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潜伏在毛主席身边的高级间谍，因一支香烟被毛主席怀疑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情报战线的斗争同样惊心动魄。相较而言，我党的情报工作更胜一筹，但国民党也有不少很厉害的间谍。沈之岳是其中最神秘的一个，还在毛主席身边潜伏过。

沈之岳，原籍浙江仙居县，1913年生。关于他的履历资料很少，最早的记录是，1930年沈之岳进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学习，1933年又考入复旦大学。沈之岳读过进步书籍，熟识的几位同学是共产党，受他们影响，沈之岳积极参加工人运动。

后经同学引荐，沈之岳进入浦东煤炭公司当工人，由于他思想进步，加上复旦大学的背景，上级对他比较重视。沈之岳也颇有能力，为组织吸收了一批优秀工人。后来他带头参加罢工，结果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沈之岳

被捕后，沈之岳声称某国民党大员是自己的亲戚，免受了皮肉之苦，而且戴笠亲自来监狱探望他。戴笠倒不相信某国民党大员和沈之岳沾亲，而是觉得这个年轻人脑子机灵，少年老成，是个可造之材。

戴笠和沈之岳长谈几次，最终说服他为军统效力。于是沈之岳马上被释放，秘密加入了国民党。按照戴笠的吩咐，沈之岳回去后仍然卖力地参加工人运动，博得信任，负责传递情报。

1937年春，国共二次合作达成后，隐蔽战线的较量并未停歇，国民党当局向延安派出了一批卧底。戴笠对沈之岳观察了几年，认为他心思缜密，成熟稳重，能够承担任务，安排他去延安搜集情报。

沈之岳在上海搞过几年工人运动，熟读马列，坐过国民党的牢房，还是复旦大学生，因此他通过组织提出，希望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很快就被批准了。

在延安，沈之岳化名沈辉，进入抗大第二期就读。他到哪里都很引人注目，成绩优异，精明干练，很受学校干部赏识。但延安方面很清楚，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里，必然混入了一些国民党特务，所以甄别、调查工作还是比较严格的。

偶尔，抗大干部会在讲课时突然停下来，指着后排座位喊道：“你看，那个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同学们一惊，纷纷扭头看，如果后面哪个学生被吓了一跳，面带惊恐，就会被学生中的工作人员记下姓名，秘密调查。沈之岳也经历过这种情况，但他从来都是面不改色，镇定自若。

在抗大有机会接触中央干部，时任社会部部长的康生觉得沈之岳很出色，有一回当着教育长罗瑞卿的面表扬他，要求大家对国统区过来的进步青年不要带成见，应该加以帮助和培养。没多久，沈之岳正式加入了共产党。

从抗大毕业后，沈之岳被任命为中央机关秘书人员，暗中开展他的潜伏任务。他顺理成章地接触到了毛主席。

延安方面对沈之岳很信任，沈之岳的警觉性也极高，隐藏得天衣无缝。按照毛人凤和他约好的秘密联络方式，一天，他在窑洞附近散步，发现一棵榆树底下有一张折叠起来的烟盒纸，上面用暗语写着两行字，让他明天去甘泉县一处祠堂和联络人接头。他考虑再三，没有去。

过了一段时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接到群众提供的线索，说延安宝塔山下面的寺庙里，有个和尚形迹可疑。保安处立即将这个和尚抓住，一审讯，果然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已经在延安潜伏了两年。

保安处顺藤摸瓜，又抓了几名特务。其中一人供述，军统那边也安排了一名高级特务潜入延安，保密等级很高。延安实施了大规模排查，但一无所获。沈之岳行事非常小心，但他在延安机关潜伏不到1年，便被毛主席调走，据说是引起了怀疑。

1939年，有一次毛主席在窑洞附近散步，沈之岳陪同，还有警卫员跟随。毛主席想抽烟，一摸口袋，香烟忘记带了，警卫员正要回去拿，沈之岳却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给毛主席递了一根。

这件小事发生没多久，毛主席就把沈之岳派往浙江白区，让他协助新四军的工作。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毛主席对沈之岳起了疑心，因为沈之岳从来不抽烟，身上却带着名牌香烟。

但这只是一个传闻。有的人不抽烟，出于人际交往需要，身上带着香烟也说得过去。就事论事，沈之岳给毛主席递烟，说明他心细，会来事，未必就被怀疑了。沈之岳晚年回忆说，自己在延安不但没有被怀疑，而且备受信任，所以才被调到新四军工作。

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沈之岳在新四军潜伏时，给戴笠传递了不少重要情报，包括“皖南事变”前夕新四军的动向。本来沈之岳隐藏得很好，由于他推荐的一名特务身份暴露，他觉得不妙，立即跑到重庆，被任命为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用的名字是“李国栋”。

直到1943年，军统成立东南特侦站，沈之岳担任站长后，延安方面才得知，沈辉和李国栋是一个人，国民党的高级间谍。全国解放后，沈之岳去了台湾，曾任“调查局局长”等职。1990年，沈之岳曾回大陆治病，昔日的老同学张爱萍专门找了个名医给他治疗。

张爱萍将军对沈之岳的评语里说，“智勇双全，一事二主，两边无伤”，因此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沈之岳是双面间谍，左右逢源。1994年沈之岳去世后，真相就无从得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