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的“封神”之路因何而始，《三国演义》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谈及三国有两个人不得不谈，一个是关羽而另一个就是诸葛亮。本想把两人放在一篇文章中进行论述，但受限于题目字数的限制，题目中只好就忽略了诸葛亮的名字。

为何想要谈及这两个人呢？实在是因为他们二人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民间的地位过于特殊了。

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哪那么几个人，完美的完成了“由人及神”的转变，那毫无疑问，关羽是首当其冲的。诸葛亮或许略逊于他，但也是一个重要的民间信仰。

或许有人会说，关羽、诸葛亮的封神之路是源于《三国演义》。这种说法实乃大谬，《三国演义》对他们的成神有着催化之作用，但绝非决定作用。

毋宁说，如果没有关羽、诸葛亮早已被民间封神的现实状况，就没有后来《三国演义》中两个深入人心的形象。

小说形象之所以深入了人心，是因为“真中有假，假中有真”。鲁迅先生虽然评价诸葛亮是“多智而近妖”的，但读者并没有因为这一评价而否认了孔明先生。大家喜欢《三国演义》就是因为小说“假的很真”。

即便是历史研究者，早已知道了《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故事，关羽的故事，有夸大、虚构之嫌，可只要没有涉及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大家也不愿去戳穿这一点。

至于读者嘛，大家就算知道那是假的，是杜撰的。可依然会愿意去相信，那些事就是关羽所做得，或者是诸葛亮所做的。而之所以会有这种信，盖因为他们二人早在《三国演义》之前就深入人心了。

• 民间的信仰

在我国，民间信仰有很多，由人入神之人，要真举例子的话也是不少的。

首当其冲的就是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不管你是批孔也好，亦或者尊孔也罢。我们都不能否认，老夫子对中国历史影响之深远。

老夫子今日已然成为了一个画像，他放在那里，后人愿意如何去评价就评价去吧。可一座座孔庙，让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就算天神之中缺少了老夫子的位置。民间的信仰崇拜也不会辜负老夫子的。

除却孔老夫子之外，再提及到的民间信仰，怕就是关羽和诸葛亮了。不过，作为本文的主角，暂时我还不想提及他，我想提及另外几个人。

西汉的苏武、东汉的班超、三国两晋间的杜预、隋唐时期的李靖、五代十国时期的李存孝、北宋的杨家将、南宋的岳飞，这些人都是我们所熟知的民间信仰。

套用《苍兰诀》中的一个定义，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民间之信仰，无外乎他们占据了两个字的概念——英灵。

答案呼之欲出了，如果一个人不符合英灵这一特性，那这个人断然不会成为民间之信仰的。

英灵为何能够成为民间信仰，用最粗浅且真实的一句话给出答案，那就是英灵代表了人民的寄托。是人民的力量，推动了信仰的力量。这种由人及神之路，是因为民间的期待，绝非是一个两个小说家就能完成的。

不过，大家如果再去反观民间信仰的共性，就可以发现一点，凡是能够成为民间信仰的人，或是具备了悲剧色彩，或是具备了飘逸色彩。

诸葛亮与关羽也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民间信仰，所以悲剧我们要放到后文来说。在这里，我们说得是“飘逸”。

具有“飘逸色彩”的民间信仰有谁呢？上文提到的杜预、李靖是飘逸的，还有一些没有提及的，譬如张良、李白以及那个集合了飘逸与悲剧的刘伯温。

为何飘逸之人能够成为民间的信仰呢？那是因为人们对于神仙的向往。世间是否有神，这是千百年来，无数的人都在进行的一种自我拷问与社会拷问。

而神仙除了长生之外，飘逸也是必须要具备的。所以，越是飘逸的人，人们就越会觉得他们接近神仙，久而久之，这些人便完成了由人及神的演变。

与其说，人们是在信仰这些人，毋宁说人们是在信仰神仙。因为在世人心中，他们代表了神仙。

自张良而始，结刘伯温而终。上述这些人无一不是让人觉得他们像极了神仙，像极了那个缥缈的概念。没人会否认他们的存在，而他们便是这人间之仙。

• 另一重的信仰——悲剧

喜剧是让人开心的，但缺少了反思。而悲剧则是让人反思的，除了反思之外，我们大多都会去铭记。

从西方的《哈姆雷特》到东方的《窦娥冤》，绝大多数能够被人铭记的剧作，多数都是以建立在悲剧基调上的。

作品如是，而认其实也是如此。悲剧的人物，更容易被后人去铭记。当然这种铭记多是以“祭奠”为标准的，而绝非简单的记住一个名字。

那些具备了悲剧特性的人与生命，是这个社会中，道德上的约束力。人们在怀念悲剧人生的时候，其实也就在自己的身上套上了一个道德的枷锁。

然而，所谓的悲剧人生，其实不一定是悲剧结局的人生才叫悲剧。过程悲剧，亦或者对当事人而言的悲剧人生也是悲剧的。

有些人的人生不是以悲剧告终的，但我们每次提及他，都觉得这个人是悲壮的。譬如说班超，譬如说范仲淹，譬如说韩愈，再譬如说诸葛亮。

班定远的人生旅程，我们作为旁观者来看，那是豪迈的，豪横的，不可一世的，难以替代的。

很难有人会觉得班定远是一个悲剧，可恰恰这个被忽略的悲剧真得是一个悲剧。

班定远无疑是爱国的，爱国与爱家有时候是要取舍的。可事实上，越是对国家至诚的人，这个人的内心动力就越充沛，这些人对家的感情也极其深刻。

班定远成就功业的时候已经是中年了，中年之人成就功业之后，很多人都想要回家看看。

中年之功与少年之功的区别在于，少年之功是功后而有家，你的家庭与功业那是息息相关的。但中年之功却是家后而有功，功与家往往是割裂的。

班定远自西域立功之后，就一直留在了西域。他多次提出归国的申请，可都被那些敬他、爱他的西域人挽留了，而朝廷也因为他在西域的威望，屡次拒绝他归国的申请。

他留在了西域，建立了他的不世之功。可这不世之功的背后有一个困扰了班定远一生的悲剧，那就是“归”。

他想要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求而不得就是班定远后半生的悲剧。虽然最后终于归国了，可早就垂垂老矣，亲朋故友都早已离开。

在他建功异域，万里封侯的，不能归家的那段时间里，他最为敬重的哥哥离开了人世。以个人牺牲的悲壮，换取了西域的平和，班定远是悲剧，所以他成了信仰。

范仲淹如是，韩愈如是，诸葛亮的人生，也是如是。诸葛亮的结局不算悲剧，毕竟是正常死亡。

虽是鞠躬精粹，死而后已，可那个年代，能活50多岁，虽然不是长寿也不短了。当然了，如果不是因为北伐而积劳，或许丞相可以活得更久。

诸葛亮的悲剧在于“失望”。诸葛亮一生致力于一件事，那就是匡扶汉室。他毕生的行为都在践行的自己的理想，可最终理想没有能够完成。

从《隆中对》的少年，到《出师表》的北伐，再到五丈原的陨落。我们在丞相的身上看到了一种执着。一种从少年到老年，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执着。

所以，我们说诸葛亮的人生是悲剧的。恰恰也是这种悲剧，让人们铭记住了这个纯粹的人，才有了后来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人生的悲剧是被反思的，而结局的悲剧，更是被人们所怀念的。

关羽的人生，从登上历史舞台，直到最后的陨落，基本上都是辉煌的。越是辉煌的历程，遇到了悲剧的结果，就越是容易被人去怀念。

让我们想一下吧，项羽、关羽、李存孝、岳飞不都是这样么？在他们最终结局之前，他们是何等的荣光。而他们又无一不是在极度荣光之后，走到了人生的悲剧尽头。

关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那是其人生最为豪迈的一战。只要东吴不对他进行偷袭，他就可能进军中原，完成匡扶汉室的理想。可结果却是东吴偷袭，属下背叛，关羽败亡。

文学故事中，经常爱塑造反差型悲剧。而关羽的人生，也恰恰就是这种文学家最喜爱的反差型悲剧。

悲剧的结局，成为了人们怀念的理由。越是反差大，人们越是怀念。当怀念成为一种普遍，就会成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我们所谓的民间信仰。

• 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开启尊刘贬曹的人不是罗贯中，而是刘义庆。他在《世说新语》中就开始以“汉室后裔”的身份进行贬曹了。

而怀念汉室的，在那个年代自然不止是刘义庆。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江南各地百姓，都是极其怀念大汉的。虽然，彼时还没有特别明确的，后世的汉概念。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去追忆一个时代。

两晋的统治，我愿意用黑暗两个字来形容。虽然统治中，出现过一些微弱的光芒，譬如说王导、谢安，但这只是人的光芒，而非时代的光芒。

看看中国历史，我们找不到哪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国之君能够像司马炎一样。这个王朝的创始人，他从执政能力到道德品质都在告诉人们一件事——西晋好不了。

果然，不久之后八王之乱，永嘉南迁，五胡十六国祸乱中原。中原百姓遭遇了自古以来最惨烈的黑暗。

遍地的杀戮，战争，异族欺凌，而且还深入到了腹地，占据了整个中原。我先民百姓何曾遇到过如此的待遇。

想当初，先秦也好，两汉也好，异域之人打到边境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屈辱。而这一次，是中原面对异族的第一次全盘失守。

于是，人们开始思考一件事，为什么这一次的汉、夷之争，中原全盘失守了。归根结底一个原因——大汉王朝没了。

大汉王朝是何等之辉煌，四方来仪，万邦敬仰。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屈辱，但那种屈辱只是统治阶层的妥协，绝非是全民的灾难。

所以，距离东汉灭亡最近百姓，他们最是感念汉王朝给他们带来的庇护。他们无一不怀念那个荣耀、强劲的王朝。

可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无力重建汉王朝，他们只能在思想中回忆。因此，他们痛恨让汉朝灭亡的魏、晋，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曹家与司马家，他们依然能够活在一个强力王朝的庇护下。

恰恰是这种怀念，让关羽和诸葛亮成为了信仰之力。以为，就在大厦将倾之际，他们二人是距离匡扶汉室最近的人。

关羽，如果没有东吴的背叛，那北伐必然成功。诸葛亮，如果身体能够在挺几年，那么北伐也会成功。

他们成功了，汉就不会亡。大汉不亡，四方蛮夷就不敢欺凌中原。

• 品质的力量

在原本，我的小标题是想用道德的力量的。可后来把道德改成了品质，是因为我觉得关羽、诸葛亮二人由人及神的原因不仅是道德问题，而是比道德包括的更为广泛的品质。

勇、智这两个概念，我们无法说他们是道德，但却可以归属入品质的范畴。关羽、诸葛亮二人成为民间信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二人是勇、智的代表。

关羽是勇的，具体有多勇，《三国志》告诉了我们，关羽是历史上罕有的真正做到了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

有此称呼者，历史上不再少数。但真正做到斩将杀敌，斗将取胜者，历史记载不过五人，关羽就是其中之一。

古人是崇尚“力”的，而“勇”就是力的代名词。崇拜关羽，除了或宗教或庙堂给予的称谓与重视外，百姓们很多是出于“力量崇拜”。

诸葛亮则是智慧崇拜。诸葛亮的智慧是蜀汉建立的基石，如果没有诸葛亮的智慧，根本不会有后来的刘备建立蜀汉。

历朝历代的关键性帝王与重要臣子的关系，经过辨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一点。帝王是起到决定因素的，臣子再重要也是锦上添花而非决定因素。

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一系列的皇帝，身边即便缺少哪个重要辅佐之人，所影响的只是王朝建立所有时间之长短，个人成就之大小。而不会出现“有”或“无”的区别。

但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是不同的，如果刘备没有诸葛亮，那蜀汉政权就是“无”。可以说，诸葛亮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而非催化剂因素。也因为诸葛亮如此之关键，这就让诸葛亮有了后世的地位。

我们把品质缩小一下，该提及道德了。在古人心中，最为重视的道德其实无非是三种，一种是“忠”、一种就是“义”，一种是“仁”。

待君以诚是为忠，待友以真是为义，待敌以宽是为仁。

在这三种道德规范中，诸葛亮无疑是忠、仁的代表。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足以证明了他的忠诚。对待政敌，诸葛亮也能够宽和待人。

而关羽更是千古忠义代表。千里走单骑的故事虽有编纂成分，但其框架却是是真实存在的。关羽对待刘备之忠义，是他被后人敬仰，常常被后人提及的重要原因。

其实，以关羽和诸葛亮在刘备集团的地位。他们都有对君主“桀骜”的资本。但事实上，关羽虽然本人骄傲，但对刘备从来是敬重的，而诸葛亮更是极其重视自己行为的度。

他们的这种做法，亦是本后人所称赞的原因。这种品质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自我约束力，放到古代就是“礼”的概念。

忠、义、礼、智、勇这些古人最为重视的品质，在他们的身上能够很好的展现出来。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民间信仰力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