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生产
抗旱保收运动
1952年春，全县掀起一场生产搞旱运动。南溪县立女子初级中学于3月26日组织238人、4月4日组织师生150人、4月6日组织师生134人分别到护农乡第一、二、三村支援抗旱抢收。师生们帮助农民挖堰塘、挑水、车水、剥葫豆，还帮助农民推磨、糊田坎等。4月24日至5月7日，学校响应县乡抗旱抢收指挥部的号召，又一次组织全校299名师生员工自带伙食到江南乡参加为期半个月的生产抗旱运动。全校公费生、搭伙自费生共161人编为三个中队（共7个小队），每个中队由一名教师任中队长，一名教师担任辅导员，每小队有1个小队长（由学生担任）。这7个小队的师生自带行李、饮食、医药等分住在江南乡中心校、乡农会、石坝村小学、红岩山上共七个村的村小学校等处，每个小队包干一个村的宣传动员组织及实际参加劳动。
那些家庭生活困难无法缴纳伙食费的自费生共114人编为第四、第五两个突击中队，每天自带一餐干粮，清晨渡河按工作需要配合住村的三个中队参加突击劳动。县女中师生与江南中心校及石坝、琴林两组村小的教员共300余人全部投入农业生产劳动。劳动的重点放在抢收抢种小春、翻水田等劳动上，让农民群众把劳动力集中在车水、堵水、抢插（栽秧）上。学校最初在组织教职员生参加生产抗旱运动登记时，会做农活的人不到30人，经过在江南乡的14天劳动后，有170多名学生学会了车水，有214名学生学会了栽高梁秧，有72人学会了插秧。在14天的劳动中，全校师生共割麦子72.21石、扯秧子3289个、打麦子103捆、栽秧子55.3挑、车水灌田1047.5挑、栽高梁秧36147窝、扯麦杆116块地、磨麦粉1.28斗、打胡豆2.5石、剥葫豆2.92石。另外，教职员生还学会了如糊田坎、挑粪、上包谷厢、洒灰、煮饭、煎粑粑、打菜子、点黄豆等农活。学校师生除按时参加实际生产劳动外，还配合区乡生产抗旱指挥部和乡农协帮助农民在按自愿两利、等价交换、民主管理的原则基础上，组建了以村居民小组为单位的临时换工互助组。在一村建立了5个组、二村建了11个组、三村建了10个组、四村建了6个组、五村建了12个组、六村建了10个组、七村建了6个组，全乡共建立了60个临时换工互助组。这些互助组在抗旱抢收、抢种、车水三不误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动员农民参加临时换工互助组时，有的农民不理解，不愿意参加。如二村第七组就有农民说，参加可以，但要先栽我的田，我才干。有的农民甚至还说，我有牛，我做的活路和那些烟妥妥的人换工，我要吃亏，还是单干的好。还有更多的农民有靠天吃饭的思想，不好做工作。师生们就利用劳动休息时把“互助总比单干强，团结起来力量大”、“公平合理换工”的思想“传达”给农民，还动员住在该组的村干部林长发（青年团员）在互助组中起带头骨干作用，结果很快就把全组20个有主要劳动力的农民组成了一个专干坎上的活路的互助组，仅用了5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全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稻田517挑的栽秧工作。二村第三组在组长谭树清带领下，从4月27日至5月2日共用5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全组割麦子、点豆子、稻田满插秧的任务。学生任隆珍动员了全组8个妇女（每个都带有嫩娃儿）参加了临时换工互助组，还及时解决了该组徐大嫂（土改前是乡农会妇女部长）与谭大嫂（该组妇女组长）之间为栽竹子、争田边地角的纠纷。三村第11组共有7户中农、4户贫雇农、1户地主。土改后他们就认为“天下农民是一家、中贫雇团结力量大”，全组17个有主要劳动力的农民就组成了1个互助组，最初贫雇农顾虑伙食工资问题，担心自己负担不起。7户中农就首先提出做谁的活路就吃谁的，遇啥吃啥，不管是白米干饭还是其它杂七杂八的粮，大家不计较，且愿意自由借贷。工资补助有现补现，无现的就决定秋收后结清，天天记工，三天结算一次。牛工按一个牛工顶1个人工折合计算，大家爱护牛，保证牛要吃饱，大家不怕吃小亏，也不占便宜，三、六、九定期开检讨会民主商议。这组有牛10条、水车6架，都是中农的，他们都自愿表示愿意借出使用。同时还决定每逢三、六、九号晚上举行例会，检讨评工，或商讨人力的调配和工作的先后次序，由组长统一调配安排。全组的田共518挑，在4月26日就插了489挑，29日又把公田175挑插完，连地主的50挑干田也帮助插完。5月5日把水源远、最困难的10多挑旱田都车了水来插了。他们组是全村最先完成任务后，又组织了突击组去协助第12组、第6组栽秧子。在回校后举行的思想总结检讨会上，对这次参加抗旱抢收运动中每位师生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深刻的思想检查”。王振燊先生负责的中队有50余名学生，由于他“抱着完成任务的观点，采取搁平了事、客观主义的工作态度”，就造成了他“工作散漫、工作松驰”，因而在检讨会上师生都对他提出了批评。如学生张顺琴就说，“王老师很少和我们一起参加实际工作。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你把同学们带出去工作，同学们到是埋头干活路去了，但每每中途你就回去了。我想你是不是怕晒太阳呀。有一回你穿着皮鞋，打着油伞在我们劳动地方看我们车水，农民就问我们说，那个是你们的老师吗？像他那个样子是来抗旱的吗”。学生刘集林说，“王老师情面主义太重了，不管怎样，一直对全中队老师同学没有批评过。像拿我来说吧，我每次向他商量工作问题，不论是否正确，他就盲目接受了我的提议，就叫我去搞，这是尾巴主义的表现”。张淑翔老师年龄大，体力小，但她“认识明确，事先下定决心去搞好工作，从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因此不怕吃苦，晚上下组开会，不论天黑，打雷下雨都去参加，把脚弄伤了甚至肿了都坚持工作。她在五村第12组向农民进行宣传动员，把互助组建立起来以后，解决了车水调剂耕牛等问题。
黄学鹄则强调“领导上要照顾同学们的身体，不可过度劳动”。学生肖淑文就说，“黄老师照顾我们的生活是顶周到，又怕我们生病，又怕我们劳动过度了。黄先生体弱多病，劳动工作不勉强去做是可以的，但宣传工作该努点力呀”。还有学生说“黄先生经常叫苦，说吃不饱，睡不好，臭虫蚊子多的很。黄先生有蚊帐有床铺睡，我们没有蚊帐，还是睡得好呀”。陈季密的老家在江南，他很高兴回去参加劳动，但却是“江南风景好，水绿山青，故人聚首，把酒呤诗，快何如之？”。学生刘集林说，“陈老师到江南乡就爱去理亲戚，找自家人。在路上碰到人喊他陈四叔、四表叔、四老爷的时候，他就笑咪咪的高兴得很，就是站在田坎上也要说过半天，不知摆些什么？”。学生顾兴容、何学富说，“当我们和农民一起车水时，陈老师常跑到小溪沟那边，或蹲在树下，做起十分'出神’的那个样子去做诗去了。”邬懋修“初到农村那两三天还做了一些刮葫豆、扯麦杆等农活”，后来“还拿出一付老太婆模样，要人照顾”。上了红岩（七村）就“一天到晚在家里看书，对学生的思想、工作不管不问”，还总是问“好久回校”。她一到红岩就找到居民小组的艾组长借蚊帐，艾组长怕耽误了时间就叫女儿给她拿去，那个女儿那天晚上就不能回家去，与邬先生住了一夜没有回去，“这样的情形，农民会满意吗？”，对她的工作“一言指之，就是加重同学和农民在思想和工作上的负担”。杨宗枢领导第一中队，“工作抓得紧，但由于在工作中犯了冷热病，表现个人英雄主义的结果，使工作遭到损失”。侯若秋劳动积极，如车水、割麦子都比学生做得多，但缺点是情面重，有“自己刚从小学来的，什么也不晓得的心理，不能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徐志炤“老老实实，认真负责，但工作效果，总无突出成绩表现”。学生包绍芝说，“农民很尊敬徐先生。如像我们同学下组去开会，徐先生轮到别组去了，他们总是忙着问'同学们，为什么徐先生没有来？’他们希望他去替他们解决些实际问题”。又说“徐先生工作态度老实，能以身作则带动同学们。如下田扯秧子，他的体力不够，但他还是要尽最大努力来搞劳动”。陈淑华先生群众工作做得好，但有本位主义，不顾全面。学生马光媛说，“那天晚上陈先生和同学们下乡开小组会回来，天下着大雷雨，陈先生一人有手电筒，她为了自己少淋雨，完全不顾同学，一个人抢先跑回家去。当时同学们在雷雨交加中摸索黑路，简直找不到方向，以致引起同学惊叫急喊。这说明了陈先生对同学之不负责，'个人第一，革命第二’”。其它的对参加抗旱的每位教师如肖厚蕃、包德群、易遵卉、李官淑、王君猷等都在检查总结会上进行了认真详细的“分析检讨”。女中师生的劳动表现，得到农民的认同。中农张贵华说，“这几天我们大家要抢收抢插秧，我们应当做大头，让同学们帮助我们做些地头的活路。她们吃自家的，有的还要天天过河，不怕热，不怕走路，帮我们做活路，我们不好好干，就是对不起毛主席和这些同学”。四村小组有农民说，同学们年纪不大，做活路认真，割麦子地头落了几吊都要给我们拾干净。因此那位经常在地头捡麦子的罗周氏，她就十分不满地说，“碰到女中学生割麦子的麦田，一点也没有搞头了，那真是太倒霉”。还有农民说，我种了几十年的田，就从来没有看见过老师学生下乡来帮我们做活路，有这般地关心我们。过去国民党政府，那几管你什么旱灾水灾，只是帮到地主剥削和压迫我们，强迫我们缴租交粮。学生林佩文说，“我听到中农谢友章说，'我土改的时候划分一块田给一个地主，你们看我的田已经满插满栽了，而那个地主的田里，田都干裂了，简直没有栽插’。我听了她说这话，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地主过去过惯了剥削寄生虫生活，急需要劳动改造不可。”学生在劳动之余，对农村的所有东西都觉得“稀奇可爱”，总要去搞。有的去搞螺丝（田螺），扯草药，有的去摘野花，搞桐叶，搞薅秧泡。学生中也有一些“不良”认识，在劳动中得到纠正。如学生陈明珍说，“以前我认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不过份的，农民每年交租外，还有余下的，有吃的，不然的话，农民一家人又如何长大的呢？所以我有时觉得地主并不凶。这次下乡亲眼看到农民的辛苦，一粒米一粒麦的艰苦，我才认识到地主的可恶，因此我恨地主”。一下班的学生刘邦荣认为，“吃自己的饭给别人干活，太不合算，家里给我请了假，我乐得耍几天”，一上班的学生曾世芬则说，“退转去几年，把干饭吃饱了才做得起工作。别人都下乡，我不得不去”。一下班的学生黄淑芸、余凤彩及二上班的学生曹家群则为了个人生活得舒服就住在熟人家里，在外面搭伙食便宜，“完全不从适应工作的需要出发，使工作受到影响”。一上班的学生李福全住在他三伯父家里，并在伯父家里搭伙食，就帮助三伯父做活，“又帮助了他的忙，我自己的伙食也解决了”。而李官淑老师在宣传中犯有“急性病，不耐心进行说明教育”。她说“当前生产抗旱工作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根据上级党委与政府指示，县区乡各级行政干部应亲自下水，带头搞好这一工作。如果麻痹松劲就背上'三反’包袱，因而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或犯错误，要受到严厉处分。政府纪律严明，轻则处分，错误最严重的甚至要杀头”。农民反映说，“我们管制地主还没有说动不动就敲沙罐（就是枪毙、杀头）的呀！王小荣，四川宜宾南溪区人，1984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物理系，中学高级教师。爱好读书、游山玩水、集邮，收集地名邮戳、各类文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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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荣:学校的生产抗旱保收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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