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领下吐谷浑邦国时期生业模式初探——以青海热水哇沿水库遗址和墓葬浮选出土植物遗存为例

摘要：通过青海都兰热水哇沿水库区域内的官却和遗址和古代墓葬进行的植物考古浮选、采集和分析，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炭化木屑和三千多粒植物种子（果核），时代上大致属于唐代吐谷浑作为吐蕃王国统领下的邦国时期。我们发现，官却和遗址的古代人群以裸大麦（青稞）为绝对主食，同时还发现了少量小麦和燕麦遗存，这一作物结构不仅是周边小环境的体现，也反映了吐谷浑族群，甚至吐蕃族群的饮食习惯。遗址周边丰富的木材资源，使得木炭成为人们的主要燃料，而非牛羊的粪便。通过对遗址不同遗迹单位出土炭屑和炭化植物种子（果核）的分布特点，我们推测该遗址似乎并没有被长期持续性使用。不同于哇沿水库官却和遗址出土植物遗存所反映的当地自然环境和族群生业模式特点，墓葬区出土的桃核、杏核和葡萄籽则显示了明显的非本土因素，这些果核的出土一方面显示了随葬品的珍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本地位于丝绸之路青海道上，贯通西域和中原的优越地理位置。

一、遗址和墓葬背景

哇沿水库坝址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扎麻日村东南约 2 千米处的察汗乌苏河上，2014年4-9月，为配合水库工程建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同对水库区域内的官却和遗址与古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官却和遗址位于察汗乌苏河北岸的一级台地上，共清理房址10座、灶坑31个，灶坑位于遗址东侧独山脚下的缓坡上，排列整齐紧密，应为集体烹食之所[1]；墓葬区包括25座墓葬和5座殉马坑，除两座墓葬位于察汗乌苏河北岸以外，其余皆位于南岸露丝沟东侧环山内的山前台地上[2]。

通过墓葬中出土柏木的树木年轮鉴定，可知哇沿水库遗址墓葬区的墓葬时代大致处于740年前后，应属唐代吐蕃统治都兰地区的遗存[3]。而官却和遗址通过考古出土遗物和木炭测年情况来看，也大体与墓葬时间相似，属于吐谷浑作为吐蕃王国统领下的邦国时期（7世纪下半叶起）。

南北朝时期，西迁的慕容鲜卑建立了吐谷浑王国，作为独立政权存在了三百多年，之后又作为吐蕃王国的邦国存续到了九世纪，但我们对其境内古代人群的饮食构成和生业模式多停留在文献的记载中，而相关内容往往笼统概括、语焉不详。具体到位于青海都兰热水乡的哇沿水库遗址，遗址所在的察汗乌苏河两岸分布着密集的古代墓群，即以热水一号大墓为代表的热水墓群，该墓群是吐蕃统治时期吐谷浑邦国最重要的一处文化遗存，也是青藏高原北部吐蕃墓葬最为集中的地区[4]。同时，遗址所在地区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南边缘，是青藏高原北部丝绸之路（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节点，而遗址当地超过三千米的海拔高度，以及察汗乌苏河谷独特的地貌和自然资源，都极大的影响了当地人群的种植和畜牧条件。在如此独特文化、交通、自然条件下生活的古代人群，他们的生业模式是什么样的？本土或外来文化，自然环境的制约和优势又是如何体现在他们的农业耕种和畜牧饲养方式上的？哇沿水库遗址和墓葬出土的植物遗存，将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提供重要的证据。

二、采样及浮选

哇沿水库遗址和墓葬本次共浮选土样33袋，经过相同单位合并后，浮选样品总量共计32份。其中，官却和遗址共浮选土样22份，墓葬区浮选土样10份，每份土样大致在5升上下。官却和遗址浮选土样来自遗址的房址、灰坑、灶和地层中，其中有3份来自房址（包括1份来自房址的灰坑），3份来自灰坑，9份来自灶，7份来自遗址地层。可以看到采自灶中的土样最多，分别来自6个不同的灶内，这些灶就是上文提到在遗址东侧密集排布的灶坑。墓葬区10份土样则分别来自4个不同墓葬中。植物遗存的浮选工作是在遗址当地完成的，经阴干晾晒后寄送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实验室，完成植物遗存的种属鉴定和分析工作。

三、浮选结果

哇沿水库遗址和墓葬出土植物遗存包括炭化木屑和植物种子（果核）两大类，植物种子（果核）又包括炭化植物种子和少量非炭化保存的果核。由于哇沿水库的遗址和墓葬二者相对独立，出土植物遗存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下文将对遗址和墓葬浮选出土植物遗存的情况进行分开讨论。

（一）哇沿水库官却和遗址

哇沿水库遗址，即官却和遗址，22份浮选土样共浮选土量大约110升，浮选出土炭化木屑（尺寸在1毫米以上）合计602.15克（包括轻浮和重浮），炭化木屑是指经过燃烧的木头的残存，其主要来源应该是未燃尽的燃料或遭到焚烧的建筑木材和其它用途的木料等。实验室所做的工作是将所有木屑作为一个统一的类别进行量化分析，利用标准分样筛将样品中大于 1 毫米的炭化木屑筛选出来，称重计量。结果显示，平均每升土样所含炭化木屑重为 5.47克，较之同一时期遗址的一般性认知，官却和遗址出土炭化木屑的密度要高出不少。

我们在全部22份浮选样品中，随机选取了3份木炭样本进行初步分析，发现了圆柏属（Sabina sp.）、云杉属（Picea sp.）、柳属（Salix sp.）和侧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 (L.) Franco）4类树木。其中圆柏属样本最多。结合都兰县现生的木本植被类型主要为祁连圆柏林、青海云杉林、山生柳灌丛、金露梅灌丛等，推测该地区历史时期炭化木炭的来源树种可能有祁连圆柏（Juniperus przewalskii Komarov）、青海云杉（Picea crassifolia Kom.）、侧柏及山生柳（Salix oritrepha Schneid.）。

通过哇沿水库官却和遗址的浮选工作，除了发现大量的炭化木炭，还浮选出来数量可观的炭化植物种子（果核），共计1874粒，具体包括裸大麦（青稞）（Hordeum vulgare var. nudum）、小麦（Triticum aestivum）、燕麦（Avena sativa）三种农作物遗存，以及沙蓬（Agriophyllum squarrosum）、藜（Chenopodium album）、白刺（Nitraria tangutorum）、苔草属（Carex sp.）、苜蓿属（Medicago sp.）、苦马豆（Sphaerophysa salsula）、麦仁珠（Galium tricornutum）、蛇莓（Duchesnea indica）、蒿属（Artemisia sp.）、禾本科（Poaceae spp.）十种非农作物种子。另外，浮选土样中还发现了6块裸大麦的穗轴，以及二百余粒羊粪（图二：6）。具体出土炭化植物种子（果核）情况详见表一，在植物考古分析统计中，除了出土绝对数量的统计，还常见出土概率统计方法，该方法指在遗址中发现某种植物种类的可能性，根据出土有该植物种类的样品在采集到的样品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计算得出。这种统计方法的特点是，不考虑每份浮选样品中所出土的各种植物遗存的绝对数量，仅以“有”和“无”二分法作为统计标准，因此在客观上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由绝对数量造成的误差对分析结果的影响[5]。

浮选发现炭化作物种子中，以裸大麦最多，共计1787粒，占到了全部农作物种子数量的99.4%，22份浮选样品中更是全部都有发现，出土概率达到了100%。裸大麦，又名青稞，是禾本科、大麦属（Hordeum）的一年生草本作物，裸大麦颖果成熟后易脱落，适宜高原清凉气候，耐寒，生长期短，高产早熟，常见栽培于中国西北、西南地区，裸大麦也是中国西藏居民主要的食粮、燃料和牲畜饲料。遗址发现的炭化裸大麦颗粒形态特征相对比较一致 , 麦粒的一端或两端略尖 , 整体呈梭形 , 背部略弓呈浅弧状 , 腹部扁平 , 腹沟较浅，长度在5到7毫米之间（图一：1）。另外，遗址中还发现6块裸大麦的穗轴（图一：2），分别来自于房址F7（4粒）和灶Z6（2粒）两个单位中。

小麦，仅发现2粒，分别来自于灰坑H8和灶Z3，属于禾本科小麦属（Triticum）。小麦在我国广泛耕种，在中国东北、西北等北方地区，因为气温普遍较低，生长季节短，多种植春小麦。小麦是世界三大谷物之一，几乎全作食用，也可用作饲料。遗址出土的两粒炭化小麦, 麦粒呈圆柱状 , 背部高高隆起 , 腹部较鼓而且腹沟很深 , 较完整的一粒经测量显示长款分别为5.68和2.83毫米（图一：3）。

燕麦，共发现8粒，都位于房址F7的一份浮选样品中。燕麦是禾本科、燕麦属（Avena）的一年生草本作物，主产区位于北半球的温带地区，喜高寒、干燥的气候，谷粒可磨面食用，也是重要的饲料。遗址发现的炭化燕麦种子形态特征一致，粒形呈细长棍状 , 腹面有纵向的深腹沟，长和宽分别在6和2毫米左右（图一：4）。

官却和遗址发现的三种农作物炭化种子共计1797粒，裸大麦占到绝对的多数，并且在全部遗迹单位中都有发现，同时我们还发现6块大麦穗轴。我们知道裸大麦相较皮大麦，其颖果成熟时易于脱出稃体，往往在收割后脱粒的过程中，外稃壳、穗轴等就会一并与颖果脱离。那么遗址中裸大麦穗轴的发现，很可能说明它们是在本地完成脱粒的，进一步说明这些大麦很可能是本地种植的。相比裸大麦，小麦和燕麦的发现数量非常少，在当地人群生业结构中的重要性很有限。

在遗址发现的全部非农作物遗存中，藜的数量最多，共发现23粒，分布在4个不同的遗迹单位中，出土概率为18.2%。藜是藜科（Chenopodiaceae）、藜属（Chenopodium）的一年生植物，分布于中国各地，常见于路旁、荒地及田间，或有轻度盐碱的土地上。这些藜种子多数大体呈圆形，两面呈双凸透镜形，表面光滑且表面有放射状纹理，马蹄形唇，胚位于顶部凹口处（图一：5）。

沙蓬，藜科沙蓬属（Agriophyllum），在遗址中发现了10粒，分别来自于3处遗迹单位，出土概率为13.6%。沙蓬为我国北部沙漠地区常见，喜生于沙丘或流动沙丘之背风坡上，沙蓬种子富含淀粉，可食用，植株可作牲畜饲料。炭化沙蓬种子扁平、呈近圆形（图一：6）。

麦仁珠，茜草科（Rubiaceae）拉拉藤属（Galium）植物，遗址中共发现17粒炭化麦仁珠种子，分别来自7个不同的遗迹单位中，出土概率达到31.8%，是全部非农作物遗存中最高的。麦仁珠为一年生或越年生，常见于草地、路旁及旱作田地，为麦田杂草。炭化麦仁珠种子近球形，上端明显内凹形成孔洞（图二：4）。

蒿属，菊科（Compositae），为一、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遗址中共发现2粒蒿属种子，来自于2个遗迹单位中。蒿属植物遍布全国，多生长在荒坡、旷野及路旁，其中少数种类可以食用，而分布于草原草甸地区的许多种类可作牲畜饲料。遗址发现的蒿属种子呈狭长形，先端渐尖（图二：3）。

苔草属，为莎草科（Cyperaceae），多年生草本植物，共发现2粒炭化苔草属种子，仅发现于灰坑H4中。苔草属植物分布于我国各个省区，有近500种，大多生长在泥泞、酸质的草地上。炭化种子呈倒卵形（图二：1）。

野燕麦，禾本科、燕麦属一年生草本植物，遗址中共发现2粒野燕麦种子，野燕麦广布我国南北各省，生于荒芜田野或为麦类作物田间杂草。种子均呈长扁形，背部略鼓，腹部扁平，其中有两粒保存情况较好，长、宽分别为3.5毫米和1.2毫米上下（图二：5）。

遗址中发现的豆科植物包括苜蓿属（图二：2）和苦马豆种子，但都只各发现了1粒。二者都可以作为牛羊等牲畜的饲草，尤其是苜蓿，是当今世界分布最广的牧草，不仅产量高，而且草质优良。

白刺，蒺藜科（Zygophyllaceae）、白刺属（Nitraria）灌木，遗址中共发现炭化白刺果核5粒，分别来自于4个不同遗迹单位中，出土概率为18.2%。白刺常见于中国西北地区，生于荒漠和半荒漠的湖盆沙地、河流阶地、山前平原沙地，白刺的枝、叶、果可做家畜饲料。遗址发现的炭化白刺核果呈狭卵形，先端短渐尖。

蛇莓，蔷薇科（Rosaceae）、蛇莓属多年生草本植物，遗址中发现2粒，都位于灰坑H4。蛇莓多生于山坡、河岸、草地、潮湿的地方，全国都有分布。遗址发现的蛇莓炭化种子（瘦果）呈卵形，表面具有不明显突起。

另外，遗址还发现10粒禾本科植物种子，难以进一步鉴定其属种。还有2粒种子因炭化失去鉴定特征，无法进行鉴定。

官却和遗址共发现非农作物种子和果核共计77粒，只占到了全部出土植物种子（果核）的4.1%，这一比例远低于我们一般认知同一时期其他遗址的数值。浮选出土数量大于10粒的只有藜、沙蓬、麦仁珠和禾本科种子，其中也只有藜的种子超过20粒。出土概率方面，除了麦仁珠超过30%（31.8%），其他都不足20%。由此看来，官却和遗址出土非农作物种子和果核，对当地生业模式的影响非常有限。这些非农作物种子（果核）中，既包括可能是麦类作物的农田杂草（麦仁珠、野燕麦、禾本科），也发现有可供牛羊等牲畜食用的植物种属（藜、沙蓬、苦马豆、苜蓿属、蒿属、白刺），我们推测这些非农作物遗存主要是作为农田杂草或牲畜牧草这两种方式进入遗址从而被炭化保存下来的。

(二) 哇沿水库墓葬

哇沿水库墓葬出土植物遗存，来自于墓葬区的4座墓葬（M8、M9、M16、M21）内的10份样品。这些样品有7份取自墓室的地面堆积，3份取自随葬的陶罐或铜盘之中。这些样品中发现了炭化木屑和植物种子（果核）两类。其中，炭化木屑仅发现于M16西南角的灰陶罐中，共计28.8克（尺寸在1毫米以上）。而四座墓葬样品中都有植物种子（果核）的发现，包括一种炭化农作物，即裸大麦，以及四种非农作物遗存，包括桃核、杏核、葡萄种籽和沙拐枣（表二），这些非农作物遗存都是以非炭化的形式保存的。

裸大麦，即青稞，共发现了205粒，全部出土于墓葬M16中，包括采自棺板底部地砖上的200粒和墓葬西南角陶罐内的5粒。这些炭化裸大麦颗粒形态特征相对比较一致 , 麦粒的一端略尖 , 整体呈梭形 , 背部略弓呈浅弧状 , 腹部扁平 , 腹沟较浅（图三：1）。这些麦粒集中发现于棺板底部的地砖上，可能与吐蕃本教葬仪中有关粮食的埋葬相关[6]。

桃核（Amygdalus persica），共发现10枚，分别出土于M21的前室和M8的墓室西南部，M21中发现桃核4枚，且都为完整者，M8发现的6枚桃核都已破碎。这些桃核呈黄褐色，表面有皱纹和孔沟，两侧边缘有纵向的槽棱，顶端尖，基部扁圆形，中央有果柄脱落后的疤痕。桃核长度在2.3-2.65厘米，宽度在1.8-1.88厘米之间（图三：5、6）。

杏核（Armeniaca vulgaris ），共发现3粒，分别出土于M21的后室北部（1枚）和M8的墓室西南部（2枚）。杏核卵形，两侧扁平，顶端圆钝，基部对称，表面稍粗糙，腹稜较圆，背稜较直，腹面具龙骨状稜。这几枚杏核长度和宽度分别在1.6和1.1厘米上下（图三：3）。

葡萄（Vitis vinifera ），发现2粒，都位于墓葬M16棺板底部的地砖上。这两粒葡萄都已破损，种子呈倒卵椭圆形，顶短近圆形，基部有短喙，种脊微突出，腹面中棱脊突起，两侧洼穴宽沟状（图三：4）。

沙拐枣（Calligonum mongolicum），共发现976枚，主要发现于墓葬M8的后室，只有2粒发现在M16棺板底部地砖上（图三：2）。沙拐枣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北地区，多生于流动沙丘、半流动沙丘或石质地，在沙砾质戈壁、干河床和山前沙砾质洪积物坡地上也能生长。具有抗风蚀、耐沙埋、抗干旱、耐脊薄等特点，能适应条件极端严酷的干旱荒漠区，是荒漠区典型的沙生植物。目前，我们尚难以判断这些沙拐枣是墓葬本身随葬的植物，还是在墓葬下葬之后由周围环境中混入的。

从四座发现植物遗存的墓葬来看，如果排除无法判断是否为外界混入的沙拐枣，这些墓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只发现桃核和杏核的墓葬M8和M21，以及发现裸大麦和葡萄的墓葬M16。从这些墓葬的背景情况来看，M8和M21都位于哇沿水库南岸墓地的西侧部分，而且都是中小型石室墓；M16则位于南岸墓地南侧的核心位置，并且不同于前两者，属于木椁墓[7]。看来墓葬中出土植物遗存与墓葬本身形制、规格可能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四、讨论

（一）官却和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所反映的当地生业模式

1. 炭化木屑反映的问题

上文我们知道遗址平均每升土样所含炭化木屑重为 5.47克，但这些木炭在遗址的分布并不一致，在不同类型遗迹单位中有着很强的规律性。通过对遗址不同遗迹单位出土木炭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表三），我们发现灶和地层中出土木炭密度要远高于房址和灰坑，又以灶内平均每升出土重量最高，这些木炭的主要来源应该是未燃尽的燃料。由此，我们推测，首先遗址中的古代人群拥有相当丰富的木材资源。通过上文对出土木炭种属的初步鉴别，以及对本地现生植被种属的认知，这些木材资源很可能是采伐自遗址周边的祁连圆柏、青海云杉、侧柏及山生柳等。

其次，灶中出土木炭密度最高，说明这些位于遗址东侧，密集成排使用的露天灶坑，使用后灶内木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清理，仍大量存留在灶中；其次，地层单位的采样涉及遗址的不同区域，较高的木炭密度可能显示人们存在就近随意倾倒废弃物的行为，三处灰坑中较低的木炭密度可能也显示人们没有在固定地点规律性倾倒的习惯，与遗址中无论是烹食区，还是生活区都存在大量因人们生活产生的灰土相对应[8]。由此，仅以木炭的分布情况来说，该遗址的主体可能并没有得到持续的长时间使用，居住在此的人们并没有形成定期清理灶坑，并倒入指定场所或地点的习惯。

2. 炭化植物种子（果核）反映的问题

官却和遗址出土炭化作物遗存包括裸大麦、小麦和燕麦三种（图四）。其中，以裸大麦最多，共计1787粒，占到了全部农作物种子数量的99.4%，22份浮选样品中更是全部都有发现，出土概率达到了100%。小麦和燕麦分别只发现了2粒和8粒，小麦发现在两份样品，出土概率为9.1%，燕麦仅发现于房址F7中，出土概率为4.5%。

为了考察遗址出土炭化植物种子（果核）在遗址不同种类遗迹单位中的分布，同炭化木屑一样，我们制作了表格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表四）。

从表四中可以发现，遗址中不同遗迹单位类型对应的出土植物种子（果核）有着很强的规律性。与灶中出土炭化木屑的情况类似，灶中的农作物种子密度也是全部遗迹单位类型中最高的，而非农作物遗存无论是种类，还是密度则是遗址中最低的；房址中农作物种子密度仅次于灶内，但非农作物遗存的密度和种类却都不低；灰坑中的农作物种子密度与其出土炭化木屑的情况一致，都是全部类型中最低的，但非农作物遗存的密度和类型却是最高的；地层出土炭化种子密度略高于灰坑，远不及灶内和房址内的情况。

通过遗址中不同遗迹单位炭化植物种子（果核）的分布特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首先，灶内的炭化种子密度居于全遗址最高，与其集中烹食以裸大麦为主的粮食相对应，并且，与灶内出土炭化木屑情况类似，这些炭化粮食也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而灶内极少的非农作物种子（果核），可以说明遗址烧火做饭的燃料是木炭而非大型牲畜的粪便。我们知道对于生活在草原或河谷的畜牧或游牧人群，牛、羊等牲畜的粪便是其重要的燃料来源，粪便的燃烧导致其中牛羊未消化的饲料草籽炭化，从而留存在遗迹中。

其次，与灶内出土炭化植物种子（果核）的情况刚好相反，灰坑中发现的炭化作物种子极低，但非农作物种子（果核）的密度和种类却是最高的。这和我们一般认识中灰坑作为垃圾坑，有着遗址最为丰富植物遗存的情况并不完全相符。说明遗址中的这些灰坑虽然依旧是古人丢弃生产、生活中废弃植物遗存的场所，但却不包括与饮食、取暖直接相关的木炭和炭化作物种子。

再次，房址中有着相对高的农作物种子密度，而非农作物种子种类和密度也同样不低。如果再进一步分析的话，来自房址F1、F3和F7的三份样品中，F7的样品包括了几乎全部非农作物种子（果核），以及4块大麦穗轴和120粒已被压扁的羊粪。由此来看，F1、F3中几乎仅发现了炭化裸大麦，显示它们可能与人们的饮食直接相关；而F7内大量的非农作物遗存中，麦仁珠（常见的麦田杂草）和大麦穗轴可能显示这里曾经作为收获粮食的储藏地，上百粒的羊粪、藜和白刺（可作为牲畜饲料）也许说明这里也圈养过羊。

最后，一般遗址的地层中植物遗存并不会很丰富，但官却和遗址来自地层的土样中却包含有大量的木炭，以及一定数量的炭化植物种子（果核），再一次说明遗址中古人处理垃圾的随意性。

3. 官却和遗址生业模式的分析

通过官却和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分析，我们可以再进一步，从植物考古角度，对其遗址的生业模式和遗址性质展开讨论。

官却和遗址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南缘，察汗乌苏河北岸的一级台地上，遗址周围海拔在3300-3500米上下。高海拔导致当地热量条件较低，仅可以满足一年一熟作物生长的需要。虽然察汗乌苏河可以为其农业种植提供灌溉用水，但遗址如此高的海拔，较低的积温，很大程度的限制了周边可以种植作物的种类，除可以种植裸大麦和燕麦外，当地的积温刚刚满足种植春小麦的最低线，相较畜牧业而言，本地的农业生产更加不稳定[9]。

由遗址周边的小环境分析，察汗乌苏河谷地是可以很好的满足裸大麦的种植，这也与遗址出土作物遗存中裸大麦占绝对优势相一致，而遗址出土的少量麦田杂草（如麦仁珠）和大麦的穗轴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验证裸大麦本地种植的可能。我们通过遗址周边现代农业种植情况的调查，发现本地依赖畜牧生活的藏民同样在河谷地区也种植大量裸大麦（青稞），同时当地藏族同胞还会种植少量的小麦和燕麦，主要作为牲畜的越冬储量和优质饲料。虽然我们不能肯定遗址出土的少量小麦和燕麦当时是作为牲畜的饲料，还是古人的粮食，但现代藏民的作物种植结构和目的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无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时期，还是一千多年后的今天，遗址所在的察汗乌苏河河谷地区，牛羊等牲畜的畜养对于当地人们都意义重大。但是，不同于一般北方畜牧经济占比例较高的遗址中，大量炭化非农作物遗存，尤其是可供牛羊食用的豆科类植物种子（如苜蓿）的发现，官却和遗址非农作物遗存的数量相当之少。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答。

首先，畜养牛羊等牲畜较多的遗址，尤其是在草原地区，它们的粪便往往是人们重要的燃料，无论是烧火做饭还是取暖，粪便的加热、燃烧都会导致那些未被牲畜消化的草籽的炭化，这是此类遗址非农作物遗存保存下来的重要途径。反观官却和遗址，我们在遗址成排分布的灶中发现了大量的炭化木屑，说明当时人们的主要燃料是木炭而非牲畜的粪便。并且在察汗乌苏河河谷以上、海拔更高的山区，至今都分布有成片的树林，遗址周边的环境能够向人们提供足够的薪材。没有了大量牛羊粪便作为燃料，可能是遗址非农作物遗存相对较少的一个原因。

其次，官却和遗址非农作物遗存较少的原因，可能与遗址本身的性质有着直接的关系。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遗址东侧成排分布的露天灶坑，灶坑内存在大量未及时清理的木炭和炭化裸大麦，垃圾被随意倾倒在房屋、灶坑周边的地层，而非指定的灰坑中等等因素，都显示遗址并非长期持续性使用，存在相对短暂的独立使用周期。这可能说明遗址并非为一般性的畜牧种植人群或游牧人群的聚落，而更像是供一群因特殊原因被召集到一起的人们所居住使用，比如修建热水墓群的修墓工人。居住在官却和遗址的古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一起劳作，一同在露天烧火做饭，但他们并不用自己收获粮食，遗址本身也没有大量牲畜的饲养，一个工作周期之后便回到各自家中。这就直接导致遗址中并没有多少因粮食加工（如脱粒）过程而产生的农田杂草，与牲畜饲料相关的植物遗存更是非常有限。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官却和遗址的古代人群依赖裸大麦（青稞）作为其主要粮食来源，本地也满足大量裸大麦种植的条件，遗址中少量发现的小麦和燕麦可能是作为牲畜的饲料；遗址周边丰富的木材资源，使得木炭成为了人们的主要燃料，而非牛羊的粪便；通过遗址考古因素分析，我们推测该遗址可能并不是一般性聚落或营地，而是为特殊目的被召集到一起的人群所使用，比如周边陵墓的修建。

（二）哇沿水库遗址和墓葬植物遗存所见吐蕃王国统领下吐谷浑本土和外来因素

通过官却和遗址出土植物遗存情况，结合遗址考古背景和周边小环境，我们对官却和遗址古代人群的生业模式进行了探讨。但是，这些人群对于这一生业模式或生产结构的选择，除了基于本地特殊的气候、水文环境，一定也受到他们本身族群、社会等级，以及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强烈影响。

下面我们将从族群和文化角度，对哇沿水库遗址（官却和遗址）和墓葬出土植物遗存进行分析，探讨其反映的本土和外来因素，阐释该遗址在吐蕃王国统领下吐谷浑邦国时期的时代和区域特点。

南北朝时期，西迁的慕容鲜卑建立了吐谷浑王国，作为独立政权存在了三百多年，之后又作为吐蕃王国的邦国存续到了九世纪。对于吐谷浑族群的农业生产结构和生业模式，史书上有关一些记载，尽管相关内容往往笼统概括。《晋书·四夷传》中记载“地宜大麦，而多蔓菁，颇有菽粟”[10]。《北史》内《吐谷浑传》记载“好射猎，以肉酪为粮，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11]。《通典·边防》中记载，“其地四时常有积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则风飘沙砾，有麦无谷”[12]。《旧唐书·西戎传》中记载，“气候多寒，土宜大麦、蔓菁，颇有菽粟”[13]。《新唐书·西域传上》记载，“地多寒，宜麦、菽、粟、芜菁”[14]。从这些关于吐谷浑族群的正史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内容上大体相近：这些人群在畜牧、游猎的同时，也进行农耕生产，出产物以大麦、粟、大豆（菽）和芜菁为主，而在其气候更为寒冷的地区，则仅种植大麦和芜菁。文献中显示，吐谷浑族群在种植大麦的同时，也会耕种粟类的小米和大豆（芜菁则因不是以种子的形式被人们所食用，在考古遗址中很难发现），这一点和官却和遗址发现的农作物构成相当不同。当然遗址三千米以上的海拔，限制了当地种植作物的种类（积温仅达到种植粟的最低限），类似文献上所说“气候多寒，唯得大麦”，但也一定程度说明遗址的作物组成可能都为本地所得，并没有来自吐谷浑邦国其他低地地区的粟和大豆的输入。

哇沿水库遗址和墓葬除了受到吐谷浑族群的影响外，由于时代上属于吐蕃王国统领时期，其宗主国吐蕃王国的农业特点也值得考察。《旧唐书·吐蕃传》中记载，“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稞麦、褭豆、小麦、乔麦，畜多牦牛猪犬羊马”[15]。青稞（裸大麦）同样是吐蕃人群最重要的作物资源，但是不同于吐谷浑的种植传统，他们并不依赖粟类小米和大豆。就目前的证据而言，我们很难断定位于察汗乌苏河流域的哇沿水库遗址和墓葬中，几乎完全依赖裸大麦的作物结构是否受到了吐蕃文化的影响。但是，就现在生活在遗址周边以畜牧为主，少量耕种的藏民而言，青稞（裸大麦）是其绝对的主食，完全不见粟和大豆等作物，这一作物结构似乎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通过哇沿遗址和墓葬出土植物遗存的分别介绍，不难看出遗址区和墓葬区出土植物遗存有着明显的差别。官却和遗址的植物遗存反映了与这里古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植物资源，以农作物裸大麦为绝对多数；墓葬区虽然也发现了炭化裸大麦，但还发现不少官却和遗址所不见的果核类（未炭化）遗存，包括桃核、杏核和葡萄籽。由于小环境的限制，这些水果并不耐寒，无法在本地种植，也就是说它们很可能是来自于察汗乌苏河流域以外的区域。在这些水果资源中，桃树的栽培和驯化可能在7500年前的长江下游史前时期遗址中已经开始[16]，而在哇沿水库墓葬西侧，新疆地区汉晋时期的和田山普拉墓地[17]、尼雅遗址[18]，楼兰古城[19]、新疆尉犁营盘墓地[20]、吐鲁番木尔吐克萨依戍堡遗址[21]等多个墓葬或遗址中，也都有桃核的发现。而在晋唐时期的阿斯塔纳墓群[22]、吐鲁番木尔吐克萨依戍堡[23]等遗址中则发现有杏核的遗存。提到葡萄籽，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食用的葡萄，有别于国内发现的葡萄属遗存，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目前最早的证据是大约2300年前发现于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的葡萄藤[24]，但是对于中国新疆以外的其他地区而言，葡萄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相当罕见的。

以上这几种水果的果树都很难在遗址周边生长，却大量发现于新疆地区汉晋，乃至晋唐时期的遗址或墓葬中，我们知道这些水果本身并不适合长时间运输，若是制成果脯等非鲜食则往往要去除果核。目前，我们尚无法确认哇沿水库墓葬中的果核是否来自新疆地区，还是来自今天可以满足杏、桃、葡萄种植的西宁、循化、民和一带[25]。但是，吐蕃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与西域的联通，无疑为这些非本地产的水果资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可能来源。无论如何，哇沿水库墓葬中出土的果核遗存，显示了更为珍贵的非本土因素，而这些外来因素在官却和遗址出土植物遗存中并没有出现。

五、结语

通过对青海热水哇沿水库区域内的官却和遗址与墓葬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我们对吐蕃统领下的吐谷浑邦国时期官却和遗址古代人群的生业模式有所认识，而墓葬区出土的果核遗存也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畅通提供了新的证据。

我们发现，官却和遗址的古代人群以裸大麦（青稞）为绝对主食，同时还发现了少量小麦和燕麦遗存。遗址周边丰富的木材资源，使得木炭成为了人们的主要燃料，而非牛羊的粪便。通过对遗址不同遗迹单位出土炭屑和炭化植物种子（果核）的分布特点，我们推测该遗址似乎并没有被长期持续性使用，可能并不是一般性聚落或营地，而是供因特殊目的被召集到一起的人群所使用，比如周边陵墓的修建。另外，官却和遗址出土作物结构不仅是周边小环境的体现，也反映了吐谷浑族群，甚至吐蕃族群的饮食习惯。

不同于哇沿水库官却和遗址出土植物遗存所反映的当地自然环境和族群生业模式特点，墓葬区出土的桃核、杏核和葡萄籽则显示了明显的非本土因素，这些作为随葬品的水果资源，不同于遗址出土的日常农作物，它们需要在短时间内通过长距离运输至此，相当不易。墓葬中果核的出土一方面显示了随葬品的珍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本地位于丝绸之路青海道上，贯通西域和中原的优越地理位置。

附记：遗址出土植物种子、果核的种属鉴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杨金刚完成；出土炭化木材的种属鉴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程雪寒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