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悲歌（二）

——《抗日，谁主沉浮？》“华北危机谁之责”9

汪瀛 汪永益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大为惊恐。于是，日本侵略者纠集伪军分路大举进犯同盟军。1933年6月上旬，日伪军队先后攻陷了宝昌、康保，张北告急，张家口震动。6月20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主力北进，冯玉祥以方振武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2师师长。共产党人所掌握的第2师、第5师、第16师及第18师为这次北征军的主力。“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于22日攻克康保，7月1日收复宝昌和沽源。7月4日，同盟军向多伦推进。7月7日，同盟军对多伦发动总攻。敌人飞机大炮并上阵，火力十分猛烈，整个战斗极为惨烈，吉鸿昌多次亲自率领部队冲锋肉搏，身体数处受伤。据1933年7月17日的《益世报》报道：“我军自阳（7日）午围攻多伦以来，血战五昼夜，官兵伤亡千六百余人，兹已于文（12日）晨克复多伦，敌人向东溃窜”[1]。接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全境。

    多伦收复后，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当时，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或发来贺电；或纷纷捐献财物，支援前线。但是，与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相反，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及南京国民政府，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千方百计地破坏“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爱国行动。

    历史事实表明，早在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蒋介石就极力阻挠。据《国闻周报》第10卷14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蒋介石一方面勾结日本侵略者制造种种谎言中伤冯玉祥，另一方面又企图诱骗冯玉祥离开察哈尔。但冯玉祥不为蒋介石的威逼引诱所动，反而向蒋介石提出了12项抗日救国主张。例如：抽调军队百分之八十开往前方；拨付军费百分之八十作为抗日费用；蒋介石应自亲率部队抗日；大赦政治犯，实行民主自由；让蔡廷锴、蒋光鼐、宋哲元、张发奎等率部抗日；蒋介石要承认过去错误等。[2]蒋介石不仅没有接受，反而与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在《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又针对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活动，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觉书》，作为《塘沽协定》的附件，规定“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3]从而为日本侵略者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及南京国民政府联合剿灭“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提供了依据。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除继续制造舆论，给同盟军加上“破坏整个国策”等罪名外，又假借南京、东北各省市国民党党部的名义，通电诬蔑冯玉祥“冒名抗日，勾结汉奸，割据地盘，捕杀国民党员，宣传共产，实行赤化”，还对曾经捐款接济冯玉祥的朱庆澜（负责辽吉黑三省义勇军后援会工作），诬以贪污之罪，要他前往南京，办理交代，使他无法在经济上再给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接济；又勾结山西阎锡山共同反对抗日同盟军。6月21日，北平军分会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指挥，7月8日，下令庞炳勋等部进逼察哈尔省。此时，日本侵略者与纠集的伪军共2万余人也齐向察哈尔省开进，大举进攻多伦。由于日伪军与蒋介石的大军联合夹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在这种情况下，方振武、吉鸿昌不得不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等调停建议，于10月16日下午离开部队。所留余部，被国民党军改编。震动一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斗争至此最后失败。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但他们将近半年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和蒋介石集团的卖国行径，挫败了日本法西斯侵华计划，推迟了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地区的大举进犯，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推动了北方各省以及全国的革命斗争，其抗日业绩永载史册。

[1] 郑全备，薛谋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和失败》，《历史教学》，1983（2）

[2] 郑全备，薛谋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和失败》，《历史教学》，1983（2）

[3] 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1982.P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