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悲歌（一）

——《抗日，谁主沉浮？》“华北危机谁之责”8

汪瀛  汪永益

    “长城抗战”失败后，1933年5月1日，察哈尔省的北部重镇多伦失守。5月中旬，日本侵略军继侵占热河之后，突破榆关、古北口长城一线，席卷滦东平北19个县，进而逼至平津近郊，华北战争风云翻滚，抗日形势万分紧急。5月24日，盘踞在多伦的日伪军侵占了沽源县，察北抗日形势，也日趋恶化。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及南京国民政府此时正在指示北平当局与日本法西斯谋求妥协，致力签订《塘沽协定》。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冯玉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之所以能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是源于冯玉祥及其旧部的爱国之心。如：当时出任察哈尔省主席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及其将领张自忠、佟麟阁等，与冯玉祥之间的关系相当深厚。1933年春。日本侵略者进犯热河、察哈尔省等地，冯玉祥就电调第29军的教导团（由汾阳军校学员改编）到张家口，扩编为一个师，归佟麟阁指挥，这是冯玉祥的基本部队。二是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如：共产党人宣侠父、张存实、许权中等也来到张家口，帮助冯玉祥筹划武装抗日的准备工作。三是“长城抗战”的失败为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提供了一部分兵力来源。冯玉祥曾说，察哈尔抗日军“多系转战千里之无家可归的英雄”[1]“同盟军领导下的部队，多数由吉林、奉天、黑龙江、热河、滦东等处军队参加”[2]，如：邓文、檀自新、李忠义、冯占海、黄守中、宋敬诚、汲汉东、马冠军、姚景川、刘震东等人率领的东北、热河地区义勇军、民众救国军，以及蒙古自卫军等部，一共有4万余人。四是参加“长城抗战”的一部分国民党正规部队也成为抗日同盟军的广大同情者；五是广大人民群众强烈反对签订《塘沽协定》，成为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的强大舆论后盾。

    据赵谨三编撰的《察哈尔抗日实录》，1933年4月底，察哈尔省的重镇多伦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察哈尔省的宝昌、沽源也先后于5月20日、24日失守，日本侵略者准备兵分3路进攻张家口。在这种形势逼迫下，冯玉祥不得不更加紧锣密鼓组建自己的抗日武装。5月26日，各抗日力量在张家口召开了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大会决议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同盟军的总司令。冯玉祥当仁不让，于当天发表了就职通电。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抗日同盟军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及抗日具体方案。如：它明确规定“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是人民大众的武装力量，是革命军民的联合阵线，其宗旨是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暴力，武装保卫察哈尔，收复失地，对日本绝交，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签订《塘沽协定》等任何妥协外交；呼吁凡有志抗日救国的军民团体，均得加入同盟军。肃清汉奸卖国贼，没收军阀汉奸一切财产及日货。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释放爱国政治犯；劳苦大众一律武装起来；改善教育，加紧训练农村民众；士兵与劳苦大众，坚持团结，组织下层的工农兵联合会。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工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与中外反帝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3]

[1] 《冯玉祥日记》，P105.

[2] 《冯玉祥日记》，P164.

[3] 郑全备，薛谋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和失败》，《历史教学》，19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