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回忆录-23

武汉街头巧遇“革命引路人”

1938年5月，我随罗叔章、王汝琪、罗琼三位大姐到达武汉。我在武汉举目无亲，无处安身。王汝琪的爱人陈传纲的母亲家在武汉，我就随王汝琪大姐住在她的婆婆家。

武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武汉九省通衢，拥有贯通八方的铁路线和堪称黄金水道的水上交通线，自清末以来就是内陆地区无可争议的工业、经济、金融中心，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都声名显赫。

武昌也是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地方，此后几次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现在又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武汉还是长江流域的“三大火炉”之一。刚刚进入五月，闷热的空气已经笼罩武汉三镇。我到武汉时，正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蜜月期”。那时国民党特务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猖獗，政治气氛较为宽松。青年学生、文艺界人士非常活跃。演讲会、读书会、街头活报剧等抗日宣传活动，形式多样。传单、标语琳琅满目。我满怀革命激情，不由自主地融入了抗日宣传的洪流中，我参加了量才图书馆举办的读书会和歌咏队。

量才图书馆是以进步人士史量才的名字命名的。我在参加革命之前就听说过史量才。他是《申报》总经理，还是上海市参议会会长、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主要领导人。由于他与杨杏佛、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沈钧儒等人关系密切，为抗议蒋介石杀害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他办的《申报》又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和“党化”教育政策，积极宣传强硬抗日政策，因此得罪了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浙江海宁的公路上，被戴笠派出的六人特务行动小组枪杀。史量オ之死在上海乃至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我当时就是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

参加量才图书馆读书会和歌咏队的成员，大都是从外地流亡到汉口的爱国青年，他们虽然操各地方言，但是宣传的却都是抗日的道理。这些青年，以江南一带和东北救亡青年人数最多，他们抗日情绪最激烈。在读书会上，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我还在歌咏队学会了《女青年战歌》、《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歌曲。

有一次，一支歌咏队在武汉演出，其中演唱的有一首流亡歌曲《松花江上》。领唱的是一个九岁的东北小姑娘，上百人的歌咏队齐唱，观众有上千人。小姑娘的歌声虽然稚嫩，但是真挚、凄楚、如泣如诉；歌咏队浑厚的齐唱，更显悲怆。演唱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观众无不潸然泪下。台上台下的抗日情绪融为一体，演出成了演员和观众的齐唱。尤其唱到最后一句“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几乎成了千万人的呐喊。演唱会使我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震撼。我深深感到，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领悟到共产党的“全民抗战，全面抗战”的主张的无比英明！我 深信，中国只要坚持全民抗战、全面抗战，日寇必然会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逃灭顶之灾。从而坚定了我抗战到底，革命到底的决心。

“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的金山和王莹等人，此时正在汉口拍摄影片《最后一滴血》。剧组到我们的歌咏队选群众演员，我被选上了。我觉得拍电影很有意思，欣然前往。1934年我在上海“南洋高商”上学时，受同学叶露茜等人的影响，曾做过几天明星梦，差一点就去拍电影。没想到四年后，我又被拉到了摄影机镜头前。开始拍摄时，我有些害羞，总往人群后面躲结果被剧组人员发现，几次把我拉到了最前面。

那时侯拍电影没有剧本，导演给我们几句台词，接着让我们挽起裤脚管，光着脚，一边唱《江南三月好风光》，一边插秧，拍了几个镜头。后来日军进犯武汉，大家不愿做“顺民”，就各奔东西。而我心中还惦念着那部进步电影《最后一滴血》，也不知拍成了没有。至今我还留着当时拍的卷着裤腿的一张小照。

在武汉，经任振威介绍，我认识了屈伯传。屈是任振威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世界学生联合会的工作人员。5月下旬，世界学联会代表团应邀来到武汉，受到爱国青年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我听屈伯传说，中共代表团将在汉口召开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大会。

我对屈伯传说：我也想去看看。

屈伯传说：好吧，你可以随我去参加欢迎活动。

第二天，是武汉入夏以来少有的好天气，我早早地赶到开会地点。到会的有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代表和外国友人共四百多人，场面宏大而热烈。更让我感到兴奋的是，我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王明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和王明还在会上发表了演讲。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和王明，因为距离较远，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但是他们演讲的内容倒是听得清清楚楚。周恩来的讲演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有志青年抗日救国，很令人振奋，我听了顿时热血沸腾。

王明的演讲长篇大论，听起来也很新鲜，不过深奥难懂，当时觉得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但是他的语速很快，不大容易听得明白。

在欢迎会上，世界学联会的代表也讲了话。他们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到底，赞扬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英勇不屈的精神，这也使我大受鼓舞。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我第一次聆听中共高级领导讲演的日子，因此我牢牢地记住了。

我虽然知道周恩来、王明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但不知道他们的职务。当然不敢贸然上前和他们联系，也不敢公开打听中共党组织的所在地，只能在暗中寻访。当时在武汉，只有“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 是公开的，中共党组织和大部分共产党员仍处于地下状态。我想，即使找到了“八办”，如果没有认识的人，自己的身份无法证实，党组织会相信我所说的话么？我感到自己像一棵无名的小草，漂在茫茫人海里，无奈而又无助。此刻，我才意识到，我和明之把“到武汉去找党”这件事想得过于简单了。

但我想，既然来了，就不可轻易退缩，要千方百计和党组织取得联系。“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天，我在马路上，边走边四处张望，心里寻思道：到哪里去找党啊！

我一抬头，猛地看到了一个高大魁梧而熟悉的身影。这不是在上海老北 门家里见过的鲁大哥﹣﹣鲁自诚么？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喜出望外地大叫起来：“鲁大哥！鲁大哥！”

此人正是鲁自诚。他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与我相遇，于是马上把我拉到墙角边，惊喜地小声说：真没想到在汉口见面了。明之也来了么？

我说：我是一人来的。明之随后就来。

鲁大哥，你什么时候来武汉的？ 鲁自诚说：我也是刚来不久。

他告诉我，1937年他与华明之的妹妹华曼倩结婚了。她现在也参加了革命，已改名叫华韵三。

我高兴地随口说：韵三，多好听的名字！是不是与你的字“鸣三相应啊？

鲁自诚笑而未答。

我说：现在我们更是一家人了！

鲁自诚是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明之和我的革命引路人和启蒙老师，过去我们就一直称他为大哥，现在他真正成了我们家庭中的成员。

虽然鲁自诚比华韵三年纪大很多，但是我对他们两个结为夫妻，一点也不感到意外。1936年秋，我在上海生孩子时，那会儿还叫华曼倩的华韵三，总缠着鲁自诚问这问那，当时我就看出她对鲁自诚非常仰慕，甚至是崇拜。

我还听见公公和婆婆议论过鲁自诚。

公公认为，鲁先生相貌堂堂，举止文雅，学问很深，像个英国绅士。婆婆觉得，鲁先生对老人很有礼貌，把小姑娘托付给这样的男人是可以放心的。

就这样，鲁自诚不但成了华的三的偶像，也是我和明之以及舒曰信和沈伊娜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