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梅协定”是否存在？

——《抗日，谁主沉浮？》“华北危机谁之责”13

汪瀛  汪永益

    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何梅协定”，这在史学界是存在争议的。尽管他们各自的出发点与动机不一。历史上究竟是否存在过“何梅协定”？我们应怎样看待这一问题？他给中国带来过什么影响？我想，大家阅读本文后，会有自己的判断。

    “河北事件”后，面对酒井隆、高桥坦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尽管何应钦口头表示全部承认日本侵略者的要求，但毕竟还未形成正式文件。为此，高桥坦于6月11日携带一份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到北平军分会，要求何应钦签字盖章。历史上的《何梅协定》问题，便由此产生。

    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全文如下：

觉书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延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清、何一飞之罢免；

（三）宪兵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退；

（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

（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此致

何应钦阁下

昭和七年六月九日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1]

    《觉书》将何应钦在6月4日、9日、10日的3次答复内容全部记录，还新增了3个附带事项。《觉书》既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也使南京政府军政要员颜面扫地。为此，南京政府认为，既然是口头协议，中国政府已按日方要求和何应钦的承诺已在处理相关事宜，故没有签署文字协定的必要，决定不让何应钦签字。据《北平军分会三年》记录，何应钦有鉴于蒋介石不留下文字依据的指示，也不敢在《觉书》上签字。

    14日，高桥坦找到南京方面外交部驻北平的特派员程庚锡。高桥坦一方面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拒绝签署，日本对即将发生严重情势已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方面至少给予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只须何应钦在梅津美治郎代理的“通知稿”上签字后送交日方即可。

    “通知稿”称：

    “六月九日由酒井隆参谋长所提出之约定事项，并关于实施此等事项之附带事项，均承诺之。并自动的期其实现，特此通知。”[2]

    日方要求何应钦签署这一“通知稿”之目的，不是为已经实现了的谈判条款，而是为以后扩大侵略、制造事端先获依据。

    6月21日和7月1日，高桥坦两次到何应钦住所，将拟好的通知交给何应钦，要求其具名。通过南京、北平两地往来电讯的反复讨价还价，日方放弃“附带事项”出具书面承诺的要求，而何应钦也获准同意出一书面通知，他电示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于7月6日给日方一打字油印之书面通知（即《何应钦复函》）：

    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

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

二十四年七月六日[3]

    至此，梅津美治郎在备忘录中所提出的“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九条，连同何应钦这封打印复函，便是历史上的“何梅协定”的内容。

    从形式上看，何应钦确实没有签署过《觉书》，或名为“何梅协定”的文件。从本质上看，中方或何应钦虽然没有签署过《觉书》或名为“何梅协定”的文件，但不等于何、梅之间没有存在过相关协定。“何梅协定”的真相是：日方以备忘录形式提出相关要求，中方则以何应钦复函方式予以承诺，且中方履行了日方的全部要求。因此，“何梅协定”在事实是存在的，不能因没有正式签订而否定其存在。这一特殊方式之下的协定，实际上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政策与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不仅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省、察哈尔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也使日本法西斯为实现其先夺取河北和北平、天津，然后再侵吞华北的目的提供了条件。于是，“华北自治”的丑剧也因之而甚嚣尘上。

[1]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P372、373.

[2] 熊宗仁：《<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之辩析》，《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1）

[3]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P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