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还是抗日讨蒋？

——《抗日，谁主沉浮？》“华北危机谁之责”16

汪瀛 汪永益

    “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更加尖锐。当时的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号召：“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呼吁“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作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1]。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与刘子丹的陕北红军会师，初步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伟大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重新建立起领导全国革命与抗日的大本营。在立足稍稳之后，中共中央即一边指挥红军迎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一边深入研究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亡新的形势下的策略和任务，认为抗日救国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则做人，不抗日则做亡国奴。为此，中共中央相继在《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等文件中，提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对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对象、领导权以至具体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予以了初步阐述。

    然而，由于此前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还没有得到彻底肃清，又深受共产国际此前一些错误策略的影响，加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当时面临一个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着中国，而他们又一直在执行着“剿共”和对日妥协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全力调集军队“围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这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同时面对着两个敌人：一个是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及南京国民政府。

    中共中央在发出的《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指出：“目前反日讨蒋是党的主要任务”“抗日必先讨蒋，只有讨蒋才能顺利的抗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抗日讨蒋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出路，是中国共产党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务。”[2]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重申了上述方针和主张。宣言认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成为不可分离两位一体的任务。”[3]也就是说，直至“瓦窑堡会议”之前，就全党的基本状况而言，对于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还缺乏深刻认识，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完整的和正确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21-522页。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62页。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