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遗址，是三星堆文化（前1600-前1100年）的中心。遗址被宽大的土筑城墙所围绕，除了城的北面紧邻一条名为“鸭子河”的大河外，城的中央还有一条名为“马牧河”的河流穿城而过，将城址划分为南、北两个城区，著名的三星堆埋藏坑就位于南城西部的宗教祭祀区一带。

三星堆埋藏坑，又称“器物坑”“祭祀坑”，是中国乃至于世界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地点，当地砖厂取土发现两个装有象牙、玉石、青铜、黄金等材质器物的埋藏坑（编号为一、二号坑），轰动海内外的学术界，也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2018-2019年，在先前发现两个埋藏坑之间的位置，又陆续发现6个类似的埋藏坑（编号为三至八号，图1），一度沉寂的三星堆遗址又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随着新发现埋藏坑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进行，新发现6个坑的器物已经全部露出并大部提取，一些坑的典型器物被新闻媒体逐渐披露，尤其是三星堆埋藏坑第一份考古简报的刊布，掩盖在三星堆埋藏坑上的神秘面纱开始揭开，三星堆埋藏坑逐渐露出了其庐山真面目，对三星堆埋藏坑进行整体的初步考察，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下面，我们就对三星堆埋藏坑的部分新发现所带来的新信息，谈谈初步的新认识。

图 1 三星堆埋藏坑分布图（《考古》2022年第7期第16页 图二）

由于目前三星堆埋藏坑的资料，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坑材料基本上都见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三星堆祭祀坑》的报告，2020年以来发掘的三至八号坑材料主要见于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工作队《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简报 ，以下引用前者只称书名，引用后者简称为《三星堆祭祀区》，于简称后标注明页码和图号，以节省篇幅。

一 三星堆埋藏坑的基本情况

三星堆埋藏坑位于三星堆城址的南部中央偏西，从西向东贯穿城址的马牧河南的台地上。历史上河水泛滥和河床摆动，今天的马牧河虽然只是一条不大的小河，却有着相当宽广的古河床。现在古河床都已经开辟为田地，如果站在马牧河边的田野上向北眺望，可以见到一道高出河床的弯曲陡坎，这就是北城的月亮湾；如果转身向南远望，马牧河对岸最突出的景观就是三星堆台地。马牧河在三星堆邑聚还在使用的时期，本来是从三星堆城西城墙中段偏北的水门流入城内，沿着北城西北小城即“月亮湾小城”的南城墙外侧流向东城墙中段的水门缺口。由于马牧河改道从古城的西南冲毁城墙流入城内，失控的河水从西南向东北冲向月亮湾小城，受到小城南城墙和台地的阻挡，又折向东南方向，冲毁古城东南角后流出城外。历史上河水改道及其摆动的冲刷破坏，城址中部的文化堆积已经无存，西城墙中南段、东城墙南段和南城墙东段都已不见，月亮湾台地中南部也被冲击形成一个向北凹入的月亮湾，相应的三星堆台地中部则向北凸出，其上原有的三座土丘就成为这一带引人注目的三星堆。突出耸立的三星堆与对面凹入的月亮湾南北对应，就形成了当地历史上“三星伴月”的地理景观。

三星堆古城，通过考古学家持续不断的工作，其平面布局已经基本清楚。城邑北依沱江的支流鸭子河而建，河流从西北流向东南，故古城的整体形态也不是正南北向，而是略微倾斜。城的周边绕以宽厚的城墙，平面形态呈北窄南宽的梯形，其中北城墙已经被鸭子河全部冲毁。城内还有鸭子河支流马牧河横贯，将城邑划分为北城和南城两部分。城墙用土堆筑，墙基一般宽40余米，顶部现存宽度约20余米。外城墙的长度，东城墙现存约1090米，南城墙现存约1150米，西城墙现存约650米，北城墙可能已经被鸭子河水冲毁。复原后的三星堆古城平面略呈北边略窄、南边略宽的梯形，城的东西长度在1800米以上，南城墙长约2000米左右，城内面积达3.5平方千米。城的内部已经确认三个小城，西北小城或名“月亮湾小城”，城中有高于周边地表2至3米的青关山土台，土台上层层叠压着不同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最上层的最大一座建筑基址（F2）的长度超过了50米，并在该小城东南部月亮湾地点出土过多种瓦件，该小城应该是三星堆城的宫殿区所在。西南小城又名“三星堆小城”，城的中央有三座隆起于地表的人工堆筑的土丘（现仅存半座），土丘西南有黄土铺垫的广场，已经在这个广场上发现了8个掩埋有大量祭祀用途的器物坑，推断该小城应该是三星堆城的宗教区域。在城邑的东北部还有“仓包包小城”，该城发现了存储有玉石制品的成品和半成品的窖藏，推测该小城主要是三星堆古城的手工业作坊的所在。整个三星堆城主要经历了至少两个时期才逐渐建成，最终形成的三星堆城体现了河流横贯、城内四分、城邑西北是世俗行政空间、城邑西南是宗教祭祀空间的规划思想 。

三星堆城址北城区的月亮湾小城，其内已经发现两组大型建筑。西北部的青关山大型建筑出现很早，早在三星堆筑城之前，这里就有宝墩村文化和鱼凫村文化的大型建筑。三星堆文化时期继续在先前建筑的废墟上修筑大型建筑，这些建筑屡次毁坏又屡次重建，最后一次重建的大型建筑就是最上层已经被发掘的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在青关山东南邻近月亮湾小城南城墙地区，也就是紧靠马牧河的地方，已经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该建筑的南半已经被马牧河冲毁，在邻近大型建筑基址的地点还发现过不同形态的瓦件。紧邻的燕家院子曾经发现玉石器的埋藏坑，其年代早于三星堆城的南城区西部的三星堆埋藏坑。如果这些埋藏坑及其旁边的大型建筑与宗教祭祀有关的话，三星堆国家最早的祭祀场所可能就在北城区的西北小城东南部的马牧河北岸，直到三星堆文化晚期才转移到马牧河南岸的三星堆地点。

由于早年马牧河水的侵蚀、当代村民改土和取土烧砖，三星堆地点原先的宗教祭祀的场所已经遭到较大破坏。1934年葛维汉调查发掘该遗址时看见并用草图标注的三星堆，还是下部连为一体、上部分别独立的三个土丘 。1956年，王家佑等调查该遗址时，三星堆这座土岗还有约400米长，三个耸立的堆子也都还存在。在1963年四川大学发掘该遗址所做的测绘图中，三星堆就只有一个堆子还基本保存完整，已经不成其为三星堆了。到了1980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开始重启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时，当时的测绘图上的隆起的土堆纵向总长度约有100米，比上世纪50年代以前短了约300米。而五年后发现三星堆一、二号坑时所绘制的“发掘探方分布图”中，原先相对完整的堆子就成了半个，这半个堆子应该是原先三星堆西北端的堆子（图2）。值得注意的是，在1986年的测绘图上，可以看出这半个堆子顶部还高出周围台地约7米，而在堆子东北一侧，还有高出周边约4米左右的一道土垄，这道土垄可能就是王家佑等所描述的“月牙形弯曲”的残余部分 。如果这道大致与三星堆呈垂直相交的土垄继续延伸向马牧河方向，且原先三星堆土丘的南端土垄也拐向东北方向的话，三星堆地点就可能存在一个三面有土筑城墙、一面以河水为界（或也有临河的城墙）的小城形态的祭祀场所。埋藏坑所掩埋的宗教祭祀的像设、陈设、供奉用具和礼仪用具，当时有可能就陈放在这个祭祀场所的神庙之中。

图2 三星堆土垄平面形态的百年变化

三星堆8个埋藏坑都位于原三星堆土垄的西南。经考古钻探得知，在三星堆土垄西南，是人工填土垫平的一个场地。场地原先凸凹不平，中间高而两侧低，故从附近其他地方（包括被毁神庙建筑的场所）搬运大量夹杂红烧土块的泥土，将这个场地填垫得大致平整，然后再用较单纯的黄土铺垫场地的表面，从而形成了一个西北至东南长约145米，西南至东北宽至少50米的长方形广场。埋藏坑都挖掘在这个广场的东南部，留下了西北部一半的场地，这部分没有挖掘埋藏坑的场地，当时应当规划作为其他用途，如掩埋坑内物品过程中或过程后举行某些仪式的空间等。这些坑的地层关系都很简单，基本都是直接在垫土层上开挖，有的地方无垫土层就直接挖在生土上。8个埋藏坑可以明显分为两组（图3）：

图3 三星堆埋西藏及埋藏坑的分布（《考古》2022年7期17页 图四）

第一组共6个坑，即一、二、三、四、七、八号坑。这些坑的形态都比较规整，平面主要是呈长方形，只有四、七号坑大致呈正方形；坑的体量也较大，坑口面积除了四号坑为8.1平方米外，其他几个坑面积都在10平方米以上，最大的八号坑达到20平方米。关于土坑的深度，尽管因坑的大小有所不同，但面积最小也最浅的四号坑平均深度也有1.4米，面积最大的八号坑深度在“2米以上” 。坑内掩埋的物品都比较丰富，尽管不少铜像设和器具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但总的说来大件物品较多，既有铜像设还有铜容器，丢弃物品种类先后有规律，最上层都铺有相当数量的象牙。

第二组只有2个，即五、六号坑。这两个坑的坑口面积较小，深度也浅，其中不大规整的六号坑还打破了第一组的七号坑。从坑口面积看，五号坑的坑口面积只有3.5平方米，六号坑的坑口面积也只有4.1平方米，只有第一组坑面积的二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从坑的深度看，五号坑的平均深度不过1.6米，六号坑的平均深度只有1.2米，也比第一组要浅一些。从埋藏物品看，五、六号坑埋藏物不多，且基本都是细碎物件，未出土大件青铜器，六号坑主要埋藏的是一口烧焦的箱子。掩埋的器物没有规律，器物层之上也没有其他坑所见的象牙层。显而易见，第二组坑不仅相对年代晚于第一组坑，埋藏动机和背景可能也有所不同。

三星堆埋藏坑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各个坑的埋藏物不均衡，也就是器物多寡不一，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整体规划挖掘和一次性掩埋的第一组6个坑中，明显存在东南部诸坑埋藏器物数量最多，中部诸坑次之，西北部的一号坑埋藏器物最少的现象。大型的青铜器构件和象牙，也是东北端的二号坑最多，西北端的一号坑最少。这个现象说明，当初三星堆人在处理这些残损的器具时，可能是将体量较大、重量较重、相对完好的器具首先堆放在东南的二、八号坑及相近诸坑中，然后再堆放在七、三、四号坑中，最后剩余的才堆放在一号坑中，因而一号坑面积尽管较大，埋藏器物却相对较少，大件青铜构件和象牙尤其少，木炭残渣却多达3立方米。参照成都金沙村遗址祭祀场所在靠近磨底河边的案例，推测三星堆埋藏坑中的这些宗教祭祀器具原先是陈放在三星堆土垄以北的马牧河边的神庙中，因故损毁后的残件才从原祭祀区东南大门运出，右转搬运至埋藏场所，就近从东南向西北渐次堆放，因而这些埋藏坑灰烬骨渣的堆积倾向和坑口炭渣的残留迹象，也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掩埋损毁祭祀陈设的场所不是原先的宗教祭祀场所，将埋藏坑所在区域称之为“祭祀区”，恐怕也容易引起误解。究竟应该如何称呼这个区域，可否将这一区域统称为“宗教区”，然后再细分为“祭祀区”“埋西藏”等小区域？如果这样的话，这些埋藏坑所在场地就是埋西藏了。

从三星堆埋藏坑的埋藏现象来看，三星堆人原计划中的坑只有第一组的一至四号坑和七、八号坑，所以这些坑的排列基本有序，坑的方向也不是正南北向，而是与旁边的三星堆土垄、土垄西侧广场、青关山大型建筑、穿城而过的马牧河古河道等方向近似。土坑挖好后，才将损坏的像设、陈设和废渣有序地放入坑内，最上层还铺设一层象牙，最后才用炭灰、骨渣和泥土填平了这些土坑。在向坑内丢弃这些物品前、过程中或掩埋后，可能还举行了一些仪式。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后挖掘的第二组坑即五、六号坑，会不会是在第一组坑完成埋藏后，举行完成仪式时的祭祀坑呢？我以为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祭祀是一种具有社会共识、长期沿袭、缓慢演变的规范化礼仪活动，挖坑掩埋的祭祀用品也应该是规范化的，不应该五号坑掩埋一些器物碎片，六号坑掩埋一口烧焦的木箱。比较平实也比较合理的解释之一是，三星堆人在埋藏好因某种原因受到损坏的像设和礼仪器具后，又收集到少许不那么重要的受损器物，故又挖掘了两个（也可能不止两个）坑将其掩埋在既有埋藏坑的附近。

二 三星堆埋藏坑的年代问题

三星堆人因为某种原因挖坑埋藏了他们非常重要的物品，这些物品的年代特征以青铜器（尤其是来自中心地区的青铜容器）的年代特征最为显著。根据这些青铜器，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物品的年代是不一致的，铜容器中部分个体的年代可以早到商代中期后段的殷墟早期，多数个体是商代晚期早段的殷墟中期之物，最晚的个例已经接近殷墟晚期。这些最后被三星堆人埋藏的东西，是他们长期积累起来的财富。通过这些埋藏坑中最晚的器具，可以推断这些坑埋藏的上限，但如果三星堆人在埋藏前一段时间没有给神庙之类祭祀场所增添新的物品，或新增物品年代特征不显著，我们还是难以判断埋藏坑形成的年代下限。因此，我们还要从其他方面的信息来论证三星堆埋藏坑的年代。

三星堆埋藏坑的年代，包括了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两个方面。相对年代是指这些坑同时还是不同时，绝对年代是这些坑在历史年表上的位置。就相对年代来说，如果所有埋藏坑都是同时形成的，也还存在着这些坑与埋藏场所、与关联区域以及与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关系问题；如果这些坑不同时，也存在着这些坑是分几次陆续埋藏的，它们彼此间的时间间隔有多大等问题。就绝对年代来说，包括了每一个埋藏坑具体的概差绝对年代，八个埋藏坑起止的概差绝对年代，三星堆埋藏坑在先秦中国历史年表中的王朝王世等问题。这些年代问题，自从一、二号坑发现以后就一直存在争论，现在新的地层关系、共存关系、出土文物和测年数据，三星堆埋藏坑相对和绝对年代问题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这就为学界基于年代问题考察埋藏坑的性质、复原埋藏文物的关联背景、以及进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历史问题奠定了基础。

（一） 三星堆埋藏坑的相对年代

关于三星堆埋藏坑彼此之间的相对年代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确定。

一是从地层关系来判断。三星堆埋藏坑的地层关系比较简单，基本上都压在第③层即宋代层下，打破垫土层即三星堆时期的第⑤、⑥层或直接打破生土层。具体地说，三号坑打破第⑥层，五、六、七、八号坑均打破第⑤层，四号坑“打破生土”。由于第二组的六号坑打破了七号坑，与之埋藏现象相同的同属第二组坑的五号坑，它们都应该是在第一组其他坑掩埋好以后的遗存，这是可以肯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属于第一组的一、二号坑的层位关系，根据原报告的描述，似乎与同组其他坑有一些出入，需要讨论辨析。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坑口上叠压的第③层是现代层，第④层是唐宋层，第⑤、⑥层才是三星堆时期的文化层，一号坑被⑤、⑥层叠压，打破生土层；二号坑口上叠压着是相同的第⑤层，未见⑥层，原报告因此得出了一号坑早于二号坑的结论（图4）。对比1986年两个埋藏坑与2019年六个埋藏坑的地层包含物，可以知道前者的第④层相当于后者的第③层，两者的第⑤、⑥层应当年代相同，都应该属于三星堆时期的堆积。然而，1986年的第⑤、⑥层是叠压在坑口上，2019年的第⑤、⑥层是被坑打破，如果说一、二号坑与四、五、七、八号坑属于一组，且两组坑的青铜构件还能修复拼合，这就存在地层上的矛盾。三星堆埋藏坑发掘主持者冉宏林公布有一张发掘现场的俯瞰照片（这张照片是揭取第3层宋代层露出全部埋藏坑口后拍摄），从照片可见，坑口出露的地面，除了原地势较高、“打破生土”的四号坑周围应该就是生土面外，其余都应该是⑤层的层面，也就是原先铺垫的地面。细看这张照片，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当初清理一、二号坑时挖掘的探方边和探方所达到的深度，其深度都比2019年探方的底面要低。据此可知，1986年所开探方是一直发掘至生土面才确认坑口，把本来被一、二坑打破的第⑤、⑥层误认为是第⑥层叠压了一号坑，第⑤层叠压了二号坑了。（图5）从目前所知的地层关系，只能知道三星堆埋藏坑晚于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期文化之际的第⑤、⑥层，早于宋代的第③层，三星堆埋藏坑的年代下限还需要通过其他信息来确定。

图4 三星堆埋藏坑地层关系辨析（根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宏林2021年10月14日“西南考古协作会暨古蜀文明与西南夷学术研讨会”报告示意图改绘）

图5 三星堆埋藏坑地面及打破地面的现象分析（根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宏林2021年10月14日“西南考古协作会暨古蜀文明与西南夷学术研讨会”报告照片标注）

二是从三星堆埋藏坑的埋藏物来判断。早在三星堆三至八号坑发掘过程中，发掘者就已经注意到，新发现埋藏坑内的不少器具残件与先前发掘的一、二号坑的同类器物似乎属于同一件器物上的构件。根据埋藏坑的过程简报，三号坑中出土有“铜神树”残件，四号坑出土有与二号坑相同的“铜挂饰”，七号坑中出土有与“铜神树”相近的树枝， 八号坑则更有多件可以与二号坑拼接的铜器具。八号坑的发掘者赵昊还在该坑器物刚刚露出时就认为，该坑内有些器物似乎与二号坑的器物可以拼合，或属于原先某器物上的部件，如八号坑的一件残断的翘首柳叶形刀，就与二号坑一号铜神树上倒挂滕蔓状龙身上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应该就是该铜树上的部件（图6）。由于三星堆埋藏坑还在发掘中，埋藏的物品还没有全部提取，器物拼对修复工作还没有开展，现场感觉可以拼接的部件还没有实际拼合。已经公布的大致拼合复原的一件青铜器，是八号坑出土只有上半身的顶尊倒立铜神像，该像可以与二号坑出土的只有下半身的短裙鸟足踏云铜像拼合为一件。此外，据主持埋藏坑考古发掘的冉宏林告知，二号坑的一件铜尊口沿残片与三号坑的跪坐顶尊铜人像的尊口沿已经进行了实物的拼合。目前这方面的信息尽管还不多，但既有的信息至少已经说明，除了五、六号坑外，三星堆埋藏坑区的大多数坑是同一事件背景下发生的一次性埋藏。

图6 三星堆八号坑与二号坑铜树构件的比较（二号坑1号大铜树见《三星堆祭祀坑》图一二〇，八号坑铜构件

三星堆埋藏坑如果基本上是一次性埋藏，那么它们与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以及周边文化的年代关系，也就容易确认了。由于这些问题与三星堆埋藏坑的埋藏背景等问题相关，后面再加以讨论，这里从略。

（二） 三星堆埋藏坑的绝对年代

关于三星堆埋藏坑的绝对年代，也就是这些坑的埋藏时间在历史纪年年表中的位置。这个年代问题也包括了三星堆埋藏坑内器物的绝对年代和三星堆埋藏坑本身的绝对年代，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被埋藏器物的年代（包括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些器物的形态、纹饰与已知年代器物的比较分析，将坑内出土的器物划分为不同年代的群组；也可以通过铜木、铜竹、铜皮等复合器物的有机质残留物，依靠碳十四测年等检测手段，来判断这些器物的绝对年代。而埋藏坑形成的年代比较麻烦一些，过去由于缺少分析埋藏坑内可能是掩埋时期残留物的技术手段，考古学家除了通过具有年代信息的地层关系来判断其具有相对性的年代外，主要是通过埋藏坑内最晚年代的器物来判断埋藏行为可能发生的年代。由于坑内埋藏器物存在着主要是甚至全部都是先前制成物的可能性，某个坑内没有或很少埋藏时期的东西，因而采用器物的交叉断代或器物残留有机物所测年代，就容易导致用埋藏物年代作为埋藏坑年代的问题。又由于三星堆青铜器属于“南方青铜器”的范畴，南方青铜器往往存在着所谓“文化滞后”或“文化创新”现象，也就是年代比较晚的青铜器顽强保留早期青铜器的风格，或看似较晚的青铜器可能是南方地区工匠最早创造的新风格铜器。目前，关于南方青铜器的年代认识问题还没有完全达成统一的认识，这自然也会影响到对三星堆埋藏坑铜器年代的判断。

大概由于上述的一系列原因，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坑发掘后，三星堆埋藏坑绝对年代的判定就存在多种不同的认识，年代范围从公元前1400-前1200年的商代中期，一直到前700-前500年的春秋中晚期都有。澳大利亚学者巴纳（Noel Barnard）甚至认为，“用于断定'埋葬坑’年代下限最晚的器物大都明显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这些器物被埋藏，“或许我们可以从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对巴蜀的吞并和掠夺的历史事件中找到确切的答案”。将埋藏坑形成的年代推晚到了秦灭巴蜀之时。我们当然不认同将三星堆埋藏坑推晚至春秋战国的意见，也不同意将三星堆埋藏坑的形成与秦灭蜀的历史背景相关联；因为根据三星堆一号坑所出陶器在三星堆遗址分期年表的位置，三星堆遗址与其后金沙村遗址的关系，尤其是一、二号坑最晚器物的年代，笔者曾经推断三星堆埋藏坑的年代在殷墟中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250年或稍后的推断。现在看来，这个年代推断也偏早，还应根据三星堆埋藏坑新发现最晚年代的文物和新获得的系列测年数据来修正。

三星堆埋藏坑给人以风格较晚印象的文物，已经见于报刊媒体的是几件铜容器，如三号坑的铜圆尊腹部，四号坑的铜圆口方尊，七号坑的双人托负四觚铜座，以及八号坑的曲身顶尊铜神像等。三号坑铜圆尊腹部的扉棱是不很宽的齿状长扉棱，分解式窄带兽面纹突起，但突起部分填充的云雷纹与周围衬底的云雷纹线条粗细相同，纹饰与湖南岳阳费家河铜圆尊大同小异，其年代王恩田、难波纯子、向桃初均认为在殷墟晚期（三、四期），苏荣誉等则评论这些说法都“明显是殷墟中心说的推演，忽视了这类大口折肩尊所具有的早于殷墟的造型、纹饰和附饰以及形成它们的工艺因素”，其年代应是“中商时期南方铸铜作坊同一时段铸造之器” 。折衷上述观点，将其置于殷墟早期偏晚至殷墟中期偏早之间，恐怕更合适一些。四号坑的铜圆口方尊，其造型和纹饰都与传世的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相同，台北“故宫博物院”牺首圆口铜方尊壁厚介于殷墟早期与殷墟中期铜器之间，尊的口沿内还保存着一圈旋纹状痕迹，这是早期铜尊内范与底范连接处留下的印痕；圈足向下斜侈接地，近地处没有垂直的底台，这是殷墟早期铜器的常见做法；尊腹四角的共首双身鹿纹和四中的兽面纹鼻梁已经凸起，但腹部和圈足的主题纹样兽面纹只是线条略粗于衬托的地纹，主次区分还不够分明。由于该尊的造型和纹饰特征都存在过渡性，故陈芳妹将该尊的年代推定较晚，认为属于“殷墟中、晚期”之器，断代稍嫌笼统且偏晚。将四号坑和台北故宫圆口铜方尊与西周初期的荣子圆口铜方尊对比 ，两者差异很大，中间存在很大的距离，四号坑铜尊不会晚到殷墟晚期，将其提早到殷墟中期偏早阶段，恐怕更加合适（图7）。七号坑的双人托负四觚铜器座，该器座利用四件铜觚固定组合而成，这四件觚属于细体觚类，形态非常特别：觚整体形态细长，口部外侈程度较小但颈部修长；中段笔直，腹部较长且不鼓出；圈足径不大，底端有垂直边台。纹饰继承商代中期传统，除圈足饰大眼咧嘴的夔龙纹外，腹部上下仅各有两道凸旋纹。铜觚的整体形态距离殷墟早期的和西周早期的铜觚都有一定的距离，将其作为殷墟中期偏晚的特殊形式，可能比较恰当 。从上述铜器的情况，三星堆埋藏坑的这些器物应该没有殷墟中期以后的，三星堆埋藏坑的年代上限不能早于这些铜器，也就是不早于殷墟中晚期之际。

图7 三星堆出圆口铜方尊与传世圆口铜方尊比较 1．三星堆三号坑圆口铜方尊（《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概览》，《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2．台北“故宫博物院”圆口铜方尊（陈芳妹：《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8年，第320-321页）

三星堆埋藏坑及其打破的垫土层出土了一些陶器，这些陶器有的是埋藏坑内出土的完整器，有的则是地层出土的残件。陶器是使用时期不会太久的易碎器物，埋藏坑内的陶器应该比较接近器物的埋藏年代；埋藏前铺垫层内的陶器残件是与夹杂红烧土块的泥土一起从附近搬运过来的，其年代可能有早有晚，但最晚的陶器残件应该与埋藏坑基本同时。1986年第5层即垫土层的陶片，能够辨认器形的有小平底罐、小平底盘、尖底盏的口沿，高柄豆或豆形器的柄部和圈足，圈顶器盖的捉手；一号坑内则出有两种尖底盏，与之相配的高矮两种筒状器座，以及耸肩小平底罐、小平底盘。其中小平底罐中的体小如钵的一类，唇短而肩部屈曲如折肩，已经有十二桥文化同类器物的色彩；尖底盏都是口部外侈，唇部多有凸唇的最早形态；圈顶盖钮直径小而高瘦，但还没见十二桥文化流行的捏瓣盖钮。将这些陶器与三星堆遗址青关山废物沟最下层灰坑的陶器相比（该坑堆积应该是青关山大型建筑废弃之初的堆积，相当于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转变期），三星堆埋藏坑陶器以比例很高的尖底盏和承托尖底盏的器座为特点，未见青关山的捏瓣器盖这种十二桥文化常见的陶器；青关山沟底坑以多种圈足或平底的瘦体壶为特色，不见三星堆埋藏坑的尖底盏和筒状器座。如果将埋西藏地层中的陶器与青关山沟底坑相比，它们共同的陶器是多种耸肩短领的小平底罐、较多数量的细高柄豆，并且都没有见到十二桥文化最流行的尖底杯和尖底罐。从这些陶器现象来看，尽管三星堆埋藏坑和青关山沟底坑分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二者的年代应该相差不多，都是遗址过渡阶段的遗存。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坑发掘后，一号坑送检了2个碳十四标本，其树轮校正年代一个为距今4516—2940年，一个为距今3827—3377年（95.4%置信度）。前者的年代跨度相当于龙山时代至西周前期，后者的年代跨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至商代中期，大大早于这两个坑铜器和玉器风格所能体现的年代范围。碳十四测年数据，本来就有一个误差范围，属于概差绝对年代，而非真确绝对年代。受采样方法的恰当性、测年样品的系列性、测年技术的精确性的制约，不同时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置信度自然有所不同。在三星堆一、二号坑发现的20世纪80年代，那时国家经济还没有腾飞，考古学家获得的经费支持有限，只能采集很少的几个测年样本，无法提供测年的系列样本。那时极大推进我国考古年代学发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还没有起步，能够使用极少炭样的高精度测年的加速器质谱仪尚未采用。那时的考古学家对碳十四测年样本的要求也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再加上要满足常规碳十四对测年样本较大量的要求，采集的炭标本都是大块的木炭，这些可能来自大树木心的炭标本可能导致测年偏早。所有这些原因，使得《三星堆祭祀坑》报告的作者只能采取谨慎的态度，舍弃了这两个年代数据，根据器物常识推断三星堆一号坑年代上限“应在殷墟一期之末与二期之间”，“下限不会晚于殷墟二期”；二号坑“未见晚于殷墟二期的器物”，“埋藏的时间应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都属于商代晚期的范围。

2020年启动三星堆三至八号坑的发掘后，新采集了200多个测年样品。这些样本基本上来自这些坑的灰烬层，是碳化植物碎屑、骨渣与土壤的混合物，其中已经公布具体测年数据的四号坑测年标本，主要是竹子这类短生命植物形成的竹炭，标本质量较高 。由于碳标本数量较大，品质较高，通过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量已经获得了系列的碳十四数据（三号坑8个、四号坑11个，六号坑10个，八号坑9个），可以知道“三、四、六、八号坑的形成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1200BC-1010BC之间”，相当于商代晚期至周初的年代范围。由于这个年代范围的中心值都在商王武乙、文丁前后，且在三星堆埋藏坑中罕见殷墟晚期之物，更没有西周以后之物，认为三星堆埋藏坑下限不晚于周人灭商，上限不早于商王武乙即周公亶父迁岐，也就是公元前1100至公元前1050年之间，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年代范围。

三 三星堆埋藏坑出土文物的整体认识

随着三星堆考古工作的进行，三星堆新发现埋藏坑的发掘已近尾声：三至六号坑已经发掘完毕，器物已经全部提取或整体套取；七号坑已经发掘至坑底，青铜器已经基本提取完毕，只有部分玉石器等尚未清理完成；最大的八号坑也已清理至坑底，该坑青铜器大部分都已经提取，只有不多几件尚存原位。我们现在对三星堆埋藏坑内埋藏的物品，已经有了一个基本全面和大致清晰的整体认识，可以对原先的认识进行验证，也可以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首先，三星堆埋藏坑除了二号坑掩埋有3件凸目尖耳的大铜面像（K2②：148、142、144）外 ，新发掘的6个坑没有再发现其他类似的凸目尖耳大铜面像。我们曾经论证，三星堆凸目尖耳大铜面像，原貌是人首鸟身的木质铜面的神像，这样的神像构成一大二小、大者居中的三神体系。现在看来，我们原先的推断还是正确的。三星堆二号坑原先还出土了9件尖耳朵的板状神面铜饰（K2③：228、221、217，231、227、230，98、229、231-1），三件相同，每三件组成一组，每组各有一些差别。笔者曾经推测这可能是钉挂在凸目尖耳、人首鸟身铜木复合神像所在神坛周边的装饰。新发现的埋藏坑据说有类似的尖耳板状铜神面饰出土，如果新出土数量是3件且造型细节与已经发现的有差异（或与其中一类相同），就能组成四组各3件共12件的一套，可以钉挂在主要三神所在神坛的四方。当然这还需要等待新出土资料整理完毕并刊布资料后进行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新发现的凸目尖耳小型神像中，有一种是呲牙咧嘴的形象，如八号坑新出屈身顶尊鸟足铜神像、四人抬杠镂空铜器上中央和四方的神像。前者虽有神性可以踏着鸟形云气飞翔，但却负重托物，好像是为主要大神服役的低等级神祇；后者尽管没有托负重物，却也跻身于抬杠负重的人们之间，体量还比这些负重人像小，其身份似乎也不那么高贵。如此看来，三星堆人的神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三星堆人最为尊崇的三尊人首鸟身、嘴角上翘、没有獠牙的面带笑意的大神；另一类是人首人身、嘴角下勾、獠牙交错的面容凶恶的小神，它们主要是从事服侍大神的工作。

三星堆二号坑出有两棵青铜铸造的大型神树，以及大量的铜树的残件和挂件。两棵铜树都是下有斜撑状座子，树干笔直，树枝也是三层，每层三根树枝，树枝上翘，每根树枝上歇着一只鸟。一号铜树制作精致，树枝下垂似柳枝，树形也要高大一些，部分复原后高达近4米；二号铜树制作不及一号铜树，树形也要小一些，树枝上翘，与一号大铜神树不同。包括我们在内的不少学者都指出，这两棵铜神树应该是上古十日神话中太阳栖息的神树，一号铜树是西方太阳下落处的“若木”，二号铜树则是东方太阳升起处的“扶木”。由于在新发现的6个埋藏坑中发现的相关遗存中，没有再见到与一、二号大铜树体量和形态类似的铜树座和树干，可以初步断定，三星堆人只铸造了两棵太阳神树，没有铸造上古神话里位于天地之中的“建木”。神话中的建木是连接天上与地下的天梯，“众神所从上下”，三星堆人在他们的宗教祭祀陈设中没有表现这个天地间的通道，他们的神职人员从事天与地、神与人间的联系一定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三星堆人以三位凸目尖耳、面带笑意的人首鸟身神作为主要崇拜对象，其他附属神像也大多为三件一组的组合。那些怒目尖耳、呲牙咧嘴的人首人身或鸟身的神像，是为主神服役的低层次神像。尖耳板状铜神面饰尽管牙齿不外露，应该也是这类为神服役的具有神性的低层次神像，最多也就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神像中的一类。这些神像应该陈列在三星堆人的神庙中，三件人首鸟身的铜木复合主神的形象很可能摆放在神庙最醒目的正中位置，下面可能还有方形或长方形的神坛，背面两侧或其他位置可能还陈放着先前二号坑出土的两棵大铜树，构成三星堆神像处在太阳东起西落的宇宙背景（图8）。

图8 三星堆神庙神像群

其次，三星堆埋藏坑出土了数件由铜铸的怪兽、人像、器具组合起来的供奉用器，并有数以十计的铜尊和多件铜罍等盛酒铜器，反映出了三星堆人以铜尊为主要祭祀和礼仪用器。三星堆一、二号坑以前就出土了多件青铜容器，铜尊数量达14件，铜罍有6件，瓿、盘、器盖只有各1件。由于铜尊数量占到铜容器总数的60%以上，我们曾经得出过三星堆人以铜尊为主要礼器的结论。新发现的6个坑出土的青铜容器，仍然以铜尊为多，其次是铜罍，其他类型的铜器极少，证实了我们先前三星堆人以铜尊为主要礼仪用器的推论。此外，在先前一、二号坑发现的铜尊中，只有圆尊没有方尊，新发现的铜尊中既有方口方尊，也有圆口方尊，这就为二号坑所出“铜神坛”上的镂空方尊形器找到了模仿的蓝本。由于三星堆的圆尊很多而方尊极少，从物以稀为贵的常识来看，或许三星堆人也将方尊视为比圆尊更重要的祭祀礼仪用铜器，也未可知。

三星堆埋藏坑出土了多件造型奇特的组合铜器，早先的二号坑出土双兽四人托尊形铜熏一件，现在三号坑新出跪人顶尊铜像、双人托举四觚铜盘，八号坑新出顶尊人身鸟足铜神像、铜镂空台座四人抬怪兽各一件。这些组合铜器已经复原的高度分别是：二号坑双兽四人托尊形铜熏通高1.10米左右，三号坑跪人头顶尊铜像通高1.15米，八号坑铜镂空台座四人抬怪兽高度也接近1米，其高度都相差不多。除了以上4件组合铜器外，在八号坑还出有一件高0.8米（连插销和座子高度超过1米）的卷发铜人、一件全长1.1米的头顶立人铜怪兽，以及两手持夔龙或凤鸟的中型铜立人。这些铜人、铜兽、铜器具有些还可以彼此拼合，如三号坑跪人顶尊铜像下面或许还有兽的座子，三号坑双人托举四觚的人像腰部或许还可以与其他铜器拼接。如果这些拼接复原完成的话，这些组合铜像设的数量实际上还要减少，可能只有3件组合铜香／酒器、1件顶尊鸟足神像、2件持龙凤辫发立人像等不多的几种。这样一些组合铜器具，其中一组三件基本上按照下面是怪兽造型的座子，中间是人或神的形象，上部是人神托负的尊（尊形器）等容器的造型规律来组合。另有一件就是那件怒目圆睁、嘴露獠牙、头发前卷，头顶三段式鼓腹圆尊，脚踏鸟形云气的人首曲身鸟足铜神像。该铜神像正面和背面铸造都很精细，当时可能的摆放方式是神头所顶铜尊朝向人首鸟身大神的方向，意味着地下的人进献的祭品可能需要通过这个小神，才能运送到天上之上神处享用。有学者早就指出，三星堆埋藏坑的铜尊、罍等铜容器是长江中游的产品，还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埋藏坑的铜器都是出自长江中游工匠之手 。从这些组合铜器有的是将原先的成品利用组合铸接成新的器具来看，当初这群外来的工匠有可能是带了一批青铜器的制成品来到三星堆，因这些制成品的造型和功能有些不符合三星堆人的需求，这些工匠按照雇主的要求改制或重铸了这些铜器，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

三星堆这些复杂的组合铜器，原先应该是陈放在三位体量巨大的凸目尖耳、人首鸟身的神像前的供奉用器。过去，我们只知道双兽四人托尊形铜熏这一种组合铜器，相当于在神像前放置着一件铜熏炉；现在，我们知道当时三星堆人的神庙中，在最主要的三座大神前，至少还各放了一件给神享用香气的组合铜供器。另在这些铜供器前后或左右，还有铜制供奉用器。这些供奉用器包括一件复杂的以方尊造型为主体的铜香熏，两件人或神顶着的铜酒尊或铜酒杯（四觚组合），一件由兽和人托负的四觚身的托盘（或许盘上还接有其他器具）。这些组合铜器加上数十件普通的盛酒铜尊和铜罍，当时的神庙内外一定香烟缭绕，香气馥郁，令人神思恍惚，有助于事神、娱神和敬神。

当然，在三星堆埋藏坑中还出土了一些其他青铜器和玉石器，铜器残件多数是那两棵大铜树和组合供奉铜器上的构件或附件，另有一些礼仪用仪仗，如仿照兵器的曲刃铜戈、仿照农具的方穿铜锄等。玉石器主要有三类，除了小件的少量可能用作装饰的玉石器外，有些小型玉石器放置在铜尊等盛酒器中的玉石器（包括海贝等）原先可能浸泡在酒浆中，供奉者和祭祀者通过玉石和酒气两种媒介将自己的意愿传递给神；有的较大的玉石器如“圭”（戈）、“璋”等则陈列在神庙中，祭祀礼仪活动时才被参与者使用。

其三，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铜人像数量众多，大小粗细和发式服饰各异，既有眼睛和耳朵与常人相似但大小不一的铜人面像，又有数量众多的真人大小的铜人头像，还有各种从事祭祀等礼仪活动的全躯小铜人像，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为学术界分析认识三星堆国家、社会、宗教状况提供了形象的可视资料（图9）。

图9 三星堆神庙供奉用器群

三星堆埋藏坑的铜人面像，其整体造型类似于凸目尖耳大铜神面像，平面呈“凹”字形，头顶、颐下和后面都敞开的人脸形象。这些铜面像眼睛都只有横棱线而没有凸出的瞳孔，耳朵都紧贴脸颊而没有伸出的尖翼，耳垂也与铜人像一样有悬挂耳饰的穿孔，且鼻梁上没有生气的云气装饰。与大铜神面像相比，铜人面像体量大者与最大的铜神面像基本相当，体量小者则只有铜人头像的脸面大小。这些铜人面像与铜人头像所表现的对象有何不同？为什么要把铜人面像铸成大小差异明显的模样？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星堆埋藏坑出土的真人大小的铜人面像和铜人头像数量众多，除了二号坑原先所出的一件连座高达2.61、人像身高1.8米的大铜立人像（K2②：149、150）全都是用青铜铸造的外，其余原先基本上都是铜面木人像或铜头木身人像。新发现的6个埋藏坑发掘已近尾声，也没有再发现真人大小的全躯大铜立人像。三星堆的真人大小或更大的神像和人像主要都是木质雕刻，只是在最重要的部分使用青铜，二号坑这件头戴冠、身着长衣、赤足站立在四象首座上的大铜立人像，必定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类似装束的小铜人像，我们在八号坑中也有发现，该坑的双翼神兽头上就站着与大铜立人像装束和姿态一样的小铜立人像。参与八号坑发掘的何晓歌已经指出，这种铜立人像通常与铜神兽相配，应当表达巫师借助神兽的力量通神的意义。

三星堆真人大小的铜人头像，根据先前一、二号坑出土这类铜人头像的情况，笔者曾经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脑后扎一条辫子的“辫发人”，一类是头发别在头上没有辫子的“笄发人”。新发现的埋藏坑增加了铜人头像的数量，但辫发人头像大大多于笄发人头像这个比例没有改变。我们曾根据三星堆埋藏坑辫发人头像多而笄发人头像少、后者只有前者四分之一的统计数据，推断三星堆国家的统治集团是由辫发、笄发两个社群所组成，且辫发社群统治阶级是三星堆王国人数最多的贵族群体。又根据在三星堆埋藏坑的各类从事祭祀等仪式活动的小型铜人像中，几乎都是笄发人的形象而罕见辫发人的身影（只在八号坑出土了手持龙形和鸟形仪仗的辫发人铜人像各一件），我们还进而推断在三星堆国家的这两个社群中，笄发社群可能把持着国家的宗教祭祀权力，而辫发社群可能掌握着军事行政权力。现在看来，这些推论仍然可以成立。需要根据新资料更正的是，过去在一、二号坑中，曾经发现了4件金面铜人头像，笔者以前根据4个金面铜人头像辫发和笄发各二的现象，推论他们可能是三星堆贵族集团两个族群的代表。现在新发现的八号坑中，又发现了2件金面铜人头像，加上以前发现的4件金面铜人头像，这类金面铜人头像数量就达到了6件，辫发和笄发金面铜人头像各3件，笔者过去的观点应该进行修正。

图10 三星堆神庙人像群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在三星堆埋藏坑的第一批6个坑中，器物层上都覆盖有一层象牙，而第二批2个坑中却没有象牙层。这一方面说明了这两批埋藏坑的性质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这些坑内的象牙层可能具有特定的“防卫”等象征意义。

综上所述，三星堆埋藏坑掩埋器物看似繁多，如果经过拼对修复和分类归组，实际上也并不复杂，主要也就三群。第一群是以三尊人首鸟身大型神像为中心，以两棵象征太阳的大铜神树为背景的神像群，这是三星堆人的供奉祭祀对象。这些神像可能是代表天上真正存在的神接受祭祀，或许在三星堆人心目中，天上的神在祭祀活动时就会下凡，凭附在神像上，接受三星堆人的奉献。第二群是以大铜立人像、真人大小铜人头像（应有木质身躯）为主体的三星堆人的统治者群像，那些比真人脸面更大或与真人脸面大小相似的铜人面像，由于它们的脸面造型特征没有神像特征，是否这些铜面像也是三星堆统治者的形象？如果是三星堆统治者的形象，它们与真人大小铜人像的性质和身份有何不同？这些都还值得探讨。最为引人关注的是，通常的宗教祭祀场所都是只有崇拜对象的神像或标志（如牌位）、供奉神像的供奉器具以及敬献给神的祭祀用品，比较少见将祭祀者或供奉者也表现出来的例子（如后世佛教和道教造像常见赞助者即供养人）。三星堆人把自己的形象按原大铸造或雕造出来，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会不会是三星堆人认为神要依凭在神像上才能接受祭祀，自己的灵魂也要依凭在这些人像上才能将自己的意志传递到神像和神那里？还是三星堆人认为自己不能随时随地侍奉尊神，需要制作自己的替身，日夜不息地站立在尊神前面，代表自己真身来侍奉神祇？至于哪种可能性更大些，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分析。

四 推论：三星堆埋藏坑的性质及其出现背景

三星堆埋藏坑的年代、埋藏环境和埋藏物的情况逐渐清楚，这就为人们进而探讨三星堆埋藏坑、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历史背景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基础。这里，我们仅就三星堆埋藏坑的性质及其埋藏原因、埋西藏埋藏现象所见三星堆文化末期的社会变动、埋藏坑的埋藏年代等谈点初步的认识。

根据新的考古资料，现在可以肯定，三星堆埋藏坑是三星堆人在特殊事件背景下处理自己受损宗教祭祀用像设和物品的埋藏坑，不是为了祭祀某个或某些神祇的祭祀坑。三星堆8个埋藏坑基本同时，或者说第一批6个有规划的埋藏坑是同时的，是商代末期即殷墟晚期的一次性埋藏，这就基本排除了过去的主流观点，也就是这些坑属于“祭祀坑”的认识。因为祭祀活动是社群、族群、国家的经常性行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很长时间只举行一两次祭祀活动。早在三星堆一、二号坑发现后，笔者之一就基于二者埋藏现象和年代相同或相近的判断，认为二者是三星堆人因内乱毁坏神庙后的神庙物品埋藏坑。只是当时只发现了两个埋藏坑，因而曾将这两座埋藏坑当作三星堆人一座或两座神庙的全部神像、人像和礼仪用器的埋藏坑。现在新发现的6个埋藏坑，与原先的2座埋藏坑构成了一个整体（或者说至少其中6座是一个整体），所有这些埋藏坑的埋藏品才构成了三星堆神庙内从神像、人像到二者之间供奉礼仪用器的全部。因此，我们的认识也应该跟随新的发现进行调整和修正。

祭祀坑是出于祭祀某个或某群神祇的目的，挖掘土坑至地下一定深度并将祭祀用品陈放其中，以便神祇能够享用并能够知悉献祭者的意愿，并在今后满足献祭者的这些意愿，佑护献祭者及其所代表的群体。祭祀往往要有明确的祭祀对象，无论这种对象是遥远虚体的神灵还是现场实体的神像，祭祀者都会对这些神存在敬意和敬畏，不会去做亵渎神灵或破坏神像的事。三星堆埋藏坑中的超现实的人首鸟身神像、太阳栖息场所的神树等都应属于祭祀对象，三星堆人将这些祭祀对象都破坏损毁掩埋起来，这就与祭祀应该的行为和遗存现象差别太远，不大可能是所谓祭祀坑。祭祀的用品，承载盛装牲肉、粮食、美酒等青铜或其他材质的器具只是祭品的承载物，其内装的东西才是献祭给神灵的祭品。商周时期大量的祭祀坑，其内不外乎牛、马、羊等动物，东周时期有的祭祀坑在动物躯体下面还往往放置一对玉器作为引介，但一般不会将承载的器具也都埋入祭祀坑中。祭祀需要有仪式感，祭祀礼仪是在长期祭祀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规范性、规律性、象征性和神秘性的行为，祭祀用品也往往是千篇一律，不外乎就那么一些种类，不会像三星堆埋藏坑那样每个坑内的埋藏物差异颇大，器物或多或少，除了都在器物上面堆放多少不一的象牙外，看不出其他一致性。这也与祭祀坑的普遍特点完全不同。在宗教祭祀活动中，人是祭祀行为的施行者，人这个主体一般不会被制作成为像设陈列在神像前面，三星堆人将自己的形象铸造或雕刻出来，这本身就很有特色。将祭祀者自己的形象也一股脑地掩埋在土坑内，与神像和供奉器具埋在一起，这也不合常理。总之，三星堆埋藏坑有那么多与祭祀坑矛盾的现象，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仍然顽强地沿用“祭祀坑”的命名，也就值得认真加以考虑了。

至于三星堆国家发生了什么样的特殊事件，使得三星堆人最珍贵的东西受到损坏，并不得不将这些东西掩埋起来的原因，先前主要有敌国入侵破坏神庙和本国内乱损坏神庙两说。从这些埋藏坑统一规划、同时掩埋的情况看，这些坑的挖掘及其埋藏行为的实施者是三星堆人自己，这是无可置疑的。有待探讨的是，这些被埋藏的器物被损坏，是三星堆国家的敌人还是三星堆人自己。我们曾经提出过，三星堆国家是辫发和笄发两个族群联合执政的贵族分权制国家，这样的国家政治结构需要平衡两个贵族集团的利益，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就可能导致内乱，三星堆神庙受到损毁可能就是这种内乱背景下的产物。现在看来，导致三星堆埋藏坑器物被损坏，敌国入侵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如果三星堆国家的敌对方因某种原因进入三星堆城，抢夺并焚毁三星堆人的宫殿和神庙，三星堆人随即将进入城市的敌人消灭或逐出城外，三星堆人收拾被破坏的神庙内的像设和器具，并通过一定仪式将其埋藏起来以表示不再使用。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三星堆埋藏坑中有最早形态的尖底盏等陶器，这类尖底陶器在三星堆文化中基本不见，却是以后十二桥文化的典型陶器之一。在三星堆遗址中，有宝墩村、三星堆和十二桥三种文化，将埋藏坑及其所在场所垫土层中出土陶器与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进行比较，三星堆埋藏坑的年代相当于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过渡之际，也就是三星堆城发生变化的阶段。我们曾经论述过，三星堆城在这个节点以后，城邑中尽管还有一些社群居住，却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变化的证据之一是从三星堆城西城墙北段入城穿城而过的河道，在这以后可能由于疏于管理，河道已经改道，在穿过城墙的西水门河道内出现了十二桥文化的垃圾坑。变化的证据之二是三星堆城的青关山大型建筑群区域（其性质还有待探讨）被毁弃，在人工土台上出现了不少十二桥文化的普通居民，他们随意丢弃垃圾，在土台周围形成了远超三星堆文化堆积的十二桥文化的堆积，青关山主土台与北土台（或以为是北城墙）之间的深沟被十二桥文化的堆积所填埋。变化的证据之三就是，三星堆城南城的宗教祭祀区的神庙也遭到破坏，庙内的像设和供奉礼仪被烧毁和砸断，然后连同烧毁的炭渣等一起被埋在坑里。尽管如前所述，埋藏者是三星堆人自已，但把这么重要的被破坏的珍贵之物掩埋起来，背后必定有重大事件发生。变化的证据之四是，三星堆城在埋藏坑出现之时走向衰落，与之相反，距三星堆城40千米的金沙村聚落群却陡然兴起，以金沙村遗址为中心邑聚，在磨底河及故郫江沿岸出现了一批同时期的聚落。虽然在三星堆向十二桥的过渡阶段，整个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都有聚落激增的现象，但是金沙村所在的岷江沖积扇的遗址数量明显多于三星堆所在的沱江冲积扇，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变化的证据之五是，三星堆城南部的宗教祭祀区发生了变化，在埋藏坑形成以前，三星堆土垄东北面临马牧河的区域，一直有人居住，留下了从宝墩村文化到三星堆文化晚期的丰富遗迹和文化堆积（即过去三星堆发掘者所称的第一、二、三期遗存），而三星堆遗址最晚的十二桥文化的堆积（也就是过去三星堆发掘者第四期遗存）却少且分散，也就是说在三星堆埋藏坑出现以后，已经很少人在这一城区生活，因而才较少这一时期的遗存分布。三星堆的宗教祭祀区的废止，应该说明了遗址发生了重大变故。

三星堆埋藏坑的出现年代，根据新的考古资料和测年数据，已经到了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1050年间左右，相当于商代末期。这个时期正是商王朝衰落和周人崛起的时期，距离周武王灭商的改朝换代也并不太久（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商周更替在公元前1046年）。那么，三星堆埋藏坑的出现，包括三星堆城址的废弃和中心都城的转移，会不会与周人灭商这个大的历史背景相关呢？三星堆的神庙被毁和神器被埋，是否与三星堆人内部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内部纷争有关呢？传世文献所说的参加了武王灭商的西土古国“蜀”，有没有可能就有三星堆人呢？这些都是三星堆埋藏坑新发现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需要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