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元帅在革命战争中的起点很高，可以说是一开场就先声夺人。

在辛亥革命时期，贺老总就已经投身革命，为了反帝反封建更是曾三度入狱。

1927年，贺龙担任国民革命军军长，还是我党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红军时期贺龙主持组建了红二军团，并开创了湘鄂西、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曾作为红二、六军团连战连捷的总指挥，粉碎了十万敌军的“围剿”。

在抗日战争中，贺龙是八路军主力部队之一120师的师长，在与日寇的抗击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然而在解放战争中，资历比贺龙浅的几位大将都在这次的战争里大放异彩，而贺龙元帅就“半隐身”了，给人一种销声匿迹的感觉。

那么，在解放战争期间，贺龙究竟去了哪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晋绥区离不开贺老总

晋绥边区在山西、陕西与绥远的交界处。这块地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富，自然环境更是恶劣。当时晋绥边区的农业收入是冀南根据地的一半。

近代社会的变革并没有给这个地区的生活带来影响，这里的人们思想文化依然落后。

在这里，小农生产是晋绥地区的主要生产方式，人们主要以生存为主，所以接受教育的意识并不强。

当时的社会风气封建又迷信，遇到生活中的不幸，人们只想着去烧香拜佛，求神问卦。在生病后不看医生进行治疗，而是而是去请“巫婆”“跳神”进行驱邪除病，所以这里的人死亡率很高。

受到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约束，这里依然盛行“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观念，大多数女性依然会受到夫权的压迫。

在辛亥革命后，政府十分重视改革社会风气，然而在抗战前夕，晋绥地区的社会风气依旧差强人意。

种鸦片是当时的农民的主要副业，因此在这里吸鸦片的人很多。

赌博更是社会的一大顽疾，许多人因为赌博卖掉房产，甚至是卖妻卖子，更造成了抢劫诈骗，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经营价值，环境风气都极其恶劣的地方，中央对它却十分重视，甚至不惜把主力师拉到这里，由贺龙坐镇。

中央到底有什么样的打算？

在军事方面上，晋绥与陕北有一河之隔，这时的解放区总指挥部就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就是咽喉要道。更是防范日军过河西犯，隔开战场和首脑机关的的最后一道重要屏障。

从经济方面上，晋绥边区还是具有优势的，它的北面是傅作义，东南有阎锡山，再往右边就是沦陷区。

在1939年，阎锡山第一次进攻边区之后，于是晋绥就成了华中、华北与山东各个解放区的唯一通道，是保卫核心的屏障。

所以，想要经营好这块地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一个旅的正规军一定应付不了大股敌军，军衔级别低的将领也不够威望，综合考虑下，中央认为八路军主力师长是最合适的人选。

贺龙在革命军旅中的资历深厚，曾担任过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凭借着他的资历地位来坐镇晋绥，从各方面来讲都挑不出任何毛病。

就在这样的一个重要地区和重要时期下，贺老总虽然没有在山东和东北打仗，但是也说明了中央对他的极大信任。

1940年，贺龙回师晋绥，这块关键之地就再也离不开贺龙了。

陕甘宁的“萧何”

在整个抗战期间，整个晋绥根据地稳固如山，贺龙守卫在这个通道上，延安往下派干部，各大根据地的将领们回延安汇报开会，都没有遇到一点障碍，畅通无阻。

贺龙到了晋绥后，日军几次三番想要突破黄河，击破陕甘宁地区，但是由于贺龙主力的震慑，日军一直没有真正威胁到陕甘宁。

贺龙在这里没有闲着，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经营根据地、为陕甘宁提供后勤支持上，一直为我党的大业劳碌着。

即使贺龙在这里做的工作都是琐碎事务，没有率领军队驰骋沙场、攻略城池痛快，但是这些工作对于贯彻毛主席与中央的战略依然具有深远意义。

当时的陕甘宁地区一直在胡宗南部队的包围中，从其他抗日根据地获取经济支持十分困难。

蒋介石看到八路军身陷这样的状况，想要饿死陕甘宁，使中共不战而亡，于是开始剥削陕、甘两省。

延安在经济上本来就困难，中共部队人数多达数万，还有很多从各地赶过来的革命青年，这些都需要吃饭，但是以陕甘宁的物产难以支撑。

与抗战时期相比，1945后，蒋介石对陕甘宁的围堵进攻加剧，所以这时候的困难更严重了。

蒋介石军队开始进攻陕北与相邻解放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当地群众带来了极大伤害。

特别是胡宗南部队带来了重大损耗，大大削弱了陕甘宁解放区的劳力，严重破坏了陕北解放区的经济发展。

这时候该怎么解决眼下的困难？晋绥边区就是陕甘宁解放区此时的唯一依靠。

1947年，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现在任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由他来统一指挥后方，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

在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下，晋绥军区已经丢失了全部县城，在这样的情况下，贺龙接受了此项命令。

于是贺龙开始组织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大生产，并且一直节约粮食，不断向陕甘宁地区提供大批量粮食弹药。

在这年，晋绥地区遭受了特大的旱灾洪灾，人民生活也是十分困难。

于是贺龙绞尽脑汁想出了办法，他决定从晋中、晋西南，以及河北、河南购买粮食，并设立兵站，采用接力运送。然后又选拔出得力的干部，组织了庞大的运粮队伍。这样的方法，基本上解决了西北野战军与党机关的粮食供应。

贺龙曾说过：“这项任务我们必须完成，没价钱可讲，前方的战士们没有粮食吃，只要把这批粮食运过去，就是支援了战争。”

三月份的时候，胡宗南率领部队攻打到延安，陕甘宁地区陷入混乱，原有的物资根本不能提供战争的需要。

这个时候，贺龙领导的晋绥解放区显得更加重要。

西北野战军在作战中使用的弹药是从国民党处缴获的，另一边就是靠晋绥边区的供给。

胡宗南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彭德怀手中的枪炮弹药根本打不完一样，一直源源不断，取之不尽一样。其实，就是因为有贺龙在。

贺龙十分有远见，他不仅生产粮食，还在一边建立了兵工系统。

在1945年以来，贺龙就一直建立兵工厂，迫击炮弹、手榴弹、炸药等等不计其数。

贺龙把这些弹药大部分都通过黄河运送给了西北野战军，其实不仅仅是粮食弹药，晋绥地区还提供给西北野战军大部分的军服军鞋。

就连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就说过：“西北野战军所调运的粮食，主要还是晋绥地区的人民群众千里之外运过来的。”

因为贺龙对陕甘宁的后勤支持保障，彭德怀曾感叹：“按照刘邦论功行赏的说法，解放西北的第一功臣不是我，而是贺龙这个'萧何’。”

从大局上看，中共中央机关的确是关键，但是在追击方式上看，粮食和后路才是追击的重中之重。

交出麾下全部部队

有人说，如果胡宗南去打晋绥，彭德怀就能率领部队偷袭他的后方。

但是此时的贺龙手里已经没有部队了，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

在1945年的抗战胜利后，贺龙就把晋绥的野战军编成了三个纵队。这时候延安下令，要调走一个纵队去保卫陕甘宁地区。

党中央的命令在战士群体里引起了议论，不是说大家不认同彭老总的带兵能力，而是都觉得这样对贺龙元帅不公平。

然而贺老总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二话不说就接受了命令。把手下的1纵队交给了彭德怀，渡过黄河去保卫延安，甚至亲自动员战士们服从命令。

1947年，蒋介石全面挑起内战。胡宗南集结了25万人，准备对陕北发起进攻。

当时延安形势严峻，在陕甘宁边防区只有晋绥军区的部队可以支援。晋绥军区是贺龙的部队，而此时的贺龙在晋绥前线，根本顾及不了延安与陕北。

这时候彭德怀向毛主席请求调用晋绥军队。

其实毛主席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他不想当这个“坏人”去分开贺龙的一手组建的晋绥军。恰好彭德怀提了出来。

毛主席向贺龙说了这件事，贺龙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命令，二话不说就把麾下的2纵队调往陕北增援，并亲自送2纵队的司令员过黄河。

在战争年代，被一次又一次地抽走部队，对于打仗的将军来说，是十分艰难的。但是贺龙从来没有延安表现出自己的难处，而是对命令坚决执行。

他还向部下表示：“军队是党的军队，要听党的指挥，我带领的军队别人也可以带。”

在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晋绥军面对十倍多的敌军取得了陕北战区的胜利，由此就能看得出来，贺龙带出的军队实力之强。

与贺龙同级别的将领们手下都是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部队，贺龙的三个纵队被调走两个，自己却剩下了一个纵队，他从来没有闹过情绪。

难道是因为贺龙不会打仗？答案肯定不是的。

从北伐再到红二方面军长征，贺龙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抗战期间，贺龙更是指挥队伍，在落实毛主席独立自主进行山地游击队中是表现最好的队伍。

在南昌起义时，贺龙只带了一个军参加革命，20年过去了，还是只指挥一个军，并且毫无怨言，这样的境界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敬佩？

蒋介石进行对陕北的重点攻击，陕北士兵只有1.7万人，人数装备都处于劣势，于是就开始转战陕北，进行“兜圈子”。

3月份，西北野战兵团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由他指挥陕北地区的部队，原来贺龙麾下的晋绥两个纵队，都划到了西北野战军的行列。

7月，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也被划分到了西北野战军。就是说贺龙手下的最后一个纵队也要被调走了。

贺龙坚决服从命令，交出了手中最后一个纵队。紧接着就按照中央的安排，领导解放区的工作，以保障西北解放战争的后勤。

就是这样，在三年的解放战争里，贺龙一直没有带兵出战，而是常年守在黄河边，与国民党军和日军对峙。

就是由于他的守护，日军过不了黄河，国民党的多次“事变”都以失败而归。

贺龙大军入川千里追击胡宗南

1949年，毛主席与中央军委进行商议，作出决定：由贺龙率部入川，由他来对付这位熟悉的对手胡宗南。

在开国大典过后，毛主席召开会议，在会议上询问贺龙应该带哪支队伍入川。久未出山的贺龙此刻手上没有一兵一卒。

贺龙进行一番思索，他更想带领自己熟悉的“山头部队”，但是这个部队现在正在彭德怀的带领下解放大西北和新疆，现在抽调这个部队肯定不合适。

于是贺龙放弃了一野部队，选择了进川较快的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从陕西进川。

中央军委开过会议，同意了贺龙的意见，于是贺龙率领第十十八兵团入川。

在1949年的兰州战役取得胜利后，西北马家军全军覆没。在太原战役胜利后，阎锡山又是全军覆没。

在这样的战局下，胡宗南就像是瓮中之鳖，他想逃到西南，但是蒋介石让他死撑，想组织马家军再次打回去。于是胡宗南带着剩余的兵力入川。

刘伯承仔细研究，他决定从湘鄂赣地区出发，采取迂回进军，然后由二野主力绕到边境，对四川发动攻击。刘伯承的想法与毛主席的想法不谋而合，然后刘伯承找到贺龙，与他进行商量讨论。

刘伯承说：“我想秘密率领二野向湘鄂赣地区进军，出其不意地攻进敌军的大本营重庆，但是我还需要贺龙总的配合啊。”

贺龙立刻领会了刘伯承的意思，笑着说道：“我明白，我们部队在秦岭的仗打得越真实，你们就越安全。”

这两个人一拍即合，10月13日刘伯承、贺龙乘火车南下，中途贺龙下车，先朝着秦岭奔去，而刘伯承在此时前往二野所在的湘南指挥部。

新华社与此同时刊登刘伯承在北平出席活动的消息，用来迷惑胡宗南，实际上刘伯承已经到达湘南，为指挥二野进军四川做准备。

根据中央制定的作战方针，贺龙指挥第十八兵团发起了秦岭战役，60军和61军沿着川陕公路从正面佯作攻击，做出我军要南下入川的假象，大摆迷魂阵。

胡宗南果真上当，他作出部署，准备以陇南、陕南作为决战战场，让解放军进不来川境。

此时的二野还没有完成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包围，贺龙需要给二野争取足够的时间，于是作出了佯攻。

贺龙指挥队伍要进行真打，但是要故意打不下来，不给敌军喘气的时间，让他们不能休息，也逃跑不成，然后把全部的重心放在陕南和川北，于是在川东、川西和川南都没有设下重点防守。

胡宗南还在得意洋洋，开始向蒋介石邀功，说是共产党攻打秦岭多次，次次被自己的军队击退。蒋介石听了胡宗南的话也很高兴。

11月中下旬，在贺龙与毛主席的默契配合下，二野发动川黔战役，在此时的川东被解放。

胡宗南终于明白原来川东才共产党主攻的方向，川北只是一个幌子。于是他慌了手脚，把部队从秦岭防线撤回了川西平原，想要逃回云南和西康。

1949年12月，二野终于完成了大包围，二野和四野一部渡江成功，随后卢汉在云南发动了起义，胡宗南集团从川南逃跑的路被堵死。

在重庆解放之后，二野进展迅速，占领了乐山、眉山，包围了川西地区，彻底切断了胡宗南逃往西康的道路。

此时，贺龙率领的第十八兵团在川北进行包围，二野军团在川东和川西地区，卢汉也在川南地区发起了起义，胡宗南集团在四川被解放军包围的水泄不通。

邓小平与刘伯承向贺龙发来电报，可以率北路军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贺龙接到命令就率领军队南下，仅仅用了十六天的时间，就解放了成都。

胡宗南仓皇而逃，坐飞机逃往了海南，在成都的胡宗南队伍，被歼灭的之外进行了起义。

贺老总在晋绥边区

贺龙在晋绥地区不仅是为陕甘宁的后勤支持保障，作为主要领导人，他在这里更是积极推动文化建设。

贺龙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于是他在晋绥边区开展了体育建设工作，其中的一二〇师的“战斗”篮球队最是出名。

贺龙曾经倡议：要积极开展体育活动，锻炼好身体，提高战斗力，打球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促进队伍的团结。

1937年，贺龙带领的129师来了一批年轻学生，他们经常在操场上打篮球，于是贺龙就有了组建篮球队的想法。

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在兴县山沟里开辟了一块空地作为篮球场，篮球架和篮球框都是运动员们自制的，篮球是用旧布缝制的，烂了就缝补，有的没有球鞋的话就光脚。

即使条件艰苦，但是球队队员们的积极性很高，还经常举办比赛。

1942年10月，在延安，毛主席接见了篮球队，对于120师能够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还能开展体育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更坚定了他们加强体育锻炼，团结抗战的决心，因为他们认为能被毛主席接见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除了打球，贺龙同志还倡导游泳、骑马、爬山等一系列体育运动，还出席了晋绥边区举办的运动会。

1940年5月1日，贺龙出席了在兴县举办的第120师的体育运动大会。并在大会中发表讲话：“只要我们把晋绥建设好，就能像鱼在水里游一样，敌人就会到处碰壁，四处难行。”

贺龙在少年时期就知道知识教育的重要性。在艰难的战争年代，贺龙不仅要处理繁忙的军务，还不忘关心晋绥边区的教育事业。

在这里他创办了多所学校，为革命战争培养了许多人才。其中有一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随营学校”，贺龙兼任校长。

在学校里，贺龙不仅重视文化教育，更注重思想政治教育。

在一节党课中，贺龙在讲桌上放了一碗小米，一双布鞋，一个盛着一条小鱼的碗，没有拿任何讲稿。

他说：“人是铁、饭是钢。军队想要打胜仗，不吃饭是不行的，而粮食都是百姓种的，所以胜仗就得依靠群众。”

他又拿起了鞋子说：“鞋子也是百姓们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

接着他端起了水碗，说“我们要想打败日本鬼子，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绝不能脱离群众。”

这节生动的党课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学们都深受启发。

贺龙在晋绥边区的体育、教育方面的建设，有效宣传了科学的知识和先进的文化，这里的人们逐渐摆脱了封建愚昧。

从前的抽烟赌博、求神问卦等不良风气有了改变，社会秩序变得稳定，农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去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更是促进了妇女们的地位解放。

在革命战争年代，贺龙作为共产党领导，在晋绥边区积极倡导的文化建设取得了成就，不仅是改善了晋绥边区的文化情况，还巩固了晋绥边区的抗战力量，加强了作战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