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登科录》与《进士三代履历便览》相同

虽《进士登科录》名称短，但其内容与《进士三代履历便览》相同

在庄重的场域，《进士登科录》中登录信息之准确度是很高的。唯一可能有的偏差是年龄，有时某些举子可能会谎报，因为年龄有时是政府授予举子第一个官职时考虑的次要因素。但甚至这种小小的谎报，也具有高度风险，很少有人敢于如此，因为年龄是很好查的，只要拿来和举子早年在生员或举人考试时所填的履历表核对就可知晓。由于登科录主要是帝国政府人事资历的资料，随着时间流逝，举子们后来比较喜欢自己编印另一种名册，供他们私下流通之用。

这种新式的名册，现存最早的是嘉靖十二年的《嘉靖癸丑科进士同年便览录》。由于习惯上同学关系被认为几乎是亲属关系的延伸，一般而言，同学间是必须互相支援互相帮助的。这种名册和后来编印的类似名册，都强调其“友爱”的特色。名册中的同学排名，不据其殿试的名次，而是依年龄长幼；同学以“兄弟”互称，这种特别的亲属关系延伸，是为世交，其友谊常延及下一个世代。这种延伸的亲属关系之需求及随之而来的许多效益，使举子们日益觉得编印非正式的进士名册是值得的。现存明代最后的进士名册庚戌科）及所有清初的进士名册，或称《进士履历便览》，或称《进士三代履历便览》。都登载祖宗的履历。

嘉庆五年以后，进士录总是私下编印，名之为《会试同年齿录》。编印进士名册制度的次第变迁，对现代的研究者，造成一个版本上的难题。众所皆知，《登科录》是编于会试与殿试之间，编辑与刊行于殿试发榜不久之后，《同年齿录》则常编印于原来应考那一科的多年之后，有一两个案例，其名册甚至是该科考试举行后超过20年才刊印。刊印之年离科考之年越远，则越容易发生同年考上进士的同学可能已经去世，或失去联系。因此，被一个或更多主编名册的同学给遗漏了。所以清代后期的名册，一些举子的家庭背景栏出现空白的状况，是相当常见的。

由于版本上的缺陷，这些缺乏举子父辈祖宗姓名的案例就必须从我们制作的表中剔除，即使举子的祖宗姓名资料是完整的，也要特别费心查明他们是否真没中过举或未做过官。在这些进士名册中常有些线索可供查对出举子祖宗的背景，例如道光二年的同年齿录拖到道光十三年才刊行，经过11年的空档，同年齿录的编者终于能书写同年们在道光十三年时所拥有的正确官职与官品。其中有些同年举子在最初似乎是出身寒微，但11年后刊印的齿录却刊载他家人曾拥有的官职，这些举子的资料我们也排除在外，因为这些祖宗的任官是死后追赠的。

道光十三年任职官的举子中，只有那些来自没有科名或官职家庭出身的，才在我们这个研究中被当作是出身平民家庭的。若要编集全国举人的名册，则更加困难，因为数目太多，每三年总在千人以上，而且遍及全国各省。有一两本19世纪的全国举人名册，由于某些省份名册脱漏举子的相关信息太多，也完全从我制作的表上剔除。这些名册上的进士与举人，只要家庭背景栏是空白的，他们是否出身寒微家庭的身份便无法确定；为了做统计，我们没有选择的馀地，只好将这些版本有问题的案例，都排除在外。

幸好大部分现存的明代与清初的进士名册版本质量都很好，而其累积的进士人数，也超过明清全时期的所有案例一半以上。因有版本缺憾而取消的案例，若以百分比来显示，其误差幅度并不太严重。清代后期名册的版本缺憾之外，现存史料一般来说，可能还有两个其他理论上的缺陷，但仔细检查的结果，似乎对我们的资料品质，不会影响太大。第一个理论上的缺憾，虽然我们的名册提供至今能找到的举子直系祖宗最准确的资料，但直到清代后期的名册才载有举子旁系近亲的特殊资料。幸好由于明清政府对官员的直系祖宗，不论活着的或死去的，其封赠的法规极为细致和精确，因此，对于举子的旁系亲属是否曾做过官，几乎总是可能分辨出来的。

在此，我们可以知道李桢宁的直系亲属没有一人实际做过官，其曾祖与祖父之所以死后得到追赠，并非这位举子最近科第中式的结果，否则其父必也会得到同等的封赠。其曾祖与祖父之所以得到封赠，肯定是来自其叔伯中有一人曾任官至兵部尚书一任以上。因此，他可以让父祖得到封赠的荣耀的兵部尚书李化龙。这个简明的家庭与祖宗的记录显示：这位举子的直系亲属中，没有一人拥有实际的官职与功名，但他有一位显赫的叔伯，由于当代进士名册的体例所限，并没有提及。

但名册中提及的很引人注目的旁系亲属之重要信息，使我们要推测这意味着李桢宁之科举成功与他的两位兄弟能任下级军官，均可能是受其显赫的叔伯之帮助。虽然他们家的直系亲属都是没有功名的平民，但其出身必须置于高官位家庭之列。由此可见，明代与清初的进士名册缺乏旁系亲戚的信息，并不算是什么严重的缺陷，因为，决定举子祖宗真正的社会地位所需的资料，通常是可以推断出来的。必须一提的是许多清代后期的进士名册提供他们祖宗大量的信息，包括亲近的旁系亲属，有时还包括远房亲戚，几乎像一部族谱的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