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白沙古驿道兴衰史略

　　茶马古道普安县白沙乡完整处

　　普安县白沙古驿道曾是连接滇黔的重要通道。从它精致的辅设和驿道的宽广来看，是精心修建的；从驿道石板上深深的马蹄印来看，是相当繁忙的。而现在它确静静地躺在普安白沙乡的山腰上，少有人问津。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以及对普安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对普安开发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对这条古道进行探索研究。

　　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驿传运输日益活跃。清代的驿传组织有驿、站、塘、台、所、铺等名称。清朝在明朝古驿道的基础上，对贵州水陆交通进行了一定的修理整治。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初八，清军多尼部由贵阳经镇宁追击李定国抗清义军，李定国抗清义军焚毁盘江铁索桥，阻击清军。盘江铁索桥被毁，增加了滇黔通道驿传和运输来往的困难。加上自安庄驿（今镇宁县境）至湘满驿（今盘州市境）一段山路崎岖，行走艰难。“驿站之险远最苦者，莫胜于黔省”（《黔南识略》），而镇宁至盘州路段又比省内其它路段更险远。雍正七年（1729年），经贵州巡抚向清庭奏准，从黄果树改道，古驿道经郎岱、毛口、烈当、罐子窑、杨松、刘官屯至盘州厅的蒿子卡，共240里，与旧路相接。这样，与原路相比，既平且近。

　　后来，清政府对这段路又进行过多次调整。雍正九年（1731年）七月裁汰黄丝驿，将黄丝驿之马匹、官役移驻于毛口，以毛口河驿移驻烈当（今晴隆县境），舍基场驿移驻普安县罐子窑、大山凹驿移驻杨松，杨松驿移驻普安州属之刘官屯。雍正十二年（1734年）二月，添设普安县罐子窑驿丞一员，移普安县原驻罐子窑典史回县城。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由于黔省军务浩繁，驿站额马不敷支用，将差役最繁之酉阳、贵定、龙里、贵筑、清镇、安平、普定、镇宁、坡贡、郎岱、毛口、烈当、罐子窑、杨松、刘官屯、亦资孔十六驿各添置马十匹，马夫五名。后来由于毛口、烈当二驿地多岚瘴（山林间的瘴气），水草恶劣，马易倒毙，官弁亦多染病；更有左右两岸，春夏雨涨，行人每苦等候。乾隆十八年（1753年）又从毛口驿附近之那贡塘一带开辟新路，经下名、阿都田、历大等处，出白沙塘，直抵罐子窑。裁汰烈当一驿，将毛口驿移驻阿都田，罐子窑驿移驻白沙关，杨松驿移驻上寨，将烈当驿裁汰之站夫一百名改设毛口驿，杨松驿增设站夫一百名。这样，“较旧路更为坦易，且无岚障之虞。”从此，白沙古驿道开始运行。白沙古驿道的开辟将滇黔通道重新连接，军情的传递和差旅的往来都经白沙古驿道而过，但没有看到修筑防御性的白沙烽火台相关记载。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贵州巡抚定长复勘驿站情形后，“将原裁之烈当驿夫马移设阿都田，借地安驿，归（安南）县兼理；原移之毛口一站，官役夫马概裁；罐子窑驿移驻之白沙关，亦普安州属，距普安甚近，将白沙关驿夫马、钱粮亦借地安设，归普安县兼管；并铸给普安州上寨驿驿记一颗；毛口、罐子窑二驿丞均裁；罐子窑汛原拔把总一员、兵二十四名移驻白沙关；杨松汛原拔把总一员、兵二十四名移驻上寨。并于新路之安黑地方设一步塘（邮驿机构），安兵五名；花贡设一马塘，安马兵二名，步兵三名；丁寨设一步塘，安兵五名；老鹰岩半坡设一步塘，安兵五名；拔兵十名于罐子窑驻防，归上寨汛辖”（《清实录·高宗实录》卷475）。“塘”乃是清代驿传组织的机构名称。由此说来，白沙半坡之“烽火台”，仍是清初“白沙塘”的遗址，并不是“烽火台”。但白沙古驿道的使用却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六月，由于黔省路险站长，非一马之力所能到，又于每站适中之地添设腰站，并于增设各站马八十匹内挑四十匹，正站、腰站各拔二十匹，驰递军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八月将“将玉屏、青溪、镇远、施秉、清平、贵定、龙里、贵筑、安平、普定、郎岱、阿都田、白沙关、刘关屯等十四腰站，于本驿马五十匹内，酌拔六匹设站接递。”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腊月，黔省由于山路崎岖，轮舟、铁轨有所不通，向设驿铺循旧安设（《清实录·德宗实录》卷566）。

　　清朝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崩溃时期，驿道运输传递也出现了许多无法弥补的弊端。尤其是生活在封建驿政下的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中备受煎熬。康熙时有一位诗人，描写当时驿夫的悲惨生活说：“奔疲面目黑，负背形神枯，水深泥没踝，衣破肩无肤，苦情不敢说，欲语先呜呜”（秦松龄《点夫行》）。在如此恶劣条件下服役的驿夫，自然不可能有劳动的积极性，纷纷逃走。一位兼管驿务的下层官吏，曾写了一部《河西驿日记》。在他的笔下，河西驿成为一个残破不堪的机构：破烂的房屋，即将倒塌的马棚，老弱待毙的病马，饥寒交迫的驿夫，构成一幅凄凉的图画。由此我想白沙古驿道上的驿传人员的境况也不会比这好。此外，驿道上还有不法官吏的勒索，造成文报迟延，通信阻塞等现象。早在乾隆八年（1743年）就有“滥骑滥应”“无勘合火牌而私家强骑者”和“州县滥应驿马”的现象（《清实录·高宗实录》）。这样的驿站，没有再存在下去的必要。所以，有识的革新之士，早就提出取消这种过时的传统驿站，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专门写了一篇《裁驿站议》。他深刻揭露了清政府邮驿的流弊，建议取消驿站，改设近代邮政。一时，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纷纷撰文，论述旧式邮驿之不便、新式交通通信设备之必须。在形势的逼迫下，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贵阳设立了第一个邮局，贵州从此有了邮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邮传部拨给贵州磁石式50门电话总机一部，安装在贵阳巡警总局，贵州始有电话。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清邮传部筹备：第一年展设贵阳至兴义电线，第七年展设贵州兴义至云南广南电线，试办贵州电话。古驿道上的驿传开始被现代电讯邮政取代，白沙古驿道的驿传也渐渐冷清下来。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贵州军阀周西成认为：修建公路不仅能保证军事行动的需要，有利于桐梓系的向外扩张，而且是“开贵州之生路，辟全黔之利源”不可少的前提，于是在贵州广泛修筑公路，在滇黔通道上修筑了贵（阳）安（顺）路、安（顺）盘（县）路。其中盘县至晴隆路段始建于1928年底，因受战乱、财力和技术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时修时停。1931年普安、安南（晴隆）筹资二万元，筑滇黔公路晴普段。滇黔公路修建历时八年多，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3月18日普安江西坡西约15千米的芭蕉关路段竣工。这年夏，江西坡大桥和三板桥大桥落成，滇黔公路正式通车。最初的木炭车和后来的汽车，开始在滇黔公路上爬行，开始了现代交通运输的新里程，白沙古驿道的交通运输作用也完全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