一次技术进步的概率等价于研发投入水平，故以表示上游技术研发部门m研发投入水平，其与上游技术研发部门m技术定价的求解结果分别如下（可向右滑动进行阅读）：

最后，该文基于动态可再生能源投资模型得出引理1和引理2。引理1表明，在贴现率不变的情况下，诱发性技术风险会随着和的增加而增加，而诱发性技术风险的增加又将导致的下降（这意味着对于投资门槛的要求越来越高）。引理2表明，在给定的情境下，、以及均会随着的增长而增长。

第二步，该文基于引理1和引理2，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了诱发性技术风险、可再生能源政策及企业技术研发应用动机三者间的关系。其一，该文论证了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实施是否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诱发性技术风险，从而就可再生能源政策与诱发性技术风险间的关系进行了解析。其二，该文对可再生能源政策与企业技术研发应用动机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考虑到诱发性技术风险的存在，该文论证了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实施是否会对上游技术研发部门所能获得的最优研发投资水平及研发投入力度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地，如果存在这种负面影响，是否可以通过加大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执行力度而对其进行规避。其三，该文通过对研发投入补贴、能源价格补贴及制定可再生能源生产数量指标这三类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副作用”大小的对比分析，就不同类型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比较。

（1）可再生能源政策会不可避免产生诱发性技术风险。

（2）诱发性技术风险不仅会降低上游技术研发部门开展研发的积极性，还会减少下游技术应用部门对技术的投资，从而导致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实际效果低于预期。

（3）诱发性技术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法通过提升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执行力度而予以规避，甚至对于价格导向型的可再生能源政策而言，加大该政策的执行力度反而会放大这种负面效应。

（4）与价格导向型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相比，数量导向型政策诱发性技术风险对企业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小。

（5）诱发性技术风险会干预确定性条件下可再生能源政策工具的选择依据，使得数量导向型政策优于价格导向型政策。

该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该文补充了基于企业视角分析可再生能源政策效应的文献证据，首次从理论上阐释了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实施会通过诱发性技术风险对企业实现技术变革产生不利影响；其次，该文不仅将技术变革予以内生化处理，还将一次性技术变革拓展为渐进式技术变革，从而对技术不确定性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拓展；最后，该文将诱发性技术风险而产生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的负面效应纳入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推动了可再生能源政策工具选择的相关研究进展。

虽然该文为可再生能源政策制定和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思路，但仍存在以下有待拓展之处。首先，该文在模型构建过程中未能考虑存在技术溢出及能源价格变化不确定性的情况。其次，该文仅在理论层面就可再生能源政策、诱发性技术风险及企业技术研发应用动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但并未提供相关经验证据。最后，该文仅考虑了可再生能源政策对技术变革的刺激作用，而并未评估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及企业造成的利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