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从其青年时代起，便很注意对中国哲学总体的倾向、特点做出总结。他对中国哲学基本特点的总结，大致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即《中国哲学大纲》著作的时代，但《大纲》的各部分提法有所区别；后期即1956年以后，而张先生在后期不同阶段的提法也很有不同，值得研究。本文前三节述其前期提法，第四节述其后期观点，并尝试加以分析。

一、《自序》论“基本倾向”

在《中国哲学大纲》的《自序》中论本书的“方法”时张先生提出，本书主张的方法的第一项，是“审其基本倾向”，他说：“中国哲学研究应先辨识中国哲学之基本倾向”，[1] 关于什么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倾向，张先生特别举出两点：一是认为“中国宇宙论的基本倾向是不作非实在的现象与在现象背后的实在之别”，比照张先生关于“同真善”、“合知行”的提法，这一点我们可称为“统体用”，亦可称为“体用一致”。二是认为“中国哲学人生论的基本倾向是以天人合一为基本观点”此点即《序论》所说的“一天人”。由于自序的这里是条列其方法，所以在“审其基本倾向”一节中只列举两点，体用一致、天人合一（亦即统体用、一天人），而未全部展开。

“基本倾向“的提法亦见于《大纲》书中。《中国哲学大纲》第一篇第一章为“中国本根论之基本倾向”，其中说：要之，中国哲学最注重本根与事物之统一不离的关系，事物由本根生出，而本根即在事物之中。以上为中国哲学中本根观念之大略的辨析，而中国本根论之基本趋向，即由以显出。中国本根论之最大特点，可以说即在于：一，不以唯一实在言本根，不以实幻说本根与事物之区别。二，本根是超乎形的必非有形之物，而寻求本根不可向形色中求。三，本根与事物之关系非背后实在与表面假象之关系，而乃是源流根枝之关系。[2] 这就是自序中所说的“中国宇宙论的基本倾向”。怀特海批评西方哲学史上“自然的两分”，把本体和现象割裂，张先生早年受怀特海此说影响很大，故特别重视中国哲学中体用一致的这一点。

“本根论”的“综论”说：“中国本根论的根本趋向或根本假定之一，是认为本根必是超乎形质的，求本根必须求之于无形无质者中，无形无质而又非即是无的。”这里虽然用的是“根本趋向”“根本假定”，其所指也是和自序所说的中国宇宙论的“基本倾向”是一致的，只是自序所说更加简略。可见《大纲》所谓中国哲学的基本倾向、根本趋向、根本假定，是可以互换的。

中国的宇宙论在《大纲》书中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本根论，一为大化论，上面所说的是本根论的基本倾向，而大化论亦有其基本倾向。“大化论”第一章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西洋及印度的哲学家有认为变动是虚幻者，在中国似乎没有。”[3] “中国思想家都认为变动是实在的，这是中国哲学之一个特点。中国哲人都认为变化是一根本的事实，然而不止如此，更都认为变化是有条理的。变化不是紊乱的，而有其不易之则。”[4]

根本假定应指言说后面的预设，根本观点则是言说呈现的要点，从这里来作更进一步的分疏，似可说，认为本体现象都是实在的，这是根本假定；而认为变化是永恒的，是根本观点。

二、《序论》论“根本态度”

前面提到自序中所论的“基本倾向”，在本书《序论》又称“根本态度”，而张先生认为这些基本倾向亦即是特色，因为这些倾向是张先生以西洋哲学或印度哲学为参照而提出来的。在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张先生说：“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又说“中国哲学，在根本态度上很不同于西洋哲学或印度哲学，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哲学的特色，然后方不至于以西洋或印度的观点来误会中国哲学。所以在讲中国哲学的理论系统之前，应先对于中国哲学之特色有所探讨。中国哲学之特点，重要的有三，次重要的有三：第一，合知行；第二，一天人；第三，同真善。第四，重人生而不重知论；第五，重了悟而不重论证；第六，既非依附科学亦非依附宗教。以上六点，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之一般的特色，即中国哲学之一般的根本倾向。”[5] 张先生早期所说的基本倾向或根本态度，就其列举者而言，有的是中国哲学的主要观点，有的是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如“一天人”是概括天人合一的观点，“同真善”是概括哲学系统的特征。中国哲学的主要观点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二者还是不同的，主要观点是就中国哲学体系内部而言，主要特征则是在比较中西哲学中显现的，并涉及到哲学的形态，而张先生早年对此未作明确分别。

因此，倾向不一定是特点，特点是与外部比较而言，倾向是对于内部比较而言。比较《大纲》的《自序》和《大纲》的《序论》可见，所谓中国哲学的基本倾向，即是根本倾向，亦称根本态度，而张先生认为此根本态度即表现了中国哲学的特色、特点。《序论》提出的三个主要特点，“一天人”即《自序》所说“中国哲学人生论的基本倾向是以天人合一为基本观点”。而“合知行”（与同真善，也都是人生论范围），即“知行合一”，又见于大纲《结论》第五。但是《自序》强调的宇宙论的“统体用”的特点在《序论》这里没有出现了。显示出序论的“态度”说似不重视宇宙论。其实考虑到这个时期张先生的看法，应该把“统体用”也作为特点包含其中，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基本特色是主张统体用，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本来“体用一致”可概括为“一体用”，但张先生自己已经用了“一天人”，故我们将之概括为“统体用”。

三、《结论》论“根本倾向”与“活的”主张

《大纲》之《序论》对中国哲学重要的特点和次重要的特点，共提出六点，在《大纲》的《结论》中也提出六点“根本倾向”。《结论》应当是大纲写作完成后所作的。而自序和序论是大纲写作之初所作的，因此结论的提法与自序和序论有所不同。在《结论：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中张先生说：

中国旧哲学中，至少有下列的诸观念或根本倾向，可以说是活的，即非过去的。

第一，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未尝分别实在与现象为二事，未尝认为实在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不以实幻讲本根与事物之别。（来按：这即是自序中所说的中国宇宙论的基本倾向）

第二，中国哲学认为宇宙是一个变易大流，而整个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无穷无尽的变易历程，而变易有其条理，生生有其常则。（来按：这即是大化论所说的根本倾向）

第三，变化之公式是反复，即极则必反；变化的所以在两一，即对立统一。

第四，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生活准则即人生理想论，而人生理想论之最大贡献是人我和谐之道之宣示。

第五，中国哲学最注重学说与行为的一致，讲思想与生活打成一片，认为理想的实现不在现实之外，知行一贯。（来按：这即是序论所说中国哲学之三个重要特点之一：合知行）

第六，中国哲学中的致知论颇为简略，而有一笃实可贵的倾向，即直截了当地承认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6]

中国哲学也有重大偏蔽六点：宇宙论的尚无薄有，人生论的崇天忘人，重内遗外，重理忽生，不重群己关系，轻视自然知识。

值得注意的，《结论》中的六点活的“根本态度”中，如同《序论》一样，没有出现《自序》强调的“体用一致”的提法。在《结论》这里也没有出现《序论》重视的“一天人”，天人合一在这里，无论是六条活的观念或六点偏蔽中，都没有出现。《自序》举出的最突出的两点“统体用”和“一天人”的提法，在《序论》和《结论》中分别被忽略了，显示张先生对正面肯定这两点的哲学意义还有犹豫之处。当然，结论第一不把实在与现象分为二事，也可以说跟体用一致是相通的。因而最突出的是，自序和序论中提出的天人合一，在结论中没有提及。结论更突出了变易和变化的辩证法。另外，序论中后三点即次重要的三点实际是显示了张先生对中国哲学弱点的提示，但还是采取了价值中立的表述。结论相对于自序、序论是后作的，便直接指出了中国哲学的偏蔽之处六点，这也是很有意义的，表明张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偏蔽有清醒的批判意识。

当然，特点应当是相对于确定的参照系统而言，倾向则是本系统内各部分的共有之要点。而“活的”是指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点。如上所说，自序所说的基本倾向、序论所说的根本态度、结论所说的根本倾向，这些概念是相通的；但如何确定中国哲学的根本倾向，这三篇的提法有所不同。如何理解其中的差别，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说明。特别是，结论对“活的”观念的强调，与作为对事实描述的基本倾向、特征不同，属于价值描述，这一立场与序论是不同的。

四、后期提法：基本特点、基本观点、基本精神

70年代末张先生在《大纲》的《结论》下方作附注：“这篇是1936年写的，36年曾在一个杂志上发表。这反映了我抗日战争以前的思想情况。现在过了四十多年，时代前进了，我的见解也与过去不同了。”[7]

那么张先生思想见解有哪些不同了呢？我们先看50年代：

1957年，张先生发表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一文，其中说：

中国古典哲学之特点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而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相对的民族特点呢？根据实际的材料，似乎可以说，中国古典哲学表现了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本体与现象统一的观点；第二，生活与思想一致的传统；第三，在唯物主义方面，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观念相互结合的传统；第四，生死自然的观点与无神论在哲学发展中的深刻影响。[8]

本体与现象统一的观点即大纲《结论》第一，也就是所谓“体用一致”的特点；生活与思想一致的传统即大纲《结论》第五点“知行一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观念相互结合的传统，实即与大纲《结论》第三“对立统一”是一致的；生死自然的观点与无神论的影响，这是50年代特有的提法，不见于以前和以后。大体上，1956-57年张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特点的说明是与《大纲》结论基本一致的，以《大纲》为其基础的。所不同的是张先生改用“基本特点”来表达其对中国哲学的认识。

1983年张先生发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点》一文，中说：

“1956年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近年以来，我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有一些进一步的体会。现在，个人的管见以为，中国传统哲学至少表现了四个基本特点：（一）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的统一；（二）、整体与过程的观点；（三），现实生活与道德理想统一的观点；（四），经学与哲学的结合。[9]

张先生认为斯宾诺莎是本体论和道德论的统一，黑格尔是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中国哲学既讲宇宙本体和道德伦理的联系，又认为求知方法与修养方法的一致。于是形成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合三为一的情形。这应当与早年讲的“同真善”有一致之处，可以看作是同真善“的一种新的表达，这其实是哲学形态的特色。整体与过程的观点，应当与《大纲》之《结论》的第二点强调变易历程有关，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现实生活与道德理想统一的观点即大纲结论第五点，也是1956年讲的第二点。经学与哲学的结合则是就撰论形式与范畴根源而言的，也是哲学的形态特色，不能算是一种理论特色了。虽然四点中有三点仍与《大纲》的总结相关，但此四点与1957年讲的四点却只有一条重合，即生活与理想一致，亦即知行一致。本体与现象统一这一点，虽然张先生仍然认为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基本立场，但已经在八十年代以后并不把它作为中国哲学总体的基本特点了，张先生后来也不提这一点了，这和30年代到50年代张先生的认识重点是不同的。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本体现象统一，是形式的倾向，没有表达出本体是什么，现象是什么的内容。

不过1983年这篇文章的观点也未成为张先生晚年的持久观点。1985年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第三节“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与基本倾向”：

中国哲学有一些基本观点，表现了一些基本倾向。（1）天人合一与天人交胜。“中国哲学家认为肯定天人合一才达到人的自觉，这可谓高一级的自觉。把人与自然界区别开，是人的初步自觉，认识到人与自然界既有区别也有统一的关系，才是高度的自觉。”（2）知行合一与知行相资。“中国哲学有一个基本要求，即认识与行为、思想与生活必须相互符合、相互一致。”[10] 其实我们看这篇文章，在初稿中应当是强调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的，后来因别的考虑才加进了刘禹锡、王船山各一小段。“天人合一”是《大纲》自序、序论中“基本倾向”的提法之一，但在结论中被放弃了。“知行合一”是《大纲》《结论》根本倾向的第五点。1983年张先生发表《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后，主张对传统天人合一思想进行分析，故一般避免笼统地肯定天人合一。但虽然他主张对天人合一加以分析，从《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这篇文章也可以看出，张先生此时实是用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倾向，此即《大纲》《序论》所说的中国哲学特点的第一、第二条，故可说较合乎《大纲》序论的思想而更朝集中发展。

1994年张先生写了《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前景》，其中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说，中国哲学的精湛深邃的观点可称为基本精神，最关重要的有四点：（1）天道生生，认为存在都是变化不已的生生过程。（2）天人合一，认为人与万物是共生共处的关系，应和睦相处。（3）人格价值，肯定人有内在的价值和人格尊严。（4）以和为贵。

同年他又写了《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改造》，此篇的写法和结构很类似与1936年写的《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其中提出中国哲学最精湛思想有四：（1）天人合——关于天人关系的深湛观点；（2）以人为本——人类本位的观点；（3）以和为贵——关于人际关系的深湛观点；（4）两一反复——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偏失也有四点，从而提出：（1）必须高度肯定自然知识的价值（2）必须承认分析思维的必要（3）德治与法治的统一（4）破除等级意识。[11] 从逻辑上说，最精湛的思想不一定是基本精神，也不一定是基本特征，但张先生这里所说，与他对基本精神的理解还是关联一起的。其实，基本倾向、基本精神、基本特征重在实然的把握，精湛深邃活的观点重在应然的表彰，两种角度是不同的，大纲序论和结论的不同说法和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不同的角度。但中国哲学研究者出于对中国哲学肯定的需要，往往混合了两种角度，使问题不能清晰地得到刻画。如中国哲学精湛的观点不一定都是由其基本精神或态度所表达的，也可以是基本倾向与精神之外的其他观点，活的、精湛的观点不一定只从基本倾向、精神中来选定。张先生的这篇文章显示出，他已经把基本精神和精湛观点分开论述，而不再混合表述了。

这篇文章，明确肯定“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说明从四十年代后期大纲交稿商务印书馆，即从《大纲》的《结论》到1983年一直未被肯定的“天人合一”思想，在1985年以后终于被张先生认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回归到他三十年代大纲初写的自序、序论的思想了。同时他也坚持了《大纲》结论强调的两一的辩证法。他也明确说明，这些是切就“观点”来讲的。这些观点中，在天人合一以外，其他几种提法已经与前期不同了。“天道生生”虽然与早期所提的“变易大流”有相通处，但强调生生，重视体现中国哲学与过程哲学的不同。人格价值是前期从未提过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也是前期所没有提过的，张先生的这些提法包括对天人合一的重新重视明显是出于偏重价值观的表达，这和他晚年注重价值观研究有一定的关系。

总起来看，张先生晚年对中国哲学基本特点的揭明，不再强调基本精神，更多地从中国哲学基本观点自身来加以总结。就后两点说，张先生晚年对这一类问题的分析，已经是把文化和哲学的分析结合在一起，把价值和哲学的思考结合一起，而不是纯就哲学的特色而言了。这也表明张先生的思想已经从早年注重本体论转到注重价值观了。而总结张先生的这些观点及其表达的演化，可以为我们今天提炼、把握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主要特征、精湛观点提供一个可以参照、依据的基础。

注释：

[1] 《张岱年全集》第二卷，2页。

[2] 《张岱年全集》第二卷，50页。

[3] 《张岱年全集》第二卷，129页。

[4] 《张岱年全集》第二卷，131页。

[5] 《张岱年全集》第二卷，9页。

[6] 《张岱年全集》第二卷，617页。

[7] 《张岱年全集》第二卷，621页。

[8] 《张岱年全集》第五卷，124页。

[9] 《张岱年全集》第五卷，498页。

[10] 《张岱年全集》第六卷，37、38页。

[11] 《张岱年全集》第七卷，5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