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issa Dell五篇代表作论“政治制度如何长期影响经济发展”
编者按:
每一年美国经济学会都会颁发克拉克奖 (John Bates Clark Medal)，给予 40 岁以下的优秀青年经济学家，2020的得主是哈佛大学教授梅丽莎·戴尔 （Melissa Dell），表彰她在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等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Dell被称为是断点回归女王，她研究许多国家的历史，著名的研究对象包括秘鲁、印度尼西亚、越南、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探讨他们的历史如何形塑制度 (institution)，以及制度如何长期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Dell 擅长巧妙地融合该地的历史文化发展，并与计量方法相结合，使用空间断点回归分析 (spatial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亦称为回归不连续)。她也是首位在一国内，提供识别 (identification) 方法，分析制度如何扮演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以及厘清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学者。
作者简介:
Melissa Dell，哈佛大学经济系
Dell 出生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小城镇，就读当地高中时，她克服眼睛视力障碍并创下该州 3000 公尺长跑记录。她也是那所高中第一位进入哈佛大学就读的学生。她在哈佛创立学生组织 College Matters 和撰写书籍，鼓励和她一样成长背景的人。哈佛经济系毕业后，获得罗德奖学金前往牛津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紧接着回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经济博士学位，并在 Daron Acemoglu 的指导之下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便在哈佛大学任教至今，并成为该校第九位获得克拉克奖的教授。
16世纪西班牙殖民Mita制度如何影响现今秘鲁当地的生活水平
Dell, M.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Peru's Mining Mita.” Econometrica 78, no. 6 (2010): 1863-1903.Dell 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关于 16 世纪西班牙在秘鲁的劳役制度 Mita如何影响当地日后的生活水平。Mita 制度早在印加帝国时期就有类似的制度，在西班牙殖民时期，Mita 制度要求当地 200 多个原住民小区，将其七分之一的男性送往银矿和汞矿场工作。然而许多地区不需要派出男性参与 Mita 制度，Dell 观察实施 Mita 制度的地域边界两侧，一侧实行该制度，另一侧则无，研究他们日后的经济发展有无不同。
首先 Dell 观察制度边界两侧一百公里内的地理和人文特征，她提供的数据指出，两侧的地形起伏、种族、赋税情况均十分雷同。这一点在使用空间断点回归分析时十分重要，因为必须将影响两地生活水平的其他主要因素控制，这样才能确认是否为该制度影响生活水平。
确认完制度边界两侧的背景之后，Dell 开始估算 Mita 制度如何影响秘鲁当地的生活水平，首先她先观察两边的家庭消费，她发现执行 Mita 制度的地区在 2001 年时，家庭消费量较另一侧未实施 Mita 低 25%。另一个衡量生活水平的指标是儿童发展迟缓比例 (Stunted Growth, Children 6–9)，衡量 6 到 9 岁的孩童身高是否低于正常身高标准区间。Dell 取得当地教育普查的资料，发现实行 Mita 制度的区域有较高的儿童发展迟缓比例，比另一侧未实施 Mita 的地区高约 6%。
尽管 Mita 制度早在 19 世纪初就已经废止，但为什么 Mita 制度还会长期影响当地生活水平呢？Dell 提出几个可能的原因，在实行 Mita 的地区，根据 1876 年的资料发现当地人的识字率较低，到 1940 年时依然发现当地人所接受的教育年限较少，但此现象在 2001 年调查时，教育落后的程度已经缩小。
另外一个可能原因则是实行Mita制度地区的道路密集程度较低，且 Mita 制度驱离地方的大地主，使得当地的大地主和庄园 (haciendas) 数目较少，Dell 认为大地主作为地方精英，具有稳定当地土地所有制度 (land tenure system)的作用，并且有能力游说政府提供资源，像是道路等公共财，给未执行 Mita 地区的居民使用。虽然大地主和之前西班牙殖民 Mita 皆属于汲取型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但前者在公共财方面提供当地未来经济发展的途径，这一点和之前关于拉丁美洲国家发展缓慢，与土地所有权集中有关的说法背道而驰。
三组地理平滑函数（一组二维、二组一维）与平均家庭消费、儿童发展迟缓水平的回归结果
荷兰殖民印度尼西亚爪哇的影响
Dell, Melissa, and Benjamin Olken. “The Development Effects of the Extractive Colonial Economy: The Dutch Cultivation System in Java.”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7, no. 1 (2020): 164-203.
在19世纪中期，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实施耕种制度（Cultuurstelsel)，迫使爪哇居民为荷兰殖民地政府生产出口农作物。最高峰时期，耕种制度带来的收入，占荷兰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相当于荷兰 GDP 的 4％。Dell 和 Benjamin Olken 想探讨当时荷兰建立制糖厂的地区，如何影响日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前述研究相同，研究者首先控制区域的地形特征，像是高度、坡度、与海岸、河岸距离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紧接着他们检验荷兰当时规划的制糖厂，是否会长期影响当地就业选择和工业化程度。居住在制糖厂附近的民众，现今从事制造业的比例增加 7%，零售业比例增加 9%，农业比例下降 18%，这些数字都是相较于离制糖场远 (10至20 公里) 的居民。在过去制糖厂附近，现今的公路和铁路密度也显著较高，基础设施更完善。在公共财政方面，作者根据 1980 年的调查资料，在制糖厂周围地区，有电力的比例高出 45%。另外在教育方面，制糖厂周围居民，平均受教育的时间较长，完成高中学业的比率也较高。和前面一个研究的结论不同，Dell 发现荷兰的汲取型殖民制度，对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长远正向影响。
通过对距离最近的历史工厂的 1 公里单位距离的结果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
Dell, Melissa, Nathan Lane, and Pablo Querubin. “The Historical State, Local Collective A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 Econometrica 86, no. 6 (2018): 2083-2121.在现今越南的领土历史上，分为北方的大越 (Dai Viet)，是由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管理，村是基本的行政单位，官僚系统可以控制税赋和兵役召集。南方则是高棉帝国 (Khmer) 的外围支流，并无强大的中央政府，具有更多非正式、个人化的权力关系。Dell 和另外两位作者 Nathan Lane、Pablo Querubin，想了解历史上南北越南两方的制度，是否长远影响两边的经济发展。作者先是确认南北边界有类似的地理特征，包含地形起伏、温度、降雨、水文，农作物像是稻米、椰子、糖的适宜性分析也类似。接下来就可以检验历史上两边的制度差异，是否依旧影响现今当地的经济发展。首先他们发现北方家庭收入较南方高出约三分之一，所受的教育年限平均也多将近一年。回顾之前历史，在 20 世纪初期，北方也有较完善的电报线网络、公路也较为普及。而在越战 1970 年代的时候，他们也发现处在南越，过去被北方的大越治理的区域，依旧有较高的家庭收入，饮食上也可以负担较为昂贵的肉类、水果、制成品等，使用汽车作为代步工具的家户比例也较高。紧接着他们探究为什么过去的南北方制度不同，会造成日后的经济发展差异，作者们认为北方制度化的村镇政府历史，促成日后高度持久的地方集体行动。在民间组织部分，他们发现在北方的家庭，参加民间组织的可能性增加 26%，并参与地方经济训练的比例增加 21%。在地方政府部分，北方有较好的地方行政系统，有较好地方政府税收系统，居民也较有可能在村委会担任要职。这些原因都是可能造成南北两方经济发展差异的主因。Dell, Melissa. “Trafficking Networks and the Mexican Drug Wa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no. 6 (2015): 1738-1779.另外 Dell 也研究近期的地区冲突和政策议题，她将目光放至墨西哥毒品战争和选举结果，国家行动党 (Partido Acción Nacional，简称 PAN) 是墨西哥的保守右翼政党，根据报导 Felipe Calderón 在 2006 年时以 0.6% 险胜对手而当选墨西哥总统，国家行动党当时以打击组织犯罪为名，并且在 Calderón 当选总统后发动墨西哥的毒品战争。在 2007 至 2010 年之间，Dell 发现当国家行动党在地方市长选举险胜的地区，选举过后会有较高毒品交易相关的凶杀案数量，受害人数增加约 30 人 (每十万人)，国家行动党市长就职后，总体凶杀率也显著增加 (图2)，这现象在选举前，跟市长选举后就职前并不明显。原因是国家行动党胜利之后，会镇压当地的毒贩组织，进而激发其暴力行为。Dell 也发现当行动党市长当选后，会增加运毒成本，没收毒品的可能性从 5.4％ 增加到 7％，进而引发当地暴力冲突。
国家行动党市长选举赢的幅度(比率 | 横轴) 与选举过后该市杀人案件发生比率 (每十万人 | 纵轴) 的关系图Dell, Melissa, and Pablo Querubin. “Nation Building Through Foreign Intervention: Evidence from Discontinuities in Military Strateg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 no. 2 (2018): 701-764.本研究使用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采用的战略的不连续性来估计其因果影响。它通过利用用于瞄准空袭的算法中的舍入阈值来识别轰炸的影响。轰炸增加了北越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削弱了地方治理，并减少了越共区公民的参与。该研究还利用了邻近军区之间的空间不连续性，这些军区奉行不同的反叛乱战略。强调压倒性火力的战略似乎增加了反对者的袭击，并恶化了对美国和南越政府的态度，相对于更注重人心的方法。Dell 和 Querubin 研究越战时，美军对于北越越共 (Viet Cong) 的轰炸情形，如何影响当地居民参与军事和政治活动。由于美军是否轰炸某一地区，是根据超过百项安全性、经济、政治指标，分为五个轰炸等级 (1：不安全 - 5：安全)。紧邻村庄在许多方面都十分类似，但一个村庄可能遭受美军轰炸 (例：原始评分 2.49 被列为轰炸等级 2)，另一个村庄则无 (例：原始评分 2.50 被列为轰炸等级 3)。作者们利用这种轰炸的差异性，作为研究方法探讨此问题。他们发现被轰炸的区域，居民参加当地游击队的比例高出 27%，对于越共也更加支持，此一轰炸政策并未达到美国陆军战略的预期。
每个点绘制一个 bin 内的平均值。断点固定效应已被部分排除。实线绘制局部线性回归，虚线显示 95% 置信区间。
“本专题内容在转引自白经济（台湾学术组织）的基础上做了修改和补充”编辑 | 致远星
审核 | 林陌声
终审 | 李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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