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五省自治”是如何出笼的？

——《抗日，谁主沉浮？》“华北危机谁之责”14

汪瀛 汪永益

   在“何梅协定”出笼期间，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以“张北事件”为借口，胁迫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于1935年6月27日签订了《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定包括：

（一）撤退地区：

    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

（二）解散排日机构。

（三）[对日]表示遗憾，并处罚负责人。

（四）从6月23日起，在两星期内完成以上各点。

（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哈尔省。[1]

    《秦土协定》使日本侵略者完全控制了察哈尔省的大部主权。

    日本法西斯在迫使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后，立即积极策动了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9月24日，日本法西斯驻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多田骏发表声明，宣称要“依靠华北民间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2]提出清除反满抗日分子，建立华北经济圈，实现华北军事合作，扶持华北自治等措施。接着日本又采取多项措施，策划华北自治。

    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最初的计划是使下野寓居北平的吴佩孚东山再起，组织五省联盟自治政府”，[3]但这个计划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随后，日本侵略者又有反复诱劝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独立”，而于学忠也“均置之不理”。[4]此后，日本侵略者又转向拥戴孙传芳，要求他出任“自治运动”的首领，孙传芳在天津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直接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阴谋，并表示公开拒绝。[5]

    国民党将领宋哲元在被驱逐出察哈尔省之后，利用汉奸白坚武在北平制造暴乱的机会，以第29军“来平驻防，以资镇慑”[6]为由，再次进入平津地区，改变了自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势力退出后华北的政治、军事格局，成为这一地区能与日本侵略者抗衡的主要力量。日本法西斯在上述诸多策划行动失败后，转而把华北“自治”的希望寄托在宋哲元身上，并迅速采取了诸多措施以促进宋哲元实行“自治”。

    1935年10月，日本法西斯派遣曾主谋策划“满洲国”的土肥原进入北平主持促进宋哲元“自治”之事。开始，土肥原想说服宋哲元与国民党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合作，共同脱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自治政府”，为宋哲元拒绝。

    日本法西斯不甘心被拒，加紧在华北制造“自治”气氛，企图逼迫宋哲元就范。1935年10月22日，日本法西斯特务指使汉奸安厚斋、武敬亭等策动河北东部的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攻占了香河县城，驱逐了香河县国民党县长，并组织少数汉奸成立“临时维持会”，制造了“香河事件”。

    与此同时，因日本法西斯的支持，白坚武在天津组织了“华北自治救国军”；此时的天津，还出现了“华北民众促进会”“华北人民自救会”等所谓“自治”团体。土肥原根据日本法西斯当局做出的“华北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目前自治的内容为轻度自治”[7]的决定，考虑到宋哲元对“自治”的暧昧态度，决定先让殷汝耕成立“自治”政权。1935年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县发表宣言、宣告冀东停战区“脱离中央”而“自治独立”，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25日，又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时，冀东的22县实际上已经沦为日本法西斯之手。同一时期，日本侵略者还策动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

[1]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P373.

[2]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P178.

[3]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土肥原秘录》，北京：中华书局出版，P87.

[4] 《文史资料选辑》第22卷，第63辑，P40.

[5] 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P212.

[6]《国闻周报》（1935年7月8日）第12卷，第26期。

[7]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也书房新社，1972.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