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兰海 王懿冰|爱新觉罗家族早期谱系的构建与明末建州女真部统治权的重新整合

爱新觉罗家族早期谱系的构建

与明末建州女真部统治权的重新整合

韦兰海 王懿冰

从元代末期至明代末期，最初分布在依兰一带的斡朵怜等三万户，经过复杂的迁徙和演化过程，演变为建州女真诸部。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诸部并促进了满族的形成。爱新觉罗家族的先祖世系在清代本是定论。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及三田村泰助对爱新觉罗家族的早期世系提出了质疑并进行论证。之后，中国多位学者也就此议题进行论述。整体而言，学者普遍认为爱新觉罗家族与建州女真早期首领孟特穆之间的直系谱系继承关系存在疑问。《福陵觉尔察氏谱书》被发现之后，学者据此认为爱新觉罗家族与福陵觉尔察氏存在起源上的亲缘关系。此外，学者也对明代后期建州女真诸部的重组过程进行深入研究。不过，对于爱新觉罗家族的早期起源过程，目前学界尚未形成定论。假设爱新觉罗家族并非孟特穆的直系男性后裔，清皇室构建自身早期谱系的依据、动因及其后续影响，都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借助生物人类学的方法，基于父系Y染色体DNA的证据，确定爱新觉罗家族与福陵觉尔察氏是否确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父系亲缘关系，进而对爱新觉罗家族的早期世系进行考证，借助文化人类学的亲属关系和权力继承关系等相关理论，分析爱新觉罗家族构建自身谱系的依据、动因及其后续影响。

一、爱新觉罗氏和福陵觉尔察氏的早期世系

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等官书，清太祖努尔哈赤是肇祖孟特穆的直系后裔，渊源有自。既往史学论述一般也沿用此说。不过，努尔哈赤时代的明朝、朝鲜官书和民间史籍却有一些与此不符的记录，如明末茅瑞徵《东夷考略》有“建州枝部”之语，乌拉部酋长布占泰有“以无名常胡之子崛起为酋长”之语。内藤湖南最早对爱新觉罗家族的早期世系提出质疑。三田村泰助阐述了内藤氏的观点，认为兴祖福满可能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之后，孟森、李洵、薛虹、王冬芳、季明明、赵东升等学者，对太祖的身世也提出质疑，同意景祖觉昌安以上的世系存在疑问。敦冰河总结前贤学者观点，认为：“具体地说，即在太宗修纂《太祖实录》之际，将福满以下自觉尔察世系移出，挂靠于孟特穆世系，而这种思想在太祖时代就存在。”此外，对于孟特穆与猛哥帖木儿是否为同一人，学界也有长期争论。不过，在此我们仍然同意孟森最初提出的两者为同一人的观点。

《福陵觉尔察氏谱书》（以下简称“《谱书》”）被发现后，受到学界关注。此《谱书》藏于辽宁新宾赵姓家族。《谱书》记录了福陵觉尔察氏自明末以来的谱系，包含大量明末清初官方的文书以及福陵觉尔察氏族人与努尔哈赤家族的早期活动记录，具有很高史料价值。赵维和、吕霁虹、傅波、敦冰河、王立、宋天宇、李凤民、张德玉、姜小莉等学者根据《谱书》的记录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笔者总结前贤的观点并加入自己的判断，综述如下：

第一，在努尔哈赤时代，觉尔察氏与努尔哈赤家族彼此认可为同族同宗。清代官方也认可这种亲缘关系。敦冰河认为觉尔察氏与清代皇室同源但又不属于皇族，具有亚皇族的地位，这是其不著录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原因之一。

第二，加虎家族是索尔火的长房后裔，势力一度强盛。宁古塔贝勒击灭之，“尽收五岭东、苏克苏浒河西二百里地方之内诸部，并有其地，由此遂盛”。此后，觉昌安一系获得总穆昆达之职位，享有总族长和进京朝贡等权位和待遇。这实际上是一次族内兼并战争，是觉昌安一系日后统一建州女真部事业的首场征战。

第三，塔察篇古（塔察飞洋武）本是索尔火后裔，被觉昌安收为养子。其孙班布理因获罪被作为族长的努尔哈赤“抽了红带子，嗣后为陈满洲觉尔察氏”。笔者认为，塔察篇古既（在生物学意义上）是索尔火后裔（觉尔察氏），也（在名义上）是觉昌安的后裔（爱新觉罗氏），这是导致关于“爱新觉罗氏出于觉尔察氏，或觉尔察氏出于爱新觉罗氏”的争议的主要原因。两种主张均未尽精确。班布理及其后裔采用（或者说恢复）觉尔察作为姓氏，确实可以被认为是索尔火及其兄弟的（非爱新觉罗氏的）所有后裔被归类为觉尔察氏的主要原因，但不能认为所有觉尔察氏都是塔察篇古的后裔。敦冰河认为两个家族均源自觉罗氏。觉尔察/觉尔禅（gioroca/giorocan）可以理解为是觉罗（gioro）的小型化，意即觉罗氏中的一支。爱新觉罗姓氏始自太祖建立后金国的1616年，以示种族的高贵。相应地，觉尔察氏亦于此时从觉罗氏中析出而形成。

第四，觉尔察氏的安费扬古、希尔根、洛汉、阿特泰（即阿巴泰）也被称为觉罗。因此，敦冰河认为：这些记录表明早期的爱新觉罗氏之内、“宗室”之外的“觉罗”概念的边界是相对模糊的，到皇太极时期才被界定在“六祖子孙”之内。

根据以上论述及相关史料，我们将觉尔察氏和爱新觉罗氏的早期谱系整理如图1-A所示。这个谱系还存在多个疑问。其一，前引诸学者主张兴祖福满的后裔与觉尔察氏存在同族同宗关系，但具体从哪一分支分出，尚属未知。其二，兴祖福满在爱新觉罗氏的谱系中极为关键，上承肇祖孟特穆以来的先祖世系，下启皇族的确切谱系，“兴祖”之庙号亦可见其尊隆之地位。然而，史料中几乎没有关于兴祖福满事迹的记录。这种状态值得深究。其三，若爱新觉罗氏确实源自觉尔察氏的近亲，那么，福满之上的三代祖先的其他分支，是属于觉罗，还是觉尔察？史料缺乏，但值得讨论。其四，若爱新觉罗氏确实与觉尔察氏存在晚近的亲缘关系，爱新觉罗氏将自己的谱系接续到孟特穆的世系的依据和动因，也值得深究。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从生物人类学的视角进行了父系Y染色体DNA的研究，再进一步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进行讨论。

二、爱新觉罗氏和福陵觉尔察氏的生物学父系谱系

从2010年开始，研究者对爱新觉罗家族的遗传学父系起源展开研究。根据史料，研究者陆续找到8位谱系明确的爱新觉罗皇室直系后裔，包括索长阿后裔（编号为C）、礼敦后裔（H）、褚英后裔（F）、豪格后裔（两位，B/G），弘昼后裔（I）、多铎后裔（两位，A/D）。本文在其基础上采集了更多家族的样本。北京满族赵姓样本E的始祖谱系不明，其描述是：“可能是爱新觉罗氏，在老罕王（即努尔哈赤）之时就已经跑马圈地。”北京满族赵姓样本M的早期谱系不明。另有三例男性样本（J/K/L）来自保存了《福陵觉尔察谱系》的新宾满族自治县的满族赵姓（觉尔察氏）家族。上述样本的谱系关系如图1-A所示。

父系Y染色体严格遵守父系遗传规律，一个男性始祖身上发生的稳定突变，一定会被他的直系男性后裔所继承，而不是其男性直系后裔的其他男性则不会有这个突变。Y染色体的遗传规律与传统姓氏的传递关系相似，但后者常有例外。迄今研究者已确定爱新觉罗家族的父系类型并讨论了这个家族的早期迁徙历史。我们采用规范的研究流程，所有参与的受试者都签署了人类遗传学研究的知情同意书；按照规范的工作流程，进行了生物样本（外周血或口腔拭子）采集、DNA提取、Y-STR测试、父系Y染色体全序列测试等步骤。获得DNA数据之后，分析了样本的突变位点（共享位点和私有位点）情况，构建了父系Y染色体分化谱系树，并计算了分化年代。太祖努尔哈赤的后裔的谱系清晰，且共祖年代确定（即努尔哈赤的出生年份）。而兴祖福满的生卒年未知，爱新觉罗氏的生物学父系与福陵觉尔察氏的共祖年代也未知。因此，以太祖努尔哈赤的出生年代（1559）及其后裔的私有位点数量作为计算基础，根据支系突变数量逐级合并和稳定突变速率的前提，估算了分化时间。据计算，索长阿后裔与景祖觉昌安后裔的共祖时间（也就是兴祖福满的出生年）约为1485±65年（相当于明中期明宪宗成化年前后，与“丁亥之役”之年即1467年接近），而爱新觉罗氏的生物学父系与福陵觉尔察氏父系的共祖的出生年约为1354±58年（相当于元末明初）。

父系Y染色体的研究结果如图1-B所示。每个测试样本均有一定数量的私有位点。其中，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个后裔共享一个家族性特有的位点（图中菱形，“位点3”）。兴祖福满的所有8位后裔共享更上游的两个家族性特有的位点（图中菱形，“位点1”和“位点2”）。这些结果说明：第一，爱新觉罗氏与福陵觉尔察氏确实共享一个非常晚近的生物学父系祖先（属C2a1a3a2a-F14735支系），共祖年代约在努尔哈赤的出生年之前200年（1559-1354=205年），约相当于7代人的间隔（采用30年的平均世代间隔）；第二，此项研究确定了专属于兴祖福满后裔和努尔哈赤后裔的家族特异性位点。

此外，需要特别说明是，对于一个古代王室或者世家大族的父系类型，通常需要有确定的古DNA证据。不过，爱新觉罗家族可以作为特例。清代皇室成员的谱系由官方机构宗人府持续管理，且清代结束至今仅有百余年，不到4代人的时间，大部分受试者家族记忆清晰、谱系明确无疑义。本项研究中，受试者的谱系大都可接续到清代官方档案。父系DNA测试结果也支持相关谱系。出于保护隐私方面的考虑，我们仅给出觉尔察氏及爱新觉罗氏所属的大类父系支系，学界同仁可联系笔者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说明：清代官方谱系认为爱新觉罗家族是童仓的后裔，但孟森认为锡宝齐篇古为褚宴（童重羊、秦羊）后裔（第三子），故图中第二、三世代之间有虚线。

三、爱新觉罗家族早期谱系的构建

在以上研究中，我们从生物人类学的角度确定了爱新觉罗家族与福陵觉尔察氏的生物学父系亲缘关系，根据父系Y染色体DNA序列计算了两个重要的共祖时间节点。如上所示，对于学者此前提出的“爱新觉罗家族出自觉尔察氏”的观点，生物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确定的支持证据。爱新觉罗家族的早期谱系存在很多疑点和难解之处，对于这些疑问以及爱新觉罗家族构建自身早期谱系的依据、动因及其后续影响，本文尝试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提出假说和讨论。

（一）觉尔察氏始祖与兴祖福满之间谱系空白的疑问

据《谱书》记载，班布理因故冒犯了努尔哈赤而被黜出了宗籍，但努尔哈赤“仍念同宗之情，仍应从班布理以上写七代，立七代册子。于是往上写恩诏七代，玉牒兼记，抽了红带子，嗣后为陈满洲觉尔察氏”。参考明清家族史研究，从原有的一个大家族中分出一个新的家族，通常从最晚共祖的兄弟那一代作为谱系的起点。满族的氏族和家族演化的规律也大致相同，如研究者认为，每一个莫昆都有自己独立的从原来的氏族分离出来之日开始的氏族谱系。努尔哈赤要求班布理家族分出去并另立7代独立的世系，而班布理家族把索尔火作为始祖，与上述普遍情况相符，且暗示努尔哈赤知晓自身家族与班布理家族在7代前共祖。本文研究表明，爱新觉罗家族的生物学父系与福陵觉尔察氏的父系共祖时间约在努尔哈赤的出生年之前200年，约相当于7代人的间隔，生物学的证据与基于上述史料的推测非常吻合。据此，我们提出，爱新觉罗家族的生物学父系始祖很可能是《谱书》所记载的他克什的儿子之一，与索尔火为兄弟关系。由于索尔火上下三代的世系和名字都有记录，与肇祖孟特穆上下三代的世系和姓名完全不同。我们认为，目前各项证据均不支持爱新觉罗家族是孟特穆的男性直系后裔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史料、玉牒档案、《八旗通志初集》和《钦定八旗通志》等资料中有很多来源不甚清晰的觉罗氏和觉尔察氏的族人。与此对应，兴祖福满至他克什之间或许存在很多的旁系支，他们的后裔可能就存在于这些觉罗氏和觉尔察氏的族人中。本文中，谱系未知、可能姓爱新觉罗的样本E和谱系不明的样本M在父系DNA谱系上的位置很特殊：他们既不与福临觉尔察氏接近，也不与爱新觉罗氏接近，四者构成一个四叉的分支。我们推测，样本E和M的始祖也应该是他克什的儿子之一。样本E所在的家族有关于早期跟随努尔哈赤征战的记忆，本家族可能姓爱新觉罗但又不确定。这种模糊的状态，或许就代表了兴祖福满至他克什之间的其他旁系支本身的模糊地位（是属于爱新觉罗氏，还是觉尔察氏），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二）早期谱系与努尔哈赤家族的权力来源的疑问

兴祖福满在爱新觉罗家族谱系中的位置极为关键，其地位也极为尊隆，向上继承肇祖孟特穆以来的先祖世系，向下开启皇族爱新觉罗氏的确切谱系。然而，史料中几乎没有关于兴祖福满的记录。关于童仓的记录很多，而关于锡宝齐篇古则极少（学者认为即是石报奇/失保）。赖以确定“失保”与锡宝齐篇古此人的最初史料可以有多种解读，因此锡宝齐篇古可能也是虚构的人物。简言之，锡宝齐篇古和福满的相关史料均存在疑问。这些疑问促使我们提出了第一种假说，详见下文。

据《喜塔腊氏谱书》记载，兴祖直皇后是建州右卫喜塔腊氏都力根都督的女儿。为何觉昌安一系继承了建州左卫的敕书和职位，而不是建州右卫的？为何是第四子觉昌安而不是长子德世库（或次子或第三子）继承了兴祖福满的族长权力？据《谱书》记载，他克什共有7个儿子，而第三个儿子名为塔察飞扬武。“飞扬武/篇古”意为“老来儿或老儿子（幼子、幺儿）”。排行第三的儿子拥有“幺儿”的称呼，这是异常情况。有学者因此认为这部分记录不可信，应予弃用。在当前已经确定爱新觉罗氏的生物学父系与觉尔察氏同源的情况下，有必要对以上种种异常情况予以重新讨论和解释。“塔察飞扬武”之名含有“幼子、幺儿”之义可能是关键所在。这些思考促使我们提出了第二种假说，详见下文。

（三）构建谱系的依据的假说之一：养子

笔者对觉尔察氏和爱新觉罗家族之间的早期互动历史进行研究，发现觉尔察氏与猛哥帖木儿家族在第三代之后发生了复杂的相互收养关系。觉尔察氏塔察飞扬武之子老胡赤被猛哥帖木儿之子权豆收为养子，并一度被建州左卫部众拥立为正式继承人。而权豆的遗腹子莽剌很可能又被佟塔察儿（老胡赤之父）收为养子。假设努尔哈赤家族是养子（老胡赤或其男性亲属）的后裔，则其后期权力来源则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完全符合古今普遍接受的宗法制度。相关考证如下。

据《谱书》记载，索尔火有三弟塔察飞扬武。敦冰河引用《明宣宗实录》宣德七年（1432）和《明英宗实录》正统七年（1442）的记载，认为索尔火的父祖就是永乐七年（1409）所记建州左卫指挥猛哥帖木儿下辖的头目，“飞扬武”意为老来儿或老儿子，因此佟塔察儿即索尔火之弟塔察飞扬武。我们增加关于“佟塔察儿/塔察儿/童塔赤”的八条材料。《明实录》在1442年所记指挥佥事塔察儿在1452年被记为佟塔察儿。根据这些史料，“佟塔察儿/塔察儿/童塔赤”在建州女真部的事务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如解决凡察和童仓叔侄卫印之争，奏请明廷升建州左卫指挥使童仓为都督佥事。1434年，朝鲜君臣欲立权豆养子老胡赤（亦记为老古赤或古老赤，见后文所引材料）为建州左卫继承人，老胡赤的生父是童塔赤。“佟塔察儿”与“童塔赤”之读音、活动时间及其在建州女真社会中为酋长僚属的次级贵族身份均一致，汉姓“佟”与“童”等同。总之，已有史料支持塔察飞扬武、佟塔察儿、塔察儿与童塔赤为一人。

1436年，朝鲜君臣敌视凡察而打算立权豆三岁子（莽剌）为酋长（此时三岁）。斡木河事变（1433）之后，建州左卫部众原本归心于权豆遗腹子（莽剌），但因其母（权豆遗孀）和童仓不得众心，一部分部众归附凡察。因此，1438年朝鲜君臣经商议决定暂不明确支持某人（老胡赤，或莽剌，或凡察，或童仓）继承建州左卫首领之位（莽剌此时五岁）。此后，发生凡察与童仓间的叔侄卫印之争，莽剌失去继承权。1440年前后，莽剌母子家产被夺，随童塔赤依附于李满住部落。据《明英宗实录》正统九年（1444）二月记载，依凡察和童仓奏保，明廷命管秃（即权豆）子莽剌袭父原职（从指挥同知升任建州左卫指挥佥事，莽剌此时十一岁）。又据《明英宗实录》景泰三年（1452）四月记载，“建州左卫都指挥佥事佟塔察儿老疾，以其子莽剌代职”。（莽剌此时十九岁。）

我们推测，两个莽剌实为一人。觉尔察氏索尔火家族历代都是建州左卫治下的重要高级贵族。佟塔察儿在建州左卫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佟塔察儿之子老胡赤被权豆收为养子，在权豆死后，佟塔察儿收养权豆的遗腹子是很正常的。在内有凡察和童仓叔侄卫印之争，外有朝鲜进攻，且朝鲜欲立幼儿莽剌为酋长的情况下，童仓与凡察叔侄对原本作为建州左卫首领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幼儿莽剌的态度十分消极，最终导致莽剌在事实上失去了建州左卫的继承权、部众及资产。在佟塔察儿的斡旋下，正统七年二月终于以明朝命右卫自左卫析出而结束卫印之争，权豆遗腹子莽剌则彻底失去了建州左卫第一顺位继承权（莽剌此时九岁）。在这种形势下，佟塔察儿有理由收养莽剌以解决莽剌“父死母嫁”的安置问题。

童塔赤（塔察飞扬武、佟塔察儿）之子老胡赤被权豆（管秃）收为养子。斡木河事变（1433）中，猛哥帖木儿、权豆和马波祖孙三人被杀，权豆之弟都赤也去向不明。权豆妻与童仓亦被掳至兀狄哈，不久后生还。这段时间，左卫部众暂时归附于权豆养子老胡赤，老胡赤成为事实上的建州左卫首领。也因为这一形势，1434年，朝鲜君臣欲立老胡赤为建州左卫正式的继承人（这段时间，推测权豆遗孀和遗腹子莽剌随老胡赤生活）。不过，同年（明宣德九年）二月，凡察已与明廷联络，获得都督佥事之职和印信。凡察显然是反对老胡赤被立为继承人的，与朝鲜方面处于敌对状态，朝鲜方面打算诛杀之，但最终没有实施。因顾及明廷的意愿，朝鲜方面不敢轻易任命老胡赤统领建州左卫。在1435年，明廷任命权豆之侄那火赤管理左卫。之后，老胡赤家产完全被夺，颇为狼狈。老胡赤在1440年和1459年仍以权豆养子身份与凡察父子接受朝鲜回赐。

综上所述，觉尔察氏索尔火家族与猛哥帖木儿家族一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是其治下的最重要的次级贵族之一，并发生过反复收养继子的情况。猛哥帖木儿之后，建州左卫首领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分别是权豆、马波和莽剌。斡木河事变后，权豆一系只有养子老胡赤和遗腹子莽剌存活，因此老胡赤曾一度被建州左卫部众（和朝鲜方面）拥立为正式继承人。我们推测，爱新觉罗家族的生物学父系祖先可能源自童塔赤或老胡赤以及此二人的男性后裔（亲属）。在拥有第一顺位继承权的权豆一系男性均因故死亡或消失的情况下，爱新觉罗家族的某位生物学父系祖先凭借权豆或其子莽剌的养子的身份获得了建州左卫的继承权，这完全符合古今普遍接受的宗法制度。如此的话，努尔哈赤家族的权力来源事实上有非常深厚的基础。由于史料缺乏，更确切的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以上假说，爱新觉罗家族应把自身的起源追溯到权豆，但实际上却追溯到童仓，这是一个疑问。可能的解释是：猛哥帖木儿、权豆和马波祖孙三人同时被杀，因此，权豆没有正式担任过建州左卫的首领。猛哥帖木儿与权豆死后，建州左卫部众拥立权豆的养子老胡赤为继承人。由于凡察的反对，最终由童仓而非老胡赤成为建州左卫的正式继承人。在童仓执掌建州左卫之时，老胡赤及其后裔应都属童仓管辖。童仓的后裔在经过土老和脱原保两代后，基本上从历史和当时的政治中消失了。努尔哈赤家族继承了建州左卫首领家族的权力，因此需要将家族谱系追溯到童仓。甚至有可能，老胡赤也曾以养子的身份属童仓管辖。若如此，老胡赤的后裔声称自己是童仓的后裔，也符合宗法制度。

（四）构建谱系的依据的假说之二：长期联姻

觉尔察氏他克什与兴祖福满诸子的来源值得进一步讨论。按照人口学的统计和研究，中国古代一对夫妻生育6-7个儿子的概率是极低的（近现代亦如此）。因为子代的性别是随机的，且古代的婴儿存活率也比较低（即使是皇族）。据此推测，他克什和兴祖福满如果分别只与一名女性生育后代的话，则至少分别要生育12个以上的子女，这是远远超出女性生理极限的。考虑到他克什排行第三的儿子拥有“老儿子”的称呼，我们推测，他克什应与两名女性共同生育了7个儿子。第一名女性生育了三个儿子，因此第三个儿子才有“飞扬武（老儿子）”的称呼。与此类似，推测宁古塔贝勒（“六祖”）也应是兴祖福满与两位女性的子嗣。据《喜他腊氏谱书》记载，兴祖直皇后为建州右卫首领家族喜塔腊氏。长子德世库也十分勇武，却是第四子觉昌安继承了族长的权力，觉昌安以及他的后裔继承的是建州左卫的世袭职位，而不是后裔已经不显的建州右卫的职位。此外，童仓的记录极多，而锡宝齐篇古只有极少的记录，代表了权力的衰退。而对于兴祖福满则没有相关事迹的记录。凡此种种异常，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之下却可以有十分合理的解释。

根据前述兴祖福满有两位女性配偶的判断，我们提出假说：与兴祖福满一起生育了觉昌安（以及他的两个幼弟）的女性很可能是末代建州左卫都指挥佥事锡宝齐篇古（石报奇，如果此人作为童仓之子而真实存在的话）之女。以此为基础，根据文化人类学所见的联姻、并系继嗣、亲属制度与权力继承关系、家屋制度、结构性失忆与虚构性谱系等理论，爱新觉罗家族早期谱系的相关疑问都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策略性的联姻和继承制度是人类政治实践中维系和获得权力的最普遍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通过对西藏社会的研究，学者认为在家屋制度之下，父子继承制度仍然是首选的权力继承办法。但在上一代首领没有儿子而有女儿的情况下，通过招赘而诞生的男性继承人与父系血亲下直接产生的男性继承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和身份上的差异。通过招婿生下的第三代男性后裔（名分上是直系孙子，生物学上是外孙），无论是血缘意义上，还是宗法意义上，都拥有对上一代首领的所有权益的继承权，包括历代祖先的谱系和统治权。在当代人类社会，这也是普遍现象。在上述权力继承关系之中，女儿扮演了权力转移的中介角色，而女婿则无足轻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仅仅是提供Y染色体以便诞下第三代男性后裔）。女婿的家族来源可以多种多样（当然上一代首领的同宗族男性亲属通常是优先的），但第三代继承者作为第一代首领的女儿的后裔的身份才是最关键的。马达加斯加美利纳王朝的王位继承可以认为是这种方式的极端例子，即女王将自己扮演为男性，有权娶妻，并通过复杂的方式产生下一代继承者。

我们从文献中收集了爱新觉罗家族早期数代的联姻情况，并加入上文关于“与兴祖福满一起生育了觉昌安（以及他的两个幼弟）的女性很可能是末代建州左卫都指挥佥事石报奇之女”的假设，如图3所示。图示的家族谱系和继承关系与上述文化人类学所揭示的现象规律十分吻合，可以为爱新觉罗家族早期谱系中的种种异常情况提供完整而合理的解释，阐释如下。

据《清史稿》：“肇祖而下，世系始详，事迹未备，四传至兴祖。兴祖六子：长，德世库......景祖承肇祖旧业，居赫图阿拉，德世库居觉尔察。”建州左卫末代首领脱原保、石报奇（锡宝齐篇古、失保）和建州右卫末代首领纳郎哈都仅有零星的记录，他们的后裔则完全没有记录。按照上述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景祖觉昌安若为末代首领石报奇的女儿的儿子，在三个左卫末代首领的男性后裔都不显（史料无记录或没于战乱）的情况下，觉昌安本人以及他的后裔完全可以继承肇祖孟特穆以来的家族世系以及对建州左卫和建州三卫的统治权。

王杲/阿古都督（喜塔腊氏）是末代建州右卫的首领。对于他是否是凡察的直系后裔，还有争议，双方都有史料证据，有待深入研究。兴祖福满至太祖努尔哈赤之间有两次与喜塔腊氏的联姻。在王杲和其子阿台先后没于战乱的情况下（虽然还有其他子嗣，但没有明朝官方认可的对职位的继承权），作为王杲外孙的努尔哈赤，也有权力申索建州右卫的统治权。

经过兴祖福满至显祖塔克世之间与建州左卫及建州右卫末代首领家族的三次联姻，努尔哈赤有权力申索对肇祖孟特穆以来的家族世系的继承权和对建州三卫的统治权。因此，这一历史过程也可以被作为并系继嗣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即把已经离散的王权/统治权通过不同后裔分支世系的合并而重新整合为一。

以上两种假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假说的细节也还有待更多史料的验证。爱新觉罗记载早期谱系构建的依据也可能是上述两个假说中多因素综合的结果。有可能正是因为老胡赤被权豆收为养子，使得他的后裔或者他的男性亲属能够与建州左卫首领和建州右卫首领的女性后裔反复联姻，最终在经历数代后获得了对猛哥帖木儿家族的完整继承权，其中包含对全体建州三卫的完整统治权。需说明的是，关键史料的缺乏或许是一些事实被人为故意隐去而造成的，因此，找到更多史料的前景不容乐观。

（五）谱系构建的人类学解读

前文讨论了构建谱系的可能依据和可能过程。关于早期谱系的构建，还有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议题。

考虑到父子继承制度的普遍性和北方族群长期追随强有力男性首领家族的历史惯性，爱新觉罗家族将自身的谱系从觉尔察氏谱系中移出并接续到肇祖孟特穆以来的家族世系之后，再将兴祖福满作为建州左卫末代首领石报奇的直系男性后裔，就完成了对肇祖孟特穆以来的家族世系和所有权益的继承权的确凿无疑的、无可争议的构建。相应地，为了构建这样的谱系，也必须要抹去兴祖福满及其第二任女性配偶以及老胡赤的后裔的所有事迹。爱新觉罗家族早期与觉尔察氏之间的联系与共同活动历史，对上述谱系的构建也是阻碍因素，因此在正史中应完全抹去。不能抹去的部分也需要尽量模糊化，或者不予记录（比如前文提到觉尔察氏的分支是很庞杂的，但几乎所有人物的早期活动历史在正史中都很模糊）。上述对相关事迹的有意隐去和对谱系的构建过程，与文化人类学揭示的人类族群普遍的“结构性失忆”（structural amnesia）和“虚构性谱系”（fictive genealogy）现象十分吻合。

学者已有论证，斡朵里部在建州女真诸部中长期拥有领袖地位。构建了作为肇祖孟特穆直系男性后裔的谱系，事实上也获得了申索全体建州女真部落统治权的权力。这个统治权甚至可以延展到更加远古时期的、建州女真部形成之前的、肇祖孟特穆的祖先的亲缘人群和历代祖先治下的部民，比如征服虎尔哈部及东海虎尔哈部时有“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之语，征服图们江瓦尔喀部时有“皆吾所属也”之语。

觉昌安家族兴起的背景是建州女真早期首领家族在明代中后期的普遍衰落。这一点，学者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上文提到，据DNA序列推算的兴祖福满出生年（1485±65年）与“丁亥之役”之年（1467）接近而偏晚，与这一情况相符，即：因为明廷的打击，早期建州卫首领的直系后裔普遍衰落，这是原建州女真内部其他家族（如王杲家族和福满家族）得以兴起的重要历史背景。

在官方史料已经完成了“虚构性谱系”和“结构性失忆”的情况下，当代研究者还能够进行研究并还原真实历史过程的关键证据包括：文化人类学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组织结构和继承制度的普遍规律；爱新觉罗家族原有早期世系中的疑问以及肇祖孟特穆可能仍有其真正的男性直系后裔存在；觉罗氏和觉尔察氏的人口很多，关于他们的起源和早期世系，仍有一些碎片化的记录存在于史料（如私家家谱）之中；保存在DNA中的历史：用DNA可以追溯人群的生物学谱系。此外，宗法意义上的继承权与生物学谱系不一致的情况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状态。当然，仍然还有很多细节未能确定，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通过生物人类学的研究确定了爱新觉罗家族的生物学父系起源，提出关于爱新觉罗家族构建其祖先谱系的依据的两种假说，借助文化人类学理论还原早期谱系的构建过程，并解释爱新觉罗家族早期世系的种种疑问。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及清代官书将爱新觉罗家族的起源接续到建州左卫孟特穆的谱系上，这种构建很可能是有坚实依据的，且符合古今普遍接受的宗法制度。主要依据很可能是其祖先曾经是左卫首领的养子以及（或）其家族祖先与作为孟特穆后裔的建州左卫和右卫首领家族的长期联姻，其原因是在从部落向国家转变的过程中，用新方式对旧的部落组织和离散的统治权进行重新整合，最终构建对建州三卫乃至所有建州女真部民的完整统治权。若上述观点成立，则虽然爱新觉罗家族的生物学父系祖先来自觉尔察氏，但爱新觉罗家族也很可能确实是孟特穆的生物学后裔（其中可能经历了一次母系继承），爱新觉罗家族对早期谱系和建州女真统治权的主张是合理的，完全符合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权力继承关系和宗法制度。

本文首次尝试将生物人类学的精细谱系证据和文化人类学视角全面融入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中，相关研究理论尚待进一步探索。然而，由于相关历史过程的细节已被遗忘，经过本文论证，仍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其一，希望找到塔郎阿及其三个幼弟至兴祖福满之间的其他旁系支的现代后裔及其家谱（本文样本E和M可能属于此类，但其谱系不明）、肇祖孟特穆、凡察、阿古都督和喜塔腊氏的男性直系后裔，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确定肇祖孟特穆家族和喜塔腊氏的父系类型，揭示爱新觉罗家族的早期起源历史。其二，有必要对觉尔察氏、虎尔哈部以及觉罗哈拉各氏族这些与爱新觉罗家族远古起源及早期起源有关联的人群进行大样本、深入研究，分析这些人群的起源和扩散历史。其三，有必要对达斡尔族的精奇里哈拉（布库里山和布勒霍里湖所在地）和赫哲族中的给温克哈拉（有学者提出，“给温克”意为“铜”，女真“佟”姓的起源或与之密切相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确实在鄂温克族中找到了与爱新觉罗-觉尔察氏的独特父系的最接近的旁系支（也姓赵，或是巧合，未发表数据），分化时间约为1800年前。此外，我们此前的研究也发现达斡尔族中的主要父系类型为C2a-F5483，与爱新觉罗-觉尔察氏的独特父系的分离时间约为2700年。对上述人群进行更详细的研究，将能为爱新觉罗家族的早期起源提供更清晰的图景，并能为自远古以来东北地区通古斯语人群部落（包括女真-满诸部）的起源和演变的相关研究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