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宰相是古代最高行政长官的统称，“宰”有主宰之意，“相”有辅佐之意，最早可追溯至商朝时期，宰、相联称始于《韩非子·显学》，但历朝历代所指的官名和职权范围却不尽相同，但是宰相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后，最终在明太祖朱元璋手上被彻底废除，那么朱元璋为何要费尽心思废除宰相制度呢？这一切还得从洪武四大案之首的胡惟庸案说起。

胡惟庸案

濠州定远人李善长是明朝首任丞相，与胡惟庸是同乡。胡惟庸在李善长的帮助下，从知县做起，在官场中摸爬滚打了十多年，虽然仕途蒸蒸日上，但毕竟资历太浅，又不是朱元璋身边的红人，所以未能封爵。不过，朱元璋大封功臣之时，他得到了参知政事的官职。明朝初期，朱元璋在中书省设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参知政事是丞相的助手，李善长明显是要将他当作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

胡惟庸与朱元璋

当时，朱元璋正在清洗对他构成威胁的开国功臣，稍不留神就会被牵连其中而丢掉性命，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心腹，得以安然无恙。在李善长卸任之前，朱元璋在斟酌新丞相的人选时，曾向“半仙儿”刘伯温请教，在这个问题上刘伯温的态度是这样的：“皇帝是车夫，宰相是马，我怕他会把马车掀翻。”言下之意，就是反对胡惟庸当丞相，但最终胡惟庸还是坐上了丞相的位置，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李善长虽然已经退休，但他在朝中的影响力依然很大。后来刘伯温病重时，朱元璋曾让胡惟庸和太医前去探望，刘伯温服下了太医开出的药方，病情突然加重，不久便病逝。

李善长画像

洪武四年（1371年），胡惟庸得到李善长的举荐，升为右丞，上一任左丞汪广洋也理所当然升任右丞相，然而，汪广洋身为右丞相，却没有任何建树，于是朱元璋把汪广洋发配到了广东，胡惟庸接替了他的位置。胡惟庸得势后，甚至连生杀黜陟等大事都私自决断，奏折呈给朱元璋之前，都要经过他的审核，如果有不利于自己的地方，就会被扣下。

洪武十年（1377年），汪广洋回京与胡惟庸共同担任丞相，但汪广洋却任由胡惟庸为所欲为。很快，占城国进贡事件发生了，洪武十二年（1379年），占城国进贡，胡惟庸和汪广洋知而不报，宦官得知才禀报皇帝，朱元璋大怒，两人叩首谢罪，最终将责任归咎于礼部，而礼部则将此事归咎于中书省。之后，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给刘伯温下毒一事，朱元璋向汪广洋求证，汪广洋说不清楚，朱元璋痛斥汪广洋尸位素餐，把他贬到海南，在前往海南途中，朱元璋又在他身上安了一些罪名，最后被赐死。胡惟庸虽然侥幸过关，但是他的命运却已经注定。

汪广洋画像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家乡老宅的井中突然涌出醴泉，人们都说这是祥瑞，他大喜过望，并借此邀请朱元璋前往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意外发生了，看守西华门的太监云奇早就知道了胡惟庸的阴谋，所以拦住了朱元璋，侍卫们立即冲了上去，差点将他杀死，但是他一动不动，手指指向胡惟庸的宅邸。朱元璋心知不妙，急忙爬上宫墙，只见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朱元璋大怒，当即下令捉拿胡惟庸，当天就将其处死，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等开国功臣，胡惟庸案在十余年的时间里，被处死的人数超过了三万，是洪武四大案之首。

朱元璋画像

此案的来龙去脉，让人不禁联想到了《春秋》中的“郑伯克段于鄢”，郑庄公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故意让弟弟段肆意妄为，放纵到一定程度后，才一网打尽。胡惟庸才智过人，当了这么多年的丞相，势必与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被朱元璋以谋反之罪诛九族，朱元璋利用胡惟庸一案，宣布废除沿用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

莫须有的谋反？

有关胡惟庸案，明朝史籍中的记载多有冲突，史学界对胡惟庸谋反的质疑甚嚣尘上，很多学者对此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胡惟庸案不过是朱元璋为解决君权与相权之争而找的借口，其结果是将宰相制度完全废除，清朝还专门用“凿空说鬼”来形容胡惟庸谋反，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

先看“云奇告变”一事，《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准备到胡惟庸家拜访的四日之前，御史中丞涂节就已经告发胡惟庸谋反，朱元璋生性多疑，在这种情况下绝不会再到胡惟庸家里观赏什么“祥瑞”，很显然，所谓的“云奇告变”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明史》中并没有“云奇告变”的说法，只是说胡惟庸谋反的消息被御史中丞涂节揭发出来，当即就被问罪了。

胡惟庸案

再看导致汪广洋被杀的占国城进贡一事，胡惟庸真的有过错么？其实，汪广洋、胡惟庸这两位丞相都是依规矩办事，万历年间的《大明会典》卷一百零五记载：“自占城以下……诸国来朝时，内带行商，多行谲诈，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按照《大明会典》，占城国的贡品是不能入朝的，这说明胡惟庸的确是依规矩办事，可是朱元璋一怒之下哪管什么规矩不规矩，汪广洋和胡惟庸自然要磕头认罪。

其实，胡惟庸案是明初党争的延续，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整理。明初尽管有科举制度，但在洪武六年（1373年）就中断了，直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才重新恢复，因此，明初主要实行的是举荐制度，官员的晋升都是靠功臣的推荐，其中最有权势的当然就是丞相，他的用人逻辑往往会给下面的官员一种参考，于是自然形成了一个派系。

宋濂画像

淮西派是明初政治中最大的一股力量，是与朱元璋共同打江山的主力，为首的是李善长，当时的左丞相。浙东派是追随朱元璋征战四方的浙江东部的功臣，包括宋濂和刘伯温，他们的势力比淮西派要弱一些，为首的是刘伯温。

两个派系原本相安无事，但淮西派首领李善长做了丞相后，眼高于顶，目中无人，刘伯温杀了他的亲信李彬，他一怒之下就和浙东派展开了较量，但是刘伯温也不是省油的灯。两个派系开始在暗中较劲，在朝堂上安插人手，充当自己的代言人，打得不可开交，胡惟庸是淮西派第二任首领，击败了浙东派第二任首领杨宪。淮西派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造成了淮西派一家独大的局面，一旦朝中派系力量强大起来，皇帝就有被架空的危险，这可不是朱元璋想要的。

刘伯温画像

因此，朱元璋如果不想被架空，只能用“莫须有”的罪名来对付胡惟庸和他的亲信。当然，光靠嘴说是不能服众的，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因此，洪武十九年（1386年），发现胡惟庸与倭寇有勾结，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又发现胡惟庸与蒙古人有勾结，从胡惟庸被处死到此时已经过去了十年，朱元璋迫于形势不得不把胡惟庸案做成一个大案要案，这样才能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中书省必须废除

朱元璋从一开始就有意对皇权进行重新界定，必须要收回的就是行政大权，因此拿中书省长官开刀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中书省为国家的行政中心，由丞相直接管理、统辖六部，在这种体制下，中书省的权力很大，朝廷呈上的奏折，皇帝看原件，丞相看副本，可每日呈上的奏折实在是太多了，皇帝也没办法全部看完，于是便有了丞相与中书省的直接批复，皇帝的精力只够处理那些比较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胡惟庸能提前看到奏折，并把那些对他不利的奏折给扣下的原因。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天下奏章不得关白中书省”，其用意何在？意思就是奏折不再交中书省，朱元璋亲自看原件，不管他能不能看完，反正中书省的权力被削弱了，丞相的地位也受到了威胁，当时谁当丞相谁倒霉，胡惟庸就是最倒霉的那一个。

徐达画像

明朝共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位丞相。徐达常年在外征战，其他三人都很尽职，但问题在于，胡惟庸所代表的相权与朱元璋对君权的认识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换句话说，胡惟庸和汪广洋两人要么因为自己的无能被处死，要么因为做事太多触犯了皇帝的权威被处死。到了最后，李善长这个已经告老还乡的人，也是同样的结局。宰相制度触碰到了朱元璋所主张的中央集权，必须加以处理，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大将军蓝玉谋反，蓝玉也被杀了。

三使司代替中书省

明初大多数的制度都沿袭自元朝，《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对此颇有微词：“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废除行中书省，以三个机构代替，分别是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负责地方行政、财务；提刑按察使司负责监察、司法；都指挥使司掌管军事防御，三个机构直接隶属于六部。

三使司

洪武十三年（1380年），中书省和丞相终于被废除，相当于朱元璋既是一国之君又是政府首脑，任命四辅官为自己出谋划策。这一年朱元璋不仅废除了宰相制度，还废除了大都督府，朱元璋在明朝开国之前，就设置了统军大元帅府，明初改为枢密院，之后又改为大都督府，以节制中外诸军事，朱元璋提出“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将大都督府一分为五，分别是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都设有左都督、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

同时，以中军都督府断事官为五军断事官，分别管理京城和地方驻防，并负责有关区域的军事行动。五军都督府的职权只局限于地方军政，并不能动用兵马，兵权由皇帝掌握，此后五军都督府始终未变，自明成祖朱棣起，五大都督府与兵部一直斗得不可开交，一直到明朝中后期，兵部统领五大都督府后才告一段落，但由于兵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所以没有出现军队失控的情况，更没有出现地方军阀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局面。

蓝玉雕像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废除四辅官，并宣布仿照宋朝的制度，将四辅官改成殿阁大学士。后来，明成祖朱棣在文渊阁建立了内阁，大学士也参与到了军事讨论之中。总之，要废除丞相就需要有足够的精力和丰富的经验，不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三法司代替御史台

明朝司法制度最主要的特点是监察体制，朱元璋设立了御史台作为专门的监察机构。

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建立通政司，其职能是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奏章。

洪武十三年（1380年），御史大夫陈宁与御史中丞涂节因与胡惟庸案有牵连而被处死，御史台一并废除。

明朝中央集权示意图

洪武十五年（1382年）重建为都察院，并以都御史监事，这一机构的成立，主要是为了给皇帝提供“眼线”，既能揭发、检举官员贪污受贿、滥用权力等行为，又能将好官员推荐给上司。在都御史之下是各省的监察御史，他们是分布在各地的“眼线”，负责监督和报告各地官员的不法行为，以及民间的流言。

在整个司法系统中，除了都察院之外，最出名的莫过于大理寺了，其作用是对都察院、刑部的裁决进行再审，并与都察院、刑部共同组成三法司，都察院、六部、通政司又称“七卿”。

朱允炆画像

朱元璋执政期间，尽管还没有出现政治、社会危机，但是后来的接班人继承了一个弱势的政权，由于缺少有能力的官员，这个政权无法继续有效地运转，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他的孙子朱允炆继位时，竟然没有一个贤臣来辅佐。

朱元璋扩大了皇帝的权力，废除了宰相制度，并且用最严厉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让他们永远不要再设立“丞相”一职，但迟早有一天，他的子孙后代会用其他的方式把丞相请回中央，比如殿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原因很简单，丞相的事情不是皇帝一个人就能解决的，那些出生在深宫里的接班人，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管理那些繁杂的政务，当然，丞相的职权早已丧失，后世的严嵩、徐阶、张居正，都只能用新的方法来行使自己的权力，由此翻开了宰相制度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