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分与合——关于三星堆文化命名的省思
摘要:长期以来,围绕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以及相关文化遗存的命名问题,中国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三星堆遗址先秦时期遗存从最初被归为一个文化类型,到后来被分为二至四个考古学文化,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整合认知过程。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应属新石器时代,而不属于青铜时代。三星堆遗址祭祀区8个器物坑是迄今所知成都平原青铜时代最早的遗存,就目前的认识,其年代不早于距今3200年。因而,将原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析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月亮湾文化”的建议是合适的。此外,原来被划归三星堆文化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器物坑,和被划归为十二桥文化的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遗存前后相继,具有相同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将其作为成都平原最早的青铜文明,命名为“三星堆—金沙文化”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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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2]Davi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6 (1934).
[3]郑德坤著:《四川古代文化史》,第31~42页,华西大学博物馆,1946年。
[4]同[1]。
[5]陈显丹:《略谈广汉文化有关问题——兼论广汉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
[6]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7]陈德安、陈显丹:《广汉县三星堆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第235~236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8]a.同[6];
b.同[5];
c.陈显丹:《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四川文物》1988年第4期;
d.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第213~232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
[9]陈显丹、刘家胜:《论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之关系》,《四川文物》2002年第4期。
[10]高大伦、郭明:《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四川文物》2016年第6期。
[11]万娇著:《从三星堆遗址看成都平原文明进程》,科学出版社,2020年。
[12]赵殿增:《巴蜀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987年第10期。
[13]宋治民:《论三星堆遗址及相关问题》,李绍明等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150页,巴蜀书社,1993年。
[14]李伯谦:《对三星堆文化若干问题的认识》,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三)》,第85页,科学出版社,1997年。
[15]李维明:《试析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
[16]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第10~2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17]江章华等:《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化初论》,《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4期。
[18]赵殿增:《从古城址特征看宝墩文化来源——兼谈“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
[19]沈仲常、黄家祥:《从新繁水观音遗址谈早期蜀文化的有关问题》,《四川文物》1984年第2期。
[20]赵殿增:《近年巴蜀文化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89年增刊。
[21]林向:《论古蜀文化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李绍明等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2~3页。
[22]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第10~24页。
[23]a.王毅、张擎:《三星堆文化研究》,《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b.江章华等:《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c.孙华:《三星堆遗址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5辑,第131~170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24]许杰:《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玉石器探析》,《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
[25]邓淑苹:《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许宏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46~2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第19页,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
[27]江章华:《金沙遗址的初步分析》,《文物》2010年第2期。
[28]施劲松:《论三星堆—金沙文化》,《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5期。
[29]a.罗二虎:《论三星堆文化居民的族属》,李绍明等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第44~60页,巴蜀书社,1991年;
b.李伯谦:《对三星堆文化若干问题的认识》,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三)》,第84~94页;
c.同[15]。
[30]同[23]b。
[31]徐学书:《论“三星堆—金沙文化”及其与先秦蜀国的关系》,何力编:《考古学民族学的探索与实践》,第17~2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32]同[28]。
[33]孙华:《三星堆遗址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5辑,第137页。
[34]江章华:《成都平原先秦聚落变迁分析》,《考古》2015年第4期。
[35]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2022年第7期。
[36]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第196页,科学出版社,2022年。
[37]陈德安、杨剑:《三星堆遗址商代城址的调查与认识》,王震中等主编:《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中国广汉)》,第139~156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38]仇士华著:《14C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第89~1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39]孙华:《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初论》,《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2~46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40]许宏:《论“青铜时代”概念的时空适用性——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肖小勇主编:《聚才揽粹著新篇——孟凡人先生八秩华诞颂寿文集》,第20~31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
[41]同[28]。
[42]许杰:《三星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四川站、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四川文物精品·青铜器》,第267页,巴蜀书社,2021年。
[43]同[28]。
[44]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第217页。
[45]同[10]。
[46]同[23]a。
[47]同[28]。
[48]a.敖天照、王有鹏:《四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文物》1980年第9期;
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78~9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c.敖天照:《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2008年第7期;
d.孙华、苏荣誉著:《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第75~76页,巴蜀书社,2003年。
[4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50]仇士华著:《14C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第101页。
[51]孙华:《三星堆遗址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5辑,第131~170页。
[52]施劲松:《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四川文物》2017年第4期。
[53]同[52]。
[54]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第10~24页。
[55]孙华:《三星堆遗址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5辑,第137页。
[56]何志国:《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1997年第4期。
[57]同[23]a。
[58]同[52]。
[59]同[52]。
[60]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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