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檐艺术——中国瓦当的著录与研究

《屋檐艺术——中国古代瓦当》书影

   过去一直认为，古代瓦当（主要指战国秦汉瓦当）最早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在北宋。实际上，在唐代人们已对瓦当发生了兴趣。当时人们主要是用它来改制瓦当砚。唐人吴融作有《古瓦砚赋》，其中有：“勿谓乎柔而无刚，土埏(shān)而为瓦；勿谓乎废而不用，瓦斫(zhuó)而为砚。”意思是：不要说泥土柔而无刚，施以模范可以制成瓦；不要说古瓦已废而无用，砍去筒瓦，将瓦当背面加以磨修，可以做成砚台。到了宋代，瓦当砚更为嗜古的文人雅士所喜爱。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三《砚谱》记载：在相州（今河北临漳西南12.5公里处）曹魏故都的铜雀台遗址，当地人多掘土而得古瓦，将其琢为砚台，十分精美。传说当年建造铜雀台，其瓦土经陶工精心淘洗，质地细腻。加之曾用核桃油抹涂制瓦之模范，故铜雀台瓦与普通瓦不一样，细腻而不吸水，用以贮水贮墨数月不干。宋代大书法家、文学家苏轼在其《铜雀砚铭引》中也记载：“客有游河朔，登铜雀古台，得其遗瓦以为砚。砚坚而泽，归以遗余，为之铭云……”欧阳修的《砚谱》也记载了当时人仿曹魏邺城古瓦制澄泥砚的情况。可见唐宋之时，以古瓦当制砚颇为时髦。

   唐代开始出现的瓦砚，除了以瓦当为之以外，我们也不排除以筒瓦瓦身琢砚的可能；另外人们对瓦当的关注毕竟附庸于人们对古瓦砚的青睐。那么到了金石学大兴的宋代，则确切出现了对瓦当的专门记载。

宋王辟之（公元1031—?年）在《渑(miān)水燕谈录》中记载：“秦武公作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岁久不可究知其处。元祐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浚池得古铜瓦五，皆破，独一瓦完，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北宋元祐六年为公元1091年，这是关于瓦当的最早的明确记载。另一位北宋人哲宗元符年间进士黄伯思（公元1079—1118年）在他的名著《东观余论·古瓦辨》中亦记载：“近有长安民献秦武公羽阳宫瓦十余枚，若今人筒瓦然，首有'羽阳千岁’'万岁’字，其瓦犹今日旧瓦，殊不朽腐。”他还记录了耀州（今陕西耀县）出土的西汉武帝时的“益延寿”瓦当，并据以订正唐代硕儒颜师古对《汉书》相关条的注释之误，开瓦当文字考据之先河。南宋无名氏《续考古图》卷一亦摹录四种汉瓦图形，它们是：“益延寿”“官立石苑”“长乐未央”“羽阳千岁”等。其中“官立石苑”瓦后世不见，怀疑摹文可能有误。

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志图杂说》记录了元代瓦当的发现情况，原文曰：“汉瓦形制古妙，工极精致，虽尘壤渍蚀，残缺漫漶，破之如新。人有得其瓦头者，皆作古篆盘曲隐起，以为华藻。其文有曰'长乐未央’，有曰'长生无极’，有曰'汉并天下’，有曰'储胥未央’，有曰'万寿无疆’，有曰'永奉无疆’，亦有作'上林’字者。昔人有于陈仓得秦瓦文曰'羽阳千岁’。羽阳，秦武王宫也。以是知古人制作不苟，虽一瓦甓，必有铭识，不特彝鼎为然耳。又有得瓦作'楚’字者，亦秦瓦也。秦作六国宫室于咸阳北坂上，意者必用其国号以别之欤？又'未央’字瓦，凡离宫故基亦皆有之，今杜陵碎瓦中皆有'未央长乐’等字，亦不知其何故也。”接下来，李好文又注意到秦汉瓦当筒瓦上有篦点纹和绳纹，说元人怀疑这些纹饰是用来加固瓦身的。李氏所记可见在元朝人们对瓦当的观察已十分细致。所记诸瓦除“万寿无疆”“储胥未央”“楚”字瓦外，其它六种瓦当至今都有较多存世。汉瓦中还有“卫”字瓦，过去人们认为可能与“楚”字一样，分别是秦灭卫国、楚国等，仿其宫室于咸阳北坂所用之瓦。现在证明“卫”字乃卫尉之省称。虽然至今李氏所记“楚”字瓦不见实物与拓片传世，但其非为秦瓦可以肯定，是六国宫室遗物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李氏忠实地记录下“长乐未央”之类的瓦当广泛出土于汉代离宫别馆甚至陵墓，疑惑于此类瓦何以不专门出土于汉长安城之未央宫，可见当时研究瓦当刚刚起步，元代人还没有将通用的汉代吉语瓦与汉宫殿瓦分开。明初洪武时（公元1368—1398年）王祎在他的《忠文公集》记有李好文谈到的“储胥未央”等六瓦，情况殆与李好文所记同，可能他并未见原瓦。

 西汉“长乐未央”瓦当

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福建侯官人林侗（1627—1714年）游陕西淳化甘泉宫遗址，得到一件“长乐未央”瓦，一时，知名人士为文赋诗者几遍于宇内。林侗之弟林佶(公元1660—1720年以后)著《汉甘泉宫瓦记》以志盛况，并作《甘泉宫瓦歌》，诗云：“甘泉汉宫遗古瓦，何年弃掷荒陇下。泥沙埋没风雨剥，谁人物色求诸野。阿兄游宦入西秦，嗜奇好古搜沈沦。西京文字传绝少，何意长生四字完形神。周围一尺有二寸，水清翡翠光鲜新。非篆非隶含古意，不雕不琢归元淳。欧阳集古见未到，刘攽（ban）博雅谁探真。二千余年复宝重，转忆飞廉太乙俱成尘。当涂铜雀非侪偶，历十四朝真可久。宝器逾晦逾光明，肯让漳河片瓦传不朽。”

至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浙人朱枫（字排山，浙江嘉兴人）以其子宦陕，来到关中。素有金石之好的朱枫来到文物富甲天下的陕西，十年中乐而忘返，整日访碑寻瓦，获瓦三十，异文者多至十六七种，并著《秦汉瓦当图记》四卷，启示人们对瓦当文字的研究与鉴别，他的身体力行之作成为瓦当文字有专书之始。朱氏尚有金石名著《雍州金石记》《印征》等行世。

朱枫《秦汉瓦当图记》

又过了二三十年，一些文人雅士蜂拥入陕，访求瓦当。其中仁和(今杭州)赵魏（1746—1825年）游关中毕沅幕,与孙渊如（星衍）、钱献之（坫）、申铁蟾（兆定）互相砥砺，获瓦二十余，独珍秘之不轻示人。继而，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举人、钱大昕之侄嘉定钱坫（1744—1806年）入陕西巡抚毕沅幕，亦出重值购瓦三十余，与赵氏齐名，并编成《汉瓦图录》。不久二人皆去陕，俞肇修又耽好于瓦当收藏，获瓦四十余。同时曾在关中平原东部的朝邑县任县令的申兆定深好古篆籀之文，当时每有瓦当出土，即用旧砖摹刻瓦文，毫发不爽，几可乱真。虽然家中满是锥凿等刻瓦工具，刻下的砖屑到处都是，但仍通宵达旦，不自以为苦也。而且申兆定还将赵、钱、俞三家所藏之瓦中文字内容不一样或篆法奇古者亦一一仿刻，无一遗漏。后申氏编有《涵真阁秦汉瓦当图说》。

乾隆五十至五十一年(公元1785—1786年)歙人程敦客西安，程与赵、钱、俞、申四君十分要好，四人并将珍藏之瓦当拓片以赠程氏。程氏感友人之厚意，念四君聚瓦之不易，恐年久无载而失散，于是选取文辞不同或文同而篆法有异者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印行《秦汉瓦当文字》正编及续，凡三册。共录异文59种139品。该书作为瓦当收藏第一个高潮时期(乾隆时期)的集大成谱录，影响极大。而且程氏于每品瓦当后著所从获，并一一考释，时有精辟之论。如“亿年无疆”瓦，当时俞太学(肇修)得于西安坊肆，不明何处所用。有人据《汉书·王莽传)以为王莽妻孝睦皇后亿年陵遗物。现在出版的诸如《新编秦汉瓦当图录》等重要瓦当专书仍然采用这种说法，但程敦慧眼独具，指出“亿年无疆”与汉瓦常见的“延年”之类一样，当为颂祷之辞。他的观点已为考古学家刘庄柱先生所认同。

在乾隆时期瓦当研究的热潮中，陕西巡抚毕沅(秋帆)功不可没。金石学家毕沅（1730—1797年）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状元。他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授陕西按察使。翌年（1771年），擢陕西布政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升任陕西巡抚。五十年（1785年）二月，调为河南巡抚。在陕期间，他重修先王古陵墓，并沉醉于访碑探幽，所著《关中金石记》至今仍是研究陕西碑版的必读之书。在这部书中，他亦采瓦当文字十余，后又专门著有《秦汉瓦当图》。

由于他对金石学的癖好，他的幕府中多精通此道者，前面提到的赵魏、钱坫诸人即为个中翘楚。另外他的幕僚吴县张埙还得到一品“长毋相忘”瓦，安邑宋保醇获“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瓦。后皆携人北京，一时名公钜卿皆争先睹为快。

后金石大家青浦王昶（1725—1806年，清乾隆十九年进士）官陕西按察使，前后十年，其时海内通博之士依毕、王两公以游陕访瓦者岁不乏人。

程敦《秦汉瓦当文字》

西汉“长毋相忘”瓦当

嘉庆十年（1805年），王昶编撰成碑刻学集大成之作《金石萃编》，其中也收录瓦当文字33种104件，但未超过程敦《秦汉瓦当文字》之规模。而且限于体例，只摹录了瓦当文字，未现瓦当之原形。在考释方面，多采朱枫、申兆定、程敦之说。冯云鹏、冯云鵷的《金石索》也是收录瓦当较多的书，凡55种93件。其中“周丰宫瓦”“骀炀万年”“千秋长安”“万岁”等则为程敦之书所无，书中并附简单考释。

后来大收藏家陈介祺、高鸿裁亦著录瓦文不少，其中多有出自齐鲁者，从而把人们对瓦当研究的视野引向关中以外更为广阔的地区。

陈介祺（1813—1884年），清末最为杰出的收藏大家。号簠斋，斋号十钟山房、万印楼等。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咸丰四年（1854年）辞官归里，自号海滨病史。好藏古物，又长于墨拓。陈介祺收藏之富、鉴别之精甲于天下，仅举其有铭文者，计藏有商周铜器248件、秦汉铜器97件、石刻119件、砖326件、瓦当923件、铜镜200件、玺印7000余方、封泥548方、陶文5000片等等。其中毛公鼎等商周青铜器以及古玺印收藏最富盛名，瓦当收藏几乎为之遮掩。其实其瓦当数量独步一时，虽有一些瓦当拓本通过赠送友人等方式面世，但因为当时并没有印行成书，世人知者无多。国家图书馆藏陈介祺藏瓦当拓本近千纸，其中最全的一部为《陈簠斋藏瓦当文字》。全书共18册，毛装，收录了战国、秦、汉等时期的瓦当近九百种。2008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选编出版《陈介祺藏古拓本选编瓦当卷》。陈郁先生是当代民间碑帖收藏之翘楚，他经过数年蒐集，有幸得到簠斋藏拓瓦当近千纸，2014年特精选333纸，结集《嘉树堂藏陈介祺瓦当拓片集》，限量印行350部。凭籍这两种出版物，簠斋藏瓦终露峥嵘。

清咸丰二年（1852）浙江秀水竹里（今嘉兴新篁）人金石收藏家王福田（1779—？年），以所得秦汉61瓦，摹刻成《竹里秦汉瓦当文存》，也享誉一时。

清末，著名篆刻家吴隐(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以自家所藏瓦当椎拓成书，辑成《遁庵秦汉瓦当存》(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流布颇广。

   罗振玉是晚清民国杰出的收藏家和学者，对甲骨文、商周青铜器、古玺印、古砖等都有精深研究，而且收藏宏富。其早年壮游四方，每见瓦当亦留心汇集。及居北京六年，已收集古瓦近二百品，拓片三百余纸。酷嗜金石的他，每得一瓦，必检前人著录参对研究，感慨于前人的用力之勤和千虑一失。1914年，他从家藏瓦拓三千纸中，汰除不能确认为真品者，精选出瓦当文字148种319品，著成《秦汉瓦当文字》一书，后人为与程敦之书区别，又称之《唐风楼秦汉瓦当文字》。书中二百三十余品知其藏家者，一一注明。往者传世图谱多以凿砖熔锡之法印成，前者即在古砖上摹刻瓦当印刷，如申兆定即用此法；后者即从原瓦上翻下模子，再将锡熔化铸于模中，制成版，再印刷，如程敦《秦汉瓦当文字》即用此法制成。而有深厚金石学素养的罗振玉亲自教授刻工勾勒刊刻之法，使这部瓦当图谱比以往的凿砖熔锡之法印成的图谱都更接近原作。罗谱收录瓦当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他还第一次收入了少量花纹瓦当和秦汉以后的瓦当，这也是瓦当之学的突破。罗谱虽印行于清朝覆亡民国建立后的三年，但其所录多为罗氏汇集清代诸藏家之瓦拓，而且其编辑方法亦未超出清人水平。在纪年上，以清朝遗民自居的罗振玉也不顾公元1914年已是民国三年，依然顽固地在序中记之为“宣统甲寅”，所以，可以说罗谱是有清一代瓦当之学的总结。

   民国瓦当研究乏善可陈，但人们对瓦当的收集兴趣不减，其中著名收藏家有谢文清和宋云石等。而最值一提的则是素有弄瓦之癖的镇江陈进宧(yí)先生民国二十九年来到秦汉故地的陕西。

陈直（1901—1980年），字进宧，号摹庐，晚号弄瓦翁。他祖籍江苏镇江，后迁居江苏东台，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清寒之家。十几岁起，他即开始系统研读《汉书》《史记》，以后每几年即通读一遍，重点篇章往往能大段背诵，后来史学界的同仁专家每谈及陈直先生班马之学的纯熟与精深都感佩不已。17岁时，因家中贫寒，他不得不辍学，到扬州一个碑帖店当学徒，从此开始走上艰苦的自学之路。他曾一度考取清华研究院，但终因学费难筹而放弃。然而长期的不懈努力，使他24岁写出《史汉问答》，39岁前就刊行了《汉晋木简考略》《楚辞大义述》等有影响的著作，他还参加了丁福保主编的《古钱大辞典》的撰写和研究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家乡沦于倭寇之手，先生作为一名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饿死不食周粟，毅然逃出沦陷区，绕道香港，经昆明、贵阳、成都，1940年抵达西安。倾心于秦汉史研究的他，在供职金融机构的同时，开始广泛搜罗秦汉瓦当、货币、玺印、陶器等文物。先生之于收藏，在于接千年之思，藉地下出土之文物，印证刊校历史之研究，这正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倡导的有别于旧史学从文献到文献的“二重证据法”。先生的身体力行，为秦汉史研究别开一面。建国伊始，先生即经著名学者、教育部长马叙伦的推荐，由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先生特聘，1950年起到西北大学历史系执教。没有学历的陈直先生，凭着自己多年的刻苦自砺，结合自己的爱好与收藏，梳理自藏陶瓦文字实物约二百件、拓片五六百纸，至1953年写成《关中秦汉陶录》。内容举凡陶器、瓦当、砖文、陶范等四大类，手稿藏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近年刊行之前，已早为专家学者所引证。1963—1964年，应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之邀，他到北京大学讲学，听讲者无不感慨：“陈直先生对关中秦汉的每一块砖头都是熟悉的。”粉碎“四人帮”后，劫后余生年届八旬的陈直先生老骥伏枥，又在他那贫寒灰暗的家中承担起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任务。他招收的文革后第一批四名硕士研究生现皆学术有成，成为文博界和大学里的著名学者和领导。1980年6月，他在辅导完他的研究生周天游（曾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后，终于闭上了疲惫的双目，与世长辞了。

   先生酷嗜古物，但身为一介寒儒的他并没有和他眼力匹配的经济实力，于是他选择了一般藏家不大注意的砖瓦陶器。就瓦当而言，其收藏数量虽少，但多为罕见珍品。如“西汉梁宫”瓦当、“羽阳千秋”瓦当、“永承大灵”瓦当、“孝太后寝”瓦当等。如果说陈直所藏之瓦还远不能与清代富可敌国的大收藏家陈介祺、吴大澂、端方、罗振玉相媲美的话，那他对瓦当的研究则是有口皆碑的。1963年，他在《文物》杂志11期上发表了他的力作《秦汉瓦当概述》。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文字瓦当分为宫殿类、官署类、祠墓类、吉语类、杂类等，然后广识每类各个品种的著录、出土地及功用。最后在综论中，从瓦当释义、画瓦与云纹瓦、造瓦手法、断代、出土地址、书体及规格、辞句、瓦文字数、瓦范与面积、板瓦与瓦丁、瓦窑、造瓦官吏、瓦当研究与著录情况，到藏家、瓦价、拓墨、伪刻、古物商人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研究。这是瓦当从唐代起受到重视以来一千年中第一篇瓦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瓦当研究从传统金石学走向现代考古学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是每个瓦当研究者和收藏家的必读之文。

   1964年，陕西省博物馆编辑馆藏瓦当以成《秦汉瓦当》一书。收入秦瓦40件，汉瓦95件，共86种，有许多过去谱录不见的新品类。过去由于时代的局限，清至民初的诸瓦当谱录均以石印等旧式印刷术印成，很多失形甚大。见过少数真瓦和原拓的人或可通过其型模想见原瓦的卓然神采，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则很难做到这一点。《秦汉瓦当》作为较早的以照像制版印成的瓦当图谱，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古代瓦当的庐山真面目。而且该书对绝大多数瓦当标出准确的出土地点，并对其时代特点作了简要的分析和总结。国家文物研究收藏机构的这种优势是以往私人藏家不可能做到的。

   历史翻到20世纪的80年代，瓦当作为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再一次引起世人极大的重视。此期瓦当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几部重要瓦当图录的出版和刘庆柱先生对战国秦汉瓦当、李发林先生对齐故城瓦当的权威性科学研究。

   80年代瓦当谱录的出版，是以前几百年不能相比的，其肇始得力于几部私家瓦当图谱的推波助澜。

   1983年，华非先生的《中国古代瓦当》出版。作为新中国第一本私家瓦当谱录，该书从各种资料中汇集瓦当284种，荜路蓝缕，功不可没，虽翻拍制作质量不佳，亦有个别伪品，如58号和6 1号的“马甲天下”瓦等。

1986年，杨民力先生将自己多年收集的瓦当拓片369种结集为《中国古代瓦当艺术》。此书除战国秦汉的瓦当资料外，还包括一些西周、隋唐、明的瓦拓，书后还有17幅秦汉瓦当的实物照片，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遗憾的是此书编入了一些石印品甚至伪品，如第267号“万有意”瓦当即为从仿制瓦当上拓下，第36号齐故城瓦当则可能为石印品。另外，由于拓片照像前没有熨平或托裱，所以印刷效果也难尽如人意。

1988年，沪上篆刻名家钱君匋与张星逸、许明农广泛搜集资料，选取各类瓦当700种，编成《瓦当汇编》一书，其数量之多是空前的。因为该书的目的主要在于作为一份艺术资料，故没有瓦当尺寸及出土地，这无疑减少了它的科学性。另外，此书虽经认真遴选，“汰其重出与未可确信者”，但还是混入了许多仿品与伪品，如第508号“千秋”瓦和第667号“君子”瓦等。

 在私家集谱产生广泛影响之后，国有文博收藏单位也意识到社会对整理出版更具科学性的瓦当图录的迫切要求。

    陕西是瓦当的故乡，战国秦汉是瓦当艺术的鼎盛时期，作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关中向为瓦当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国有文博单位多收藏有瓦当，其中以陕西省博物馆（后分为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管会、西北大学四家收藏最丰。

    60年代，陕西省博物馆早着先鞭，率先出版《秦汉瓦当》，在编录的科学性上开了一个好头。21年后的1985年，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亦将其藏瓦辑成《秦汉瓦当》出版。此书共收录秦汉瓦当140品，其中多有不少罕见珍品，如“临廷”瓦当（11号，孤品）、“涌泉混流”(22号)、“都司空瓦”（26号）、“延寿长久”(36号)、“千秋万世长乐未央昌”（63号）、“千秋万岁与地毋极”(62号)及西安北郊出土的四神瓦当等等。此书不但在书后标明每品瓦当的时代、面径、出土地和简单描述，而且许多瓦当为实物照片，使读者对瓦当的凸凹质感、线条的圆劲、残破的沧桑感都有了更好的理解。不过此书将伪品“益延寿宫”（23号）收入，导致这件伪品的更广泛的流布。

    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印行《新编秦汉瓦当图录》，此书共收录考古所及陕西其它市、县博物馆收藏的瓦当390件，比洋洋大观的罗氏唐风楼《秦汉瓦当文字》所录还多71件。其中包括秦图像图案瓦146件、汉图案图像瓦60件、汉文字瓦183件。其中的菁华鳞集自不待言，更为可贵的是多数瓦当是考古工作者亲自发掘或采集的，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往者收藏家记录之瓦当出土地点，多得于瓦当商人之口，其准确性大打折扣。而《新编秦汉瓦当图录》却大不一样，考古工作者不但著录其时代与尺寸、出土地，有些还尽可能记录了瓦当背面及所附筒瓦的纹饰和制作痕迹，科学性有了进一步突破。

    西北大学是瓦当研究专家陈直先生生前执教的地方，在陈直先生的影响下，其历史系文物陈列室（现扩为西北大学文物博物馆）藏瓦甚多。1987年与陈直先生一同创办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刘士莪教授将系藏瓦当248件汇成《西北大学藏瓦选》，并附系藏瓦当拓片74种。

 翌年，考古学家徐锡台、楼宇栋、魏效祖出版《周秦汉瓦当》，凡录396件。特别是书中科学著录了5件出土于周原遗址的中国最早的瓦当——西周素面、重环纹半瓦和4件凤翔雍城出土的春秋绳纹半瓦，丰富了我们对战国前瓦当的认识。但此书的印刷质量还不能令人满意。

    如果说80年代是瓦当资料的极大丰富时期，那么90年代，瓦当研究在60年代陈直先生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进展。

    过去瓦当图录多只录陕西关中出土的战国秦汉瓦当，清晚期虽有陈介祺、高鸿裁、罗振玉等开始注意关中以外诸如山东、河北的瓦当，但影响并不大。1990年，业师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李发林教授出版《齐故城瓦当》。这是除图录外国内外关于瓦当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更是陕西关中秦汉瓦当之外关于瓦当的又一最重要地点山东临淄齐故城瓦当专项研究的开山力作。该书对齐故城瓦当的种类、题材、演变和年代、特色、纹样渊源、制作方法等都进行了系统论述。

60年代，陈直先生对秦汉瓦当进行了总结性研究，并对传统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的结合作了有益的尝试。以后近三十年中，陕西瓦当的研究基本未超出陈直先生的水平。90年代，这一局面有了很大改观。

1994年，刘庆柱先生著成《战国秦汉瓦当研究》一文。作为秦汉考古专家的刘庆柱先生，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先后在秦汉故地陕西参加主持秦咸阳城遗址勘探、秦咸阳宫第一、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的发掘、汉唐帝王陵墓的勘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宣帝杜陵、汉长安城的发掘等。丰富的田野考古实践使他具备了以往任何瓦当研究者都难以具备的第一手考古资料。刘文首先突破了人们在瓦当研究中唯重关中的狭隘视野，对河南、齐鲁、燕赵及其它地区的瓦当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透过常人难以找寻的琐碎资料，使我们对这些地区的瓦当面貌有了较为清晰的总体认识。其次，过去瓦当研究者多只重视文字瓦当，对图案瓦当的种类和流变缺乏研究，这也是由于以往图案瓦当多为采集，在断代上缺乏考古地层的有力支持所致。刘文以考古发掘为基础，对各种瓦当图案的分布与演变进行了详细的阐发，对前人之说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修正。如过去陈直先生认为秦汉瓦当的“云纹是由铜器云雷纹及回纹演变来”，刘文明确指出此说不妥。云纹渊源于葵纹，葵纹向云纹的过渡发展：“一是由葵纹演变为羊角形云纹，进而发展为蘑菇形云纹；二是由葵纹演化为反云纹，进而发展为云朵纹。”第三，在文字瓦当方面，刘文也澄清了许多传统旧说，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如他明确指出文字瓦可能出现于西汉景帝时期；过去普遍认为的秦“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瓦当为西汉中期之物；提出了文字瓦当面中央仅饰圆饼者多为西汉中期或稍早之瓦当，西汉中晚期，圆饼周围多饰联珠；瓦当制法的变化在武帝中期等等的观点。

秦云纹瓦当

秦葵纹瓦当（临潼区鱼池村秦遗址出土）

西汉“长生无极”瓦当

90年代，瓦当资料汇集的一大收获是1995年日本金石拓片收藏家伊藤滋出版之《秦汉瓦当文》。日本是海外最为关注中国瓦当的国家，过去他们出版的瓦当专书主要有《书道全集》（平凡社，1931年）、《汉瓦当文集》（1960年）、堀（kū）口苏山《秦汉瓦砖集录》和关野雄《半瓦当之研究》。《秦汉瓦当文》是公元2000年以前所有瓦当图录中收录最多、印刷最精的瓦当图录。共收入各类瓦当1098件，其中原大者213件，缩小者885件。文字瓦共725件，385种，其中72种未见以往著录。

    在国内还有两部拓本瓦当录值得一提，一部是首都博物馆编辑之《首都博物馆藏秦汉瓦当选辑》，共录40品；一部是北京私人收藏家路东之从其所藏300多方瓦当中精选60品辑成的私人藏品集。两谱均以宣纸精拓而成，惜价格甚昂，流传未广。

文字瓦当是瓦当家族的骄子。汉代瓦当文字的奇肆善变为金石学家心折不已。1996年11月，当今印坛大家沪上韩天衡先生偕弟子张炜羽、郑涛，穷三年之功，编成《古瓦当文编》出版。作为第一本关于瓦当文字的字典，该书收单字三百三十余，总存字三千四百余。韩氏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眼光，系统地阐发了瓦当的艺术价值，多有精辟之论。如他指出：瓦当分割的扇形空间对方正对称的秦汉文字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古代艺术家以相应的变形文字去吻合这扇形特殊的空间，成功地获得了出神入化，神采飞扬的文字变形。基于破平衡、破对称、破规则的前提，瓦当文字以其灵变、夸张、错落的造型特点而独具一格。瓦当艺术对篆刻家“印外求印”极有价值。瓦当艺术是相对独立的自成体系的艺术品类，是一门至今为人们关注而有待在史学、建筑学、画学、书学上深加研究和开掘的艺术品类。至于所云瓦当艺术“滥觞于战国”、战国瓦当“皆为半圆”则表现了艺术界对考古界的瓦当最新研究成果的陌生。

上世纪末，还有赵力光、傅嘉仪两位陕西金石学家在戮力搜集瓦当资料。前面提到的伊藤滋的《秦汉瓦当文》（定价8000日元）等宣纸原拓本及宣纸印刷本一般工薪阶层难以问津，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赵力光先生收录瓦当740种编成的《中国瓦当图典》1998年出版，部分弥补这种遗憾。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长傅嘉仪先生（1944～2001年）是一位很有造诣的书法篆刻家，凭借其广泛影响，他的《秦汉瓦当》收录各类瓦拓1602件，1999年出版，其总量超过了日人伊藤滋之《秦汉瓦当文》。

    综上所述，我们大概可以将公元2000年以前的瓦当著录与研究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唐一明，是瓦当引起人们兴趣并开始著录的萌芽时期。其代表作有北宋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黄伯思的《东观余论》和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志图》等。

    第二个时期  清代一民国，是瓦当著录的普遍兴起时期。其代表作有清乾隆朝朱枫的《秦汉瓦当图记》和民初罗振玉的《秦汉瓦当文字》。

    第三个时期  20世纪50～80年代，是科学的瓦当资料汇集与研究时期。其代表作为陈直先生的《秦汉瓦当概述》和《新编秦汉瓦当图录》等。

    第四个时期  90年代，是考古学的深入介入和资料汇集的长足发展时期。其代表作有刘庆柱的《战国秦汉瓦当研究》和李发林的《齐故城瓦当》、伊藤滋的《秦汉瓦当文》、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等。进入21世纪，瓦当收藏与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风起云涌。

    2002年，陈根远出版《瓦当留真》，开瓦当收藏专书先河。2010年，中国馆收藏瓦当数量和品类最多的'秦砖汉瓦'专题博物馆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成立，馆藏西周至明清各个时期瓦当2000余品。同时韩国柳昌宗先生也在韩国创办了瓦当博物馆，并印行瓦当图书多部。2006年在刘庆柱先生指导下，申云艳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瓦当研究》，这是国内首部瓦当专题博士论文。2016年，田亚岐、孙周勇出版《椽头乾坤——陕西古代瓦当》。瓦当受到越来越多的收藏家与学者的关注……

2014年，陈根远在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接受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主持人王鲁湘采访，介绍瓦当艺术（右一为博物馆创办人任虎成）。

韩国柳昌宗出版部分瓦当图书

本期栏目图文由陈根远先生提供，内容选自于陈根远、朱思红编著的《屋檐艺术—中国古代瓦当》第一章12—27页，文字使用时有所改动。