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

慈善教育，尤其是孤儿的领养和培育，在欧洲教会中有着约千年的悠久历史，很多城市中都建有孤儿院，教育制度严谨，同时注重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的熏陶，从中走出的成功人士亦不在少数。中国也有这方面的善举传统，如善堂、贫儿院、育婴堂等，佛教中也有类似的举措。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正是这两种文化的交融和继承，院中很多老师由中国人担任，而它的建筑和培训模式则和欧洲的一些孤儿院非常相像。

土山湾的职业教育是教会慈善事业的一部分。当时国内有很多这样的职业教育机构，像曾铸、曾志忞父子于清末创建的上海贫儿院就是一个典型。这类学校基本是免费收纳学生的，故开支很大；办校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募捐，管理者要具有和社会各方面打交道的能力，故经办时间都不长，也很难培养出一些成功人士。这方面，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有其独特之处。它依靠教会，有一整套教学制度保障它；执教的修士有信仰，俗称“办事相公”，大都多才多艺，教学认真，培养学生不遗余力，现在还健在的土山湾孤儿们对他们都有很好的印象。经费一方面来自教会募捐支撑，另一方面，孤儿工艺院生产的宗教和世俗产品很畅销，也是孤儿院的一大收入来源。当时中国的教堂、一般的团体机构、社会的富裕家庭等都使用它们的产品，国外的团体和个人特地慕名来采购的也不在少数。值得一提的是，从清末开始，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出品曾屡次参加国内外的各种博览会，每次都载誉而归。

19世纪末土山湾一景

20世纪初的土山湾一带风光，安敬斋摄

职业教育既是行善事，但又不完全是这样。土山湾的管事者非常明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培养出能够自食其力，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土山湾在这方面有一整套完善的教育制度，可以说是做得比较成功的。他们接受的孤儿，一般从一岁到六岁的幼儿期都是由育婴堂的嬷嬷负责抚育，兼授一些学前教育。大约从七岁开始，孩子有了性别意识，男女便分开教养，女童进圣母院，她们在那里学习各种基础的文化课程，稍大后再分配去从事刺绣、花边、织布、制衣等女红活。当时上海教会神父用的祭披、教堂里用的装饰性绣品等都是出自这些孤女之手。男童则进慈云小学读书，在小学读完初小和高小，有了基本的文化知识，能够识字算账，读报写信，在当时够得上是个小知识分子了，年龄也到了十二三岁，这时则根据本人的天赋、志愿以及需要分配进孤儿工艺院的各个工场，如画馆、印书馆、木工部、五金部、鞋作等。在这些工场里一般要学六年，半工半读，也大致分两个阶段，前两年读书多一些，后四年则以做工为主。这样六年满师出来就是一个合格的工人或手工艺人了，年龄也满十八岁了，是一个成人了。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大行其道的当时，土山湾的孤儿和孤女们却多少能够享受一些自由恋爱的权利：成年满师之后，院方对孤儿的人身和恋爱的自由不予干涉，但是如果需要院方帮助介绍，孤儿院还是很愿意帮忙的。孤儿如提出要求，孤儿院会为他们择偶配婚，一般多是圣母院中的女孩。双方见面后如没有意见，孤儿院和圣母院会分别代表男方和女方提供钱款和嫁妆的帮助，供他们在叙伦堂举行婚礼，并在五埭头（土山湾对岸的三角地区域）安排住房，租金比外面要便宜不少。院方还允许孤儿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出外闯天下，还是留在土山湾凭手艺吃饭。从文献资料和接受采访老人的情况来看，后者似乎略多一些。留在土山湾可以说是比较保险的选择，因产品畅销，凭手艺吃一碗安稳饭或者养家糊口绝对没有问题；外出闯天下有风险，是不是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有没有前途，都是未知数。当然，凭着土山湾培养的手艺，找份养家的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至于是否能闯出一个好前程，则要看个人的天分和努力了。

二、知识教育与技能教育的融合

1. 知识教育，以国文学习为例

慈云小学这个名字的出现不过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情，但是像慈云小学这样的机构作为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附小”存在却历史悠久。大约从1864年孤儿工艺院迁到土山湾时起它就初具雏形，院方建了好几间教室，在那里向孤儿们教授中文、算术、历史、地理和法语等课程，为他们今后的学工生涯打下文化基础。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国民学校教学制度的正规化，慈云小学也逐渐顺应潮流，设置了国文和数理化课程。这里，仅以一套出版于1914年7月—1915年2月的《国民学校国文新课本》为例，来管窥当年土山湾教育的点滴。这套教材由圣教杂志社编辑，土山湾印书馆出版，全书八册，共四百课，收录三千四百生字，供学校八年使用（四年初小，两年高小，两年半工半读）。“课文之长短，因学年而递增；学说之深浅，因程度而差别”（见《编辑说明》），如第一册课本仅收二百四十三字，笔画全部在十划以内，每课生字仅二三字到七八字。第二册课本则增加了联字、造句的内容。八册课文由浅入深，逐步递增，如初小课文有《开学》《国庆》《校规》《游戏》等，高小课文有《敬老》《军人》《春秋战国》等，半工半读阶段课文有《货币》《预算》《孝悌》等，几乎每课课文都配有插图。宗教内容也有一些，如《教友模范》《中国教区》等，但所占比例很小。由于这些课本历时百年，现在已非常罕见，这里谨略选数例，以见一斑：

贺年

元旦日，姊与弟，衣新衣，集堂前，向父母贺年。父母谓之曰：汝等比旧年，又各长一岁，当更有志气矣！（选自第三册）

地图

师指一地图示学生曰：汝等观之，此我中华民国之地图也。我中华位于亚洲之东南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之富，甲于全球。尔小子其各以振兴祖国自励而努力求学焉！（选自第四册）

车

车，交通之要具也。两旁有轮，轴贯其中，行时，上下旋转，循环不息。

车之式不一，其用亦不同。或以人推，或以兽挽。惟人与兽，其力有限，不能负重致远。近世新制叠出，于是有火车、电车。火车借蒸汽之力，电车则借电力，皆预铺钢轨于路，循轨而行驶者也。（选自第六册）

从这些课文来看，文字都处于从文言向白话过渡的阶段，半文半白，留有浓重的时代痕迹；内容则与时俱进，以灌输新知识为主，且简明扼要，图文并茂，能适应文化程度不高的孩子的需求。如果和同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所出国文课本作一比较，当是很有意义的事。

2. 技能教育，以画馆教学和《绘事浅说》《铅笔习画帖》为例

土山湾的技能教育，讲究实用，亦非常注重童子功，从小严打基础。老师的水平很高，执教认真，使用的教材和教具也很先进。以土山湾画馆为例，像画馆的绘画范本、碳棒、颜料、画布等大都从国外进口。课程进度执掌严格，画馆的整个学画过程长达六年。新入画馆的学生仅练习画线条就要学半年，从直线、横线、斜线一直到弧线、圆圈，要能用粗细、深浅、疏密等不同的线条画出物体的形状，特别是要画出物体的质感来。等线条画熟了，才开始画石膏几何模型，临摹宗教名画，学习勾稿、放大。其间，老师会带领学生到龙华、外滩、洋泾浜等处写生，也会请一些外面的画师进馆来教授国画。第五年开始学水彩，最后一年才让其中成绩优异者学油画，并练习画人体模特。六年期间，学生还要学习算学、历史、宗教等基础知识，并练习体操和唱歌。一年考试两次，前三名有奖赏，颁奖时会请神父、修士到场，十分隆重。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毕业时才是一个合格的画师，对各种美术工作能应付自如；至于是否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家，那就要看学生的天赋和机遇了。

清末土山湾画馆学生在练习书法，左侧长者为刘德斋

画馆平时对外承接订单，山水、花草、人物及宗教故事画等均可受理，按画件的尺寸大小和难易程度定价，尤以各类油画最受欢迎。因油画复杂难学，绘制时间长，在刘德斋执掌画馆期间，只有王安德、范殷儒、陆锦章、李德和、潘逢时、夏升堂和徐咏青七位师生有资格承接油画订单，故常常供不应求。画馆制度规定，学徒期间有少量津贴可拿，满师后则可计件享受薪酬，大致比例是学徒和画馆按画件定价二八分成，成为画师后这个比例则倒过来变成八二分成。

刘德斋从1880年到1912年长期执掌画馆，既亲自教学，又管理协调，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为画馆的稳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还十分注意总结教学经验，主持编撰了不少著作，我们今天知道的就有：1887年出版的《道原精萃》，收录图像300幅；1892年出版的《古史像解》，收录图像107幅；1894年出版的《新史像解》，收录图像103幅。这些作品由刘德斋率领画馆师生绘制，刻版工匠也是由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培养出来的美术人才。它们代表了土山湾画馆全盛时期的神采和风貌，成为后人考察土山湾画馆的珍贵文献。其中尤以刘德斋亲自编写的《绘事浅说》和《铅笔习画帖》最具代表性。前者共分两卷，后者共有三册，1907年春秋之际由土山湾印书馆正式出版。和《道原精萃》等书不同的是，这两种书并非是宗教历史书的插图，而是完全为画馆教学而作，是正规的美术教材，故而更具有文献价值。《绘事浅说》第一卷叙述习画宗旨及用笔诸法，如把笔法、画线法、分色相、画方圆、绘图设问、花卉起手法等。第二卷则详细解说人物身体的构成和比例及具体画法，如头部、五官、手足、全身、表情和人像作品临摹等。《铅笔习画帖》第一册是诸色线条和各种花纹的示范，第二、第三册是人物各像的示范。此两种书合起来使用，就是一套完整的美术教材，实用性很强。

刘德斋肖像照

教科书是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写的教学用书，是师生教学的主要材料，考核教学成绩的主要依据。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第一次肯定了图画科和手工科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后，我国普通学校中小学美术教育经过多年实践并经历了多次改革，才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教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但能从《绘事浅说》和《铅笔习画帖》这两套教材中得以窥探土山湾画馆当年的教学情景，而且从时间上说，它们也很可能是近代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早也比较完整的美术教科书，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

三、土山湾孤儿毕业后的几种出路

根据文献，从1864年到1934年这七十年间，土山湾共收养孤儿三千人左右，其规模日益扩大。传教士在创设孤儿院的同时，还办起了工场，孤儿们在画馆、印书馆、木工部、五金部、照相部、风琴作、中西鞋作里学习绘画、印刷、木工、雕刻、镀金等技艺。

历史往往由于人们的一些不经意之举而增添无穷色彩，这个最初只是为了接纳孤儿工作习艺而设立的孤儿工艺院，却无意间掀开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重要一页。如果仅就自立成才方面来讲，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生产的宗教和世俗产品是很畅销的，当时中国的教堂、一般的团体机构、社会的富裕家庭等，多使用它们的产品，国外的团体和个人慕名来采购的也不在少数。当时土山湾专门设立有销售部门负责这方面的业务。值得一提的是，从1864年建院伊始，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就曾多次甄选作品参加世界博览会，且屡屡斩获好评，捧奖而归。1915年参加美国旧金山世博会并斩获大奖的中国木雕牌楼，如今已成为土山湾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土山湾培养的孩子，留下来工作的人数不少，他们大都一技在身，能够育儿养家；一些手艺高超的，在1949年后很多成为印刷厂和教育界、工艺美术界的技术骨干，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在西方文化熏陶下，土山湾的孩子们眼界开阔，启蒙较早，对世界的认识相对比较完整。以画馆为例，从1852年初具规模起，土山湾画馆近百年间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有的更成为影响美术史的风云人物。如，刘德斋学艺于画馆，又传递艺术薪火，执掌画馆三十余年，不但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还和任伯年、沙山春、周湘、张聿光等知名画家多有接触，对海派艺术的产生有重要影响，因而被誉为中国早期传播西方艺术的杰出教育家。刘德斋的学生安敬斋，能画一手好画，后因工作需要，从事印刷和摄影。安静斋引进并创新珂罗版印刷，于1900年前后拍摄了几万张照片，这些都对上海的早期文化产生有很大影响。刘德斋的学生徐咏青，水彩风景名满天下，能媲美欧洲最高水平，被誉为中国第一代水彩画大师。徐咏青先后在上海、香港、青岛三地授艺教学，培养了大批艺术种子，对三地的艺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安敬斋的学生张充仁，勤奋苦学，很早就享有盛誉，20世纪30年代留学欧洲，学成归国后创作了大量作品，是现代中国的雕塑圣手和水彩画大师。他还创办充仁画室，培养了很多著名画家。1910年，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中国规模最大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土山湾选送画馆学生范殷儒、温良、顾言、张坚贞等人的作品出展，结果一举获得19块奖牌，在社会上赢得了很高评价。

当然，外出闯天下的土山湾孩子并不都像徐咏青、张充仁这样做出大成就，享有大名声，他们更多的是在教育文化岗位默默耕耘，培养艺术的种子，如王小宝在上海震旦学院教授美术，王希贤在浙江瑞安中学教授绘画和风琴，沈兆加在温州师范学校教授美术和音乐，他们每月工资能拿到二十多元，时在清末，这是一个白领的收入水平。他们可以说实践了土山湾培养孤儿的目标—既能够自食其力，也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土山湾的艺术薪火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既培养出了很多知名人士，也熏陶了周围的艺术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四、土山湾职业教育的启示

1. 以慈善教育为目的，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办学模式

上海的近代化发展是与中西文化交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徐家汇地区是这一过程的代表，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则是这一发展的缩影，而它的职业教育更是开启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先河。1864年，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建立，内设绘画、印刷、木工雕刻、金工、照相等工场。这个当初只是为了宗教慈善事业，为了接纳孤儿习艺工作而设立的孤儿工艺院，却无意间掀开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为封闭的中国开辟了通往世界的通道，给无缘涉足西方的中

国人提供了一扇观察和了解西方的窗户。徐悲鸿曾在20世纪40年代撰文指出：“至天主教之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但今天我们已经知晓，土山湾并不仅仅只是单一的绘画“摇篮”，它对中国近代的摄影、印刷、音乐、工艺美术、图书馆、博物馆，乃至建筑、天文等方面，都产生过影响，堪称中国近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探究土山湾的历史，它的成才模式即使放在今天也颇有启示意义。当年诸多孤儿被送往育婴堂，度过幼年期后被送到毗邻徐家汇的土山湾读书，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和自学能力后，又被送往绘画、印刷、木工、雕塑、制作彩绘玻璃等工场学艺。教授者多为虔诚的中外修士，他们传授给孩子的除了具体的行业技艺外，还有先进的理念。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所收养的学艺的儿童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大部分是在圣母院育婴堂长大的孤儿，也有小部分是来自一般家庭的孩子，他们通常都是通过相关人士的推荐才得以入院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土山湾培养的孩子将来在社会上的竞争优势。土山湾选择开设的专业大都是步入近代以后城市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如画馆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很多人走上了中、小学美术老师这一当时很少人能胜任的岗位；印书馆教授的西文、乐谱及科技特殊字符排版技艺，直至20世纪50年代仍是走俏缺门的手艺；堪称土山湾独门技艺的彩绘玻璃，是当时很多高档场所和富裕家庭热衷追求的时尚。可以说，切合社会需要的岗位选择和高质量的技艺培训，在源头上就大大缓解了学徒满师后就业的压力。

1903年，土山湾画馆主任刘德斋和他的画馆学生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育人目标是有文化的手艺人，而当时社会一般的工匠多是文盲或半文盲，故在素质上自然胜了一筹，因而也更具有竞争力。晚清民初，读书六至八年的年轻人，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中职或高职，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了，大致能胜任一般社会交往和家庭生活对文化的需求，因此毕业后婚姻问题并不难解决，土山湾出身的孤儿，入赘小康家庭的也为数不少。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此外，半工半读的育人宗旨、长达六年的技能培训和对执教专业的精心选择，从源头上保证了土山湾孤儿的动手能力和就业优势。至于具体的执教方法，各工场的管教老师各有奇招，而灵活多样、因材施教是总的方针。

仍以画馆为例。画馆的一个完整教学周期是六年，由于孤儿院慈善教育的缘故，学生入馆学习的时间并不统一，故画馆学生入学时间和年龄始终处于参差不齐的状态。根据这一特点，画馆主任刘德斋先把他们分为大班、中班和小班，再按学生具体程度将每个班分成若干个小组，分开教学，也分开来考试。天赋较差又不够用功的学生，一般只学四年就让他们毕业，既不耽搁时间，又掌握了最基本的铅笔素描和写生的能力，在社会上也大致能胜任一般的美术工作。多数学生要学五年，主要是要加学水彩画的技法和色彩的课程，这样毕业后就业的范围会拓宽很多。能有资格学油画的学生并不多，大都是既有才华而又勤奋努力的学生。刘德斋对他们最为重视，往往安排一对一的教学，如王安德曾先后教过徐咏青、陆庆荣，范殷儒曾先后教过杨达明、王希贤，宋德林曾先后教过翁俊才、沈兆加，王小宝教马义生等。按照课程安排，他们都必须学习六年才能毕业，但也有极少数例外的，如徐咏青、陆庆荣和翁俊才就因天资聪慧、学业勤勉而提前一年毕业。这也说明刘德斋并非死守规程的刻板之人，而是酌情慎处，充分体现了他豁达灵活的一面。对教师的子弟而又愿意进画馆学习的，刘德斋也尽量为他们向院方说情，以使他们免除忧虑，安心画馆的教学，如王安德之子王荣宗、王荣祖，施金海之子施秉生，范殷儒之子范庆安等，都因刘德斋的关系而破例进馆学习，但都须依惯例缴纳前三年的食宿费，这又显示了他严谨的作风。学生满师毕业，刘德斋总是尽其可能，留下最好的人才，将其升级为先生（师傅），以便辅助自己教学，如19世纪70年代的王思福、王安德、李德和、姚子珊，80年代的范殷儒、温桂生、宋德林，90年代的徐咏青、夏升堂、潘逢时、童善臣，20世纪初的王小宝、张柏生、翁俊才等。如此循环往复，犹如今日之高校优秀毕业生留校，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画馆优秀师资的延续。

概而言之，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依靠教会办院，在院舍建造、经费开支、师资来源、教材编写、设备及教具进口等各个方面都能获得强有力的保障。同时，在战争动乱来袭时，也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中立地位，不致受到大的损失。院方制定有一整套严谨的教学制度，其实施的半工半读、培养有文化的技术工人的教育方针，切合社会各阶层需求，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它们生产的宗教和世俗产品非常畅销，具有强大的造血功能。具体执教的修士们有献身宗教的精神支撑，他们大都多才多艺，学有专长，教学认真，动手能力也强，培养学生不遗余力，并获有因材施教、灵活教学的权限。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历经百年沧桑，其办学经验至今对后人仍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