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龙将军忆长征： 打前站、“乱弹琴”、搞收容、快点走、茅台酒

张云龙将军

长  征  散  记

张云龙

我在1934年的六七月间，从中央红军公略学校(为纪念黄公略同志，以他的姓名命名的红军步兵学校)毕业后，留校担任政治指导员，不久又被组织上选调到国家保卫局学习了一个来月。刚刚毕业，分配到彭德怀同志任军团长、杨尚昆同志任政治委员的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科工作，正好就赶上了部队撤离苏区，开始长征。10月中旬过的于都河(属江西省于都县境)，当时我们只知道第五次反“围剿”，仗没有打好，不得不转移到外线去作战，力图把白军引出苏区，我们再转回苏区；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中国工农红军行程两万多里，纵横11个省的战略大转移——长征——从此开始了！

打前站

长征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我的任务是打前站。前站人员随前卫部队活动，比大队人马先走一步。还有侦察人员，又比我们前站人员先走一步。保卫部门派出的侦察人员，大都经过长期、严格的专业训练，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都要懂得一点，装扮什么就得像什么，既有“阔老板”，也有小市民和乞丐。

记得打前站的有七八十人之多，除了我们保卫局的人，还有宣传队(属政治部)的人，也有副官处(属司令部)的人。

打前站的任务有以下几项：

1、尽快修复被敌破坏的桥梁和道路，以保障大队人马及时通过。

2、广泛了解沿途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当地社会情况，以使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顺利进行。

3、深入调查地主民团等反动武装的实力，以相机诱俘或全歼之。

4、特别要搞清楚土豪劣绅、官僚军阀等地头蛇们的资产、钱粮等，以便确定筹征对象。长征中，红军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供应，一切军需都要依靠向敌人夺取或向土豪筹征。这是全体前站人员都十分明确的重要任务。

当然，我们前站人员各自的任务又有所侧重，分工是具体而明确的：宣传队的同志，主要负责沿途写标语、散传单，既向群众宣传我党反对卖国投降、红军北上抗日的政策主张，以扩大影响、唤起民众；又向红军指战员作宣传鼓动工作，振奋斗志、提高士气。有些常见的大标语，道路上和墙壁上处处可见，现在我还记得：

“红军是穷苦人民自己的队伍！”

“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坚决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不抵抗!”

“红军北上抗日救中国!坚持革命到底不掉队!”

副官处的同志，主要负责划分部队到达后的驻扎区域，分配司、政、后机关和首长的住处，以保证部队一到，各得其所；首长一到，就能办公。

我们保卫局的同志，主要负责对“社情”和“敌情”的综合分析，并作出结论，定下筹征的对象和打击的对象，以备大队一到就召开群众大会，实行“开仓济贫”、“分发浮财”、“打土豪筹款”等。所谓筹款的“款”，既包括现钞、金银、粮食、布匹等，也包括鸦片烟土这种现在纯属查禁的毒品。当时，鸦片烟土可以公开地在市场上以物易物，犹如货币具有相当价值。

打前站的工作，在红军区域里比较好办，进入白区以后就越来越难办了。但是，我们前站人员那时候是分工不分家的，随时商量，主动协作，再难办的事情也会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地办好它，圆满完成前站任务。

彭德怀军团长强调：什么人的“仓”可以“开”，什么人的“仓”不可以“开”；什么人家的“浮财”可以“分”，什么人家的“浮财”不可以“分”，事先必须调查清楚，经政治机关批准，统筹安排，决不允许随随便便，更不允许胡来、弄错了。打击的对象(开仓、筹款、没收财物的对象)，必须是那种“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军阀、官僚等；他们的“仓”可以开，他们的“浮财”可以分，他们的资产可以没收，以作军需、军饷，或分配给贫困的农民。

在有的新区，我们开仓济贫时，群众有顾虑，不敢来，分给他的浮财，也不敢要。我们只好送上门去，并对他们进一步做宣传工作，以苏区的工农群众翻身当家作主的事例，破除他们对“命运”和“神鬼”的迷信。彭德怀军团长常常叮嘱我们：不要嫌麻烦、图省事，分光了、送完了，就以为大功告成了。分送的对象，也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别弄错了。应该是“济贫”、“济急”嘛！

当时的政策，有一条严格规定，叫作“保护工商业”。土豪、劣绅、军阀、官僚们办的工商业，亦在保护之列。这些人，家里的东西可以充公；店里的东西却不准动一针一线，以使其照常营业，方便群众，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我们工农红军历来的规矩，执行政策规定是不折不扣的，任何人不得违犯。不管是谁，一旦违犯了政策规定，就要受到严肃批评，以至受到纪律处分。

“乱弹琴!”

彭老总治军之严，在长征中就已经很出名了。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感受是很深的。他对部属的爱护，集中地表现在要求严格。

军团首长对群众纪律极为关注。长征途中，彭老总常常亲临部队离开的地方，检查铺草放好了没有，门板上好了没有，屋里屋外打扫干净了没有，以及有无违犯群众纪律的问题等等。他的检查评语很简明扼要，或是“好得很!”或是“乱弹琴！”如果他说“好得很!”就表明他是高兴的，也是他对执行群众纪律好的部队的一种热情的表扬；如果他说“乱弹琴!”则表明他是很生气的，也是他对执行群众纪律不好的部队的一种严厉的批评。

有一次，彭军团长检查群众纪律时，发现了一头刚杀死的大猪，没有退毛，也没有剥皮，却被胡乱地挖去了不少猪肉，实际上只剩下一个猪头和连带着的一张猪皮，以及地上的一摊猪血。经查明，这是部队从地主家征得的一头肥猪，原打算杀了改善生活的。但因情况有变，行动提前，时间紧，没有来得及按照正常程序——放血、充气、去毛、退皮——只是匆匆忙忙捅了一刀子，就又仓促挖了许多肉，放在大行军锅里，连同青稞、野菜等一起猛火烧开了，还是半生不熟的，就给每人分了一茶缸，大家边往嘴里塞，边赶路离开了。杀猪的现场没顾得上收拾、处理。彭老总一见非常生气：“这象个什么样子嘛!乱弹琴！”记得，专为此事向全军团发了通报，进行批评教育。以后再未发生过此类事。

还有一次，部队路过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时，当地老百姓住的都是茅竹房，由于天气较冷，部队住进后用炭火取暖，堆在老乡堂屋地上的炭火已烧尽成灰，以为无火了，不料经风一吹，死灰复燃，酿成大祸，竟把苗族兄弟居住的传统竹茅屋烧坏了不少。鉴于给群众造成了损失，在苗族地区影响很坏，彭老总严令查实了直接责任者，在当地公开宣判枪毙了。

我们进入云南，把敌人远远地甩掉了，真是畅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大家轻松愉快之余，不免有些大意，夜里行军走山路为图方便，竟点起火把。先是一处亮起火把，继之多处亮起火把。站在高处，远远望去，只见一条巨大的火龙，蜿蜓曲折地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问，景象倒是颇为壮观呢!……只听彭军团长一声大吼：“乱弹琴!”在寂静的黑夜里，犹如惊雷轰鸣，回响在山谷之中，随着指战员们悄声迅即传开的“快灭火!”所有的火把由近及远渐次熄灭了，是被彭老总的吼声给震灭了。

军团长熟知自己的部属，指战员们也熟知自己的军团长。完全用不着发出详细的书面指示，也完全用不着下达具体的口头命令，只要一声吼，只用“好得很”或“乱弹琴”三个字，指战员们只要是一听到彭老总的声音，其意图就会不言自明，就能心领神会，立刻坚决贯彻执行。

搞收容

搞收容比打前站要困难得多。离开苏区越远，困难就越多。

收容队由担架人员、医务人员和警卫人员组成。任务是收容掉队人员，医治伤病，保护其不再受伤害，不落入敌手，争取尽快赶上大部队。遇上敌人决不纠缠，赶队伍要紧。

对于特别严重的伤病同志，为了避免其伤病恶化，使其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养护、治疗，经过对当地情况的充分调查了解，和对老乡及伤病员同志本人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沿途分别安置到可靠的农家暂住、治疗，给本人一些银元，也给老乡一些银元，事先谈妥：过些日子，部队回来时，只要伤病有好转，可以走几步路，就马上接回部队。

后来，部队杀回马枪，二次打遵义时，我们果然把留下在老乡家里养伤的许多同志一一接了回来。大家都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对他们来说，伤病人痊愈，得以归队，自然是不胜欣喜的；对老乡们来说，把这些重伤员养得满面红光，亲手交回给红军大队，毕竟是了却了一桩心事；对我们来说，当时把他们留下，实属无奈，别无他法，心里是很不情愿的甚至有一种没有完成“收容”任务的歉疚之感。因为事实上，红军打仗转移，每次每地留下的伤病同志，很难一个不少，如数归队。其中，有被老乡招倒插门女婿的；有被地方党的武装游击队留下不让归队的；也有惨遭敌人杀害的。所以，当时红军中流传着一句话，叫作“不怕倒下(指牺牲)，就怕留下”。而这一次留下来的同志，时隔不过几个月，动弹不得的重伤病员们竟迅速地康复了，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失而复得，我们当然是大喜过望，高兴得不禁跳了起来！

当时，连日行军，天天赶路，脚上起泡，腿肿得象橡皮腿，这其实算不得真正的困难。真正的困难是粮食没有了——身上背的已经吃光，行军途中又得不到补充。国民党白军对我们围追堵截不放松，地主民团见我们枪少(收容队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有武器)，企图趁机欺侮，常常跟在后边打黑枪。我们不敢远离部队而在一地久留筹粮。况且，在一地久留，也无把握定能筹得到粮。收容队同打前站相反，总是跟在大队的后边。大队过后，有粮也早已筹得差不多了。给老乡留下的口粮，我们又不忍心(也不允许)再去筹。于是，裤腰带紧了再紧。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心思：赶快追上大队，千万不能掉队!可是，终因缺粮、断粮，还是有人掉队。特别是在连续急行军之后，掉队的同志几乎天天都有。当然，从我们收容到的同志看，主要是因伤病而掉队的。但是，伤病不能及时治愈，也多是由于缺粮、断粮、营养极其不良所致。因此，搞粮食就成了最迫切、最紧急的事情了。

原先，我们收容队是靠上级发吃的，每到一地，按收容到的人数，分配一点；后来，是等上级下命令搞吃的；再后来，就既“靠”不住了，也“等”不来了。

每到宿营时，甚至每到途中休息时，大家都会立即询问能停留多长时间，以便根据停留时间的长短，作出决定去远处或去近处筹粮食找吃的。这件工作，用不着动员，人人均会自觉自愿、尽心尽力地主动去做的。

有一次，部队在山区整天行军，粒米未进。抬担架的同志实在难以支持了。于是，不得不决定：休息一小时，搞顿饭，吃了再走!

我们收容队的同志们，一半留下保护伤病员，以防敌人袭击，一半沿山沟去筹粮。

我负责领队筹粮。走出去老远了，才发现山坡上有几间茅草屋，屋外挂着一排一排的玉米棒子。此外，再无别的粮食，也找不到一个人(老乡们显然是躲起来了)。我们从每户各取了一些玉米棒子，计算了斤两，给每户主人留下了一张字据：

“老乡：实在对不起！我们为了赶路北上抗日，从您家挂在屋外的玉米棒子中取走了×串，来不及当面致谢，特留下银元两块。谢谢！”下面署上“中国工农红军”以及部队代号，再写上年、月、日。

然后，用石头把字据压在门前十分显眼而又不会被风刮走、不会被雨淋着的地方。这样，就手续完备了。

我们把玉米棒子弄回来，给伤病人员和收容人员每人发两个，剩下的留作储备以应急需。

架起了干枯的树枝，点上火；在快活的火苗上，分班分组用脸盆和茶缸烧着开水，烤着玉米棒子。玉米棒子经火一烤，真是奇香异常！那种甜滋滋的、香喷喷的鲜美的味道，还没有到嘴，就从鼻子里径直钻进了心里。我们每人虽然只吃了一个玉米棒子(还有不少同志舍不得吃光，只吃了一半，另一半珍藏起来了)，只是喝了一碗白开水，但却人人吃得又香又甜，个个喝的有滋有味，无不感到这是一顿极其丰盛的美餐。长征结束，胜利到达陕北和全国解放后，部队住进营房。差不多每年，我都忘不了在玉米收获季节吃一次烤玉米棒子。可是，无论怎样精工细做，再也没有达到过长征途中的那次“色香味俱佳”的高水平。

审案子

1935年春天，部队北进到云南扎西，完成了军团机关和直属队的彻底精简，全军团由第四、第五、第六共3个师，整编为扎扎实实的四个团——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团。各师的建制一律撤销，从师、团、营、连逐级下放。原任红四师师长的彭雪枫同志，改任整编后的红十三团团长，把我分配在这个团担任副特派员。团里有两个副特派员，一个管军队，一个管地方(因新区我们无政权，故需指派专人负责处理地方上的有关事宜)，我是分工专管地方工作的。

那个时候的特派员，权力极大。平时，负有“监军”之职；战时，负有“督战”之责。特派员听取各级干部的汇报，凡有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叛变投敌等表现或嫌疑的人，一经察觉、核实，即可当机立断地作出极端处置。特派员对此拥有全权。从苏联红军初创时期生搬硬套地学来的这一套组织形式和实施方式，可以说是弊多于利的。所以，后来就取消了。

我当时还有一项具体任务，就是审案子。部队每到一地抓到的自己难以处理的可疑分子，统统送到团部看押，由我负责审理。

这项任务，最好当天完成。不然，行起军来，还得派人看押；住下来又得给他找住处，吃饭也少不了给他分一份；而且，到了新的地方，部队很可能再送来新的可疑分子，问题又是一大堆，实在是麻烦得很哩!

可疑分子中有男有女，全是被当作敌探、土豪、劣绅、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党部要员及其亲属而抓来的。把这些人抓起来，除了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以外，很重要的还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要向他们筹粮、筹款、筹布匹。但因证据不足，又不甘心轻易放掉，就统统押送团部交给我了。

我首先把他们集合起来，宣传政策，说明利害；再分别要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并要他们相互揭发检举；然后，一一分别审问。

如果弄清楚了，确实属于无辜的人，就立即道歉释放；属于敌探和地方军阀、国民党党部要员等有进一步审问价值者，就一律没收其财物，指派专人押送，交上级机关；属于土豪、劣绅等，就酌情向其筹粮、筹款、筹布匹之后，教训一番，取保释放。有一次，查出一个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民愤极大，就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判就地正法了。对此，群众扬眉吐气，觉悟大为提高，不仅敢于领取分给他们的“浮财”，而且主动要求参军，主动要求当向导带路。有一位老大爷说；红军的话是真的，穷人受苦受难不是天生的，是地主老财欺压的……记得，老百姓和红军一起到这个恶霸地主的家去搬粮食，搬了两天也没搬完；还抄出了枪支弹药、金银首饰、烟土、大洋等；至于女人的衣服，更是五花八门，各色各样，数不胜数。老百姓挑选剩下的衣服，就分给部队，或作为内衣穿，或撕成布条打草鞋穿。长征中，我们穿的草鞋，名为“草鞋”，其实没有一双是用草打的。因为草不结实，所以全是用布打的。

“快点走！”

我和一个保卫队员，由于行军到了目的地就忙于审案，常常不得休息，以致有时精疲力尽，极想睡觉，哪怕能睡上一小会也心满意足了!

有一次，我们把看押的人刚处理完，正想躺下眯一会儿，不料部队又出发上路了。我们当然必须跟上队伍一起走，可是眼皮不听指挥，实在睁不开，象有万能胶给粘住了似的。但脑子似乎还是很清楚的，有一个明确而顽强的观念：别停步，别掉队，赶快走，到了目的地好好睡一觉！事实上，没有等到目的地就边走边睡了！以致我和一位保卫队员先后跌倒在老乡正在烧炭的炭窑上，还迷迷糊糊，感到热呼呼的挺舒服，不想睁眼。幸好雷雨大作，才唤醒了我们。我同与我结伴而行的保卫队员手持武器凑到一起，几乎是异口声地象是问别人又象问自己：“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队伍呢？”

我们两个人从睡意朦胧中完全清醒之后，心里都特别着急，深悔不已。

雷雨不停，没有星辰，也没有钟表，何以确定我们所处的方位？已经到了什么时辰？

根据炭窑的位置，我们断定，大队人马是顺着窑侧的小路，越过炭窑，向前开进了。我们决定立即追赶队伍！

归队心切，我们的汗水同雨水一起，沿着耳朵、鼻子和下巴不停地往下滴，谁也不在意；只顾气喘嘘嘘地赶路。终于，天将亮时，我们在一个岔路拐弯处追上了队伍。

老远，就听到一个洪亮而有力的声音：“快点走!不要影响后边的同志!”

我们跑到跟前才知道，因为通过一个只能容一人通过的狭小的陡坡，雨天路滑，几乎每个人都坐了“滑梯”，以致后边积滞了不少队伍，就地坐待，边休息，边等候。也有不少人在雨中打瞌睡呢!

透过蒙蒙细雨，我们看到站在高处挥着手臂督促部队“快跟上!别影响后边队伍”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大家已熟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只见周副主席齐胸的大胡子更浓密了，被雨水洗过的面颊更清瘦了，两眼更为明亮，精神更为抖擞，身躯显得更加高大，声音显得更加威严……

事隔20年后的五十年代，我们部队从朝鲜战场凯旋回国，担负唐山地区警备任务时，曾暂时占用了唐山市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一些房子。周总理视察唐山工作，同我们几个军的负责同志谈话同时，特别督促我们：“尽快把地方上的房子让出来。”他强调指出：“毛主席历来教育我们不得与民争利!”“你们有部队嘛!要自己动手，赶快把营房盖起来……”

当时，在唐山市交际处柔和的灯光下，周总理一字一句、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快点盖!不要影响地方上用房。”不禁使我顿时想起了长征途中在阴雨里，周总理对已经通过了狭小陡坡的部队高喊：“快点走!不要影响后边的队伍!……”

今天，重温周恩来同志对我们军队建设的关怀和教导，倍感亲切和重要。特别是他强调毛主席的指示“军队不得与民争利”，更是我们军队同志应该永远牢记不忘，必须身体力行的。

茅台酒

遵义会议后，我们终于结束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单纯防御的军事上的错误指挥，恢复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指挥，采取积极主动的战略方针，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扎西整编后，机关精干了，部队加强了，斗志昂扬，士气高涨。在经贵阳、昆明附近，跨过金沙江、大渡河，奔向川西的懋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为了避开强敌，寻歼弱敌，我们曾经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绕了几个大圈子。就是在绕圈子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大量歼灭了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川、黔、滇等地方军阀部队，而且还有幸饱尝了举世闻名的贵州特产——茅台美酒、云南特产——宣威火腿。

因为当时的茅台酿酒公司和宣威火腿公司，均属官僚资本，都是“没收充公”和“开仓济贫”的对象，所以，部从和老百姓都受益不小。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当时曾就此事大肆诬蔑我们，黄炎培老先生却仗义执言，为此还曾写过一首《茅台诗》，诗曰：

相传有客过茅台，

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吾不管，

天寒且饮二三杯。

陈毅同志于1952年，在南京以茅台酒为黄炎培先生设宴时，席间也即兴赋诗，和了两首《茅台诗》，诗曰：

一

金陵重逢饮茅台，

万里长征“洗脚”来。

深谢诗意传韵事，

雪压江南饮一杯。

二

金陵重逢饮茅台，

为有嘉宾冒雪来。

服务人民数十载，

共庆胜利饮一杯。

黄炎培先生兴味盎然，又即席和了一首：

万人血泪雨花台，

沧海桑田客去来，

消灭江山龙虎气，

为民服务共一杯。

黄老先生诗中所说的“相传有客过茅台”的“客”，就有我们红三军团。我记得，部队还没有进茅台镇，远远的就先闻到了酒香，越走酒香越浓；待到进了茅台镇，就更是酒香四溢，嗅之欲醉了。当时，也颇有不少人，喝了个酩酊大醉，但是，我倒不记得曾经看到过什么“酿酒池”。我们在茅台镇所看到的，乃是排列得就象受阅方队那样整整齐齐的、一片一片的、很高很大的酿酒缸，每个缸都有一两抱粗，半人来高，口小肚子大。没有人在什么酿酒池中洗脚。不过，我们确实是用茅台酒擦过受了伤的脚。现在看来，自然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但在当时，倒是茅台酒的一项极大的功劳，红军医务人员的一种“重大的发明”呢!开始时，红军指战员们自然是舍不得用茅台酒洗伤口、消毒、擦脚；但是医务人员强调：这是出于革命人道主义的考虑，也是为了胜利的需要。

于是，卫生员们久已空空如也的药用酒精盛具，统统装满了清香浓郁的茅台名酒；指战员们军用水壶，也统统装满了茅台酒。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以茅台酒代药用酒精，在救死扶伤、祛寒治病中大显神威。应该说，茅台酒对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对茅台酒来说，这也算是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可以称之为茅台酒的“光辉的战斗历程”吧。（选自《长征中的闽西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