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笔：火种（6-1）

新年好！新年第一篇打算发党史。

当然有冲着刘统来看的原因。刘统有关解放战争的一系列都认真拜读，敝号均有详实随笔推介，非常好，有兴趣的看官可在敝号查阅。

这个本子也没有让人失望，以一百年时间跨度为框架视野，将党史拓展为中国人寻求独立与复兴之路的近代史，这就脱出了普通政治、党史教材的窠臼。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人一直就在寻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开辟一条民族复兴之路，也同样是一代代中国人，尤其是一代代持有不同观点、政见的中国人持续努力、探索、牺牲的结果。

刘统写的中国现代史系列确实很好，尽了最大可能还原历史事件本身，让人可以一瞥我们今天看来貌似可以简单判断的事件，在事件当时决策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历史本身就有其逻辑，走到哪一步，必有其时势理由所致，无须美化，也无须丑化，这才是自信的表现。

有趣的是，我是在旧书店用六元钱买到的这本书——完全是新书，没有人翻动过。书的定价是98元，2020年一版一印，当年获了图书大奖，现在就到了不值一个面包钱的程度。老板说，这是从某个单位一次性近百本处理过来的，还有好多，有的包塑都还没开，那个要贵一点。这显然就是一些单位搞完党建活动之后的工作。

所以不由得想，身边那么多的正能量、战狼、铁血爱国者，除了网上围攻、刷视频之外，有几个真会翻开党史、建国史书籍去看看我们走过的道路，哪怕只是翻翻呢？

老老实实读党史吧。本系列随笔按照十五个事件线索来阐述，都是拣要点、盲点和趣味点来说，希望随笔的这部正能量能给大家一个良好的阅读体验。

一、伟大事件的平凡铺垫

伟大的事件常常搞不清具体的时间，因为伟大的事件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常常是平常的、顺理成章的事。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一系列事件继续发生，造成了这头一个事件的伟大。

1765年，9个殖民地代表在纽约第一次集会，第一次讨论，殖民地也应该与国王属下的领土一样，拥有平等的权利，这其实是美国建国前大陆会议的伟大开端，结果至今没人能说得清具体是哪天，连哪些人都说不清了。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具体发生的日期也始终没有弄清楚过。1775年莱克辛顿的枪声，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哪一天。

中国共产党在哪天第一次开会讨论建党，也没有搞清楚过，只能推算，大约是在1921年7月23日左右。正是如前所述，伟大事件在当时，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所以平常，也是因为在当时，各地各类致力于改良、改革、革命以促进国家进步、民族自强的观念、主义、主张和团体实在是太多了。新的想法层出不穷，新的组织也层出不穷。

而之所以在20世纪初的中国能出现那样的景观，是因为从20世纪第一年开始，清政府就已经在致力于改革开放。

1901年5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进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

1905年12月，端方和戴鸿慈受命带领出国考察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西方诸国考察，回国后端方陈上了万字的《请定国是以大安计》。

190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要求各省开办学堂。到1909年，全国学堂5.2万所，学生人数达到156万人。整个学制、课程内容，全部学习西方，引入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

第二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军事改革——由袁世凯在天津的小站练兵，奠定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基础——现代军队的编制、操典、章程均由袁世凯的新军研究开发出来。

第三个重要的改革是1906年开始的各省谘议局选举——这是省议会的雏形。1910年1月，各省谘议局议员们汇集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今天成了吃饭听曲的地儿），召开“立宪救国请愿大会”，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建立新政府。

清政府响应不可谓不快——当年9月即设立了资政院，试行立法机构。1911年5月，清政府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设立十个部委。同时还实行分税制改革，将部分地方税种交由各省谘议局收取，扩大了地方财权。

从上述政府的改革举措来看，虽然形似而神缺，但毕竟是一种进步，不可能期望满清王族在一夜之间就交出所有权力吧？而且事实上也起到了相当的效果——如果没有清政府在19世纪末开始的教育改革，至少新文化运动的那一批知识分子领导者们要晚出现多少年，而如果缺乏留学机会，陈独秀、李大钊们就会要晚多年才能接触到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思想！注意，是来自西方的思想。

所以说，用一句话“反动的清政府再怎么折腾也是回天乏术”来概括二十多年的改革史，完全出于“成王败寇”的简单逻辑，这是对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荣禄等一干人杰的“秋风宝剑孤臣泪”鞠躬尽瘁努力的不公看待，是不客观的。

二、留学与革命

清末的留学生群体是一个奇怪的群体，它几乎也成了那个时代中国新青年群体的一个缩影或者说代表。

早期如容闳那一批留学生还属于精选之精选，到清末改革时期，留学门槛降低，除少数官费生之外，大部分都是自费留学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一方面留学生因为年轻好动，敏锐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对当时的政府和政局自然会有反感，回到国内办学堂、办报社，宣扬革命，普及现代生活观念，给政府造成了不少麻烦，因此清政府屡屡通过外交渠道对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日本政府约束中国留学生，不让他们抱团闹事；另一方面，留学生中也确实有不少公子哥儿，在日本无心为学，而是在逛花花世界，借过新生活、做革命事业的幌子，给当地闹出了不少乱子。

所以才会有了日本政府开始管束中国留学生，约法三章。这让留学生群体自身发生分裂——真心想做学问的，真心要做革命的，更多的是借做学问借做革命闹耍子的，相互攻击，相互拆台，搞出无数闹剧。以至于日本本地的报刊批评中国留学生是“一帮乌合之众”。

陈天华之所以一怒之下蹈海赴死，可不是因为日本报刊骂了几句留学生，而是因为本来被看作是中国未来之希望的一个群体，却展现出四分五裂和内卷互斗的可笑状态，由此心生出一种深刻的绝望。

另一个早逝的天才邹容，年仅18岁就写出了《革命军》这样惊天动地的小册子，其能量真不亚于当年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引发了独立战争）。他之所以会被抓捕入狱，病死在狱中，也是因为留学生群体的恶行造成——当时他因《革命军》暴得大名，引起了不少同龄人的嫉恨。

清政府决定抓捕登载《革命军》的苏报主笔章太炎和革命军作者，章太炎被捕时，邹容不在报馆，所以没有被抓。如果就这么躲一阵，很快就没事了。可是我们那可爱的留学生群体就开始议论，邹容这是怕死，敢写不敢认。

天真的邹容受不了这些同龄人的嫉恨之语，就去自首了。与是入狱，虽然清政府出于各方面考虑，并没有重判章太炎和邹容，两人都只给了两年刑期，但邹容就此病死于狱中。

留学生群体还从日本和俄国学来了一条有趣的革命手段——刺杀。

作者认为刺杀手段来源于俄国十二月党人革命，个人感觉有偏颇，十二月党人革命产生了革命虚无主义是真——这一点将在敝号随笔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会有深刻体现，但要说刺杀手段来源于俄国则是“以俄为师”的立场所致。

其实，刺杀经验更多来自日本，何况留学生群体绝大多数都是在日本留学。

要知道，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比中国可是早上了整整四十年。早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刺杀和暴动行为，敝号在今年上半年系列随笔《少爷的时代》中有详细介绍——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为亚洲语言的，就是日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就是幸德秋水的文学创作！德语原文可没这味道。

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暗杀和暴动之风盛行，无政府主义者们认为只有让天皇流血，才能警醒日本民族，造成了几起著名的事件。

这，应该才是中国留学生以刺杀为革命手段的真正来源。与俄国革命并没有什么关系。

1904年，东京留日学生秘密成立了暗杀团，杨笃生是boss，接着几个著名人物是何海樵、周来苏等。这几个人影响力很大，后来的国民党元老之一戴季陶就受到他们的影响，年轻时认为除刺杀外别无他路。甚至于我们崇拜的蔡元培，听到有暗杀团这样的牛×组织存在时，立刻找到了何海樵，要求加入。接着蔡元培还把我们的陈独秀、章士钊都拉了进去。

想不到吧？

暗杀团第一次行动，是打算在颐和园刺杀慈禧老佛爷。他们在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窥伺了半年时间，制定了无数计划，最终因为啥？因为没钱了，就没刺杀成。

第二次是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没有成功。这个王之春，赏识和提拔了张勋（敝号去年随笔的《北洋张勋》有过介绍）。

第三次是吴越那次著名的在前门火车站刺杀端方，没有成功。

第四次就是汪精卫刺杀载沣，也没有成功。载沣还因为赏识汪精卫的人才，饶恕了他，只判了个终身监禁。三十年后，两人的命运居然发生神奇逆转——日本侵华占领北京后，要求载沣到沈阳去服务满洲国，这个曾经的摄政王，满清第一贵族，居然严词拒绝投靠日本，拒绝服务伪满洲国，宁可在北京当寓公。而汪精卫，却成了伪南京政府的主席。

这些不成功的刺杀行动，让暗杀团，同盟会等革命组织都受到一时人们的批评——梁启超就此痛骂孙先生，总是想方设法让别人去无意义地死，哪有这样革命的？孙这个做法和气质，其实早在他刚刚出道闹事就已经形成了，最早给他“孙大炮”这个绰号的，是谢瓒泰于1895年给取的，意思是都是嘴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